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首先需要区分奥巴马自己对国际局势和美国形势的认知以及希拉里的团队对这两方面的认知。就奥巴马本人来说，他有很多新鲜因素——如他的出身较为下层的国际家庭背景以及成长经历中在亚洲的经历，使他对亚洲等发展中国家的看法和以前的美国总统大为不同。可以说奥巴马之前的美国总统都是美国的“欧洲人”、“西方人”，而奥巴马更像是美国的“亚洲人”、“发展中国家人”。这个和他长大的环境——美国夏威夷（有大批太平洋土著及其文化）和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东南亚岛国加伊斯兰文化）有关，他的妹妹（和妹夫）的亲密接触 也会对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奥巴马担任参议员的时候，来自印尼的官员和商人（商人中一大批是华裔）来美国访问，几乎都会去拜访他，现在明确的是奥巴马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印尼语，他的妹妹可以说流利的中文。当然，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会以私人和家庭的关系来决定国家的外交政策，所以奥巴马对未来世界的看法，是否和他的私人感知吻合，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现在对奥巴马在未来世界的看法上影响很大的，一个是《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一个是《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的作者，新闻周刊专栏作家，CNN的节目主持人，印度裔的法赫德·扎卡里亚。这两位作家的观点，基本上就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独大”的时代已经结束，多级世界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实力上升而出现。而在这群上升的势力当中，中国是领军人物。当然，美国还是可以扮演一个领导角色，但这个角色的成功有前提条件：一是要推行美国内部的体制改革，改变美国政治目前的利益集团腐败和两党争执不下的瘫痪局面；二是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与其他崛起的国家寻求对话和合作，来解决美国面临的挑战。

这两位作者对中国的观感非常好，托马斯·弗里德曼前一阵子 刚刚去过广东，和广东省相关官员有过友好的交流。具有某种过度乐观理想主义的他，甚至提出希望美国暂时变成中国一天，然后可以让政府行动起来，解决美国长期无法通过的新能源法案。扎卡里亚则同时批评美国的左派和右派，认为这两派中左翼自由派 对中国社会的批评和右翼共和党—军方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是因为对中国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忽略了中国政府在人民中的高支持率。

另外一位可能会对奥巴马的对华政策产生影响的是哈佛大学的英裔教授尼尔·弗格森，他是所谓中美“邪恶”轴心（这个词语是多少带有嫉妒心理的德国人的称呼）一词“中美国”（Chinamerica）的发明者。他也是首先建议奥巴马在宣誓就职后要把头一个访问的国家定为中国以开始“G2”谈判的学者。而这一个建议已经得到了克林顿时代的前外交团队的响应。

对希拉里·克林顿领军的美国未来外交团队，要考虑的是他们会如何处理几个热点问题，一是伊拉克，二是伊朗，三是阿富汗，四是朝鲜。在朝鲜问题上，主要的焦点是如何利用现成的由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模式把成果落到实处。在伊拉克问题上，主要想达到的目的是如何能够让大部分美军撤走，又不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在伊朗问题上，那就是一个大讨价还价，寻求如何以协商的手段说服伊朗放弃核武器。在阿富汗问题上，就是如何以战促谈，通过对塔利班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实力加大打击力度，迫使塔利班分化，令其中与基地组织关系较少的那部分和阿富汗现政府谈判。

阿富汗的问题，要看希拉里对霍尔布鲁克（RichardHolbrook）是否重用。霍氏的观点是，要彻底解决阿富汗的问题，必须把中国、俄罗斯、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拉进来，才可以真正地解决。这个想法可以是另外一个大讨价还价，就是把阿富汗问题向其他问题上绑，希望同时解决克什米尔的印巴纷争。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阿富汗的稳定就只是一个幻想。 再加上缅甸和非洲的所有问题，美国都必须获得中国的合作，可以想象美国的外交系统将非常迫切希望和中国合作，可能会比克林顿治下的战略伙伴关系要更进一步。

奥巴马政府的首要任务自然是拯救美国经济，而在这方面，他所任用的经济界人士，以新任财长、会说中文的盖特纳为例，大多明白中国的支持对美元和美国国债的重要性。因此与中国在贸易上的一些摩擦，基本上会倾向于在商言商，而不会拿政治因素作为筹码。当然，在这方面，由于考虑到传统支持者的因素，奥巴马本人不会明确站出来表态，更妥当的办法是派遣盖特纳作为特使来接触，传达意思。那么真正对中国采取敌意的，可能就是一些国防承包商和军火商，会利用他们的论坛和传话筒，如《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Times，美国右翼报纸）刊登国防部长盖茨等的讲话，继续夸大中国威胁论，以保持国防预算的继续增加。

美国可以打的中国牌有几张呢？随着两岸关系的持续改善，“台独”牌的效力已经愈来愈弱，“藏独”牌和“疆独”牌还可以打，但是其中的拿捏比较重要。今年（指2008年）拉萨打砸抢事件后和奥运开幕前，美国在这些话题上的操作带来了他们预料之外的后果——那就是中国年轻一代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情绪高涨。在过去的思维中，美国甚至希望中国的民族主义兴起可以突然转向针对中国政府，客观上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个想法随着四川大地震中的年轻一代对政府的高度支持产生了动摇。所以美国的可能做法是，撇清和极端的“藏独”和“疆独”组织的联系，以免影响美国在华利益。在这一点上，美国外交界和战略界虽然现在还没有说出来，但很明显，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应该令今天的学者们有所警惕。尤其是在目前美国面临20世纪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和制度困境下，缺乏中国的支持和合作，美国可能完全无法走出这次的大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估计美国以人权等老话题来挑战中国的机会很小。就中国的应对来说，是必须让他们看到中国政府对这个挑战的反应如何，最近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看中欧和中法关系的波动，会对两者的经济合作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中国大力度对欧洲和法国的经济利益进行打击，美国基本上会比较收敛。 RbNUa9w9grQj59LvBZ+pDUSXPF0C+LeL/L2twCAgdinpE5rEIcIkwpzobmsqq7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