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1992年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日本经济因为泡沫破裂难以自拔，亚洲实力格局变化的同时，苏联的解体令欧洲国家发现了机会，迫切渴望填补这一新的空间，于是在1992年2月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正式宣告欧洲联盟的成立。同时，巴尔干半岛上南斯拉夫分裂，开始了历时数年的民族战争。

当时的中国正确地确认了国内的经济改革发展是最重要的国策，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因此，中国无力也无心在世界事务上挑战美国的霸权，相反还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态度，于同年3月份签署了防核扩散条约。

对美国来说，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投资机会，都是巨大的诱惑，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但是中国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成长为大国的潜力，又令美国人担心。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国内对中国政策的争论，而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根据它们不同的商业利益各取所需，形成了对华外交政策的两大阵营。

一个阵营是“交往派”（Engagement）。这一政策派别主张美国通过与中国进行更多的交往，来确保在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按照美国设计的方向转变。在这个政策的设想中，美国的企业界既可从中获利，而中国又会在美国的影响和压力下转变，成为一个美国可以利用的力量，就像经济发达但政治、军事和外交完全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和德国。这一政策要求外国对中国的经济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例如让外国资金在中国的金融等关键行业里控制相当的比重；但同时又意求逐渐削弱中国的国家能力，甚至不惜鼓励中国内部的分裂力量（包括国土和思想上的分裂）。

另一个阵营是“围堵派”（Containment）。这一派别主张对中国进行围堵，以确保在中国的发展中不会对美国的强权在任何方面形成挑战。这个政策的主要方向是，增加美国的军事预算，使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中国具有压倒性优势，然后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建立起军事同盟，完全控制中国的经济生命线。在舆论上妖魔化中国，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通过对中国的威慑，比如对中国分裂力量的支持，来迫使中国在经济利益上作出让步。

这两个政策本身都有各自不可解决的悖论。主要问题是，他们都只是考虑到自己一方的双边关系的欲取欲求，而没考虑到对方的利益和意愿，因而缺乏双边良性互动。中国则以邓小平的“二十四字口诀” 为基点，尽量低姿态、少露面，除了牵涉到中国的关键利益的事务，在其他无足轻重的事情上，都是以和为贵、以让为主，为中国的发展争取难得的外部环境。

这种不对称、不平等的互动，其实为未来的双边关系埋下了不稳定因素。如果按照第一种“交往派”的思路走下去，当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更加密切、获利匪浅的时候，其他的意识形态目标就变得无足轻重而成了口头空话。而与此同时，当中国经济对美国和世界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能力就越来越小。此时，中国在应对压力上也进行了策略上的调整，在人权问题上提出了“生存权”的观念，又让美国企业完全退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并使美国政府不再把人权作为中美关系的首要考虑因素。至于美国国防工业比较支持的“围堵派”政策，同样面临困境，因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中国周边的国家对围堵中国的提议并不是很有兴趣。

其结果就是，交往不能令中国转变成美国傀儡，围堵只会令中国变成美国强敌。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小心翼翼，埋头苦干，国力变得越来越强，美国影响中国的能力越来越弱。 fMbiXIc7jPwRlwlA2U/iuxJy/jFZM8kwVQb3acILEitv87ac2j7dp39r0Dlty0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