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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话，我刚结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时，一点儿都没看出他跟常人有什么不同。然而现在，谁都不会否认他的伟大。我所说的“伟大”，不是指幸运的政治家或立功的军人的那种伟大；那种伟大与其说是个人的特质，不如说是其所处地位的特质；而境况一旦改变，那种伟大就变得微不足道了。人们常常认为，下野后的首相不过是个自视甚高、善于辞令的演说家，而退役的将军不过是市镇上一个温顺的英雄。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伟大却是真实的。你也许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无论如何不能不对他的艺术产生兴趣，给予尊重。斯特里克兰既让人烦躁不安，又具有吸引力。他被人当作笑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为他辩护不再是怪癖的表现，赞扬他也不再是悖谬的表现。人们接受了他的缺点，认为是对他优点的必要补充。诚然，他的艺术地位仍可讨论，赞赏者的吹捧与贬损者的诋毁同样变化无常；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他确实有天才。在我看来，艺术中最有趣的现象就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艺术家个性突出，他即使有一千个缺点我都愿意原谅。我认为，委拉斯开兹是比埃尔·格列柯更优秀的画家，可是他的画见得多了，对他就不那么赞赏了；而那位性感的、富于悲剧性的“克里特人”格列柯，则把自己灵魂的奥秘奉献给了世人，像奉献永久的祭品一样。艺术家——画家、诗人或音乐家——用自己崇高的或美丽的作品装点生活，满足人们的审美感；但这与人的性本能相似，有其粗野的一面：艺术家也把自己作为更伟大的礼物奉献在你的面前。探寻他的秘密恰如阅读侦探小说那样让人着迷。艺术家的秘密是一个谜，具有宇宙万物的优点——没有谜底。斯特里克兰最不起眼的作品透出一种奇特、痛苦和复杂的个性；肯定是这种个性，让那些不喜欢他的画的人不能无动于衷；也正是这种个性，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对他的生平和性格才那么感兴趣。

斯特里克兰去世四年之后，莫里斯·于雷才在《法兰西信使》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挽救了这位鲜为人知的画家，使他不至于湮灭，同时也开辟了一条道路，让后来那些多少有点循规蹈矩的作者们有所遵循。在很长的时间里，法国没有一个艺术评论家像于雷那样享有无可争辩的权威地位，而且公众不可能不受他的论断的影响；尽管那些论断看似言过其实，但后人的评判证实了他的评估是正确的，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名声已经牢固地建立在于雷评论的基础上。斯特里克兰声名鹊起，成了艺术史上最浪漫的事件之一。可是我不想评论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画作，除了那些与他性格有关的。有画家傲慢地说：外行人根本不懂绘画，要想表达对画家作品的喜爱，最好的方法是保持沉默并且掏出支票簿；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他们把艺术视为手工艺品，认为只有工匠本人才能完全理解，这是一种荒谬的误解。艺术是情感的表达，而情感的语言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可是我承认，缺乏实际绘画技法知识的评论家常常无法对绘画作品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而我就是一个极不懂绘画的人。幸运的是，我用不着冒风险探索，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莱格特先生不仅是令人爱慕的画家，而且是能干的作家，他在一本小书里已经详尽地探讨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画作。这本书的文风堪称范例，总的来讲，这种文风在英国已不像在法国那样受青睐了。

莫里斯·于雷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里概括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生平，文章经过精心策划，目的是吊一下好奇的读者的胃口。尽管于雷怀着对艺术无偏见的热情，真心想让有识之士注意到这位最具创新精神的天才，但他是个非常精明的记者，不会不知道利用“人的兴趣”更容易达到目的。所有过去接触过斯特里克兰的人——在伦敦结识他的作家们、在蒙马特高地的咖啡馆里遇见过他的画家们——都惊喜地发现，他们当时见到的那个普通的失意的画家，竟然是个真正的天才，与他们有过交集。于是在法国和美国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系列文章，有对斯特里克兰的回忆，也有对他的赞赏，那些文章增加了他的知名度，虽给好奇的公众提供了情况，但没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这一题材很受欢迎，因此勤于钻研的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才得以在他那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专著里开列出他所引用的诸多文章的清单。

人类固有创造神话的功能。这种功能迫不及待地抓住出类拔萃的人生涯中任何惊人的或神秘的事件，创造出传奇，并附加狂热的信仰。这是浪漫小说对于平淡生活的抗议。传奇里的事件成了主人公进入不朽境界的最可靠的通行证。爱讽刺的哲学家会笑着想起，瓦尔特·雷利爵士之所以被人类的记忆珍藏，不仅因为他给以前未发现的领土带去了英文名字，更因为他把自己的披风铺在地上，让童贞女王踏着走过去。查尔斯·斯特里克兰过着低调的生活。他树敌不少，交友却不多。因此，那些描写他的作者要发挥活跃的想象力，从很少的回忆中挖掘材料，就不足为奇了；很明显，他那已为人知的一点事情足够给浪漫派作者提供机会；他的生平里有许多古怪和可怕的成分，他的性格里有反常的成分，他的命运里也不乏可悲的成分。到了适当的时候，这样的情境便产生出一个传奇，明智的历史学家都不会贸然攻击它。

然而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大人却偏偏不是一个明智的历史学家。他写了一部传记，公开宣称要把涉及他父亲后半生的“某些流传甚广的错误观念予以清除”，因为它们“给生者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很明显，在普遍为人接受的斯特里克兰生平故事里，有很多事会使体面的家庭觉得难堪。我饶有兴味地读了这本传记，我暗自庆幸，因为它既单调又乏味。斯特里克兰先生描绘了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形象，一个脾气宽和、习惯勤奋、品性高尚的人的形象。现代的教士研究了一种叫作“经书阐释学”的学问，获得了通过辩解来掩盖事实的惊人能力，而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大人“阐释”他父亲一生中所有的事实（一个孝顺的儿子可能觉得那些事很正当，值得记住）的巧妙手段，肯定会让他在时机成熟时登上教会的最高职位。我已想见他那双肌肉强健的小腿包上主教的皮裹腿的情景了。这样写传记也许是件勇敢的事，但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斯特里克兰的传奇大概已对他名声的增长起了不小的作用；有很多人之所以被他的艺术吸引，或因厌恶他的性格，或因同情他的惨死；而他儿子写传记的善意之举却给仰慕他父亲的人泼了一盆冷水。就在斯特里克兰牧师的传记出版并引起讨论后不久，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一幅重要作品《撒玛利亚的女人》被卖到克里斯蒂拍卖行，卖得的款项比九个月前一位有名的收藏家购买时降低了二百三十五英镑（由于那位收藏家突然离世，这幅画才重回克里斯蒂待拍卖），这种情况绝非偶然。要不是人类有创造神话的非凡功能，可以不耐烦地摈弃满足不了其猎奇渴求的故事的话，单凭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魅力和独创精神也许还不足以挽回大局。很快，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就出版了专著，终于平息了所有艺术爱好者的疑虑。

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属于一个相信人性万分邪恶的历史学派；比起那些把浪漫故事中的大人物表现为家庭美德典范来恶意取乐的作者，这派历史学家肯定能让读者更安心地享受阅读的乐趣。在我看来，如果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之间仅仅有经济关系，我会感到遗憾；如果要让我相信提比略是个没有缺点的君主，像乔治五世国王一样，那就需要更多的证据，比现有的证据要多得多（感谢上帝，那样的证据不大可能有了）。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评论斯特里克兰牧师那部天真无邪的传记所使用的措辞，很难不让人对不走运的牧师产生某种同情。斯特里克兰牧师大人为维持体面而讳言，被说成是“虚伪”；他拐弯抹角的讲述，被直斥为“谎言”；他对某些事保持缄默，也被诋毁为“背叛”。作者有小错可以批评，但考虑到他是传记主人公的儿子，又可以原谅；而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却根据这些小错，谴责了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说他们伪善、虚假、自命不凡、欺骗、狡诈、烹饪手艺差。斯特里克兰先生为了驳斥外界相信的他父母“不愉快”的传言，在书中声称，在一封寄自巴黎的信里，查尔斯·斯特里克兰说他的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个人认为他实在欠考虑，因为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把那封信复制进了书里，其实相关的段落是这样的：上帝惩罚我的妻子吧。她可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希望她下地狱。教会在鼎盛时期都没有这样处理过不受欢迎的证据。

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是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热情赞赏者，不存在给他涂脂抹粉的危险。他的眼光准确无误，能看穿貌似天真的行动中的卑鄙动机。他不仅是个艺术研究者，还是个心理-病理学家，对人的潜意识了如指掌。没有一个神秘主义者能像他那样从普通的事物中看出更深邃的意义。神秘主义者能看出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义，而心理-病理学家则能看出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意义。看着这位学识渊博的传记作者急切地搜寻每一件可能败坏其传主声誉的琐事，真是别有一番乐趣。当他能找出残酷和自私的例证时，他心里对传主就更加同情。当他能用一些被人遗忘的轶事来质疑斯特里克兰牧师的孝行时，他会欣喜若狂，就像异端裁判所的法官在异教徒判决仪式上那样。什么小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你可以相信，如果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留下一张没付款的洗衣账单，这账单会被详细地记录下来，如果他没有归还借来的半个克朗，这笔债的每个细节都不会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