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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主要的事件决定了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复杂性。
1993年，西方国家试图在维也纳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推行其“人权大于主权”的理念，试图以此彻底颠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联合国宪章中尊重会员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本来在原有的联合国原则下，任何国家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可以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入侵。当然，这个世界仍然大国横行，但联合国宪章最起码能让大国受到一些限制，对弱小国家具有保护作用。而一旦“人权大于主权”，这一“人权帝国主义”成为国际法，所有大国都会以此为借口，对弱小国家随心所欲地进行武装侵略，把这个世界重新带回炮舰政策下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而对于大国如美国，小国家却没有能力去干涉其主权。可想而知，推行“人权大于主权”的政治企图，遭到了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抵制。
同年，为报复中国在维也纳会议上的领导作用，西方挫败了北京申请2000年奥运会的努力，显示了西方的政治实力和对中国的不满。
1994年，原本扬言要对中国强硬的克林顿，在亚洲各国和美国商界的压力下，宣布将中国最惠国待遇同人权脱钩，开始了美国政府从以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手段的策略的退却。但同时，克林顿建议美国国会大幅度增加对中央情报局的代理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
的拨款，并创立了不少美国政府操纵的非政府组织，在全世界对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重点地区上，以民间组织的名义，通过支持目标国的反对派力量，以非军事手段的方式，开展有利于美国的颜色革命。
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使中美关系跌入谷底，增加了台湾问题的不稳定因素。
1996年，美国以台湾“选举”为契机，开始了中美双方在台湾海域里的军事对抗，引发了关于中美可能为台湾而战，并引发局部核战争的猜测。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大幅度加强。同年，以美国风险投机家索罗斯领头的西方金融资本在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合谋下，对金融政策失误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发动了经济掠夺战。而中国以全国之力为后盾，在香港击退西方风险基金，并通过人民币不贬值，稳定了亚洲经济，使受重创各国能够苟延残喘，从此确定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大哥地位。
1999年，美军在南斯拉夫“误炸”中国大使馆，给了中国一个下马威。这一事件刺激了中国军队加速现代化进程速度，并让中国看明白了美国（至少在国防工业圈和军界）在战略上已经开始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转变。
然而，这一切在小布什上台之后，却突然变成了一峰三转的局面。
随着小布什入主白宫，美国由那些在对外策略上极端激进的“新保守派”当权，形成了布什上台初期对华强硬的态度。然而突然间，随着本·拉登的圣战死士们将劫持的民航客机撞上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美国的首号敌人变成了中东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分子，而中国则从美国的监敌雷达中暂时消失。
接着，美国以其一霸独大的超强实力对中东进行美国式民主改造，遂陷入伊拉克战争。这使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权力真空中站稳脚跟。等华盛顿的战略家们几年以后再次回望中国时，已经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到吃惊，不得不调整其全球战略，希望能够在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四面出击，抵消中国日渐增长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