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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基称帝，对志存高远的杨坚来说，远不是终点，只不过是路边的一个加油站。
隋朝刚一建立，他就开始大刀阔斧地实行自己和崔仲方等人一起酝酿的制度改革方案。
他宣布废除北周官制，恢复汉魏旧制。
从此，大冢宰、大前疑之类的称号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空、司徒）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
申国公李穆、邓国公窦炽两位年高望重的北周老臣分别被封为太师和太傅，任国公于翼出任太尉，郢国公王谊则担任司徒。
但此时的三师、三公都只不过是有名无实的荣誉职务而已，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三省手里。
所谓三省，即内史省、门下省和尚书省。
内史省（原中书省，因避杨坚父杨忠讳而改）负责起草诏令，置内史监、内史令各一人。
门下省主管审核诏令，其最高长官称为纳言（即以前的侍中，避杨忠讳而改）。
尚书省负责执行诏令，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置尚书令一人，左右仆射两人，为正副长官。但由于尚书令位高权重，除了隋炀帝时期杨素曾短暂担任尚书令这一特例外，此职位在隋唐两代大多缺而不授，左右仆射因此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其中又以左仆射为重。
尚书省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后改为刑部）、度支（后改为民部）、工部六部，每部设尚书一人，为其首长。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合称“八座”，构成尚书省的领导核心。
除此以外，还有主管国家经籍图书与天文历法的秘书省，掌管宫内事务的内侍省，与上述三省合称五省。
但真正执掌国家政务的是内史、门下、尚书三省和吏部等六部。
宰相则由三省长官共同担任。
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省六部制。
在这一制度下，领导机构宰相制代替了秦汉时期的个人开府宰相制，宰相从无所不管的百官之长，变成了各管一块的机构负责人。
在这一制度下，相权被一分为三，决策权、审议权和执行权三者相分离，三省宰相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削弱了相权，巩固了皇权，有利于防止出现宰相专权的局面。同时又扩大了议政人员的名额，收到了集思广益的效果。
在这一制度下，各部职责有明确的分工，有利于政令的贯彻执行，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
相比以前，这一制度的先进性和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它自从问世以来，就显示出了极其强大的生命力——不仅为之后的唐朝所全盘照搬，而且其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了一千三百多年后的清末！
究竟谁会被委以重任，出任三省的主官也就是新朝的宰相呢？
所有的文武百官都翘首期盼，拭目以待。
然而，杨坚的选择让几乎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不管是于翼、梁睿、王谊、梁士彦、宇文忻等功臣宿将，还是郑译、刘昉、柳裘、卢贲等佐命元勋，全都没有份儿！
无论资历还是经历，无论出身还是名声，杨坚任命的人，与于翼等人相比，就相当于初中毕业的村办小企业打工仔比哈佛出身的世界五百强高管一样——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那么，他选定的大隋首任三省首脑到底是哪几个人呢？
他们是：
尚书左仆射兼纳言高颎，内史监兼吏部尚书虞庆则，内史令李德林。
这三个人在原来的北周都不是什么大人物，高颎之前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中下级官员，李德林出自北齐，而虞庆则更是一个资历很浅、来自偏远地方的新人！
虞庆则的得宠来自高颎的举荐。
他本姓鱼，据说祖上是关中汉人，在十六国时期迁居灵武（今宁夏灵武），从此世居于此，其父虞祥曾任北周灵武太守。
他身长八尺，相貌堂堂，性情倜傥，不拘小节，由于自幼生长在北方边境，因此习性颇为胡化，他不仅精通鲜卑语，而且擅长骑射，胆识过人，经常身披重甲，带着两把弓，一边疾驰，一边左右开弓，本州豪侠对他都极为敬畏。
除了武艺高强，他还读了很多书，对汉朝名将傅介子、班超尤为推崇。
北周宣帝初年，他曾担任并州总管府长史，协助越王宇文盛率军讨平了石州（今山西离石）一带的稽胡（又名山胡，并州北部山区的少数民族）叛乱。当时高颎在宇文盛麾下任职，对虞庆则的才干极其欣赏，战后正是因为他向宇文盛力荐，虞庆则才得以升任石州总管。
虞庆则不负所望，恩威并施，境内秩序井然，不仅石州本地的稽胡再也没有作乱，甚至还有外地的八千多户胡人慕名前来归顺。
后来高颎在进入相府后，又把虞庆则推荐给了杨坚。
杨坚对他一见如故，非常信任，不久就让他担任相府司录，现在更是把他提拔为新朝的首任宰相之一。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资历不在深，有能力则行。
高颎、虞庆则、李德林这三个宰相虽然资历都不够深，但能力都够强，而且其配备也非常合理。
从才干上来说，高颎是文武兼备，虞庆则是武将出身，李德林则是纯粹的文臣；
从民族来说，李德林是纯粹的汉人大族出身，高颎虽是汉族血统但曾被赐鲜卑姓独孤，虞庆则是满口鲜卑语的胡化汉人，显然这是胡汉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
从地区上来说，高颎成长于北周的核心地区关中，虞庆则来自北方边境，李德林来自原北齐，充分照顾到了地域因素。
杨坚的思维之缜密、用人之高超，由此可见一斑。
与高颎等人的迅速崛起相对应的是，刘昉、郑译两人的彻底失宠。
杨坚初任执政的时候，刘昉、郑译曾分任相府司马和相府长史，但两人贪图享受，纵情声色，耽误了不少公事，让杨坚渐生不满，而辞任监军一事更是让杨坚彻底看清了他们的不堪。
因此在高颎从前线回京后，杨坚就让他代替刘昉出任相府司马，刘昉则被免职。
郑译是杨坚交情甚密的老同学，又在其上位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故杨坚没有马上废除他的职位，仍然让他继续担任相府长史，但却暗中命令下属所有重大事务都不要向郑译通报，郑译从此也远离了权力中心。
隋朝建立后，刘昉被晋封为柱国，改封舒国公，郑译则被晋封为上柱国，赏赐丰厚，还被加以可恕免十次死罪的特殊待遇，但两人都没有得到任何具体职位，从此只能赋闲在家。
刘昉，你好色，就在家专门研究十八摸和床上七十二式吧；
郑译，你善音乐，还是在家专攻琵琶的3568种弹法吧！
与刘、郑两人命运相仿的还有梁士彦。
在平定尉迟迥后，梁士彦出任新的相州总管，但杨坚对战功赫赫而又桀骜不驯的他很不放心，没过多久就召其回京，从此他也成了有钱有闲但没权没事的闲居一族。
对李穆，杨坚则又是另一种态度。
他刚一称帝，就给李穆下了一道诏书：公既旧德，且又父党。敬惠来旨，义无有违。即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您不仅德高望重，还是家父的同辈好友，您劝我顺应天命的心意我不敢违背，所以在本月十三日当了皇帝了。
之后，他不仅加封李穆为三师之首的太师，赞拜不名，而且对其族人也特别优待，李氏子孙即使还在襁褓之中就全部被封为仪同，李家手持象笏身居高位的有一百余人。
知趣的李穆曾多次请求告老还乡，杨坚却坚决不许：高才命世，不拘常礼。
关于李家的荣盛，史书上只有八个字：穆之贵盛，当时无比。
总之，在开皇初期我们看到的景象是：在北周时期名声赫赫的那些关陇勋贵，要么退居二线（李穆、窦炽、于翼、王谊出任位高却没权的三师、三公），要么干脆被提前退休（梁士彦、郑译、刘昉等）；而之前的边缘人物高颎、虞庆则、李德林等人则成了新政权的核心人物。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杨坚的用人原则——抑制勋贵，重用新人。
因为杨坚本人之前的军功并不是特别显赫，只是因缘际会地通过宫廷政变而成功上位，这让他对那些原来在北周功高望重的重臣感到很不放心，生怕他们会不服自己。
这一点，只要看他和王谊的一次对话就知道了。
杨坚刚登基不久，有一次打算去岐州视察（治所今陕西凤翔）。
王谊劝谏他说，陛下初临万国，人心未定，为什么要离京出巡呢？
杨坚笑着回答，我当年与你们这些人地位相当，现在你们一下子变成了我的臣子，难免会有些想法。我这次出行，是要扬扬威风，让你们心里服气。
这句暗藏锋芒的戏言，其实充分反映了杨坚内心的真实想法。
也正因为这样，他对以王谊为代表的北周重臣，只给高位或重赏却不肯给予任何实权；而他之前独当一面的时间不长，并没有多少长期跟随自己的班底，因此重用高颎等新人也就成为他必然的选择。
对前朝的勋贵如此，对前朝的皇族该如何处理呢？
内史监虞庆则向杨坚建议，要求尽灭北周宇文氏宗族。
这个建议非常残忍，但却很对杨坚的胃口。
他知道宇文氏在关中经营近五十年，虽然因宇文赟的乱政而导致上下离心离德，让自己乘虚而入夺得了政权，但宇文氏的影响还在，众多大臣和百姓中也有人对北周依然有感情。要让这些人彻底死了复辟北周之心，他就必须对北周宗室赶尽杀绝！用北周宗室的人头来震慑那些不安分的人！
因此杨坚当即表示同意。
左仆射高颎、左卫大将军杨雄等人虽然有不同意见，但他们深知杨坚说一不二的脾气，也都不敢当场反对。
只有内史令李德林坚决不同意，还据理力争，希望杨坚不要这么做。
杨坚勃然大怒：君读书人，不足平章此事——你是个书呆子，不值得和你讨论此事！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于是，北周太祖宇文泰的孙子谯国公宇文乾晖、冀国公宇文绚，孝闵帝宇文觉的儿子纪国公宇文湜，明帝宇文毓的儿子酆国公宇文贞、宋国公宇文实，武帝宇文邕的儿子汉国公宇文赞、秦国公宇文贽、曹国公宇文允、道国公宇文充、蔡国公宇文兑、荆国公宇文元，宣帝宇文赟的儿子莱国公宇文衍、郢国公宇文术，以及宗室宇文洽、宇文众、宇文椿及其子孙全部被处死。
已退位并被改封为介国公的小皇帝宇文阐当然也不会幸免，没过多久他也不明不白地死了。
至于死因是什么，三个字：你懂的。
杨坚随即改封宇文洛为介国公。
但宇文洛和北周皇族的关系其实已经很疏远了——宇文洛的祖父宇文仲只不过是宇文泰之父宇文肱的堂兄弟。
注意，是堂兄弟，不是亲兄弟！
这也说明，宇文泰的祖父宇文韬的所有后代已经一个不剩全部被杀光了！
引人深思的是，宇文泰、宇文邕父子殚精竭虑，创造了无比巨大的家业，然而，他们创造的家业越大，给子孙带来的祸患也越大！为子孙挖的坑也越大！
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正相关的函数关系？
一声叹息！
虽然滥杀前朝宗室在战乱不已的南北朝时代司空见惯，但杨坚的这种做法还是让后人颇有非议。
清代史学家赵翼就说，窃人之国而戕其子孙至无遗类，此其残忍惨毒，岂复稍有人心！
但这就是杨坚的风格——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宁可血流成河，也要杜绝后患！
什么同情？什么恻隐之心？
在他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这样的字眼。
这一事件也反映了杨坚和李德林关于治国理念的重大分歧——李德林想要的是实行仁政的王道，而杨坚要的是高压的霸道！
在李德林看来，仁政理念是他的底线，而底线就像底裤一样是绝不能轻易脱下的，因此他绝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去迎合杨坚。
他和杨坚的裂痕由此产生。
之后，杨坚对李德林的态度也变了，李德林从此日益被疏远，取代其地位的是另一个人——苏威。
苏威出身于关中大族武功苏氏。其父苏绰曾任西魏度支尚书，是宇文泰在治国上最倚重的谋臣，被称为西魏立国之本的“六条诏书”就出自苏绰之手。
可惜苏绰因积劳成疾，在公元546年就英年早逝。
宇文泰亲自为他送葬，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还动情地说，苏尚书的心事，妻子兄弟都不一定清楚，但我都知道。这世上只有你我最了解彼此的心意，我正要与你一起平定天下，你却这么快就离我而去！这可让我怎么办！
苏绰死的时候，苏威才五岁，长大后，他举止端庄，处事沉稳，才华出众，颇有其父的风范。
当时执掌朝政的大冢宰宇文护对他非常看重，一心要把亲生女儿嫁给他。
然而，苏威认为宇文护专横跋扈，从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一定难以长久，与其结亲风险极大，看到宇文护，他就仿佛看到天空飘来四个字——“大难临头”。
因此，他坚决不肯答应，还逃到山中躲了起来。
但当时宇文护正权倾天下，天下事就没有他办不成的——就是要给自己养的狗找个美女做压寨夫人都没有问题，何况是为自己的亲生女儿找个如意郎君呢？
最后，迫于其叔父和各方面的压力，苏威还是没有能保住自己的贞操——带着一副牙疼的表情，被迫和宇文护的女儿成亲。
对自己的女婿，宇文护当然要重点栽培，先后任命他为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等职，但苏威都称病不肯接受，只是隐居在山中，以读书为乐。
也正因为如此，在周武帝宇文邕诛杀宇文护后，苏威不仅没有受到牵连，还被加封为稍伯下大夫。
但苏威却依然称病不出。
杨坚担任丞相后，高颎多次向他推荐苏威，说他有大才。
杨坚也早就听说过苏威的贤名，便把他请入相府，一番交谈下来，两人一见如故，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苏威更是激动得有如小蝌蚪终于找到了妈妈。
此后苏威便在相府住了下来，成为杨坚的重要助手。
然而，就在杨坚准备要受禅的前夕，苏威却突然不告而别。
高颎爱才心切，请求杨坚派人把他追回来。
杨坚对此却看得很开：不必了。苏威这个人注重名节，他这是不想参与我改朝换代的事，随他去吧。到时他自然会回来的。
果然不出他所料，等到隋朝建立后，杨坚用一顶太子少保的官帽去召苏威，苏威马上就来了。
这样一个有才华却没有任何野心、有名气却与前朝没有任何瓜葛的人，毫无疑问是现在的杨坚最喜欢的，他当然要加以重用。
因此，不久后，杨坚又加封其为纳言兼民部尚书，让他和高颎两人一起执掌朝政。
苏威慌忙上表辞让。
当然了，他这么做，既是出于谦虚，也多少是感到有些心虚——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他根本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会被提拔为宰相！
杨坚下诏安抚他说，舟大者任重，马骏者远驰。以公有兼人之才，无辞多务也——大船装得多，骏马跑得远。以你的大才，完全可以胜任多项职务，请不要推辞。
杨坚这么一说，苏威也深受感动——良臣遇明君，终于可以一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了！
苏威一直记得其父苏绰在世时说过的一句话。
当初苏绰治理西魏的时候，由于西魏国力弱小、战乱频仍、财政困难而不得不对百姓征收很重的税负，但他对此一直都深感不安，临死前还曾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这样的叹息：我所做的就像拉紧弓弦，不是长久之计。后代的君子，有谁能使弓弦放松呢？
实现父亲遗愿，儿子责无旁贷。
因此苏威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奏请杨坚，请求减免赋税徭役，让百姓休养生息。
这个建议正合杨坚之意，他马上就同意了。
苏威深感知遇之恩，从此对杨坚更加尽心辅佐。
一次，他看到宫里挂帐幔的钩是用白银做的，便立即对杨坚说了一大通道理，要他注意节俭。
杨坚被说动了，马上下令把宫中一切奢华的装饰物全部去掉。
还有一次，有个大臣惹恼了杨坚，杨坚一时火起，想要亲手杀了他。
苏威认为此人罪不该杀，赶紧上前劝阻。
但杨坚正在火头上，哪里听得进去。苏威便死死挡住了他，不让他动手。
杨坚想要绕过他，但根本绕不过去——他走到哪里，苏威就挡到哪里。
最后杨坚无奈，只得就此作罢。
过了一段时间，杨坚逐渐清醒过来，便重新召见苏威，对他大加赞赏：你能这样做，我无忧矣。
这和后来唐太宗和魏徵、宋太祖和赵普的事迹是不是很像？
也许，成为昏君的办法有无数个，但成为明君的道路只有一条：纳谏。
杨坚一向推崇勤勉，而苏威一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事必躬亲，这种认真劲最对杨坚的胃口——就像长发气质美女最对小子我的胃口一样。
不久之后，他又让苏威兼任了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长）、京兆尹（首都长安最高行政长官）、御史大夫（最高监察机构长官）。
苏威一人身兼五个要职，加之他功名心重，喜欢揽权，而且做事苛细，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吃喝拉撒、鸟兽虫鱼，样样都要管，因此也引起了一些朝臣的不满。
治书侍御史梁毗上表弹劾苏威，说他贪图权位，没有举贤自代之心。
然而，当一个男人热恋一个女人的时候，她好动是活泼，好静是文雅，话多是热情，话少是内秀，衣着暴露是性感，衣着保守是端庄……反正无论她做什么，都是那么地可爱。
现在杨坚对苏威的感觉也是这样——无论苏威做什么，都是那么地正确。
更重要的是，包括苏威在内的宰相群体是他刻意越级提拔的，对他们的权威，他当然要坚决维护！
因此，杨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苏威。
他在朝堂上公开回应梁毗的质疑：苏威志向远大，朝夕都孜孜不倦，就算他举贤有缺，又有什么关系呢？
接着他又对苏威说，才能用的时候就尽力施展，用不上的时候就深藏不露。只有我和你能做到这一点哪！
最后他面向群臣讲出了他的结论：苏威没有我，他的主张就无法实施，我没有苏威，又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杨素才辩无双，但要论博古知今，帮助我宣扬教化，就远远比不上苏威了。苏威若逢乱世，肯定是商山四皓（西汉初年著名的四位世外高人）一样的隐士，怎么可能出山呢？
这一席话表明了他对苏威的绝对信任，从此再也没人敢对苏威说三道四了。
见到杨坚这么无节制无底线地夸赞苏威，高颎也有些坐不住了。
他主动表态，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自愿被拍死在沙滩上——自己愿意辞职，把尚书左仆射这一职务让给苏威。
出人意料的是，杨坚竟然没有做一丝挽留，就当场批准了高颎的辞呈。
不过仅仅过了数天，他又下旨说，苏威在前朝隐居不仕，是高颎的引荐才让他出山的。引进贤才应该受赏啊，怎么可以让你去职呢？
于是，高颎又官复原职。
在这出戏里，杨坚和高颎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既又一次拔高了苏威的地位，也让高颎获得了心胸宽大、主动让贤的美名，更体现了杨坚高超的用人水准，真可谓一石三鸟！
与善做事却不善做人的苏威不同，高颎识大体，顾大局，虑事深远，举重若轻，善于协调各方关系，因此他资历虽然并不很深，却很快就得到了朝野上下的认同。
杨坚对高颎也是非常信任，每次见到他都亲切地叫他独孤（其父高宾在西魏时期曾被赐姓独孤），将其视为皇后独孤氏的娘家人。
当时，高颎辅助杨坚掌管全局，苏威负责行政，虞庆则主管吏部，另一位参与朝政的是左卫大将军广平王杨雄。
前面说过，杨雄是杨坚的堂侄，在杨坚受命辅政的时候他曾为其四处奔走，延揽了李德林、高颎等人才，又帮助除掉了毕王宇文贤，出力甚多。隋朝建立后，他被任为左卫大将军，执掌禁军，地位举足轻重。
高颎、苏威、虞庆则和杨雄四人在隋初的政坛炙手可热，被合称为“四贵”。
这些政治新秀的迅速崛起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时任太子左庶子（太子杨勇的侍从官）的卢贲就是其中一位。
卢贲在北周末年曾任司武上士，掌管皇宫宿卫，为杨坚的上位立下了大功。
他本以为自己可以凭功臣的身份出将入相，然而现在却是高颎、苏威这些功劳、资历都不如他的人当了宰相，而他自己竟然只是个小小的太子属官，这种感觉就像本以为自己可以吃到大餐，现在却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吃大餐自己只能吃泡面，让他心里怎么可能平衡！
他找到了同样不得志的刘昉。
眼看着杨坚这个自己亲手扶上台的人却把自己拉下了马，刘昉就像为心爱的男人付出了所有的一切却被无情拉黑的女人一样——对负心汉杨坚充满了无尽的怨恨，自然和卢贲一拍即合。
接着他们又联络了上柱国李询、元谐和华州刺史张宾。
李询是李穆之侄，在平定尉迟迥叛乱时功勋卓著，隋朝建立后，他受命督办修建京畿水利工程，自感不受重用，因此颇有怨言——本来想的是治理国家，现在却只能管理民工；本来想的是指点江山，现在却只能指点泥浆……这算什么事呀！
元谐是杨坚的多年老友，性情率直，自视甚高，对高颎等新秀把持朝政也不太服气。
张宾是道士出身，在杨坚未发迹时就和其交情甚密，据说还曾预言其将来会做天子，因此杨坚称帝后就提拔他为华州刺史。
总而言之，这五个人有四个共同的特点：都和杨坚有旧交，都对杨坚有功，都对现状满腹怨言，都……都是男的。
他们心中无比不满，不满之后就想不轨——密谋要废掉高颎等人，取其位而代之。
也不知是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好，还是杨坚的情报工作做得太好，他们的计划很快就败露了。
杨坚下令追查。
狡猾的刘昉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卢贲和张宾两人。
这正是杨坚所要的——因为李询、元谐两人都是出身豪门又有军功，是关陇集团的重要人物，影响很大，此时隋朝初建，人心不稳，对他们应该以安抚为主。
于是他干脆顺水推舟，装聋作哑，只追究卢贲、张宾的责任。
公卿大臣大多认为卢、张二人图谋不轨，该当死罪。
但杨坚认为在这个时候诛杀这两个曾经有功于自己的老朋友可能会不利于时局的稳定，因此表现得极为宽大：他们都是我当年的旧人，不忍加诛。就把他们除职为民吧。
一场政治风波就这样被巧妙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