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黑格尔讲过一句话:和平是一个民族最大的腐蚀剂。这句话被广泛引用,网络上、军报上都出现过,但是至今没有查到准确出处,无法证明黑格尔是不是讲过这句话。大约黑格尔有这个意思,可能这不一定是准确的原话,但是毫无疑问,对军队来说,和平的确是最大的腐蚀剂。战争是检验军队的唯一标准。和平年代没有这个标准了,其他标准就上来取而代之,于是开始钻营关系,开始利益输送,开始曲意逢迎,还打着“沟通能力强”“协调能力强”“领会意图快”等旗号,在和平时期开始了对军队的强力腐蚀,最终必然导致军队战斗力瓦解。
军人离开了求胜,就变成求官、求衔、求地位、求待遇,那么要军队有什么用?
美国人贝文·亚历山大写了本《统帅决胜之道》,其中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对高明将帅如何决胜的理解,是从认识到平庸的将帅何以不胜开始的。”这句话说得精彩。真正研究胜道者,关键是要从琢磨别人怎么失败的而不是研究人家怎样胜利的入手。真正明白别人是怎么失败的,才能悟出你怎样避免失败,然后才能取胜。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两名苏军著名战将,巴甫洛夫大将和朱可夫大将,20世纪30年代苏军两颗新星,是斯大林最欣赏的两名战将。他们俩同时出任坦克实验团团长、军长、军区司令。巴甫洛夫是苏军头号坦克战专家,斯大林对其重视程度超过朱可夫,一直把他放在最重要的西方方面军担任军长、军区司令。朱可夫则扮演救火队队长的角色,哪儿有问题就被派去哪儿。把巴甫洛夫一直放在最重要的西方方面军,是为防备德国人可能的入侵。所以,在苏军组织的大型对抗演习中,朱可夫从来扮演蓝方司令,巴甫洛夫则从来扮演红方司令。
就是这个人物,当过装甲兵司令的苏军头号坦克战专家、长期研究实验新型兵种的领导者巴甫洛夫,最后脑袋进水了,竟然向斯大林、军事委员会呈交了一份取消坦克军建制的报告。此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德国军队以大规模装甲集群为主要突击力量的闪电战即将开始之时,苏军却按照巴甫洛夫大将这样一个坦克战专家的建议取消坦克军,使苏军在卫国战争初期损失惨重。为什么巴甫洛夫这样一个很懂坦克战的专业人士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做出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
1937年3月,苏军大清洗,提出“大纵深作战理论” 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基辅军区司令亚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乌博列维奇、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埃德曼、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科尔克等高级将领被清洗。斯大林希望其他的高级将领与图哈切夫斯基的“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划清界限。巴甫洛夫本是图哈切夫斯基大纵深作战理论的忠实弟子,在这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他急于与图哈切夫斯基划清界限。1936年至1937年巴甫洛夫参加西班牙内战 ,任坦克旅长。从西班牙回来他就赶上了“大清洗”。于是他向斯大林、向苏联军事最高当局递交了一份报告,结论是利用大规模坦克集团奔袭并不可能取得战争胜利,所以坦克军的存在价值不大。这是苏军在战争之前犯下的致命错误:德国人正在组织装甲集群,苏军则按照巴甫洛夫的建议取消了坦克军。结果巴甫洛夫指挥的西方方面军在德军装甲集群的大纵深机动奔袭中全军覆没。这是非常残酷的教训。
1941年6月22日,德军“巴巴罗萨计划 ”开始,向苏联大举进攻。正是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群和霍特的第三装甲集群形成的两只铁钳,五天之内完成对巴甫洛夫指挥的西方方面军的全面合围。德军这两个装甲集群向白俄罗斯深远后方向心突击,6月22日发动进攻,27日在纵深400公里明斯克完成对西方方面军的合围,近40万部队被围在里面。面对灾难,西方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竟然还不知道,他还在按照斯大林的要求要一线部队坚决反击,还在把部队往前面调,想抵住德军的进攻。但德军已经通过两翼的装甲迂回将他全部包围了,巴甫洛夫一直不知道大难临头。斯大林6月30日从德国电台中收听到西方方面军被包围的消息,立即要朱可夫通过无线电台与巴甫洛夫通话,询问德方报告是否属实。巴甫洛夫这时候才如梦初醒,了解自己的部队已全面陷入合围。斯大林派飞机到明斯克,把西方方面军的司令、参谋长全部接到莫斯科,西方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参谋长克里莫夫斯基赫少将等人被送交军事法庭。7月8日,德国包围圈内的苏军部队消耗殆尽,30万人被俘,包括数名军长、师长,苏军损失坦克2500辆、火炮1500门,西方方面军全军覆没。这是二战初期苏军最惨痛的教训。
1941年7月28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公布第0250号命令:
“鉴于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和方面军参谋长自德军开始进攻后其惊慌失措,指挥无方,致部队瓦解,导致大量仓库武器流入敌手;擅离方面军岗位,致敌有机可乘,突破方面军防线。方面军通讯处主任格里高利耶夫,理应在方面军司令和作战司令之间建立持续通畅的通讯,但惊慌失措,无所作为,未采用无线电联系,致使作战最初几天各作战部队处于无指挥状态。第四集团军司令科普洛科夫惊慌失措,无所作为,可耻地抛弃信任他的部队,致使该军瓦解,导致巨大损失。”
大家注意公报中用了三个“惊慌失措”:方面军司令、参谋长惊慌失措,通讯处主任惊慌失措,集团军司令惊慌失措。
最后的处治是:
西方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立即枪毙;
西方方面军参谋长克里莫夫斯基赫少将立即枪毙;西方方面军通讯处主任格里高利耶夫少将立即枪毙;第四集团军司令科普洛科夫少将立即枪毙。
同时或被枪毙、被判刑、被解除职务的高级将领有:第六步兵军军长阿列克谢耶夫少将;
第五十六集团军参谋长阿鲁沙尼扬少将;
国防人民委员部委员伊万诺夫中将;
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教研室主任库兹明少将;
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列昂诺维奇少将;
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系主任梅列科夫少将;
第四坦克师师长波塔图尔切夫少将;
第二十七集团军参谋长罗曼诺夫少将;
第三十步兵军军长谢利瓦诺夫中将;
列宁格勒方面军副参谋长谢马什科少将;
红军军事交通局局长特鲁别茨科伊中将;
第十五步兵师师长克鲁尼科夫少将。
这就是战争伊始一批和平时期将军的悲惨下场。
斯大林在最高统帅部的文告里宣布:
我警告,无论是谁,如果违背军人誓言、忘却对祖国的责任、玷污红军战士的崇高称号、表现懦弱和惊慌失措、擅离战斗岗位以及未经战斗即向敌人投降,都将受到军法最严厉的无情惩罚。
此命令向团级及团级以上所有指挥员传达。
苏联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
约·维·斯大林
卫国战争开始,苏军面临巨大灾难。西方方面军全军覆灭,对苏军士气影响巨大。但苏军统帅部对高级军官的严厉惩处,又使失败之中低落的士气从高级指挥层开始重新振作。首先从高级指挥员开始强烈地认识到,必须照看好自己的部队,必须消灭当面的敌人,必须取得战斗胜利。
正是在惨痛损失和巨大灾难之中,朱可夫凸显出来了。
作为斯大林最信任的两名指挥官,随着严酷的卫国战争到来,表面看两人几乎同时都完了:1941年7月底,巴甫洛夫因西方方面军全军覆灭而被执行枪决;7月底,朱可夫被解除苏军总参谋长职务。但实质完全不同:巴甫洛夫被枪毙,是因为失职;朱可夫被解除职务,则是因为尽职。
当时在德军进攻压迫下,苏军全面吃紧。为避免西南方面军再陷危局,朱可夫作为苏军总参谋长,向斯大林建议放弃乌克兰首府基辅。斯大林勃然大怒:“你说什么?!把基辅交给敌人?简直是胡说八道!”朱可夫回了一句:“如果您认为您的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就请您解除我的职务。”斯大林当天就将朱可夫解职,派他去当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但战争进程不幸被朱可夫言中。西方方面军全军覆灭后,德军大举向斯摩棱斯克进攻,使西南方面军的北部侧翼受到严重威胁;南方方面军作战失利节节败退,又使西南方面军的南部侧翼完全暴露。于是在苏德两军交战的前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突出部,突出部内有苏军西南方面军80万部队,处于极易被德军合围的境地。朱可夫不是不知道斯大林难以同意,仍然坚决建议放弃基辅,让西南方面军部队立即后撤,脱离险境。
朱可夫因此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斯大林的反对,则让卫国战争初期作战最有成效的西南方面军反而因自己坚守不退,继西方方面军之后再陷入灭顶之灾。9月15日,南北对进的德军克莱斯特第一装甲集群与古德里安第二装甲集群在乌克兰西部的洛赫维察会师,庞大的苏军西南方面军五个集团军全部陷入德军合围。德军使用的方式与两个月前围歼巴甫洛夫的西方方面军几乎完全一样,但这次苏军损失更为惨重:损失兵力达60余万,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大将、军事委员布尔米斯坚科和方面军参谋长图皮科夫少将战死。即使到二战结束,德国陆军战史也称该战役为“世界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陆上合围战役”。
正是通过惨重的损失,斯大林真正看出了朱可夫的价值。在首都防御迫在眉睫的危急时刻,朱可夫被从列宁格勒前线紧急召回,负起指挥莫斯科保卫战的任务。这无疑是朱可夫一生责任最重大、任务最艰巨、考验最严酷的时刻。当时德军已在苏军防线中央取得纵深突破,莫斯科到处是焚烧文件的黑纸灰,外交使团离开莫斯科,退往古比雪夫。惊慌的人群中间谣传德军坦克会很快冲进莫斯科市区,有人抢劫商店,还有人抢劫运送罐头食品的卡车,更有人偷偷烧毁党证,摘掉家中的斯大林像。在决定莫斯科存亡的关键时刻,斯大林亲自打电话给朱可夫,不加任何掩饰,提出了他平时不愿意对任何人提出的问题:能不能够守住莫斯科?他对朱可夫说:“我怀着内心的痛苦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
面对斯大林以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的坦诚,三个月前因主张放弃基辅而被解职的朱可夫沉默了一会儿,后来回忆道,“甚至能听到话筒那边斯大林急促的呼吸声”。最后他一字一句地回答最高统帅:“能够守住莫斯科。”朱可夫一生指挥了无数场战役,包括辉煌的攻克柏林大会战,但没有一次战役像莫斯科保卫战这样关键,没有一句话如“能够守住莫斯科”这样撼天动地、字字千钧。
后来才有了著名的1941年11月7日红场阅兵,阅兵部队走出红场就开赴前线。几辆坦克刚刚开出红场就掉头,斯大林看见了问是怎么回事。旁边人告之,他们要直接进入莫斯科的城防。
苏军顶住了。
进而苏联顶住了。
巴甫洛夫、朱可夫这两个被斯大林欣赏的将领,结局差异巨大。巴甫洛夫没有认识到战争模式已经出现的重大变化,主观上将军事问题政治化,用政治上与斯大林保持一致作为最高标准,最终使自己的部队和自己都陷入灭顶之灾。朱可夫则以夺取战争胜利为最高标准,虽经沉浮,却最终成为卫国战争中最杰出的苏军将领、四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至今朱可夫的青铜雕像放在莫斯科红场俄罗斯国家博物馆之前,骑着高头大马,马蹄下踩着德国之鹰,作为苏军获得战争胜利的象征。
可以设想,如果不发生战争,又会如何?如果不发生战争,巴甫洛夫、朱可夫两人都能够在官场中平步青云,巴甫洛夫很可能还要走到朱可夫前面。但战争发生了,不以人的主观为转移。战争会撕去一切假面,对军人做出最严厉无情的淘汰和筛选。
还可以设想,如果历史能够重新开始,又将如何?如果历史重新开始,巴甫洛夫肯定会对其观点和做法做出大幅度调整,向同事和战友朱可夫靠拢,那么希特勒的军队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地长驱直入,悔过的巴甫洛夫同样可以享受英雄的辉煌。
但历史不容后悔,也无法重新开始。“一将功成万骨枯”,正是战争中军人命运的庄严与悲壮所在。在灾难危重、艰难困苦的战争时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能够有朱可夫这样的战将挺身而出,是民族有幸,国家有幸,军队有幸。
没有完美的将军。朱可夫也不是不犯错误的天才。后来人们将其缺点罗列出来:骄傲,专横,跋扈,私藏战利品……主观上说,那是因为其毛病的确不少;客观上看,则是因为战争已经过去,和平已经到来。
军人之于国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国家养军队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自战争诞生军人这种职业,就不是承受失败的,军人生来是为了战胜。
但战争法则如钢铁一般冰冷。
战场的荣辱不是军人的选择,而是战争的选择。一支平素慕于虚荣而荒于训练、精于应付而疏于战备的军队,高级军官无危机感无紧迫感的军队,没有军人枕戈待旦的军队,兵力再多、装备再好,也无有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