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军费开支占总GNP的比例，从1933年的3.2%、1934年的4.4%、1935年的8.9%，增加到1936年的11.4%，再在1937年达到14.4%，1938年到了28.2%，几乎完全军事化了，然后便在1939年攻入了波兰。英国作为德国在欧洲的主要对手之一，军费也开始从1936年的7.1%涨到了1937年的9.4%和1938年的12.8%。应该说当时欧洲的重整军备，准备打仗，对国外的军工产品的需求，是美国最后在1939年彻底走出大萧条的主要原因。

回头看一下，当年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在1930年6月通过了《史默特哈利关税法》以后，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尤其是对制造类工业产品，进口关税平均是40%—50%，常常超过60%。相比于美国上一次的高关税时期（1891—1894年），还高出5个百分点。结果是全世界各国报复美国的高关税，在1931年底之前，有25个国家提高了对美国产品的关税，使得新一轮的保护主义在世界蔓延。

而当时因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德国的工业产品价格受压（因为高关税的原因），而要进口的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这就让德国工业受到两头夹击，因此德国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希望不依赖于远洋国际贸易，而通过周边经济圈来保证自己的经济发展。但是德国因为资源缺乏（可以说只有点贫瘠的褐煤），所以不得不有选择地建立起自己的国际贸易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尽可能地在德国的势力范围内，由贸易体系里的伙伴国向德国提供原材料，而德国则向他们提供工业产品。

德国建立的这个体系里的首批国家（也基本就只在这些国家取得大范围成功），大部分是南欧和东南欧国家，例如当时的南斯拉夫王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而这种排他的经济体制，最后自然会和英法同盟形成势力范围的争夺。经济危机时期，德国在法理上还背负着沉重的战争赔款责任，原定总值是1 320亿金马克，在1932年暂停支付的时候，已经付了1/8，还有7/8要赔，现在国家工业化了，军备重整了，当然希望来一场战争，就可以翻盘了。

看一下今天中国的现状，这段历史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中国也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区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圈，最近又走出了国门，到也门的亚丁湾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如果今后数年中国的经济趋于稳定或较快发展，并同时带动经济圈内的稳定和发展，而美国和西欧仍然在经济停滞甚至萎缩中挣扎，那么中国就必须做好心理准备，这些国家可能会以军事实力作为后盾，以“普世价值”作为虎皮，向中国兴师问罪。

因此，如果中国今天在军备上加一把力，不光是解决军队建设欠了那么多年的旧账问题，不光是帮助应付今天的经济和就业危机，同时也可以为将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国际形势变化，为保护中国的经济成果和国家的海外利益，提供一个安全的保障。当年大清王朝经济强盛但军事懦弱的下场，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永远牢记的惨痛历史教训。

而美国今天却没有这个军备投资的机会。因为在小布什执政的8年时间里，美国的军备开支已经是高企不下，没有太大的扩大空间来为经济提供助力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今天的社会和经济情况已经和罗斯福当年大不相同，没有办法运用罗斯福的老办法。

从经济结构来讲，当年美国的工业是由托拉斯那样的大型垄断企业当道，因此罗斯福可以比较容易地和少量的产业大亨们谈定政策，不像今天的奥巴马，还要在国会里艰难地和反对党议员对抗。当时的德国，则采取了过激的方法，把凡是反对希特勒新政的反对派直接一车送进了集中营去劳动改造。而在美国，罗斯福则是采取了强调集权的重要性的办法，镇住那些说三道四的家伙。

今天人们一谈到罗斯福，多半会想起他在上任之初发表的演讲里的一句话：“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is fear itself.”翻译过来就是：唯一令我们恐惧的事情，是恐惧自身。说得多棒啊……现代的历史学家们说，正是罗斯福这句“充满自信”的话，和他后来的“炉边谈话”，稳定了美国的民心，从而带领人民重建信心，走出萧条。

对这种二战后马后炮式造出来的说法，笔者就是一句评论：胡扯蛋。按照当时的媒体报道，大家对罗斯福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不是这一句，而是另一句：“broad executive power to wage a war against the emergency as great as the power that would be given to me if we were in fact invaded by a foreign foe.”笔者翻译一下：我要被赋予无上的行政权力来向这个危机宣战！这个权力要大到就像我们国家被外敌入侵一样。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纸发表的文章，是支持罗斯福权力集中的呼吁，报纸的标题是：“如果需要的话，进行独裁”（Dictatorship If Needed）。

罗斯福明白的道理，希特勒明白，丘吉尔也明白。就是今天的奥巴马也明白：这就是当一个国家和民族面对极大的困难和危险的时候，必须团结一致，停止内斗，万众一心，才有可能群策群力，度过难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就显示出了其优势的一面。温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说到的“上下齐心”和胡主席所说的“不折腾”，都是当前度过危机的最有力保证。在这种全球危机的状况下，如果中国还有人要大喊修改宪法，搞“分权”，搞“自决”，削弱社会和政府的整体行动能力，在笔者看来是不合适的。

中国的古籍《管子》一书，在论证国家政治的《立政》篇中，提到了四个国家危亡的因素，那就是：

故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

看一看今天的美国，奥巴马替代了布什，算是解决了“卿相不得众”的问题。但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中的共和民主两党内斗，则有加剧的趋势。美国的军事威慑力经历伊拉克一战大大受损。华尔街金融实力几乎在贪婪中全军覆没。华盛顿共识下的美式民主自由体制，现在是臭名昭著。而在经济危机下，民不聊生越来越严重。

美国不面临危亡的关头，那才叫奇怪了。 O57CL2JoQxfx/zRA0y38G0dx7HFr4pXdQqYzR07c8SF73sFjzPL5CLUEkCos6OH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