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屈原生前，是一个深感寂寞的人。他的卓荦才华无人赏识，他的远见卓识无人理解，他的高风亮节无人敬佩，他的美好理想无人认同。楚怀王曾一度重用屈原，但不久就听信谗言而疏远之。至于顷襄王，则从继位伊始就对屈原充满敌意。朝中权臣如令尹子兰、上官大夫及靳尚之流，都是一帮卑鄙龌龊的小人，他们既嫉妒屈原过人的才能，又嫌恶其高洁的品行，莫不视之为仇雠，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屈原的亲人也对他缺乏理解，其姐女媭曾喋喋不休地劝导他：“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离骚》）屈原孤立无助，冤屈莫诉：“纷逢尤以离谤兮，謇不可释。情沉抑而不达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郁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烦言不可结诒兮，愿陈志而无路。”（《惜诵》）无奈之下，屈原只好引古人以为同道：“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哀郢》）“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涉江》）他甚至幻想着穿越时空到古代的明君那里去诉说衷情：“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离骚》）他有时干脆指天为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惜诵》）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这是对屈原的深切理解。正因如此，屈原的全部作品都笼罩着浓重的悲凉之雾，都透露出孤独寂寞的苦闷心情。“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离骚》）“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抽思》）即使是作为祭神乐歌的《九歌》，也沾染了浓烈的孤独寂寞之感：“沅有茝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湘夫人》）“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山鬼》）后人以为这是“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朱熹《楚辞辩证》），即所祭之神灵与主祭之巫师男女异性，遂生相思之情。然而字里行间分明渗透着屈原本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与孤独，否则祭神乐歌何以写得如此沉郁悱恻，回肠九转！
屈原身后，也是寂寞凄凉。屈原自沉汨罗的事迹在先秦典籍中不见记载，顷襄王及令尹子兰等人获悉此事后曾否额手相庆，或是压根未曾知闻，都已不得而知。然而历史终于对屈原的悲怆呼唤作出了回应。屈原自沉一百零八年以后，贾谊南迁途经湘水，来到屈原投江之处，作《吊屈原赋》云：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贾谊之才情、遭遇，皆与屈原相类，故在《史记》中得与屈原合传。贾谊吊屈，正所谓惺惺相惜，所以他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向屈原表示了真挚的同情和由衷的敬意。从此以后，临湘吊屈成为历代骚人墨客的一个传统。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后赞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唐人柳宗元二度南谪，在湘江之滨向屈原诉说心曲：“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罗兮，揽蘅若以荐芳。愿荒忽之顾怀兮，冀陈词而有光！”（《吊屈原文》）中唐创造荆州科举史上“破天荒”记录的刘蜕，临湘吊屈，竟仿佛看见屈原的身影：“风软雨丝兮湘波高，云昏竹暗兮鬼神愁。远霞开兮鸟帆随，碧江平兮归楫移。带隐虹兮衣凝云，披薜荔兮扈江蓠。”（《吊屈原辞》）明人王守仁过湘吊屈，只见夜色凄迷，景物萧瑟：“山黯惨兮江夜波，风飕飕兮木落森柯。泛中流兮焉泊，湛椒醑兮吊湘累。”（《吊屈平赋》）迁客骚人只要一到湘水之滨，心头便会涌现对屈原的同情和景仰，以至于扬雄发明的“湘累”一词竟成了屈原的代称。
民间对屈原的崇敬丝毫不亚于文人墨客，楚国人民用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他们敬爱的诗人：一是龙舟竞渡，二是角黍投江。前者最早记载于南朝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初唐人所撰的《隋书·地埋志》中记载得更为详细：“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皆然，而南郡尤甚。”后者最早记载于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两者始见于文献记载的年代都比较晚，但是一种风俗的形成及流行，总要经历较长的岁月。龙舟竞渡与角黍投江虽初见记载于南朝的典籍，但是其产生时代一定要早得多。汉初贾谊《吊屈原赋》中说“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可证汉初在长沙一带流传着屈原自沉的传说，此时距离屈原自沉不过百年。当年楚怀王归葬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况且屈原忠君爱国，却含冤莫白，楚国人民岂会对他自沉汨罗的悲剧命运无动于衷？楚地向来巫风甚盛，从《招魂》《大招》等楚辞作品可见楚地盛行为亡者招魂之仪式。《招魂》的乱辞说：“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与竞渡者所唱的“何由得渡湖”同样的哀伤悲悯，千古之后犹若亲闻。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早在屈原死后不久，最迟在汉代楚文化得以复兴之时，龙舟竞渡和角黍投江的风俗就已产生了。汉代建立后，楚文化风靡一时，汉高祖即好楚声，汉武帝则喜楚辞，朱买臣、严助等人竟因通楚辞而得官。随着楚辞的流行，人们对屈原的理解也日渐加深。淮南王刘安奉武帝之诏写作《离骚传》，高度评价屈原的人格意义：“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据史书记载，此传在半日之内就得以写成，可见这是刘安胸有成竹的看法，或是当时相当流行的观点。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层社会对屈原的重视必然会影响到民间，于是龙舟竞渡和角黍投江的风俗便从楚地传播开来。盛唐人刘
的《隋唐嘉话》卷下云：“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以南，所向相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此戏。”所谓“襄州以南”，大致上包括整个长江流域，也即适于赛舟的南方水乡。唐元和前期（806—814），刘禹锡在朗州（今湖南常德）的沅水边上看到了热闹非凡的竞渡盛况：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扬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鬐鬣动，
饮河形影联。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余勇争鼓舞，末至衔枚颜色沮。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彩旗夹岸照鲛室，罗袜临波呈水嬉。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
此诗小序中说：“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曰‘何在’，斯招屈之义。”（《竞渡曲》）舟子所呼喊的“何在”，意即寻觅屈原而不得，声调之凄切仿佛可闻。
唐贞元九年（793），孟郊途经汨罗，作诗吊屈，且记其地风俗云：“悠哉风土人，角黍投川隅。相传历千祀，哀悼延八区。”（《旅次湘沅有怀灵均》）可见五月五日以角黍投江以祭屈原的风俗在中唐时已经传至全国各地。
到了今天，赛龙舟与食粽子已经成为全国人民欢度端午佳节的标志性节俗。虽说端午节的产生远在屈原之前，龙舟、角黍也许古已有之，但自从屈原于是月是日投江以来，五月五日便被赋予特别的意义。至于龙舟、角黍之节俗，则在最早的文字记载中便与纪念屈原有关。于是夏历五月五日便成为身兼二任的重要节日：于季节时令而言，它是端午节；于文化意义而言，它是屈原纪念日。早在1941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诗歌组便决定夏历五月五日为诗人节，以纪念屈原。2005年端午之前，一艘木船从屈原的故乡秭归出发，沿长江，过洞庭，沿途收集民间自发捐献的粽子与祭屈诗文，到达汨罗江畔后将粽子投入滔滔碧波，将诗文焚作缕缕青烟。到了夏历五月五日这天，汨罗江畔举行了规模宏伟的祭屈大典，三十万民众在诗人余光中带领下，齐声诵读余氏新作《汨罗江神》：
烈士的终点就是诗人的起点？昔日你问天，今日你问河，而河不答，只悲风吹来水面，悠悠西去依然是汨罗……
琅琅的吟诵声散入江风，仿佛是二千三百年前屈原的悲愤独白引起的巨大回响。唐人李白说得好：“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时至今日，炙手可热的楚顷襄王、令尹子兰之辈安在哉？雄视四海的秦王、张仪之流又安在哉？只有屈原永远活在人民心头，因为真正的诗歌是不朽的，真正的诗人是不死的，屈原的生命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从而获得永恒。
推荐读物：
1.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屈原集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
2.郭维森《屈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