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发展的方式，对中国的基层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提高是非常有用的。和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不同，中国这样的古老国家，具有很多以十几代血缘为联系的亲族和同宗，这些宗族都有聚地而居的历史。而目前生命力仍旧较为兴旺的家族模式，基本上都是在农村和小城镇等地区。所以，中国的小城镇和农村，由于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其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就会带上深厚的家族烙印。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假公济私，以族群关系代替是非，以血缘关系决定利益，是这些小地方比较容易出现的情况。说得难听些，就是整个社会包括政府的运作，出现黑社会化的趋向。

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如果一个公民觉得本身利益受到了侵犯，那么他就不会像大城市的居民那样通过法律手段去争取自身权益，而更会以同宗、同族、同姓或同村这种宗社组织关系去解决。呼啦啦拉上数百人甚至数千人之众，去对方（也是同宗、同族、同姓或同村这种宗社组织关系）或者政府那里，搞声势浩大的“谈判”。而且在这样的小地方，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本身可能又是这些宗社关系中的一个链条部分，就会令整个社会的运作、矛盾的解决，离开政府处置的轨道，变成由非政府的社团来掌控。

这种小村镇社会部落化的毛病，不光是中国，而且是任何前工业化和前城市化国家的通病。大中城市与传统宗社渗透的小城镇及农村的不同，就在于其人员的流动性构成。人员的流动打破了这种固有的结构。所以，即使在中国古代，那时的大城市，如长安、洛阳、汴梁或者临安等，也都没有这种社会部落化（黑社会化）的现象。要打破目前中国农村的这种源于宗社的黑社会化情况，较可行的办法就是发展一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将旧传统打破，使城市的人口流动起来，不让传统的血缘关系扰乱法制的建设和政府的施政。

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是，在农村一级培养发展农民协会，替代乡镇一级的政府行使机能，从而达到精简甚至取消这一级政府机构的目的。

中国农村的整体改革，以及与城市圈发展的有机结合，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核心，不能只是一味求稳而导致变革的停滞。如何有效地让中小城市的居民和农民享受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好处，做到储富于民，而不是让沿海大城市的少数群体和外国人独享中国发展的好处，这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

如果中国的领导层对此认识不足，整个经济决策的着重面还是在成天想着如何进行金融、股市和房市的全面“对外开放”，继续“推陈出新”，为得利阶层创造发财机会的话，中国走上拉丁美洲的道路不是没有可能。

好在现在对农村的关注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下一步的执政重点，虽然在如何进行改革方面，各方还争吵不休，未有定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之后30年高速发展的基调就稳固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光是希望在沿海地区不断地增加经济发展区，希望靠投资和出口两条腿带动经济增长，希望靠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廉价劳动力，希望靠股市上的融资融劵花招带动金融业，希望靠暴涨的房地产带动地产业，希望靠高耗能的传统产业、传统能源的汽车业，希望靠环境恶化支撑的表面的低成本，去维持一个9%—11%的年增长数字，那么暂时的繁荣可能还有几年寿命，但可惜那种空中建成、缺乏根基的华丽楼阁，是一定会坍塌的。今天的美国，就是中国最好的前车之鉴。 xN6DXP11BsOdz1aBKAPPyITMIFEc4ZrYxtUprEgAidnt+ek/gXn2wVHlQyXleit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