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宾的手相

有一天，托宾和我去了康奈岛，因为我们两人一共只有四元钱，而托宾想找些消遣。三个月前，托宾在斯莱戈郡的情人卡蒂·玛霍纳动身前来美国，此后音讯全无，她身边带着自己积蓄的两百美元和托宾卖掉尚瑙沼泽地的祖传家产——一间相当好的农舍和猪——换来的一百元。托宾接到信说卡蒂·玛霍纳已经来找他，之后就没有任何别的消息，也没有见到她本人。托宾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可是打听不到那个爱尔兰姑娘的下落。

于是，我和托宾去了康奈岛，满以为游乐场滑道的惊险和爆玉米花的气味或许能让他打起精神。然而托宾是个死脑筋，怎么也排遣不掉恶劣的心情。花花绿绿的气球惹他咬牙切齿；电影惹他骂骂咧咧；虽然让他喝潘趣酒时他从不拒绝，但对潘趣和朱迪木偶戏 却不屑一顾，看到上前招徕生意的铁板照相的人就想揍他们。

于是，我把他拖到一条不太喧闹的木板路的岔道上。在一座六英尺长、八英尺宽的小帐篷前面，托宾停了下来，眼神多了点人情味。

“我在这儿玩一会儿，”他说，“我要让尼罗河来的神奇的手相学家研究研究我的手掌，看看该发生的事情会不会发生。”

托宾相信朕兆和自然界的一些怪异现象。对不吉利的黑猫、吉利的数字和报上的天气预报等等歪理邪说都有迷信。

我们进了那个有魔法的鸡笼，里面用红布布置得有些神秘，还有不少手掌图画，掌纹像是铁路枢纽站纵横交错的铁轨。门口的招牌写的是“埃及手相学家佐佐夫人”。门里坐着一个胖女人，身披红袍，上面绣了许多乱七八糟的字母和小动物。托宾交了十美分，伸出一只手。夫人抓起托宾的同马蹄掌相差无几的手掌仔细察看，想知道他登门求教是为了取出嵌在蹄楔的石子，还是为了钉块新蹄铁。

“老哥，”佐佐夫人开口说，“你的命运纹表明——”

“这根本不是我的脚板 ，”托宾插嘴说，“当然，长得不太秀气，不过你抓住的是我的手掌。”

“纹路表明，”夫人接着说，“你流年不利，没有脱出晦气。以后还有倒霉的事情。维纳斯宫——或者是一块瘀伤？——显示你谈过恋爱。由于你情人的关系，你生活中遇到过麻烦。”

“她指的是卡蒂·玛霍纳，”托宾凑着我耳朵说，可是声音很大。

“我看到，”手相学家说，“你忘不了的那个人给你带来不少痛苦和烦恼。我看到名称纹指出了她姓名中的‘卡’和‘玛’字。”

“嘘！”托宾对我说，“你听到没有？”

“你得提防一个暗色的男人和一个亮色的女人；他们两个都会给你带来麻烦。你不久就要航行，还要破财。我看到了一条给你带来好运的纹路。你会有吉人相助。你看到一个鹰钩鼻子的人就是那位吉人。”

“纹路有没有写出他的姓名？”托宾问道。当他倒车把好运卸下来时，知道姓名招呼起来方便一些。

“纹路没有拼出他的姓名，”手相学家沉思说，“但显示出姓名很长，中间应该有个‘恩’字。别的没有什么可说了。再见。请别堵住门口。”

“她知道得这么多，真了不起。”我们走向码头时，托宾说。

我们挤进码头的大门，托宾的耳朵被一个黑人叼着的雪茄烟烫着了，这下可有了麻烦。托宾拔出拳头就打黑人的脖子，女人们尖叫怪嚷，我一看情况不妙，在警察赶来之前把托宾拉出了是非之地。托宾消遣时脾气总是特别坏。

在回程的渡船上，托宾听到叫卖啤酒的吆喝，很想弄一大杯来吹吹上面的泡沫，可是一摸口袋空空如也。敢情刚才扭打时，被人掏走了他的零钱。于是我们只好干坐在甲板上，听那些意大利人拉小提琴。托宾的情绪比我们出发时更为低落，更难以接受他晦气的命运。

渡船靠栏杆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打扮像是家里拥有大红色的豪华汽车，头发的颜色像是没有抽过的海泡石烟斗。托宾在她身前走过时不小心踢着了她的脚，他喝酒后对妇女总是彬彬有礼，赶紧道歉，正要掀帽时一不小心碰掉了帽子，帽子被风刮到水里。

托宾回来坐下，我开始替他担心，这家伙的倒霉事越来越频繁了。他到处碰壁，走投无路的时候即使看到衣冠楚楚的人也会踹他几脚，把渡船搞得天翻地覆。

托宾突然抓住我的手臂，兴奋地说：“约翰，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我们在航行。”

“喂，喂，”我说，“你克制一点。再过十分钟渡船就到岸了。”

“你瞧瞧椅子上那个亮色的女人，”他说，“难道你忘了烫痛我耳朵的黑人？还有我破的财——一元六十五分？”

我认为他像男人常有的情况那样，无非是在总结一下他不幸的遭遇，好为他采取激烈的行动找个借口，便向他解释说这些都是小事。

“听着，”托宾说，“你平时总不信预言的天赋和受灵感的奇迹。那位看手相的夫人看了我的手之后说什么来着？不是一一应验了吗？她说，‘你得提防一个暗色的男人和一个亮色的女人；他们两个都会给你带来麻烦。’难道你忘了那个黑人，尽管他挨了我几拳，得到了报应？那个金黄头发的女人害我把帽子掉进了水里，你还能指出比她更亮色的女人吗？我们离开打靶场时，我坎肩口袋里还有一元六十五分，这钱到哪儿去了？”

托宾说得头头是道，仿佛证实了预言的奇妙，虽然我觉得即使没有手相干预，这些意外在康奈岛上人人都可能碰到。

托宾站起来，在甲板上走来走去，他那双布满红丝的小眼睛仔细打量着旅客。我问他这是干什么。托宾开始实现他的想法之前，你根本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

“你应该知道，”他回说，“我在寻求我掌纹允诺的禳解。我在找那个能给我带来好运的钩鼻子的人。约翰，能救我们的惟有他了，可是我活到这么大，还没有像今晚这样见到这么多的直鼻子的人。”

我们搭乘的是九点三十分一班的渡船，我们下了船，穿过第二十二街朝住宅区走去，托宾光着脑袋。

街角上有个人，站在煤气灯下望着高架铁路上面的月亮。那人身材很高，衣着讲究，嘴里咬着一支雪茄烟，我发现他的鼻子像蛇一样从鼻梁到鼻尖弯了两个弯。此时托宾也看到了，我听到他像卸掉鞍子的马似的叹了一口长气。他径直朝那人走去，我跟在后面。

“晚上好。”托宾招呼那人说。那人取下雪茄，客气地回了礼。

“你能把姓名告诉我们，让我们看看它的长短吗？”托宾问道，“我们也许有责任认识你。”

“我的姓名，”那人客气地回答，“是弗里登豪森曼——马克西莫斯·吉·弗里登豪森曼。”

“长短对头，”托宾说，“这串姓名中间有没有‘恩’字呢？”

“没有。”那人说。

“你拼写时能用‘恩’吗？”托宾有点着急，追问道。

“假如你听不惯外国语言，”那个鼻子拐弯的人说，“不妨在‘森’字后面塞进一个‘恩’，听来舒服些。”

“那就对了，”托宾说，“在下是约翰·马隆和但尼尔·托宾。”

“幸会幸会，”那人欠身说，“我想你们总不至于在街角上举行拼写比赛吧，你们莫名其妙地拦住我，有什么讲得通的解释？”

“是这么一回事，”托宾解释说，“根据那位埃及手相学家看了我手掌以后的判断，你符合那个可以用好运冲掉我晦气的人的两个条件，我的掌纹害我遇上那个黑人和船上那个脚伸得老长的金发女人，此外还害我破了一元六十五分的钱财，这一切都应验了。”

那人一愣，不再抽烟了，直瞅着我。

“你对那番话有没有什么补充，”他问道，“或者你和他是一路货色？看你的模样像是负责看管他的人。”

“没有补充，”我回答他说，“我要说的是你完全符合我朋友掌纹预言的好运图像，正如两个马蹄铁一样，毫发不差。不然的话，也许是但尼尔的掌纹给搞混了，我说不上来。”

“认识你们两位，非常愉快，”那个钩鼻子的人四处张望，看看有没有警察可以求助，“我少陪了。晚安。”

他说罢把嘴里的雪茄挪动一下，快步穿过街道。但是托宾紧跟在他旁边，我跟在另一边。

“怎么啦！”他在对街人行道上站停，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推；“你们干吗跟着我？我告诉你们，”他大声说，“我认识你们十分荣幸。但是我想同你们分手了。我要回家了。”

“请，”托宾挨近他身边说，“请回家吧。我可以坐在你家门口，等你明天早晨出来。那个黑人和金发女人以及破财一元六十五分的诅咒，只有靠你才能破除。”

“简直是乱弹琴，”那人转向我，把我当成比较清醒的疯子，“你最好把他弄回家去。”

“听我说，老哥，”我对他说，“但尼尔·托宾像平时一样通情达理。他喝了不少，可能有点错乱，但绝没有丧失理智，他无非是要在迷信和预言指出的路上走到头，听我向你解释。”我便把看手相的女人的话一五一十讲了一遍，而他正是迷信的手指所指出的好运气的载体。我最后说，“请你理解我在这场混乱中的处境。照我的看法，托宾是我的朋友，我是他的朋友。做一个锦上添花的朋友非常容易，因为会有回报；做一个雪中送炭的朋友也不困难，因为你可以从别人的感激中得到满足和名声，到处都会有你一手提着一桶煤，一手拉着个孤儿，站在贫苦人家门前的图片。可是要做一个天生傻瓜的真正的朋友却不是容易的事情。我现在做的就是这种事，”我说，“按我自己的看法，我手掌上看不出什么运气，只有抡锹握铲磨出的老茧。尽管全纽约市要数你的鼻子最弯，所有算命看相的人能不能从你那里挤出什么运气，我仍表示怀疑。不过但尼尔的掌纹确实指出了你，我得帮他在你身上进行试验，直到他相信你确实挤不出东西为止。”

那人听了这番话，突然转过身哈哈大笑。他靠在墙角上笑了好久。

“是我错了，”他说，“这么美妙的机遇是不可多得的。我几乎失之交臂。附近有一家安逸的咖啡馆，”他说，“适于招待特殊气质的人。我们不妨去喝两杯，同时探讨一下直言判断的无效性。”

他说着把我和托宾带到一家酒吧的后屋，要了酒，把钱放在桌上。他把我和托宾当成亲兄弟似的，我们抽他的雪茄。

“你们要知道，”那个天数决定的人说，“我干的是人们称之为文学的行当。我晚上在外面遛弯，寻找人群中的特殊气质和上天的真谛。你们遇到我的时候，我正把高架铁路和月亮联系起来沉思冥想。快速的交通是诗歌和艺术；月亮只是机械地运转的单调乏味而又干燥的物体。但这只是个人的看法，在文学领域里，情况要倒个个儿。我打算写一本书，阐述我在生活中发现的奇特的事物。”

“你打算把我放进书里，”托宾不高兴地说，“你是不是要把我放进书里？”

“不，”那人说，“书里放不下你。目前还不行。我所能做的只是观察你，突破印刷限制的时候还没有成熟。我只能自己喝酒庆祝。不管怎么说，我谢谢你们，哥们；我真的十分感谢。”

“你这番话，”托宾吹胡子、擂桌子说，“叫我沉不住气。你的弯鼻子理应给我带来好运气，结果让我空欢喜。你关于书的话一点不切合实际。假如没有黑人和金发女人的应验，我真会认为我的掌纹在撒谎——”

“嘘！”那个高个儿说，“难道你们会被相术引入歧途吗？我的鼻子只起它规定范围内的作用。我们再把杯子满上吧，特殊气质要保持湿润，在干燥的精神条件下容易变质。”

我认为那个搞文学的人应验了预言，我和托宾的资本已被预言耗尽，那人高高兴兴地支付了我们喝酒的花费。但是托宾仍旧耿耿于怀，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一声不响地光喝酒。

晚上十一点，我们走出了酒吧，在人行道上逗留了一会儿。那人说他必须回家了，请我和托宾陪他走一段。我们走了两个街口，到了一条小街，那里一排砖房，门口有高高的露台和铁栅栏。那人在一幢房屋前站停，抬头望望顶楼，窗口没有灯光。

“这就是寒舍，”他说，“看来内人已经睡了。我不妨尽些地主之谊。我希望你们从底层我们的餐室进去，吃点夜宵。家里还有挺好的冷鸡肉、奶酪和一两瓶淡啤酒。我邀请你们进去吃点东西，我欠你们相伴的情。”

那个建议正合我和托宾的胃口和心意，虽然按照但尼尔的迷信想法，一点啤酒和冷餐决不能代表他掌纹允诺的好运。

“你们走下面的阶磴，”那个钩鼻子的人说，“我从上面的门进去，替你们开底层的门。我让我们新雇的帮厨女工替你们煮一壶咖啡，喝了再回去。卡蒂·玛霍纳虽然是个新手，来这里只有三个月，她煮的咖啡好极啦。请进吧，”那人说，“我去叫她替你们开门。” glR4dsG4IeA7Ud9wEWlCtFyPns85b5UyM3hL1TriavyeaOyivRgZNt3QHaqDwTQ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