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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都是顺便说说的。

我写第一本书时还很年轻。由于偶然的运气，我的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各种各样的人都想跟我结识。

我最初是怀着羞怯但又急切的心情被领进伦敦文学界的。现在我常回忆起那时的情况，未免有些感伤。我已有很长时间没去那里了，如果那些涉及伦敦文学界现时特点的小说描写得准确的话，伦敦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作家们聚会的地点变了。切尔西区和布卢姆斯伯里区成了雅集的场所，取代了汉普斯特德、诺廷山门、高街、肯辛顿。那时候，年龄在四十岁以下算是明显的优势，而现在，年龄超过二十五岁就让人觉得可笑了。我想，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有点羞于流露自己的情感，由于怕受嘲笑，对自己的言行有所约束，避免给人以更明显的自视甚高的印象。我不相信在那个文人聚集的波希米亚社群里存在提倡禁欲的极端文化，但我也不记得那里有当今似乎流行的那种粗俗的淫乱现象。我们那时用体面的缄默来掩盖奇思怪想，并不觉得虚伪。我们也并非总是直言不讳。那时妇女还没能完全展示自己的才能。

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我记得那时经常坐很长时间公共汽车到好客的文学界人士家里去。我很羞怯，总是先在街上来回溜达，等鼓足了勇气才去按门铃；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被领进一间屋子，里面很闷，满是客人。我被介绍给这位名人、那位名人，他们出于好心称赞我的书，让我感到特别不舒服。我觉得他们期待我说些睿智的话，可我想不出说什么，总是聚会过后才想起来。我尽力掩饰自己的尴尬，主动帮着端茶送水，分发切得不规则的面包和黄油。我不想引起别人注意，以便能轻松地观察这些名人，听他们说睿智的话。

我记得那些身材高大、身板直挺的女人，她们长着大鼻子和贪婪的眼睛，穿的衣服如同甲胄；我还记得那些瘦小如鼠的老处女，她们嗓音柔和，目光犀利。她们吃涂了黄油的烤面包时总要戴着手套，这让我惊讶不已；我注意到，她们以为无人注意时会把手指头往座椅上抹，那种若无其事的神情真让人羡慕。这样做肯定有损于那些家具，但我猜想，当这位女主人回访这些朋友时，她也会对她们的家具进行报复。这些女宾中，有的人穿得很时髦，她们说一点儿都不明白为什么你写了一本小说就应该穿过时的服装。如果你身材姣好，不妨最大限度展现出来，你的小脚穿上时髦的鞋子并不会妨碍编辑接受你写的“东西”。可是别的女宾则认为这愚蠢可笑，她们自己穿着用“艺术印花布料” 做的衣服，戴着俗艳的首饰。男宾们从外表看并不怪僻。他们尽可能打扮得不像作家。他们希望被人看作精通世故的人，走到哪里都会被当成一家城市公司的经理人。他们总是显得有点疲劳。在这之前我没结识过作家，我发现这些人很古怪，但总觉得他们好像不大真实。

我还记得，当时我认为他们的谈话富于机巧，常常惊讶地听他们说尖刻的幽默话，只要一个同行作家转过身去，他们就会用那样的语言把他贬斥得一无是处。艺术家与全世界其他人比起来，有一个优越条件：他们的朋友们不仅给他提供了可讽刺的长相和性格，而且提供了可讽刺的作品。我对于能否像他们表达得那么恰当，或者那么流畅，不抱任何希望。在那些日子里，谈话仍然是一种艺术，需要修炼；简洁机敏的应答比锅底下烧荆棘的爆声更受赏识；隽语警句（那时还不是愚笨者用来佯装睿智的机械工具）给文人雅士的闲谈增添了风趣。可惜的是，那些机智的妙语我全都记不起来了。但我认为，当我们的谈话转向书稿交易（写作艺术的另一个方面）的细节时，话题才集中起来，谈话从来没有那么舒畅过。在讨论了最近出版的新书的优点之后，我们自然会琢磨这书卖出了多少册，作者得到了多少预付款，总共可能赚多少钱。然后我们会谈论这个或那个出版商，比较一下哪个慷慨大方，哪个自私小气；我们会争论是去找愿意提供优厚稿酬的出版商，还是去找认识书的价值并“强力推销”的出版商。有的出版商做广告不在行，有的就做得很好。有的出版商是现代派的，有的是老派的。随后，我们会谈到经纪人以及他们替我们争取到的稿酬；谈到编辑以及他们欢迎什么样的书稿，一千字给多少钱，是即时支付还是用其他方式支付。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有浪漫色彩，给我一种亲密感，让我觉得我是某个神秘兄弟会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