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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总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的政党总会根据时代进步的潮流不断更新对实践的认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新时代会面临新情况新任务，更需要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从制度自信中汲取力量、注入动能。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生命。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这段气势恢宏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更是我们勇于创造和始终坚持的一项伟大事业。
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号召。但是其思想、理论和实践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更远。从源头看，500多年前的社会主义是其基础。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社会主义已有500余年的历史；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已有170年的历史，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作为一种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走过了70年的奋斗历程。这一组沉甸甸的数字反映出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的过程，清晰地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脉络。这一组沉甸甸的数字还映射出时间的凝练，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前进发展道路的不懈探索和艰苦奋斗。
伴随历史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浸润在深厚历史土壤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前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回顾和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当前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阐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宣示我们“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时代是一个表述历史进程的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状态都蕴含着时代的鲜明烙印和深刻内涵。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判断，是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重大现实变化，反映出我们党在把握发展大势、明晰发展方向方面的高度清醒和理性自觉。
回顾党的历程可以清晰看出，我们党一直注重对所处阶段、形势任务和历史进程的把握。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这对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思想指引作用。在解放战争胜利不久，毛泽东就科学分析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党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党的八大对当时的主要矛盾形成了崭新认识，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基于此，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随之转移到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彼时的主要矛盾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30%，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一系列数据表明，我们已经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这样的发展、这样的成就，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预设着社会主要矛盾必然会发生变化。在经济层面，虽然中国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增长，但是逐渐进入一个与过去40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征比较明显。但是，地区发展、空间发展的不平衡格局尚未完全根除，并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社会层面，一个利益诉求多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行动逻辑多元化的多样化社会正在到来，并与转型社会、风险社会、网络社会发挥同步作用、实施同步影响。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有更高的物质生活需求，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安全等方面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正所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发生了变化，自然促使主要矛盾随之发生改变。这就是我们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深刻背景。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历史性变革和中国未来发展趋势而作出的科学判断。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仅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蕴含着深刻内涵。首先，它表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说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主要是着眼于解决生存问题，那么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则是着眼于生活质量问题，二者具有质的区别。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要解决的问题自然是生活质量问题、如何生活得更好的问题，而不是基本的生存保障问题。其次，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以前是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主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现在则是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虽然二者都是要发展，但是发展的着力点不一样：前者是着力解决生产力落后、发展速度缓慢的问题，后者则是着力解决发展的充分性和平衡性问题。通过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最后让发展更均衡、更全面，更加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更加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穷魅力和独特优势。
虽然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巨大变化，但是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个变，两个没有变”的基本含义。这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理论、政策、方针、路线的基本依据。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结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随后，邓小平从廓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角度，将社会主义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并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随后，党的十三大、十五大都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其中，党的十五大在党的纲领中正式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十五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足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发展任务的艰巨性。党的十七大在对社会形势的研判上继续提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这已经非常清晰地指出了准确客观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国情的重要性。
历史和实践是最好的参照物，也是最好的说明书。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党的十三大作出了“三个同时存在”的判断：“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可见，从我国当前的发展情况看，很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是部分质的变化，但是“三个同时存在”所揭示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的“九个历史阶段”描述，虽然大大向前推进了，但仍然处于跨越这些历史阶段的进程之中。正是基于这些历史经验，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准确研判各方条件的基础上，继续将国情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客观务实的，也是科学准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对当代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研判和最新诠释。它既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塑造什么样的外部世界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且向人们描绘了一个宏伟的发展蓝图和光明前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全党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新时代既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方位，也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新特征、呈现新面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三个意味着”着眼于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和国际的维度，既阐释了一个重大判断，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作出了科学总结，同时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历史使命明确了下来，这就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梦想的追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梦想就是矢志不移地奋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是伟大的、使命是光荣的。但是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这就要求必须健全完善科学合理的制度，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这说明，在新时代完成历史使命，必须把根基牢牢地置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上，毫不动摇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这既是应对伟大事业前进中可能出现的挑战，也是廓清西方迷雾的需要，还是深化主体自觉认识的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最光辉最伟大的事业。它不仅着眼于中国人民在“站起来”后如何“富起来”，而且还以深邃的眼光谋划何以“强起来”。然而，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正如列宁所言：“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是如此。它在展现其蓬勃增长和生机活力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就现阶段而言，我们所遭遇的困难和挑战都不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这些问题，必须着力加以解决。”更何况，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特别是当改革步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都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出现一些困难和挑战。
当然，最深层次的挑战还是来自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传统社会主义教条式地理解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论断，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极力否定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同样反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认为搞市场经济就要放弃公有制而实行全面私有化。事实上，这些都是错误的。“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事实上，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超出了资本主义范畴，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比如，在中国，推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并不是向资本主义妥协，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秉持自身根本原则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其目的是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发展。
但是，应对这些困难、挑战甚至诘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把握两个关键因素：从制度层面坚定迎接挑战的信心和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前者让我们在困难和挑战面前不退缩，后者让我们以求真务实的实干作风迎难而上。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不管遭遇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我们都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尤其要看到，任何国家在前进道路上都会遭遇一些困难和挑战，制度优势的彰显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而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将阶段性或个别问题当作整体、根本性问题。
实践已经清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根本之处就在于我们建立和不断巩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继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继续把制度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着眼点。概括起来就是：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事实证明，这既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成就，也是我们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既然过去，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制度自信，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即使遭遇再大的困难和挑战，我们也有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引领全国各族人民抵抗“严寒”、抗击“飓风”。我们一定要清醒地意识到，在前进道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遭遇的困难和挑战只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不必惊慌失措、大惊小怪。任何社会都有矛盾，任何事业都会遭遇挑战，这是任何时候都无以回避的问题。期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马平川、一路凯歌，本身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陷入空想社会主义思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如果在困难和挑战面前，自己首先乱了阵脚，姑且不谈如何自信地推动事业发展，连能不能坚守好不容易开创的事业基础都会成为一个未知数。
当今世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世界上很多国家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他们很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背后的制度因素作出深入分析，有的甚至对中国制度持以质疑、歪曲甚至攻击。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时就断章取义地说：“我们这个时代长久的不解之谜之一便是中国是如何在它这样的环境中建立资本主义的。”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也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归为走资本主义道路：“30年的资本主义改革改变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持以类似观点的还有《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它刊载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资本主义的惊人增长，增加了这种东亚基本模式的吸引力。”更为夸张的是英国的《观察家报》，它在一篇题为《中国是如何学习资本主义的》的文章中说：“中国人仍然受根深蒂固的文化支配，但他们接受资本主义的速度并不值得惊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西方国家的这些奇谈怪论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披上了一层厚厚的思想迷雾，亟须廓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果真如此吗？显然不是。
西方国家制造的这些思想迷雾，其实质就是美化西方宪政民主、把西方国家所谓的进步因素肆意夸大并向外输送，进而达到贬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但有时事实恰恰相反，越是鼓吹的制度越是低效。正如有人感慨，“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换人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是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模式表现最佳”。这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鲜活表达和高度评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如何廓清西方国家制造的这些思想迷雾？归根结底就是，在谋求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毫不动摇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醒过人们，“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实践最具说服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再证明，我们既不会搞资本主义，也不会效仿西方国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西方国家的制度有其存在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支撑，只适合西方国家的实际，但是，要将其移植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既不合适也是妄想。比如，上个世纪末，一些复制西方制度模式的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突尼斯、埃及等国家，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计民生等方面已经遭遇到了困难。这些历史经验已经清晰地警示人们，历史条件、现实国情和经济基础等要素存在千差万别，因此而来的制度自然也就不可能完全一样。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会也不能被抛弃而另起炉灶。相反，我们要看到，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坚持什么样的制度，关键要看这个主义和制度能不能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就是无论怎样改革，怎样开放，都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重大引领和支撑作用。同时，这也说明在新时代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就一定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
自信不仅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撑，还需要内化成社会成员的主观体认和心理感知。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构筑制度自信的过程中，不仅把着力点放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提振发展绩效上，而且高度重视民意的信任和支持。但是，民意的形成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因为，任何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存在物，客观环境的各种现象都会对人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
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整体面貌焕然一新。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当前的发展不存在矛盾和问题。就目前而言，有些矛盾和问题还比较突出。比如，贫富差距、贪污腐化、环境污染、就业压力等，都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制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产生一些非理性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一度出现了极端片面地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声音。他们将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归结为改革开放所致。客观而言，揭露问题、分析问题无可非议，但是夸大式的论述、发酵式的宣传则是偏离了正常轨道也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对此，我们除了通过推动发展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外，还需要把着力点放在增强主体的制度自信上。比如要通过增强制度自信，让人们理性地辨识一些问题。其一，当今中国出现的问题，有其复杂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因素，绝不是中国制度自身所造成的。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出发点是使人民的生活变得美好。其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并不能将之归结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上，而是因为某些具体制度和体制机制尚不够完善，不能将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混为一谈。其三，当前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不能代表全部，而是暗流和支流，是暂时性的，不会冲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对于这些问题不必夸大，唯需保持理性应对。其四，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探寻解决方案。比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尤其是狠抓全面从严治党，以更加有力的举措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其五，要善于进行中西比较，在比较中增强制度自信。有些人动不动言必称西方，总以为西方国家比中国好。其实，真实情况未必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有些地方确实比中国做得好，但那是数百年发展的结果。我们不能枉顾这一事实来武断地作出中西比较。更何况，西方国家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制度困境。而这些问题恰恰是中国正在试图解决和已经解决的。总之，纠偏一些错误认知，深化主体理性认识，让其看到“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从而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只有坚定制度自信，才能帮助我们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理性对待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不为各种杂音所扰，不为错误思想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