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一下当年美国的情况，就会发现和今天的中国有一定的可比性。当时的美国经济可谓飞速增长，1923年全国的收入是743亿美元，到了1929年就涨到了890亿美元。但是这个增长的分配有问题，按照布鲁金斯基金的研究报告，1929年，最有钱的0.1%的美国富人的收入，等于底层42%的穷人的总收入。这部分富人控制了34%的储蓄，而当时有80%的美国人基本上是一点储蓄都没有。要看一下当时的贫富差距，可以用汽车大亨福特的年收入（1400万美元）和美国的人均年收入（750美元）比一比。如果拿2006年的数据来等比计算，美国25岁以上的个人平均年收入为32000美元，那么福特的收入差不多就是6亿美元一年。不过这个6亿美元，在这几年的华尔街还不算什么大数。

以税后的可支配收入增长来看，人均收入的增长是9%，可是1%最富有美国人的增幅是75%。造成这个贫富不均扩大的第一个原因，是生产力的提高速度大大超过了人民收入的提高速度。从1923年到1929年，每个制造工人的产出率增加了32%，但工人的工资只增加了8%，大概是生产率提高幅度的四分之一。由于制造成本的快速下降，工资增长较慢，而价格没有什么变化，结果就是大部分的生产剩余变成了企业的利润。从1923年到1929年，美国企业的利润涨了62%，企业分红涨了65%。

收入差距过大的另一个因素是当时的美国政府过于亲商，不光是行政部门，立法部门更是如此。美国国会几次通过税收法案，对有钱人为主缴纳的联邦收入税和遗产税进行减免。减完税后，对一个年收入100万美元的富人来说，原来要交60万的税收就减到了20万。美国的最高法院，看到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打破头抢着向富人送钱，也不甘落后，在1923年的一个案例中，宣判最低工资制度违反美国宪法。

笔者这里说的还不是美国当年的富人和真正的穷人的贫富差距，而是美国的富人和白人“中产阶级”的贫富差距，这还不包括更穷的白人（比如各类新的欧洲移民）和几乎所有的少数族裔。这个财富不平衡的结果，就是美国3/4的中下层人民家庭年收入在2 500美元以下，支出基本上都花在了基本生活必须品如食品、衣物等等上面。这部分人的总收入不到美国总收入的45%，那么就需要剩下的1/4占有收入55%的中上层人口来消费多生产出来的产品。这1/4的中上层，包括了富人和中产阶级。

你当然不可能让这些富人们一天吃100顿大餐，或者是买100双皮鞋（好像世界上只有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先生的夫人干过）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各界精英一拍脑袋，心生一计。

一个计谋就是让富人花钱在高档消费品上（有点类似笔者所说的忽悠经济，那个时候奢华的标志是游艇和豪宅），以及让他们用这些钱来投资（包括股票投资）。另一个就是发明消费信用，让“穷人”们（主要是中产阶级如白领职员——收入一般是一线工人的1.5—3倍）借钱来买资本家过度生产的产品。

让收入不够的中产阶级们借钱买东西，就是让“现在买来用，以后再付钱”这个及时行乐的思潮在美国正式登场了。这个提法当时确实受到了大家热烈的响应。在1929年的时候，美国的新鲜玩意儿——汽车中的60%的销售，收音机的80%的销售，都是用分期付款完成交易的。从1925年到1929年，美国人的信用消费欠债从13.8亿美金上升到了30亿美金。这种透支消费的生活方式，也是今天美国人面临的困境的原因之一。

当时美国人的信用是建立在未来的工资收入上的。这种今天花明天钱的做法，虽然在表面上弥补了有效需求因为工资收入增长慢而显不足的问题，但却为未来的经济崩溃埋下了定时炸弹。因为这套制度的实现，如果是不断购买新的东西，那么必须要以收入的稳定增长为前提——因为最后支付的钱肯定比原来的售价要多（利息的原因）。如果是一次性购买大件物品，那么因为人们已经把未来的购买提前实现了，从物质生活上来讲，除了基本的日常吃用，已经没有购买新物品的必要。而从工资的角度来讲，因为积累的债务越来越高，大部分的工资是用来还债，可以支出用来消费的额度已经很小了。这就导致了消费的突然大幅度下跌，那么充满泡沫的股票市场对公司未来业绩的预期就落空了（比如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家都不再购买收音机的时候，它的业绩故事自然也就讲不下去了）。

和今天的情况相比，当时受益于这些信贷产生的购买力（也就是钱）的人，是美国提供产品的资本家和提供消费贷款的银行家，不管怎么说，还是“肉烂在自己的锅里”。而今天这个危机，是美国大量的产业空心化，导致了普通工人工作职位的流失，而消费品又大量来自于进口，提前消费的钱被外国人“赚走了”（当然，美国的中间商盘剥了80%—90%，不过实打实还有一些流到国外，且美国的就业大成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的一条，就是提前消费的信用贷款不能没有未来还款的保证。不过我们的精英们不是老老实实回归正路，而是又从所谓的“财富效应”出发，想出了一条抄近路的“解决办法”。这条近路就是“房地产价值增值提款机”——Home Equity Loans：你房产增值多少，就可以随时把这个增值部分向银行抵押提款出来花。而从整个国家来看，又因为消费购买的钱（美元）通过贸易逆差流到了外国，又通过发行新的国债来吸收这些钱实现“回流”，靠向外国人借债来维持政府的支出。

而富人花钱到“忽悠产业”和投资这条路，也会因为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富人开始囤积现金而走不通。这样一来，穷人没钱可以花，富人有钱不愿花，中产阶级没工作不敢花，整个经济就开始严重紧缩，走向了大萧条。

中国政府从这里需要吸收教训。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对宏观经济的理解，不像西方人这样狭隘和教条。有《管子》和《盐铁论》这样的经验可以依赖，我们应当不至于像美国那样整天绞尽脑汁，想着用什么办法让银行系统恢复生机，搞得又是要注资，又是要剔除坏账，又是要监督银行是不是愿意放贷。咱们可以通过国家对国有银行的控制，要求国有银行在危机时刻暂时放弃经济人的角色，带上社会人的帽子，行使社会责任。当然，这个放贷的方向，要注意不能流入股市、房市这些投机领域，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监督管理的办法，那就善莫大焉了。

笔者认为，中国人要认识到，这里描述的1929年之前的美国社会分配不均衡的现象，在美国最近这几十年——特别是1980—1990年，以及1995—2008年，几乎是重现了。中国如果想要避免陷入同样的困境，那么所花的力气，就应该着力在如何通过税收政策缩小贫富差距上，在全民医保、免费教育和廉价住房上面，帮助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基本的社会安全网，扫除妨碍《劳动合同法》执行的种种制度障碍，保障劳动者权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的扩张同步提高，让人民群众把生活质量提高的希望放在诚实劳动而不是股市暴富的基础上，这些才是避免经济危机的正道。

美国今天如果不能解决这个根源问题，而是继续把精力花在如何“恢复银行机能”上面，那么这一次想要避免大萧条估计是有一定难度的。从伯南克的思路上看，其基本思路大概还不会立即走到银行国有化这一步上，应该还会在“坏账银行”这个路子上继续磨蹭。也许要通过下一波的经济打击才会让他和其他的美国精英们开始从新的角度思考吧。 h6NBTdx6/K83cmNAvvVjM8WQjggpHf5gmuPQYVNy21s955EE1hKHepov8EW20q1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