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的中心

如今有一条新的路线越过印度洋通到我们这里，白天金光璀璨，夜晚皓皓如银。皮肤黧黑的王公显贵们终于发现了我们西方的孟买城；他们不辞辛劳来瞻仰观光，殊途同归，很少不来百老汇路的。

假如你凑巧来到那些显赫人物之一下榻的饭店附近，我建议你在围聚饭店门口的趋炎附势的人中间找找卢库勒斯·波尔克。他准在那儿。他那张机灵的红脸上长着威灵顿公爵 式的高鼻子，谨小慎微的紧张举止中流露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毅力，鲜艳的红领带弥补了那身皱皱巴巴的蓝哔叽衣服的寒碜，仿佛伤心惨目的战场上一面仍在飘扬的红旗，根据这些特点，你一眼就能辨出他。我觉得这人有可用之处；你或许也有同感。如果你要找他，不妨到那些同贵宾的保镖和秘书们组成的警戒线对峙的贝督因轻骑兵中间，到那些目露凶光的、对亲王金库提出骇人要求的天方神灵中间去寻找。

我第一次见到波尔克先生时，他正从马哈拉特邦最开明的首领，巴罗哈亲王逗留的饭店台阶上下来，亲王殿下是我们西方大都会新近的贵客。

卢库勒斯步履踉跄，仿佛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即将转化为物质的精神力量在推动。紧跟在他后面的推动力是饭店的保安人员——白色的登山帽、鹰钩鼻、粗俗的表链、过分的礼貌说明了他的身份。他后面的两个穿制服的看门人保持了饭店的体面，那两个人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尽量不让人怀疑他们作为驱逐后备队的身份。

卢库勒斯·波尔克到了安全的人行道，转过身，朝着旅馆挥挥他那满是雀斑的拳头。让我高兴的是他开始破口大骂。

“坐象轿 的家伙，哼！”他嘲弄地大声嚷嚷，“坐象轿的家伙自称是亲王！国王——呸！跑到这里来吹牛皮说大话，别人还以为他是什么总统之类的人物；回去后，他只坐绑在大象背上的藤筐。哼，有什么了不起的！”

驱逐委员会悄悄撤下。那个把亲王们说得一文不值的人转身对着我，用手指打了一个榧子。

“你说呢？”他嘲笑地喊道，“巴罗达的大王乘象轿！尼泊尔的老比克拉姆·沙姆谢尔骑着摩托车在加德满都的泥路上飙车。他不也是大王吗？原先骑骆驼的波斯国王现在也养成了坐六人大轿的习惯。至于那个傻头傻脑的高丽王子，你以为他有条件骑着一匹乳白色的小马遛蹄吗？没的事，他一辈子也轮不上一两回！他心目中克里米亚英俄战争时的冲锋陷阵无非像是把衬衣塞在屁股下面，坐着牛车在首尔的泥泞路上花六天工夫赶一英里路罢了。如今来这个国家观光的人物都是这批货色。买卖不好做啊，朋友。”

我含含混混说了一些同情的话。但不得要领，因为我不清楚他对那些像流星似的偶尔在我们海岸一闪而过的大人物究竟有什么不满。

“我卖掉的最后一副马鞍，”那个发牢骚的人接着说，“主顾是一年多前来这里的土耳其三品帕夏。他痛痛快快地付了五百块钱。我对他的执行人或者秘书（好像是犹太人或中国人）说‘这位“趴下”好像很喜欢马，是吗？’

“‘他吗？’秘书说，‘不。他后宫有个胖大的妻子，名叫孬多拉，不讨他喜欢。我想他打算替她配上鞍，每天骑着她在夜莺园的木板路上跑两圈。你要做这笔买卖，总不见得有一副加长的踢马刺可以奉送吧？’是啊，目前的王公贵族里面真正的好骑手实在太少了。”

卢库勒斯·波尔克平静一些后，我同他交上了朋友，像劝说一个快要没顶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似的，我不费什么劲就说动他陪我进了一家酒馆。

我们在一个光线暗淡的凉爽的角落里就座，侍者给我们端来了饮料；卢库勒斯·波尔克便打开了话匣子，谈他在王公贵族的接待室钻营的经历。

“你有没有听说过得克萨斯州的S.A.&A.P.铁路？唔，这几个缩写字母并不代表‘乐善好施演员援助慈善基金’。有一年夏天，我带了一批嚼口香糖和台词的演员在西部小村镇走穴。我们的扮演风骚女仆的演员跟比维尔镇上一个有名的理发师逃跑之后，我们的剧团当然垮了下来。我不清楚剧团里其他演员的情况如何。反正我知道欠他们一些工资；我最后见到他们的那一次，是我告诉他们剧团的金库里总共只剩四十三美分。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中间的任何人。但是二十来分钟后，我听到他们追赶我的喧哗。我顾不上回头张望。天黑后，我从树林里出来时，遇到了S.A.&A.P.的代理商，请他帮忙解决运输问题。他立刻代表整个铁路线向我表示欢迎，但是很客气地劝我千万不能登上任何一节车皮。

“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我离开铁路线，进了一个自称是阿塔斯科萨城的小村镇。我花了三十美分吃了一顿早餐，买了一支十美分的雪茄，站在大街上，摆弄着口袋里的三分钱。在得克萨斯州，口袋里只有三分钱的人同口袋里空空如也、还倒欠两分钱的人相比，境况好不到哪里去。

“命运作弄人的常用手法之一是让人顷刻之间不名一文。我就落到了那种地步，我穿着一套圣路易斯裁缝量身定制的蓝绿两色方格花纹衣服，领带上别着一颗十八克拉的硫酸铜假绿宝石别针，眼前除了得克萨斯的两大产业，棉花田和新铁路之外，没有挣钱的希望。我从没有摘过棉花，对铺设铁路的苦活兴趣也不大，因此前景很不乐观。

“我正站在木板铺的人行道旁，天上突然掉下两只精致的金表，一只表落到街心的污泥里粘住了，另一只落到硬地上，表壳弹开，里面的小弹簧、螺丝和齿轮像毛毛雨似的撒了一地。我抬头张望，想看看天上是不是有气球或者飞船；但是没有，我便从人行道走到街心，看个究竟。

“我听得几声叫喊，看见两个穿皮裤和高跟靴、戴阔边帽的人奔来。一个身高有六英尺或者八英尺，五大三粗，脸相叫人看了伤心。他捡起掉在污泥里的那只表。另一个人个子矮小，红头发，白睫毛，捡起那只空表壳说，‘我赢了。’那个高大的输家从皮裤里掏出一把二十元和五十元的金币，递给他的白化病朋友。我不知道那把钱有多少；但觉得数目之大像是一笔地震赈灾款。

“‘我去把这个表壳装上零件，’矮个子说，‘再扔一次，同你赌五百元。’

“‘我跟进，’高个子说，‘一小时后我们在熏狗酒馆见面。’

“矮个子以瑞士钟表的动作朝一家珠宝店匆匆走去。伤心的高个子弯腰打量我的穿着。

“‘你身上的这套行头够漂亮的，朋友，’他说，‘我可以同你赌一匹马，你对阿塔斯科萨城的衣服没有权利、资格和兴趣。’

“‘不错，’我很愿意同这个有钱而忧郁的大个子交朋友，赶紧接过话头说，‘我这身衣服是在圣路易斯一家服饰专卖店定做的。我要向你请教，’我说，‘你们的扔表比赛是怎么一回事？我看到的钟表一般都受到礼遇和尊敬——当然，女用手表除外，女人生性不爱惜表，拿它来砸核桃，戴着它拍铁板照相广告。’

“‘我和乔治，’他解释说，‘是从牧场来城里找乐的。直到上个月为止，我们在圣米格尔那边有四块浇水的牧草地。可是来了一个勘探石油的人，开始钻井。他钻到一口喷油井，日产量有两万——也可能是两千万桶吧。他给我和乔治十五万元——每人七万五——买下那块地。于是我们时不时骑上马来阿塔斯科萨城玩几天，找点刺激，搞些破坏。这就是我今天早晨从银行里取出来的一点钱，’他给我看一卷二十元和五十元的钞票，足足有火车卧铺的枕头那么厚。那些钞票像约翰·迪的马厩后山墙头的夕阳那么耀眼。我两腿发软，一屁股坐在木板人行道边上。

“‘你一定去过许多地方，见多识广，’这个靠石油发财的人说，‘你一定见过比阿塔斯科萨更热闹的城镇。有时候我觉得消遣的方式比这里多，特别是你有了钱而不在乎花掉一些。’

“于是这只沙漠里的海雀在我身边坐下，我们开始攀谈。从他话里知道他出身贫穷，一辈子都在牧场营地生活；他向我吐露，他理想中最奢华的事莫过于赶了一天牲口之后，精疲力竭地骑马回到营地，吃一盘墨西哥豆子，喝一品脱纯威士忌，然后把靴子当做枕头睡上一觉。当这笔意想不到的横财落到他和他那红脸膛而鲁莽的伙伴乔治头上时，他们便来到这个叫做阿塔斯科萨城的地方，结果大家已经看到。他们有钱，要什么就可以买什么，但是他们不知道要什么。他们心目中的挥霍只限于威士忌、马鞍和金表三样东西。即便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大手大脚花钱的地方，他们也从没有听说过。所以当他们想作乐的时候，便跨上马进城，找一本全市人名地址录，站在最大的酒馆门前，按字母先后逐一点名请每人免费喝三杯酒。然后他们订购三四副新的加利福尼亚马鞍，用二十元的金币在人行道上玩谁的一枚滚得远的游戏。扔金表打赌看谁扔得远是乔治的发明；但是不久就觉得太单调了。

“我是不是抓住机会不放呢？听我往下说。

“我花三十分钟把大都市的花花世界描述了一番，相比之下，阿塔斯科萨城的娱乐像是带着自己的老婆去康奈岛游乐场那般乏味。我们又花了十分钟达成协议，由我在上述欢乐旅行中充当他的导游、翻译和朋友。一个月里的全部花费由所罗门·米尔斯（那是他的姓名）支付。一个月后，如果他对我作为总监的工作感到满意，再给我一千元酬劳。接着，为了敲定这笔交易，我们请阿塔斯科萨城全体居民喝酒，除了妇女和未成年人之外，全醉得趴在桌子底下，只有一个名叫霍勒斯·维斯特维尔特·圣克莱尔的人岿然不动。为此，我们买了一批便宜的银表，装满两个帽子给了他，怂恿他离开本城。最后，我们把马具匠从床上拖起来，让他赶制三个新的马鞍；我们到火车站铁路轨道上去睡，要给S.A.&A.P.铁路公司找些麻烦。腰缠七万五千美元，而要逃避富死在那样一个城镇的耻辱！

“第二天，大概有家室之累的乔治回牧场去了。我和所利（我和所罗门已经打得火热，我这样称呼他）打点行装，准备像飞蛾似的扑向多姿多彩的东部名城的弧光灯。

“‘途中不能耽搁，’我向所利交代注意事项，‘除了给你理发刮脸、添置衣服的时间。那里可不像得克萨斯，’我说，‘不是吃了辣椒肉蛋，喝酒欢闹的广场。我们现在要进入真正的上等社会。我们要接触的是一批牵着尖嘴丝毛狗、用鞋罩的、出入高级场所的人。’

“所利在棕色工装裤的一个口袋里装了六千的百元大钞，另一个口袋装了东部银行的一万元汇票。我和S.A.&A.P.铁路公司恢复了外交关系，我们朝西北方向出发，迂回前去东部的芳香花园。

“我们在圣安东尼奥稍作逗留，让所利买些衣服，请门格饭店的客人和工作人员喝了八巡酒，订购了四副镶银的墨西哥马鞍和安哥拉棉毛呢鞍垫，直接寄到牧场。我们从圣安东尼奥前去圣路易斯，晚饭时抵达；我们在市里最豪华的一家饭店登记入住。

“‘这是我们第一个打尖的地方，’我暗自高兴地对所利说，‘我们可以吃上一顿真正美味的豆子了。’他在他的房间里摆弄着煤气管，想放出自来水，我把穿礼服的侍者领班叫到一边，塞给他一张两元的钞票。

“‘弗朗索瓦斯，’我说，‘我有位朋友在这里吃饭，多年来他吃的一直是粗粮，你去和厨师长打个招呼，请他拿出看家本领，替我们准备一餐最讲究的饭菜。我们有的是钱，只要烹饪绝活，花费不成问题。现在瞧你的了。’

“六点钟，我和所利在餐厅就座。桌上摆满了吃的东西，像是食品一条街。厨师长管它叫做扑克牌式大餐。西部美食家都知道这种吃法。每一道都有三种花式：珍珠鸡、天竺鼠、黑啤酒；烤小牛肉、小牛头炖的充海龟汤、鸡肉糜；鲱鱼子酱、鲟鱼子酱、木薯粉饼；灰背野鸭、灰背火腿、灰背白尾兔；费城阉鸡、油炸蜗牛、野梅红金酒……，都是一式三样。主导思想是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侍者撤下你垫掉的牌，用梨子补足。

“我认为所利在牧场一直吃同花的伙食，现在拿到这副牌一定高兴得要死；我迫切盼望他有所表示，因为我们离开阿塔斯科萨城以后，我似乎没有看到他对我的努力露出领情的笑容。

“我们在饭店的主餐厅，进餐的客人衣冠楚楚，高谈阔论，谈论的是圣路易斯的两个话题：供水和酒吧。他们很快就把两个话题混在一起，初来乍到的人不明究竟，以为他们在谈水彩画；凭空给这个城市添上了一点艺术气息。大厅的角落里有个相当不错的铜管乐队在演奏；我认为所利现在应该意识到精神食粮给他机体的营养和兴奋。但是不，我的朋友。

“他在餐桌对面瞅着我。桌子有四码见方，一片狼藉，仿佛刮过龙卷风之后的畜栏、鸡场、菜圃和爱尔兰亚麻布作坊。所利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我身前。

“‘卢库，’他说，‘我们坐了好长时间的火车，我饿得慌。我记得你说过这里有豆子可吃。我马上要去外面找些我能吃的东西。你愿意的话不妨待在这里，守着这些中看不中吃的玩意儿吧。’

“‘等一等。’我说。

“我招呼侍者过来，在十三元五十分的账单背面签上‘所·米尔斯’的名字。

“‘你太不像话了，’我说，‘把这些只配密西西比河上轮船水手吃的垃圾货端出来糊弄绅士。我们这会儿到外面去吃像样的东西。’

“我陪那个闷闷不乐的平原居民走在街上。他看见一家马鞍店还开着门，眼里悲哀的神情消退了一点。我们进了店铺，他定制了两副：一副鞍头用实心纯银，镶嵌银钉银饰，护革有六英寸宽的人造钻石和人造红宝石镶嵌的边饰。另一副鞍头镶金，马镫包银，皮革上凡是有空隙的地方都用银珠装饰。两副马鞍让他花了一千一百元。

“他离开马鞍店后，凭着嗅觉指引朝河边走去。到了一条小路，已经没有街道、人行道和房屋，他发现了他要找的地方。我们走进一个棚屋，同码头工人和船夫一起坐在条凳上，用铁皮勺子吃豆子。不错，先生，豆子——咸肉煮豆子。

“‘我总感觉这一带能找到。’所利说。

“‘太好了，’我说，‘那家豪华饭店的伙食也许配某些人的胃口：我宁愿吃这种扎实的东西。’

“我们吃足了豆子后，我带他离开那个油布气味很重的棚屋，到了路灯柱下，我从口袋里抽出一份娱乐版翻在外面的报纸。

“‘现在看看有什么消遣的去处，’我说，‘有霍尔·凯恩的演出，有一个草台戏班演的《哈姆莱特》，有霍洛杭溜冰场，有法国女演员萨拉·贝纳尔的文明戏，还有“好模样塞壬”滑稽戏班子。我觉得不妨去看“好模样——”’

“但是这个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这习惯给他带来健康、财富和智慧——的人伸了一个懒腰，大声打着哈欠。

“‘我想我该上床了，’他说，‘我一般这时候睡觉。圣路易斯相当安静，是吗？’

“‘是啊，’我说，‘自从铁路线通到这里以后，这个城市基本上就给毁了。住宅互助协会和商品交易会几乎要了它的命。我们不如睡觉吧。不过你还没有见到芝加哥。明天我们是不是买车票去那里？’

“‘也好，’所利说，‘这些城市几乎都一样。’

“也许聪明的讲解导游人不至于在芝加哥栽跟斗！照说那个大湖畔的城市应该有一些吸引人的东西，让乡村来的客人在晚钟敲响之后驱除睡意。但是对于那个草原上青草养大的人却不起作用！我用剧院、汽车兜风、湖上泛舟、香槟晚餐等等遏制简朴生活的小发明来勾起他的兴趣；可是枉费心机。所利一天比一天消沉。我开始为我的酬劳担心，觉得必须打出我的王牌。于是我向他提起了纽约，告诉他说，同那个华尔街所在的大城市相比，西部的城镇都是小菜一碟。

“我买了车票回来，所利却不见了。幸好我已经摸透了他的脾气；不出两小时，我在一家马鞍店找到了他。那家铺子搞了一些创新，制作的鞍架和马肚带同加拿大骑警装备有点相似。他在那里花了九百元左右。

“我在火车站发了一份电报给纽约一个开雪茄铺的朋友，请他准备好当地所有马鞍店的清单，在第二十三街渡口等我。有了这份清单，所利失踪时我就知道上哪儿去找。

“现在听我把纽约发生的事情讲给你听。我对自己说：‘提供消遣的朋友，你得多卖力气，让愁眉苦脸的苏丹觉得巴格达确实是个花花世界，不然你就完蛋。’ 我认为我一定做得到。

“我像给一个饿得太久的人喂食似的，一点一点的给，免得一下子把他撑死。我先带他看百老汇路上的马车和斯塔腾岛的轮渡。然后逐渐加大刺激，始终保留一些精彩的节目。

“过了三天，他仍像五千个外出野餐、却没有赶上轮船航班的孤儿的组合相片，我抓耳挠腮，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打起精神，不知道我那一千元酬劳能不能到手。他参观布鲁克林大桥时老是打瞌睡；在摩天大厦前面根本不朝三楼以上看；在最热闹的轻松喜剧剧院里，三个引座员都弄不醒他。

“有一次，我觉得有一招肯定见效。一天早晨，我趁他还熟睡时，用手铐把他铐在床上；傍晚把他拉到市内最大的一家饭店的休息厅——让他见识见识纽约的绅士淑女，社会名流。那些人衣着华丽，富得流油，整天无所事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们正观望时，所利突然笑起来，声音像打开生锈的折叠床那么瘆人。两星期来，我第一次听到他笑，心头有了一线希望。

“‘是啊，’我说，‘那些像是明信片上的人物确实好笑，可不是吗？’

“‘哦，我想的不是那些男男女女，我想起那次我和乔治把消毒药水偷偷地搀进马脸约翰逊的威士忌里的事。我真想回阿塔斯科萨。’他说。

“我觉得背脊上直冒寒气。‘我只有一着棋可走，非把他将死不可了。’我暗忖道。

“我吩咐所利等半小时，千万别走，自己坐上出租马车去第四十三街洛拉贝尔·德拉图尔的公寓。德拉图尔是百老汇路一家音乐喜剧院的歌舞女郎，我同她很熟。

“‘简，’我找到她后说，‘我带了一位朋友从得克萨斯来这儿。这人不坏——身价不低。今晚看完戏后我想让他乐一乐——去夜总会坐坐，喝上几杯。你也来好吗？’

“‘他能行吗？’洛拉贝尔问道。

“‘你知道，’我说，‘假如他上不了台面我是不会带他出来的。他很有钱——大把大把的豆子那么多的钱。’

“‘第二场戏结束后带他来看我，’洛拉贝尔说，‘我要验验他的资信。’

“那晚十点钟左右，我带着所利到了德拉图尔小姐的化妆室，她的侍女让我们进屋等候。十分钟后，洛拉贝尔从舞台上下来，还没有卸装，光彩照人，她在戏中从女近卫兵队伍里上前一步对国王说，‘欢迎参加我们五朔节的狂欢。’当然，她之所以有机会扮演这个角色并不是因为这句台词。

“所利一见到她就站起来，穿过舞台入口，走到街上。我追了上去。付我工资的人不是洛拉贝尔。我不清楚现在有谁会付我工资了。

“‘卢库，’所利在街上对我说，‘我们出了一个严重的差错。我们准是闯进了那位小姐的私室。我想我愿意做任何事情表示歉意，这点绅士风度我还是有的。你认为她能原谅我们吗？’

“‘她不会放在心上的，’我说，‘当然是误会。我们不如去找个吃豆子的地方吧。’

“事情就是这样。过后不久，每到进餐时间就找不到所利，一连几天都这样。在我追问之下，他才透露说他在三马路发现了一家餐馆，那里的煮豆子有得克萨斯风味。我让他带我去。我一跨进餐馆就恍然大悟。

“坐在收款台后面的是一个年轻女人，所利把我向她做了介绍。我们坐下来吃豆子。

“是啊，先生，坐在收款台后面的那种女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吸引住世上任何男人。做到这一点也要有本领，她有。我注意她是怎么施展的。她身体健康，衣着朴素，头发往后梳，没有花哨的拳曲；看上去并不特别。我告诉你，她们施展吸引男人的本领很简单。当她想要一个男人时，她所做的只是每当男人瞧她时，总发现她正瞅着你。就这么简单。

“第二天傍晚，说好七点钟所利和我一起去康奈岛玩。到了八点还不见他的人影。我出去要了一辆出租马车。我觉得有点不对头。

“‘拉我到三马路的回归餐馆，’我吩咐马车夫说，‘假如我要找的人不在，就去这些马鞍店。’我把清单给了马车夫。

“‘老板，’马车夫说，‘我在那家餐馆吃过一次牛排。如果你还不太饿的话，我劝你先去马鞍店。’

“‘我是私家侦探，’我说，‘我不是去吃饭的。快走吧！’

“我一到餐馆，凭我的掌纹手相就知道我应该提防一个高大的、红脸膛的傻帽儿，并且还知道我会破财。

“所利不在餐馆。那个头发往后梳的女人也不在。

“我等了一小时，他们终于坐马车回来，手拉手下了车。我把所利叫到街角上说几句话。他眉开眼笑；那种笑容是我无法引起的。

“‘她是马群里最棒的一匹。’他说。

“‘恭喜你了，’我说，‘如果方便的话，我希望现在就领到我的一千元。’

“‘唔，卢库，’他说，‘这几天在你的陪伴和摆布之下我愉快极了。我一定尽力回报你——我一定尽力，’他重复一遍。‘一小时前，我和斯金纳小姐办了结婚登记。我们明天早晨回得克萨斯举行婚礼。’

“‘好极啦！’我说，‘婚礼后当亲友宾客朝你们抛掷大米祝贺，当你们的马车后面拴了一双旧靴子去度蜜月时，可别忘了我们的生意关系。说好给我的酬劳怎么样了？’

“‘米尔斯太太已经接管了我的钱和文件，’他说，‘我身边只有六十五美分。我告诉她，我答应给你钱；她说那个协议是违反宗教、违反法律的，她一分钱也不给。可是我不会让你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说，‘这次旅行我买了八十七副马鞍，都寄回了牧场；我回去之后，挑六副最好的寄给你。’”

“他有没有寄给你呢？”卢库勒斯讲完后，我问他道。

“寄了。那些马鞍供国王使用都不逊色。他寄给我的那六副至少花了三千元。但是哪儿有市场呢？除了亚洲和非洲的邦主酋长之外，谁会买呢？我列了一份邦主和酋长的名单。从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到里海的每一位棕黄色和黑色的国王王子都在名单上。”

“但是上门的顾客并不频繁。”我试探说。

“频率在加快，”波尔克说，“现如今，当那些穷凶极恶的家伙开化到了取消妻妾陪葬的风俗，不再用自己的胡子当餐巾使用的时候，他们就自称是东方的罗斯福，来这儿调查我们的肖托夸 和香槟酒。我会把他们都列入名单。你瞧。”

他从上衣内袋里掏出一份折得很小、边缘磨损的报纸，指出一则消息。

“你看看。”那个皇室马鞍供应商指出一则新闻。消息是这么写的：

穆斯卡特的伊玛姆，赛伊德·费萨尔·本·图尔基殿下是旧世界最进步开朗的统治者之一。他的马厩里有一千多匹纯种波斯良马。据传这位实力雄厚的亲王近期将访问美国。

“你瞧！”波尔克先生洋洋得意地说，“我那副最好的马鞍——后弓边上镶嵌绿松石的那副——不是有了买主吗？我手头不便，你身边有没有三块钱暂时借我一用？”

我正好有；借给了他。

这篇东西假如被穆斯卡特的伊玛姆看到，但愿它能加速他访问这片自由土地的奇想！不然我同我的三块钱就不是暂时分手的问题了。 yFDs2zL4K7EnR2eKbiIS9eTsfdwTaLOs5c1Lwdc0Swb+1PddP8tb7XOyFGzmU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