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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一经产生，就开始了不断与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被侵略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在西欧，受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影响，第二国际内部出现思想混乱，工人运动出现了分化并陷入低迷。在俄国，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俄国实际相结合，根据帝国主义时期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经济落后的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带领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无产阶级夺取十月革命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运动到制度的跨越，开创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等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探索。在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下，中国革命及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制度由一国发展到多国。
19世纪70年代后，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在经济上，垄断组织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无政府状态有所缓解；在政治上，资产阶级调整统治策略，实行了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第二国际内部产生了争论和分化。随着法国、英国、意大利等相继出现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内阁事件的发生，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引起了工人运动的分歧和混乱，西欧工人运动陷入低迷。
与此同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工人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普列汉诺夫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力宣传，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影响，造就了一大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888年9月，列宁结束流放生活，回到喀山参加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深入研究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列宁在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不久后，就参加了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斗争，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等，深刻揭露了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原因、阶级根源、实质和危害。列宁还与俄国的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派别及其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中，列宁科学分析了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阐明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若干重要问题，论证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及其对时代变化和俄国国情的准确把握，为探索俄国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列宁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意识到俄国的工人运动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在俄国工人运动中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论。尽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98年宣告成立，但没有制定党纲和党章，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或被逮捕或遭流放，一直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列宁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等论著中，集中阐明了俄国革命运动中的迫切问题，系统阐发了无产阶级的建党的基本原理，形成了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列宁建党思想的指引下，俄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得以顺利创立。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把取消派等机会主义派别清除出党，从此以后，各地的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彻底断绝关系，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并逐渐成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核心。
就在列宁等人为促进俄国工人运动而艰苦奋斗的时候，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后，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日趋成熟，但在第二国际具有很高声望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却打着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旗号，用隐蔽的形式替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辩护。考茨基等人宣扬“超帝国主义论”，极力掩盖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散布在帝国主义实现持久和平的幻想，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状况，促使此前一直关注帝国主义问题的列宁加深了对帝国主义全面系统的研究。列宁在批判地吸收世界各国关于帝国主义时期的经济、技术、政治、外交、工人运动等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1916年写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创立了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总结了自《资本论》问世以来西欧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第一次对帝国主义作了最全面、最系统的科学分析，对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作了明确阐述，揭示了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必然联系，得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等光辉论断。
列宁在对帝国主义作出科学分析的同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问题。列宁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几个或者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论断。
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必须是资本主义所造就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高度发达，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因此，他们期待着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最为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然而，当世界历史进程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了跳跃式的发展局面。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916年9月，列宁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
无产阶级可以首先突破薄弱环节，在一国或几国夺取政权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列宁得出的“确定不移的结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国胜利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学说，极大地鼓舞了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利用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危机进行革命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给他们指出了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
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革命胜利后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工农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列宁分析了俄国二月革命后的复杂形势，认为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的新任务是力求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从而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计划。在政治制度方面，列宁主张用苏维埃共和国代替议会制共和国，他把苏维埃称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正在俄国革命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1917年4月16日，列宁结束了长期的流亡生活回到国内。在列宁的指引下，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俄国革命深入发展。列宁在《四月提纲》里进一步阐述了推翻沙皇制度后，无产阶级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的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布尔什维克党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列宁为了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俄国机会主义分子在国家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专门撰写了《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列宁详尽阐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结合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深刻论述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消亡的条件等重要问题。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具体形势和帝国主义时代军国主义化的事实，强调了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而且为俄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1917年9月，俄国的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进一步升级，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赤卫队对科尔尼洛夫叛军作战也取得了胜利，列宁据此认为武装起义的形势已经成熟，及时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写了两封信——《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和起义》，指出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党应该举行起义，夺取政权。然而，列宁关于迅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遭到了来自孟什维克的讥讽，也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些重要成员的反对。列宁坚持认为，俄国武装夺取政权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如果错失这样的时机，“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
十月革命的爆发证明了列宁判断的正确性。十月革命爆发当晚，全俄苏维埃第二次大会举行，宣布建立苏维埃制度，成立苏维埃政府。随着革命继续向全国各地发展，到1918年春，苏维埃政权掌握了全国的局势，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而不懈探索。“巴黎公社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即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十月革命则是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次成功实践。”十月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成立共产党，从而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局面。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的先进分子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为了适应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承担起筹建新的国际组织的任务，1919年初，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积极支持和推动欧美各国和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原本一盘散沙状的中华民族从此牢不可破地团结凝聚起来，牢牢掌握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正式确立。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人民开始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新课题。列宁曾经将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象地比喻为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其中要经历无法想象的危险和困难，“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早经试验合格的东西”。
在平息国内反革命叛乱和打退外国武装干涉的过程中，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陆续采取了一系列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非常方针和政策，这实际上就是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
1918年夏，英、法、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仇视与不甘失败的俄国地主和资产阶级势力联合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动进攻，苏俄四分之三的国土被吞噬，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国内外危机。为了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以保证战争需要，苏维埃政府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原则，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适应战时需要的非常措施。其主要内容包括：全部工业实行国有化，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粮食买卖，后来扩大到一切农产品；实行商业国有化，限制市场和私人贸易；实行成年人普遍的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经济关系实物化，推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等。
“战时共产主义”是在险恶的战争环境和物资极度缺乏的特殊条件下采取的应急措施，它的基本特征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所有制，对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它为短期内取得战争胜利、捍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是，这样的政策具有明显的临时性和过渡性，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脱离了当时俄国的生产力水平，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面对严峻形势，列宁坦率地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实际上，列宁开始认识到，那个落后的社会基础条件及其所代表的“必然性”是难以逾越的。
为了摆脱这种严重的危机，寻找适合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列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调整措施。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用粮食税制取代余粮收集制。第二，允许私人自由贸易，恢复商品货币关系。第三，改革工业管理体制，允许私人小工业企业发展。第四，采取租让制、租赁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国家把一些暂时无力恢复生产的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租给资本家，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和技术使它尽快恢复生产。
新经济政策实施初期，引起了国内各阶层的强烈反应，招致党内一些人的反对，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甚至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复辟”。对此，列宁经过反复解释和耐心教育，使得原先持反对意见的党内同志大多消除了疑虑，新经济政策由此得到很好的贯彻。实践表明，新经济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工农关系、巩固工农联盟和苏维埃政权，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间，布尔什维克党对如何走向社会主义认识也得到进一步深化，那就是：从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转变为间接、迂回的过渡。1922年，苏俄工业总产值增长36.6%，农业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谷物产量仍增加了20%。新经济政策使苏维埃俄国很快摆脱了经济、政治危机，极大增强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1922年12月30日，由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共同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正式成立。
列宁一贯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从书本出发，而要从各国的实际出发。“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在晚年身患重病情况下，也没有停止这种探索，他在《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最后的著作中留下了许多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思想。
第一，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而言，尽快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其突出，列宁反复强调要发展大机器工业。第二，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革命到经济建设的转变。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明确指出，“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所指的文化，是一种广义的文化，不仅包括精神文化，而且包括物质文化。第三，通过合作社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俄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农民在人口中所占比重很大。“在我国，第一个特点……就是我国的无产阶级不但是少数，而且是极少数，占大多数的是农民”。列宁认为，在俄国，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离不开农民参与，他提出发展农业合作社，将社会主义大工业与小农经济联系起来，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第四，过渡时期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有关实践经验教训基础上，深刻思考了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关系，认识到其既是巩固工农联盟、实现工农结合的经济纽带，也是社会主义大工业发展的经济基础。第五，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在领导苏俄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要弥补苏俄建设社会主义先天不足，就要积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第六，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列宁认为要坚决地扫除文盲，从而改变俄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列宁还从社会主义政治关联性的高度推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指出要在推动和发展国民教育中提高教师的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第七，加强国家政权建设，有步骤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列宁在晚年注意到，苏维埃国家政府机关中出现了资产阶级旧机关里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为铲除官僚主义，列宁十分重视运用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他提出了建设民主制度、改革干部制度、完善监督制度、精简机构等一系列思想。他还明确指出，由于条件制约，要立即做到人人都直接参与国家民主管理是不可能的，民主建设需要一个过程。第八，必须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如何加强处于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建设，更好地完成历史使命，是一个极具挑战的重大课题。对此，列宁提出许多有益的党建思想：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注重党员质量和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保持党和大多数工农群众的牢固联系；党的任务是对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过分的、不正常的、琐碎的干预；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选举制度、监督制度等党内制度的建设等。列宁还科学地论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党、领袖、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列宁强调，要是“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
客观地说，列宁直接领导并经历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很短暂，但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素养、敏锐眼光和非凡勇气，开辟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先例，并对当时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作了科学的理论总结和发展完善。他对苏俄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做的深邃思考，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启示。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和领导了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了巩固和建设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创造性探索，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使苏联迅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的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极大地激励和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各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事业。然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也存在严重弊端。
综观苏联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在经济上，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实行高度集权的部门管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封闭性。在政治上，实行立法权与行政权高度统一的苏维埃形式；实行高度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等。在文化上，实行高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在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和卫生事业上，均以领导者个人的意志和判断为最高准则；进行刚性的指标化管理。这些特征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而又密不可分的完整体系，一言以蔽之，那就是高度集权的模式。
苏联模式曾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具有突出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为：它使社会主义从理论、运动转变为制度；极短时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极大地改变了苏联社会状况和人民生活面貌；为苏联军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积累了重要经验，也留下了深刻教训。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苏联模式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也存在严重弊端。苏联模式在理论上的僵化和局限，导致了实践中的种种弊端，主要表现为：盲目追求单一公有制，严重束缚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忽视经济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把计划经济绝对化，削弱了企业经营者和广大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导致人民日常生活水平低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的领导变成党委包揽一切，党内民主受到严重限制，形成个人集权制和职务终身制，造成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泛滥；夸大阶级斗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行政命令的方法管理思想文化建设，导致文化生活缺乏活力等。
诚然，我们应当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演变发展，苏联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根源。苏联模式形成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模式很难普遍适用，更不能照搬照抄。后来的实践表明，苏联领导人长期奉行教条主义和“左”的指导思想，把苏联模式僵化和固化，使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逐渐丧失了生命力。同时，苏联领导人长期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把苏联模式普遍化和神圣化，依靠强力“输出”模式，极大地损害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为克服这种模式的缺陷，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过一些改革尝试，却终究积重难返，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成为日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重大隐患。
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发展到世界多国，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地理上连成一片，而且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和体系。在欧亚，新出现了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朝鲜、蒙古、中国等12个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
上述新兴人民民主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建立人民政权的途径相异，发展方式也各有特点，但就宏观的视角而言，又呈现出如下一些基本特点：
第一，上述国家是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完成了民主革命，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的。在具体形式上，这些国家又各有特点。有的国家是通过武装起义而获得解放的，如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有的国家则是在长期斗争的基础下，依靠本国的革命力量，最终赢得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如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等。有的国家则主要是凭借苏军的强大攻势而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的，如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有的国家则是在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内战争而最终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的，如中国。
第二，上述国家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各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一直是最具战斗力和号召力的中坚力量，在战争结束之后又都成为各国民主和进步力量的代表，并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对人民政权的建立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就具体情形而言，又有差异和不同，大致分为两类情况：一类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类似的还有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越南和朝鲜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长期以来立足于国内斗争，有很好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得到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广泛认同和拥护，新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一开始就牢固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另一类是大多数东欧国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苏联的卫国战争方面，有的甚至打出了“保卫苏联”的口号，因而在国内不仅组织力量的数量和质量很有限，而且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也相对薄弱，在匆忙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中开始并没有取得领导地位，有的甚至是作为第二党、第三党参与多党联合政府的。后来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通过与其他党派联合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因为苏联给予了强硬支持，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得以逐步确立。
第三，上述国家的政权在本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政权，但它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它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为欧亚人民民主国家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条件。客观地看，这些国家虽然分布在欧亚两个不同的大陆，但有着大致相同的背景：一方面，这些国家战前除了德国外都不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封建残余，经济相对落后，长期遭受资本主义强国的侵略和控制，有的甚至陷入长期的内战，人民渴望独立、统一和民主；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又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工业无产阶级正在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具有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因此，欧亚人民民主国家诞生后，在国家政权形态上一般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执行民主革命任务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第二阶段是由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逐渐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欧亚人民民主国家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在国家和政权的形成方面，都体现出适合自己国情和民族性的许多特点。
抚今追昔，社会主义五百年，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的过程，以创新的精神、磅礴的气势和光辉的实践，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胜境。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中国的面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及其探索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昂首阔步迈进了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社会主义五百年，中华民族当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定能够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