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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宾的手相

有一天,托宾和我去了康奈岛,因为我们两人一共只有四元钱,而托宾想找些消遣。三个月前,托宾在斯莱戈郡的情人卡蒂·玛霍纳动身前来美国,此后音讯全无,她身边带着自己积蓄的两百美元和托宾卖掉尚瑙沼泽地的祖传家产——一间相当好的农舍和猪——换来的一百元。托宾接到信说卡蒂·玛霍纳已经来找他,之后就没有任何别的消息,也没有见到她本人。托宾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可是打听不到那个爱尔兰姑娘的下落。

于是,我和托宾去了康奈岛,满以为游乐场滑道的惊险和爆玉米花的气味或许能让他打起精神。然而托宾是个死脑筋,怎么也排遣不掉恶劣的心情。花花绿绿的气球惹他咬牙切齿;电影惹他骂骂咧咧;虽然让他喝潘趣酒时他从不拒绝,但对潘趣和朱迪木偶戏 却不屑一顾,看到上前招徕生意的铁板照相的人就想揍他们。

于是,我把他拖到一条不太喧闹的木板路的岔道上。在一座六英尺长、八英尺宽的小帐篷前面,托宾停了下来,眼神多了点人情味。

“我在这儿玩一会儿,”他说,“我要让尼罗河来的神奇的手相学家研究研究我的手掌,看看该发生的事情会不会发生。”

托宾相信朕兆和自然界的一些怪异现象。对不吉利的黑猫、吉利的数字和报上的天气预报等等歪理邪说都有迷信。

我们进了那个有魔法的鸡笼,里面用红布布置得有些神秘,还有不少手掌图画,掌纹像是铁路枢纽站纵横交错的铁轨。门口的招牌写的是“埃及手相学家佐佐夫人”。门里坐着一个胖女人,身披红袍,上面绣了许多乱七八糟的字母和小动物。托宾交了十美分,伸出一只手。夫人抓起托宾的同马蹄掌相差无几的手掌仔细察看,想知道他登门求教是为了取出嵌在蹄楔的石子,还是为了钉块新蹄铁。

“老哥,”佐佐夫人开口说,“你的命运纹表明——”

“这根本不是我的脚板 ,”托宾插嘴说,“当然,长得不太秀气,不过你抓住的是我的手掌。”

“纹路表明,”夫人接着说,“你流年不利,没有脱出晦气。以后还有倒霉的事情。维纳斯宫——或者是一块瘀伤?——显示你谈过恋爱。由于你情人的关系,你生活中遇到过麻烦。”

“她指的是卡蒂·玛霍纳,”托宾凑着我耳朵说,可是声音很大。

“我看到,”手相学家说,“你忘不了的那个人给你带来不少痛苦和烦恼。我看到名称纹指出了她姓名中的‘卡’和‘玛’字。”

“嘘!”托宾对我说,“你听到没有?”

“你得提防一个暗色的男人和一个亮色的女人;他们两个都会给你带来麻烦。你不久就要航行,还要破财。我看到了一条给你带来好运的纹路。你会有吉人相助。你看到一个鹰钩鼻子的人就是那位吉人。”

“纹路有没有写出他的姓名?”托宾问道。当他倒车把好运卸下来时,知道姓名招呼起来方便一些。

“纹路没有拼出他的姓名,”手相学家沉思说,“但显示出姓名很长,中间应该有个‘恩’字。别的没有什么可说了。再见。请别堵住门口。”

“她知道得这么多,真了不起。”我们走向码头时,托宾说。

我们挤进码头的大门,托宾的耳朵被一个黑人叼着的雪茄烟烫着了,这下可有了麻烦。托宾拔出拳头就打黑人的脖子,女人们尖叫怪嚷,我一看情况不妙,在警察赶来之前把托宾拉出了是非之地。托宾消遣时脾气总是特别坏。

在回程的渡船上,托宾听到叫卖啤酒的吆喝,很想弄一大杯来吹吹上面的泡沫,可是一摸口袋空空如也。敢情刚才扭打时,被人掏走了他的零钱。于是我们只好干坐在甲板上,听那些意大利人拉小提琴。托宾的情绪比我们出发时更为低落,更难以接受他晦气的命运。

渡船靠栏杆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打扮像是家里拥有大红色的豪华汽车,头发的颜色像是没有抽过的海泡石烟斗。托宾在她身前走过时不小心踢着了她的脚,他喝酒后对妇女总是彬彬有礼,赶紧道歉,正要掀帽时一不小心碰掉了帽子,帽子被风刮到水里。

托宾回来坐下,我开始替他担心,这家伙的倒霉事越来越频繁了。他到处碰壁,走投无路的时候即使看到衣冠楚楚的人也会踹他几脚,把渡船搞得天翻地覆。

托宾突然抓住我的手臂,兴奋地说:“约翰,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我们在航行。”

“喂,喂,”我说,“你克制一点。再过十分钟渡船就到岸了。”

“你瞧瞧椅子上那个亮色的女人,”他说,“难道你忘了烫痛我耳朵的黑人?还有我破的财——一元六十五分?”

我认为他像男人常有的情况那样,无非是在总结一下他不幸的遭遇,好为他采取激烈的行动找个借口,便向他解释说这些都是小事。

“听着,”托宾说,“你平时总不信预言的天赋和受灵感的奇迹。那位看手相的夫人看了我的手之后说什么来着?不是一一应验了吗?她说,‘你得提防一个暗色的男人和一个亮色的女人;他们两个都会给你带来麻烦。’难道你忘了那个黑人,尽管他挨了我几拳,得到了报应?那个金黄头发的女人害我把帽子掉进了水里,你还能指出比她更亮色的女人吗?我们离开打靶场时,我坎肩口袋里还有一元六十五分,这钱到哪儿去了?”

托宾说得头头是道,仿佛证实了预言的奇妙,虽然我觉得即使没有手相干预,这些意外在康奈岛上人人都可能碰到。

托宾站起来,在甲板上走来走去,他那双布满红丝的小眼睛仔细打量着旅客。我问他这是干什么。托宾开始实现他的想法之前,你根本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

“你应该知道,”他回说,“我在寻求我掌纹允诺的禳解。我在找那个能给我带来好运的钩鼻子的人。约翰,能救我们的惟有他了,可是我活到这么大,还没有像今晚这样见到这么多的直鼻子的人。”

我们搭乘的是九点三十分一班的渡船,我们下了船,穿过第二十二街朝住宅区走去,托宾光着脑袋。

街角上有个人,站在煤气灯下望着高架铁路上面的月亮。那人身材很高,衣着讲究,嘴里咬着一支雪茄烟,我发现他的鼻子像蛇一样从鼻梁到鼻尖弯了两个弯。此时托宾也看到了,我听到他像卸掉鞍子的马似的叹了一口长气。他径直朝那人走去,我跟在后面。

“晚上好。”托宾招呼那人说。那人取下雪茄,客气地回了礼。

“你能把姓名告诉我们,让我们看看它的长短吗?”托宾问道,“我们也许有责任认识你。”

“我的姓名,”那人客气地回答,“是弗里登豪森曼——马克西莫斯·吉·弗里登豪森曼。”

“长短对头,”托宾说,“这串姓名中间有没有‘恩’字呢?”

“没有。”那人说。

“你拼写时能用‘恩’吗?”托宾有点着急,追问道。

“假如你听不惯外国语言,”那个鼻子拐弯的人说,“不妨在‘森’字后面塞进一个‘恩’,听来舒服些。”

“那就对了,”托宾说,“在下是约翰·马隆和但尼尔·托宾。”

“幸会幸会,”那人欠身说,“我想你们总不至于在街角上举行拼写比赛吧,你们莫名其妙地拦住我,有什么讲得通的解释?”

“是这么一回事,”托宾解释说,“根据那位埃及手相学家看了我手掌以后的判断,你符合那个可以用好运冲掉我晦气的人的两个条件,我的掌纹害我遇上那个黑人和船上那个脚伸得老长的金发女人,此外还害我破了一元六十五分的钱财,这一切都应验了。”

那人一愣,不再抽烟了,直瞅着我。

“你对那番话有没有什么补充,”他问道,“或者你和他是一路货色?看你的模样像是负责看管他的人。”

“没有补充,”我回答他说,“我要说的是你完全符合我朋友掌纹预言的好运图像,正如两个马蹄铁一样,毫发不差。不然的话,也许是但尼尔的掌纹给搞混了,我说不上来。”

“认识你们两位,非常愉快,”那个钩鼻子的人四处张望,看看有没有警察可以求助,“我少陪了。晚安。”

他说罢把嘴里的雪茄挪动一下,快步穿过街道。但是托宾紧跟在他旁边,我跟在另一边。

“怎么啦!”他在对街人行道上站停,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推;“你们干吗跟着我?我告诉你们,”他大声说,“我认识你们十分荣幸。但是我想同你们分手了。我要回家了。”

“请,”托宾挨近他身边说,“请回家吧。我可以坐在你家门口,等你明天早晨出来。那个黑人和金发女人以及破财一元六十五分的诅咒,只有靠你才能破除。”

“简直是乱弹琴,”那人转向我,把我当成比较清醒的疯子,“你最好把他弄回家去。”

“听我说,老哥,”我对他说,“但尼尔·托宾像平时一样通情达理。他喝了不少,可能有点错乱,但绝没有丧失理智,他无非是要在迷信和预言指出的路上走到头,听我向你解释。”我便把看手相的女人的话一五一十讲了一遍,而他正是迷信的手指所指出的好运气的载体。我最后说,“请你理解我在这场混乱中的处境。照我的看法,托宾是我的朋友,我是他的朋友。做一个锦上添花的朋友非常容易,因为会有回报;做一个雪中送炭的朋友也不困难,因为你可以从别人的感激中得到满足和名声,到处都会有你一手提着一桶煤,一手拉着个孤儿,站在贫苦人家门前的图片。可是要做一个天生傻瓜的真正的朋友却不是容易的事情。我现在做的就是这种事,”我说,“按我自己的看法,我手掌上看不出什么运气,只有抡锹握铲磨出的老茧。尽管全纽约市要数你的鼻子最弯,所有算命看相的人能不能从你那里挤出什么运气,我仍表示怀疑。不过但尼尔的掌纹确实指出了你,我得帮他在你身上进行试验,直到他相信你确实挤不出东西为止。”

那人听了这番话,突然转过身哈哈大笑。他靠在墙角上笑了好久。

“是我错了,”他说,“这么美妙的机遇是不可多得的。我几乎失之交臂。附近有一家安逸的咖啡馆,”他说,“适于招待特殊气质的人。我们不妨去喝两杯,同时探讨一下直言判断的无效性。”

他说着把我和托宾带到一家酒吧的后屋,要了酒,把钱放在桌上。他把我和托宾当成亲兄弟似的,我们抽他的雪茄。

“你们要知道,”那个天数决定的人说,“我干的是人们称之为文学的行当。我晚上在外面遛弯,寻找人群中的特殊气质和上天的真谛。你们遇到我的时候,我正把高架铁路和月亮联系起来沉思冥想。快速的交通是诗歌和艺术;月亮只是机械地运转的单调乏味而又干燥的物体。但这只是个人的看法,在文学领域里,情况要倒个个儿。我打算写一本书,阐述我在生活中发现的奇特的事物。”

“你打算把我放进书里,”托宾不高兴地说,“你是不是要把我放进书里?”

“不,”那人说,“书里放不下你。目前还不行。我所能做的只是观察你,突破印刷限制的时候还没有成熟。我只能自己喝酒庆祝。不管怎么说,我谢谢你们,哥们;我真的十分感谢。”

“你这番话,”托宾吹胡子、擂桌子说,“叫我沉不住气。你的弯鼻子理应给我带来好运气,结果让我空欢喜。你关于书的话一点不切合实际。假如没有黑人和金发女人的应验,我真会认为我的掌纹在撒谎——”

“嘘!”那个高个儿说,“难道你们会被相术引入歧途吗?我的鼻子只起它规定范围内的作用。我们再把杯子满上吧,特殊气质要保持湿润,在干燥的精神条件下容易变质。”

我认为那个搞文学的人应验了预言,我和托宾的资本已被预言耗尽,那人高高兴兴地支付了我们喝酒的花费。但是托宾仍旧耿耿于怀,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一声不响地光喝酒。

晚上十一点,我们走出了酒吧,在人行道上逗留了一会儿。那人说他必须回家了,请我和托宾陪他走一段。我们走了两个街口,到了一条小街,那里一排砖房,门口有高高的露台和铁栅栏。那人在一幢房屋前站停,抬头望望顶楼,窗口没有灯光。

“这就是寒舍,”他说,“看来内人已经睡了。我不妨尽些地主之谊。我希望你们从底层我们的餐室进去,吃点夜宵。家里还有挺好的冷鸡肉、奶酪和一两瓶淡啤酒。我邀请你们进去吃点东西,我欠你们相伴的情。”

那个建议正合我和托宾的胃口和心意,虽然按照但尼尔的迷信想法,一点啤酒和冷餐决不能代表他掌纹允诺的好运。

“你们走下面的阶磴,”那个钩鼻子的人说,“我从上面的门进去,替你们开底层的门。我让我们新雇的帮厨女工替你们煮一壶咖啡,喝了再回去。卡蒂·玛霍纳虽然是个新手,来这里只有三个月,她煮的咖啡好极啦。请进吧,”那人说,“我去叫她替你们开门。” AB0KxAvWU+zXQgk42BC0ftVYjGTn/6lo1baL8M+PzzurnQfwvbhS8vSSvC94kQ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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