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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又回到笔者说的那个银行(至少是有一部分骨干银行)到底应该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的概念。作为纯粹“经济人个体”的银行,自然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放贷。作为“社会人”的银行,就会接受政府派下来的社会任务,进行放贷——当然,这种危机中的放贷,就是克服小我的恐惧,一起出击,起到“一人出击无用,群体出击有用”的克服囚徒困境的功用。克服危机后,这些项目自然转变成了正常项目,也不是说要你单纯付出的。当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平时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社会人”银行进行财政政策扶持,不然的话,国家有难的时候谁来帮你。

当然,也不能所有银行都是社会人。最好的办法是保持五六家大型的国有银行作为中流砥柱,政府平时不干预银行的经济运作。同时保有很多的私有的区域银行,给经济增加活力。而一旦有经济困难,需要政府干预经济,这些国有银行就可以行使社会人的职责,起中坚作用,作为示范稳定局势后,私人银行也会自然跟进。这个过程,完全可以通过明确的立法来实现。

除了佛老先生的货币主义流派之外,笔者再谈谈哈耶克和其美国徒孙罗思巴德为主的奥地利学派。这派人用自己较为独特的“商业循环理论”对大萧条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自1920年后的货币供应增长,导致了一个“不可以维持的信用扩张”(大家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呢),而这个“信用扩张”迟早要崩盘。在哈大爷和他的徒子徒孙的眼里,美联储确实是罪人,但不是佛老先生所说的“在衰退来的时候,货币不够松,小病给玩成了大病”,而是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以后,货币政策就“太松”,造成了“喧嚣奔腾的20年代(RoaringTwenties)”的高扩张和“通胀”阶段,到1928年才开始紧缩政策,“其时太晚”,“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大萧条”。

总之,这一派非常推崇西方自19世纪以来的传统的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上文表述的这套说辞,反而把罪责安在了美联储“当初就‘人为干预’市场形成低利率”上,然后又认为在大危机中胡佛政府的“干预”破坏了市场的自我恢复机能,导致了大萧条结束的困难(说实在话,说胡佛政府有什么认真的“干预”,实在是冤枉了胡老弟这个自由市场信徒)。在笔者看来,奥地利学派关于危机前过低的利率引发信用过分扩张不假,但奥地利学派混淆了实际的投资建设和在股票市场上的投机炒作,正是因为混淆了这一点,所以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们才会对“自由市场”情有独钟,因为他们以为“自由市场”能够“理性”地评估项目投资的价值,从而“作出合理的决定”。其实,在投机炒作下,恰恰是毫无约束的“自由市场”才会把人的贪婪本性发挥到极致,上演大起大落的悲喜剧。

哈耶克(左)和罗斯巴德(右)

其他的正统学派则从两个角度去重新研究大萧条。一个就是把矛头对准当时世界经济中的金本位制(其实是一战后重新建立的金汇兑本位制,并不是严格的金本位制),尤其是英国财长丘吉尔在1925年4月恢复英镑金本位制的做法。这种流行的金本位制(或准金本位制)导致各国的中央银行在危机的时候无法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使萧条蔓延,持这种看法的人中包括伯南克。

哈耶克的看法中提到了在大萧条之前是货币扩张过度,过于宽松,这个倒是和今天这场金融危机在2007年之前的情形很相似——就是相对不高的利率,在证券、虚拟资产的投机狂潮下带来的“表层货币”大增,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伯南克相信在危机的时候货币要宽松才可以制止萧条,而且也亲身实践,一手降低利率,一手注入基础货币,如果说在危机之前货币政策太紧缩了,现在当然要多出点票子,无可厚非。可是如果之前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货币满天飞(相对于生产能力已经是过多),那么再不顾后果地继续出票子又会是什么结果?现在没有金本位作为限制,唯一的可能就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放弃作为价值储备的美元,伯南克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正统派新古典经济学学者的另一个比较学究一点的研究,是说美国工业中的卡特尔“有意识地压制就业人数”,说这也是导致大萧条持续时间较长的一个原因。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笔者看来,可能不是根本性的原因,有把鸡毛蒜皮的细枝末节当成金条的味道。

而美国制度学派(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平民党人、进步党人及律师康芒斯等人为代表,不是中国国内炒作的芝加哥大学的科斯等的新制度经济学者)的关注重点主要放在了过度生产和消费不足这个经济失衡矛盾上。而这个失衡的主要原因,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工人工资增长速度缓慢,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时候,大部分的财富变成了企业利润。企业在扩张过程中,生产能力过剩,使得生产出来的产品高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低,主要是消费者的正常收入不够,正是这个财富的不平均分配的矛盾导致了大萧条。

美国制度学派学者:凡布伦(左)、康芒斯(右)

这个观点认为,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美国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其实在降低。企业得到了大部分的利润,就拿了一部分扔进了股票市场玩,而没有增加消费购买能力。由于企业不断地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当时的美国总统柯立芝非常亲商,和商界一起施压给美联储,让它保持较低利率,这就导致经济扩张过度,最后在1929年就无法继续支持下去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20世纪20年代的鼓动消费借贷和炒股贷款的问题,这可能是直接的导火索,笔者在下文中会谈到。

对美国制度学派的分析,笔者倒是赞同其中一大部分。如果探讨深层的原因的话,笔者倒是觉得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均是大萧条的真正祸根。这一点倒是和今天世界的局面有非常相似之处。当时的财富分配不均是三个方面:美国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及更穷的蓝领工人阶层之间的财富不均;美国的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美国和打完一战的欧洲之间的财富不平衡。

以这三大不均来对比今天的美国,就美国国内来说,第一点还在,第二点已经没有了。再看中国,则是前两点都有,再加上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当时美国出现这样的财富不均衡,自然就会带来经济的不稳定。中产阶级以下的工人大众、农民大众因为缺乏财富,自然就消费乏力。而少数的富人拥有大量的财富,自然就会导致在资产市场上——当时主要是股票——发生大规模投机行为。很多中产阶级也希望能够暴富,那么自然就会想办法参与这个有钱人的游戏。由于他们资产不够,自然就要向银行举债。银行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息收入,自然门洞大开,满足需求(其实借款炒股一直是美国股市的特色,只不过到20世纪20年代更加普遍化了,很多普通人都参与了进来)。这就导致了在1929年前的六年时间里,纽约股市暴涨了五倍。

这种股市暴涨在美国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离今天危机最近的,除了2006—2007年这一次,还有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高科技泡沫那次。这种大规模投机的结果就是股市的泡沫破裂。不过这一次穷人的行为和上一次有所不同。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穷人是真的没有钱去支持消费,只有中产阶级去搞消费者贷款买新奇流行的产品。现在的美国穷人,在2003—2007年,用美联储政策吹大的房屋膨胀价值来支撑消费。其实结果都是一样,就是消费在信心不足的情况下突然崩溃了,但比上次多出来了一个房地产危机和范围更大的穷人的债务危机。 zmw39ZcT8zfuV1umn+EEQDWBBfJ6PTtLt8yAEfDp8j/7hmzCYCcYX9g9uqEkXGU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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