杨坚松了一口气。
这段时间他一直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在忙于稳定局势、处理日常行政工作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他觉得,再乱的线团都有一个线头,再复杂的形势都有一个关键——这个关键,就是制度和法律。
法律为治国之本,而北周的法律既烦琐又混乱,必须制定新法。
隋朝刚一建立,杨坚就让高颎、郑译、杨素以及大理前少卿常明、刑部侍郎韩濬、比部侍郎李谔、兼考功侍郎柳雄亮等人编修新律。
不久,又有于翼、李德林、苏威、裴政、王谊、元谐等人加入编修队伍。
这里边,主要的编撰者为高颎、李德林、苏威、郑译和裴政。
高、李、苏三人位居宰辅,郑译是佐命功臣,跻身主编之列自然毫无疑问,而时任率更令的裴政靠的则是他在司法界的经验和名气。
裴政是南梁名将裴邃之孙,早年在南梁任职,西魏攻陷江陵后到了长安,深受宇文泰的重用,曾和卢辩等人一起草拟了西魏、北周的六官制度,并且参与制定过北周律令,是当时著名的法律专家。
据说他判案极为公正,甚至连被他判了死刑的犯人都对他心服口服,没有一个上诉的:裴大夫让我死,我没有任何怨言。我可以死,我应该死,我必须死,我不得不死。如果我不死,老天爷一千个不答应,老百姓一万个不答应……
公元581年10月,新法正式完成并颁布实施,这就是著名的《开皇律》。
《开皇律》以公元564年颁布的《北齐律》为蓝本,同时博采兼收魏、晋、齐、梁等各朝法律的优点制定而成,共有十二篇,分别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
其中第一篇“名例”属于法律总则,第二篇到第十篇为实体法,最后两篇为程序法。
新律废除了枭首(斩首后悬于高杆上示众)、轘裂(即车裂,俗称五马分尸)以及鞭刑,又规定除谋反外,不再株连九族。
新律规定的刑罚种类分为五种,分别为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用棍子打)、笞刑(用竹板打),俗称五刑。
其中,死刑分绞(绞刑)、斩(斩首)两种,绞因可留有全尸,较斩为轻。
流刑也就是流放,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也分为三种,分别是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两千里,至于往哪个方向则大致取决于鸟类——鸟不在哪个地方拉屎,你就去哪里;这还不算,按照规定还要在流放所在地分别服劳役两年、两年半、三年;此外,服刑时还须分别加杖一百、一百三十和一百六十。
徒刑五种,分别是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
杖刑五种,从六十下到一百下。
笞刑也分五种,从十下到五十下。
新法对刑讯也进行了规范。
以前官府讯问人犯时,由于法无规定,狱吏经常滥施酷刑,往往屈打成招,酿成冤案。现在新法要求审讯拷打时不得换人且不得超过两百下,对各种枷杖、刑具的尺寸也都有详细规定。
除此以外,新法还首创了“十恶”和“八议”制度。
“十恶”由《北齐律》的“重罪十条”发展而来,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项罪名。这十条中,五条涉及忠君(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不义),四条属于孝义(恶逆、不孝、不睦、内乱),一条属于特别恶劣的犯罪(不道),充分体现了其忠孝治国、儒家礼教法律化的特点。
新法规定,凡犯有这十项重罪的,一律从重处理,即使是大赦天下的时候也不得宽赦,因此也称“十恶不赦”,这一制度被后世长期沿用,影响极为深远。
“八议”是对官僚贵族在法律上给予的特权,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也就是说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这八种人犯罪,必须按特别审判程序认定,并依法减免处罚——反正就是拉偏架、“法律面前人与人不平等”的意思。
“十恶”和“八议”的设立,充分反映了杨坚大力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等级、建立社会秩序的意图,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基础从此定型。
公元583年,杨坚又命纳言苏威和礼部尚书牛弘等人对新法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订,删除了一千多个条款,仅保留了五百条,按照《隋书》的说法是: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
《开皇律》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大里程碑,其立法精神、司法原则和依法治国的思想,不仅为之后的唐宋明清各代所继承,而且在世界上尤其是东亚地区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就像再漂亮的美女,如果不能触碰也只是个摆设一样,再先进的法律,如果不能贯彻,那也毫无用处。
因此,法律制定后,接下来最重要的当然是要依法办事。
在这一方面,杨坚十分重视,开皇年间,他曾经多次亲自参加案件的审判,以避免出现贪赃枉法的冤案。
在他的带动和监督下,一时间,有法必依、执法公正成了隋朝各级政法机关的常态。
当时著名的学者国子博士何妥在上表中称赞杨坚说,陛下留心狱讼,爱人如子,每次决狱,无不详细咨询各位办案人员。如今之所以出现刑罚不滥的局面,正是源于陛下的圣明啊!
何妥的话虽然略微有些拍马屁的成分,但客观地说,这就和别人称赞小子我长得帅一样——基本还是事实。
就这样,到公元582年6月,隋朝建国仅仅一年多后,新的政治制度、新的领导班子、新的法律相继建立完成,但杨坚还不满足,他还想再建新功——建一座新的都城。
隋朝是在北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都城自然也设在了北周的旧都长安。
长安位于关中平原腹地的渭水之滨,是著名的古都,西周、秦、汉等多个朝代都曾在此建都,地理、人文条件得天独厚。
然而,自从汉末以来,长安城历经战乱,屡遭兵毁,早已残破不堪,已不能和洛阳、邺城等其他一些北方中心城市相提并论。
西魏当初建立时,僻处关陇一隅,境内没什么大都市。就仿佛晚清皇帝不得不在一群丑女中间挑皇后一样(有照片为证),西魏开创者宇文泰也不得不在一群小城中间选都城,最终长安毫无悬念地脱颖而出——再次成为一国之都。
杨坚对长安旧城非常不满意,他觉得,此城规模狭小,和自己理想中大国首都的样子起码有着一亿光年的距离。这座破败的旧城,根本就无法体现自己君临天下的威严。
事实上,杨坚之所以想要迁都,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史书记载的原话是:宫内多鬼妖。
杨坚现在所居的皇宫,是被杨坚杀光的北周皇族宇文氏曾经住了几十年的地方,处处都留有宇文氏的气息。
每次住宇文邕住过的房间,每次踩宇文赟踩过的地板,每次上宇文阐上过的茅房,杨坚就会触景生情,仿佛看到他们音容宛在,阴魂不散,无处不在,让他非常不安。
甚至有时他还会出现幻觉,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陈王宇文纯等一个个被他杀害的宇文氏冤魂时不时地会出现在他面前,工作休闲来一个,朋友聚会来一个,健身娱乐来一个……
这样的皇宫,让他感到惶恐;这样的金碧辉煌,让他感到心必会慌。
作为一个迷信的人,杨坚在这里觉得“宫内多鬼妖”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因此,他一心要建新都,好早些离开这个让他不安的地方。
新都建在哪里,他也早已有了打算。
他看中了一块风水宝地——位于长安旧城东南面的龙首原。
按照《水经注》的记载,传说秦朝时曾有龙到渭河饮水,龙首原正好是龙头所在地,因而得名。
除了名字吉利,龙首原的地理位置也非常不错,此处北靠渭水,东临浐河,西近沣水,是一片海拔四百多米的高地,其地势自北向南由高到低,树木林立,风景秀丽。
不过,在一片空地上兴建一座庞大的都城,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征用大量的劳役,这对于隋朝这么一个刚建立不久的新王朝来说,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
建还是不建?
杨坚有些拿不定主意。
公元582年6月12日晚上,他特意在宫中召见高颎、苏威两位宰相,商议迁都之事。
君臣三人讨论了整整大半夜,最终还是没有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第二天一早,杨坚按时上朝,会见群臣。
还没等他开口说话,通直散骑常侍(皇帝高级顾问)庾季才就站了出来。
庾季才在北周时曾任太史令,以精通天象而闻名于世,此前杨坚受禅的日期就是他定的,结果一切都很圆满,他也因此被擢升为现在的职务,深受杨坚的信任。
庾季才上了一道奏本:臣仰观天象,俯看图记,各种迹象表明,迁都势在必行。臣听说,昔日唐尧的都城在平阳,虞舜的都城在河北,可见帝王所居,世代不同。而且,现在这个国都自从汉代兴建以来已经八百年了,水都已被污染,又咸又苦,实在不是宜居之处。愿陛下顺天应人,早定迁都之计。
杨坚惊呆了——怎么这么巧呢?难道这真的是天意?
他情不自禁地对旁边的高颎、苏威两人说道,是何神也——这实在是太神奇了!
看到这里,小子我忍不住要插嘴:神个屁呀,还不是高颎或者苏威偷偷告诉他的!——这哪里是什么天意,根本就是作弊!庾季才这个滑头哪里是什么善观天象,根本就是善观风向!
不过,毕竟隔了将近一千五百年,杨坚好像听不到我的话,迷信的他对庾季才的话居然深信不疑,不仅当场就重赏了庾季才,还高兴地说,朕自今以后,信有天道矣!
看到本来是自己分内的马屁居然被庾季才抢了个先,主管观测天象的现任太史令就仿佛自己名下的女朋友被别人抢走了一样着急,他再也坐不住了,便也马上上奏说,臣亦发现当有移都之事,天命难违,天命难违呀……
杨坚大喜过望。
然而,直到此刻,他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毕竟迁都是件大事,不仅花费极大,而且,在新朝初建百废待兴的时候就大兴土木,大臣们会怎样看待自己呢?会不会不利于政局的稳定呢?
就在他还有些迟疑的时候,太师李穆出手了。
踢过球的人都知道,足球场上最重要的是跑位,也就是要能在恰到好处的时间出现在某个关键的地方,不能早一步,也不能晚一步。
搞政治也是一样,你必须知道何时何地自己该出现,何时何地自己该消失。
李穆就是这样一个善于跑位的高手,他总是能恰到好处地出现在杨坚最需要他出现的时候。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穆给杨坚上书了,他从天意、人望、历史、现实等各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迁都的必要性,言辞极为恳切。
李穆的话彻底打消了杨坚的顾虑。
他终于不再犹豫了:天道聪明,已有征应;太师民望,又有此请。可矣!
公元582年6月24日,杨坚正式下诏,命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相当于建设部长)刘龙等人主持营建新都。不过事实上他们只是挂名而已,真正负责具体工作的是营新都副监(新都建设副总指挥)宇文恺。
宇文恺是名将宇文忻之弟,但兄弟俩的个性、爱好却完全不同。
宇文忻以武勇著称,他却纯粹是个文人,自幼博览群书,多才多艺。隋朝建立后,他曾担任营宗庙副监,负责修建宗庙,表现极为出色,让杨坚看到了他在建筑方面无与伦比的特长,故而这次他又被委以重任。
宇文恺没有辜负杨坚的信任,在他的主导下,新都的建设可谓日新月异。
开工仅仅9个月后,一座气势恢宏的大都市就顺利建成了。
杨坚把新都命名为大兴城。
他希望他的帝国在他的统治下能又大又兴旺,大大地兴旺,而且,他在北周时初登仕途的爵位就是大兴郡公,他相信,正是大兴这个封号给他带来了好运。
大兴,是多么吉利的一个名字!——当然,这一点上海人是不会同意的。
不过,杨坚和他手下所有的大臣没有一个是上海人,所以,大兴城这个名称也就毫无争议地定了下来。
新建成的大兴城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近代以前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其东西长18里125步,南北宽15里175步,按照现在的计量单位,算起来面积有约84平方公里,比明清时的北京城还要大一倍多,仅其宫城中心部分的大兴宫就比明清时的紫禁城要大五倍!
在大兴城的设计上,宇文恺可谓费尽了心思。
龙首原上原有六道高坡,宇文恺认为这正好应了《周易》中乾卦的六爻,便以此作为新城总体规划的基础,把皇宫、官署、寺庙等建筑建在这六道高坡之上,充分显示出皇权、政权和神权的至高无上。
大兴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大部分组成。
宫城是皇帝及皇族居住的地方,位于城的正北面,奠定皇帝坐北朝南、统辖百官的格局。
皇城位于宫城的南面,是政府各衙署的办公之处。
外郭城内建有东西南北交错的二十五条大街,把全城分为108个坊——坊是当时的居民生活区,每个坊都建有围墙——跟现在的封闭式小区一样。
皇城中间正门的南面有条宽150米的朱雀门大街,把大兴城一分为二,东为长安县,西为大兴县,各领54坊,并且各占两坊地的东西两市。
全城从南到北共置有13列坊,象征一年12个月再加1个闰月;其中皇城以南9列,暗合周礼“王城九逵之制”。
建筑的风格往往取决于业主的喜好,就像我们这里华西村著名的金塔充分体现了老书记个人的审美一样,大兴城也处处都打下了业主杨坚那浓浓的个人印记。
杨坚志向高远,大兴城自然也是大手笔的,规模宏大,雄伟壮观,前所未见。
杨坚处事严谨,大兴城自然也是有规则的,四四方方,秩序井然,等级森严。
杨坚务实勤俭,大兴城的建设自然也以省钱为第一要务,包括太庙在内,新城建造所需的材料大多是由旧城拆迁而来,这不仅节约了大量的资金,也极大地加快了建设的速度。
公元583年3月18日,杨坚率领文武百官浩浩荡荡迁入了新都大兴城。
站在宫城高大巍峨的城楼上,看着远方喷薄而出的太阳,43岁的杨坚豪情满怀,踌躇满志。
他已经建成了史上无人能比的最大城市,他还要建立史上无人能比的最大功绩!
万丈高楼平地起,万世功业现在始!
很快,他又开始了另一项重大工作——改革地方行政制度。
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各方战乱频仍,历朝历代或为赏赐功臣,或为拉拢豪门,往往要滥设州郡,广布官吏。
史书描述北齐时期的地方乱象时说,百室之邑,遽立州名,三户之名,空张郡目——有一百家就设一个州,有三户就能设一个郡。
这当然是有些夸张的,但问题的严重性显而易见。
北周的情况也是如此。
北周末年,全国共有211个州,580个郡,1124个县,而当时全国的人口只有约1800万,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州只有不到九万人!换句话说,当时一个州刺史的实际权力,可能仅相当于现在某些地方的一个镇长,因为两者管辖的人口数量差不多!
如此繁多的地方机构,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政府财政,而且降低了行政效率,也极大地助长了地方的豪强势力,极不利于中央集权。
公元583年11月,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上书说,当今的郡县,比古代多了几倍。有的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有的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应该把小的郡县合并或裁撤,如此一来,国家可以减少支出,选官也可以得到贤才。
看到这份上表,杨坚很兴奋,仿佛伯牙遇到了钟子期,蔡锷遇到了小凤仙——真是知音哪,这与他的想法几乎完全不谋而合!
随即他马上决定着手对地方机构进行整顿。
鉴于州郡重叠的情况极为严重,他没有采用杨尚希所提的并小为大的建议,而是更进一步更加彻底——他干脆取消了郡这一级机构!
这个决定一下子就撤销了近六百个郡,而按照当时的规定,郡分九级,最大的上上郡官员有146人,最小的下下郡也有77人,这次废郡,涉及的官员至少有五六万人之多!
这么多的官员,该怎么安排呢?
要知道,当时郡太守以下的官员都是地方上自行征召的,这些地方官员很多都出身于本地的世家大族,不仅在当地势力很大,而且往往和其他地方甚至朝廷的高官也有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总之,背景很深,水也很深。如果对他们不能妥善处置的话,很有可能会酿成变乱,弄不好甚至还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杨坚没有一味地展示他强硬的铁腕,而是表现出了灵活的手腕——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强硬,什么时候该灵活,就像水在河中,河宽则波平,河窄则浪激,顺风则流速,逆风则行缓,一切都不能绝对,一切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他把其中一部分郡官吸收到上一级的州里面,一部分则下放成为县官,而更多的郡官则成了所谓的乡官,不入官品,不理时事,彻底失去了权力。
杨坚做事向来雷厉风行。
仅仅一个月后,废郡的工作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当年年底就基本完成。
汉末以来实行了整整三百年的州、郡、县三级体制就此变成了州、县两级体制。
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一个更重要的改革——把州县机构的僚属改称品官,不仅全部要由吏部任命,而且每年都要进行严格的考评,作为去留或晋级的依据。
他还规定了地方官的任期,刺史、县令任期不得超过三年,品官则是四年。
这一举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之后地方官吏的任用权被彻底收归中央,彻底扭转了自汉末以来豪强左右地方行政的局面,大大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大大增加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
从此,中央对地方有了绝对的权威,指挥起来堪称如臂使指,如汽车方向盘指挥车轮。
就这样,在开皇初年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三省六部制、《开皇律》、大兴城、州县两级体制……一个个气势恢宏的大手笔,一个个前所未有的新制度,都在杨坚的手上变成了现实!
他以非凡的眼光,非凡的胆略,非凡的魄力,非凡的勤奋,一笔一画地描绘出了自己心目中的蓝图,一砖一瓦地缔造出了自己理想中的制度。
杨坚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巅峰期的总建筑师!
历史选择了杨坚,杨坚也创造了历史!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巨大的成就竟然是在外敌四面入侵的严酷环境下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