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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正是基于这种高度和清醒的自信，我们很自豪地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我们之所以有如此坚定的制度自信，主要是源自对历史经验的深刻体悟、深厚的文化底蕴、辉煌的发展成就和鲜明的比较优势。
一个国家做出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由这个国家的性质、基本国情和历史经验等因素决定。历史底蕴及其基本经验，既成为一个国家制度选择的必备参照，又能构筑其自信的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凝聚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血，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基于历史经验而作出的必然选择。回顾并深刻体悟这段历史实践及其经验，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坚定制度自信。
1840年的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中国沦陷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深重的民族灾难，中国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既有农民起义，也有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还有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最终都失败了。虽然这些探索付出了沉重代价甚至是鲜血和生命，但终究为无产阶级进行新的制度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正当中国人民茫茫不知所措之际，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特别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犹如黑暗中闪耀的灯光，“使在黑暗中彷徨无计的中国先进分子受到极大震撼和激励，燃起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希望。他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逐步认清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认清了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并压迫中国的现实，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目标，最终找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出路——走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的先进分子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围绕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作出了不懈奋斗。为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两步走”战略：“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第一步战略初步完成，开始步入第二步战略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国人民面临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凭借强大的感召力量，最终使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并成为主导因素，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得以建立起来。
此后，如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入手，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进行了有益探索。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探索的艰巨性和形势任务的复杂性，再加上我们党缺乏足够的经验，一度出现了严重失误。惨痛的历史教训启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对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更加贴近中国实际的探索。特别是要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所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对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新的探索。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但是也必须坚持自我完善。为此，在明确区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命题。自此，中国共产党锐意进取、奋力开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其逐渐走向成熟。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并最终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切都源于对历史经验的体悟和遵循。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传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过去，我们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最终在反复比较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自信自主地建立健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未来，条件会更好、基础会更牢、前景会更光明，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定让我们的事业走得更远、成就更加辉煌。
“一种制度要赢得人们的承认，是必须要具有一些制度优势的，并且需要有知识、思想和信仰为它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提供支撑。因此，制度自信，首先是对制度背后的之文化价值的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今天，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持以自信，同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密不可分。
从一般意义上讲，“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生活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由此可见，文化并不是一个高深莫测的概念，我们每天都同文化打交道，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并受文化所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如此，自开始就浸润在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中汲取增强自信的营养成分。总体上看，这种文化土壤主要体现为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大文化因子。
优秀传统文化是制度自信最深厚的文化根基。古往今来的实践经验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其道路选择、理论创新和制度设计，都深深根植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之中。对于中华民族而言，5000多年连绵不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丰厚滋养。它从深层次上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根基。从主要内容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不屈不挠、浴血拼搏、奋力抗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包容融合、崇尚团结、反对分裂、追求爱国、彰显凝聚力等都是其鲜明因子。从演进过程看，它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未间断过。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无以媲美的。正如梁漱溟总结道：“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在错综复杂、充满严峻挑战的环境中得以产生并不断走向成熟，同这种深厚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告诉我们，“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回顾历史，我们的制度依靠深厚的文化土壤而建立和成长。展望未来，绵延不断而且不断革新的优秀传统文化必将继续支撑我们的制度保持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革命文化是制度自信的重要精神导引力量。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线。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独特的革命文化。这些革命文化体现为“抛头颅、洒热血”的情怀，“视死如归、坚贞不屈”的大无畏精神、“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等。孕育和成长于革命岁月中的革命文化，无论是对争取民族独立还是国家解放，抑或是社会进步，都是强大的思想武器。检视革命斗争实践可以看出，革命文化不仅指引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而且也对包括制度建设在内的各种创制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它使共产党人树立了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和大无畏精神。今天，虽然不再需要进行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但是革命文化所传递出的精神力量依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比如，它能让我们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意识和奋斗状态。因此，只要我们能保持革命文化所蕴含的精神状态，就能在前进道路上从容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革命文化中汲取而来的自信。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持旺盛生命力。先进文化是一个国家持久发展的内在牵引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以社会民主和谐为基础、立足于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相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最大特征是时代性，它总能根据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提出了新中国的文化纲领，即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逐渐步入正常轨道。当然，真正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快速发展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实践。这一时期，“我们党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赋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提供了充足的营养支撑。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会更加重视，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和遵循会更加坚定。这些都会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营养成分更加丰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根基更加坚实。
总之，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蕴含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了充足的营养成分。它清晰地显示，我们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
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制度之所以能获得社会成员的信赖，首要之处就在于这个制度是有效的，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提高综合国力。否则，根本就不可能获得社会成员的信任和支持，谈制度自信也是枉然。这就是因发展成就而来的制度绩效为制度自信所提供的支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制度自信不仅需要精神力量的引导，还离不开物质因素的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正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和最大理由之一。对于这一点，不仅我们自身有深刻体会，西方国家同样有相似认识。如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弗拉迪米尔·波波夫在分析中国“转型绩效”和俄罗斯衰退的原因时说：“中国良好的转型绩效恰恰是因为在国家的制度能力方面，即国家制度现代化的程度。与中国相反，曾以强国闻名的俄罗斯，在转型进程中却沦落到国家衰败、能力薄弱的地步，自然导致俄罗斯陷入秩序崩溃和衰退的边缘。”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世界，制度竞争说到底就是一种生产力发展的竞争。当年邓小平在论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时就早已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先进，“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今天，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持以高度自信，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密不可分。国内外长期跟踪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超过西方7国中的6个国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如果以脱贫的人数为指标，那么中国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总和，因为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如果以经济发展为指标，那么中国的成就超过所有转型经济国家的总和，因为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增加了18倍之多，而转型经济国家总体上为1倍左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是更加显著的。截至2017年，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生产能力达到一万二千亿斤。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一点二个百分点，八千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这些数据再次证明，“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近年来，我们绘就了经济总量不断跃升的“中国轨迹”，创造了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的“中国奇迹”，书写了破解各种改革发展难题的“中国答卷”，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推动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这些伟大成就足以让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持自信。
中国共产党推动的国家发展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试图通过经济增长带动人民的共同富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因此，中国的发展成就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增长和GDP上，还体现为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国家崛起等一体化发展。全方位、多领域的发展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奠定了稳固基础。在政治建设方面，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健全完善政治制度，持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切实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在这里，有两个方面尤其可圈可点：其一，廓清民主政治发展问题上的模糊认知和错误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否则就会水土不服，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些论述既强有力地回应了西方国家在民主政治上的诘难，又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坚持选举与协商相结合，保证人民依法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同西方国家的金钱民主相比，我们的民主内容实、形式活。其二，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管形势如何复杂多变，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上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时把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扩大有序政治参与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在加强全面从严治党、营造政治体制改革的良好生态上下大力气。在社会建设方面，大力发展社会事务，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一大批民生举措不断落地、持续推进，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特别是近五年来，“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中西部和农村教育明显加强。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镇新增就业年均一千三百万人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安全全面加强。”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文化建设的突出成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同样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在深刻感受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人民群众感受最为直观的莫过于一部部国产大片登上荧屏，甚至技压长期占据荧屏的好莱坞大片，让老百姓坐在家里就能欣赏自己人拍摄的大片。此外，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度提升，文化自信得到充分彰显。这些都极大彰显了制度自信。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回顾这一个个“奇迹”，我们没有理由不为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自豪；展望未来，依然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创造新篇章。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同样如此。我们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然就意味着与其他国家的制度有所不同。有差异，就存在比较，有比较，就会有感受。实践亦表明，社会成员往往不是单纯地通过历史纵向性比较来感知发展成就，进而增强对一国制度选择及其发展模式的自信。他们还会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来衡量制度优劣，进而对自身制度产生相应的情感和认知。当通过比较，感知到自身所处的制度具有明显优越性时，就会对制度油然而生地产生积极评价和认同支持；反之，则容易形成负面评价甚至抵抗情绪。由此可见，制度之间的比较优势对制度自信的影响作用是直观而又重要的。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100多年来最成功的制度，而且从长远看，也是未来最具生命力的制度。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用“四个有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作了高屋建瓴的概括：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这是对西方之乱和中国之治的准确把握，对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就保障人民权益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最为突出的。1945年，毛泽东在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就提出，中国已经找到了可以使国家与社会避免黄炎培所忧虑的历史周期律问题的办法。这就是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就不会松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个办法逐渐变成实践。我们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解决了在一个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国情异常复杂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这一民主制度不仅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本质要求，而且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相比较而言，西方民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是非常明显的，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失序，根本无法保障普通民众的各项权益。“美国91%的选举就是由获得资助最多的候选人当选，回报金钱和政治分肥也成为当选者的义务，选举已经扭曲成一个由庞大资金支持的‘寡头体系’。”诸多事例清晰地证明，西方国家表面说主权在民，实则是金钱政治，普通民众根本无法有效参与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中来。结果，危机此起彼伏。比如，2014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发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指出，从2000年至今，西方民主在全球范围内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以往被津津乐道的西方民主现在只剩下选举这个外壳了，国家内部运转失灵、社会失序动荡不安等问题正在充分暴露。2011年9月，由最初的游行示威活动而逐渐演化为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将美式民主的金钱政治、两党纷争等问题暴露无遗。随后，2016年4月，华盛顿再次爆发了“民主之春”运动，“金钱民主”、竞选腐败等伪民主的“遮羞布”被再次掀开。可悲的是，一些国家迷信美国所谓普世模式的鼓动，直接复制、移植了美式民主。然而，这些国家不但没有走上民主发展道路，还带来了社会动荡、国家走向衰败的灾难。欧洲的乌克兰和非洲的埃及等国家，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和惨痛的教训。相比之下，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既保证了人民享有充分民主，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而且维护了社会稳定、国家安全。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值得自信的地方。
就各种关系调节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最直观的优势。“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既然各种各样的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物，那么就需要调节各种关系的制度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建立之初就把调节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有助于国家发展的各种政治关系作为重要一维。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为例，它有效调节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早就谈道：“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邓小平也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这样，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正如此，它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和谐政党关系。这种“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党关系，既是对传统政党关系的突破和创新，也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竞争和博弈为基调的政党制度的扬弃。实践证明，这既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也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灵活应用。它有力地维护了政治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保证了公共政策的连续性。这恰恰是西方政党制度所不能比拟的。以最为典型的美国为例。民主党和共和党经常上演“驴象之争”，大搞轮流执政，时常是一方把持国会，另一方控制总统宝座，继而导致双方反目成仇、推诿扯皮。比如，2013年9月，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提出医疗保障改革方案未能获得参议院通过，从而导致联邦政府陷入瘫痪而不得不“关门”。控抢法案也是如此，由于军火利益集团到处游说，奥巴马的控抢法案无法通过，美国民众继续生活在巨大的安全隐患之中。糟糕的政党关系不仅使一些重要政策难以落地，还使教育、医疗、财政、政府机构等重大问题的改革一直停滞不前，没有实质性进展。相比之下，由于能很好地调处各种关系，我们的政党制度展现出鲜明的优势：连续制定并一以贯之地实施12个“五年规划”，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民生不断改善，各方面的改革进程稳步推进。
就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得到了最集中体现。诚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能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这种优势作了充分概括：“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一方面，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既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又能保障党的权威和国家统一，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奠定了制度根基；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够调配全国资源，减少矛盾冲突，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条件。正如此，人们基本上形成了一致性意见：“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制度的突出特点。执政党有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中央享有较高的权威，掌握着巨大的资源，社会成员具有很强的认同和服从意识，这三个要素构成了中国制度集体行动能力的支柱。”事实确实如此。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风云变幻和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出了巨大优越性、强大生命力、深远影响力。特别是近年来，面对各种突发的灾害和困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次次展现出鲜明的发展优势、力量优势，让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有参照才会有比较，有比较才会增强自信。鲜明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坚定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