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历代史略》（点校本）序一

柳诒徵《历代史略》（点校本）承苏州高新区教育局张华中名师工作室认真点校，江苏人民出版社郑重推出，近期得以面世，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柳诒徵《历代史略》首篇“总论”分述“地理概论”和“历史大旨”。又分别论说各个历史时期概貌：卷一《上世史》、卷二《中世史（上）》、卷三《中世史（下）》、卷四《近世史（上）》、卷五《近世史（中）》、卷六《近世史（下）》。自“唐虞”时代至明末，应当说，这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通史专著。以我稍微熟悉一些的秦汉史而言，卷二《中世史（上）》包括秦、楚汉、前汉（上）、前汉（中）、前汉（下）、后汉（上）、后汉（下）、三国、制度略，介绍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脉络，也对重要制度有所说明。又有“附录”27种，包括图表，以及诸帝在位年数及年号的说明，便于读者检索参考。

有关《历代史略》（点校本）的由来，张华中先生在“后记”中已经申说明白。他特别写道：“近代历史教科书特别是《历代史略》均是在开篇介绍地理沿革或地理概况，让我们大概领略了空间观念培养的路径。”这一特点其实非常重要。这里有必要说明这种教育学理念的历史渊源。《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说到先秦两汉农耕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基本原则，即所谓“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其中是包括如何“教之”的内容的：“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这里所说的教育程式中的“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小学”是指初级教育。对于教学主要内容所谓“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颜师古的解释引用了苏林和臣瓒两种说法：“苏林曰：‘五方之异书，如今秘书学外国书也。’臣瓒曰：‘辨五方之名及书艺也。’师古曰：‘瓒说是也。’”颜师古赞同“瓒说”。而确实“瓒说”较苏林说更为接近教育史的真实，但是可能也并没有完整说明《食货志》的意思。“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并不仅仅是“辨五方之名”，“书计之事”也不仅仅是“书艺”。所谓“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应是指基本知识和书写计算的技能。顾炎武说：“‘六甲’者，四时六十甲子之类；‘五方’者，九州岳渎列国之名；‘书’者，六书；‘计’者，九数。瓒说未尽。”周寿昌说：“此《礼记·内则》之言。礼，‘九年教之数日’，郑注，‘朔望与六甲也’，犹言学数干支也。‘六年教之数与方名’，郑注，‘方名，东西’，即所云‘五方’也。以东西该南北中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即‘书计’也。‘书’，文字；‘计’，筹算也。六书九数，皆古人小学之所有事也。”（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中华书局1986年10月版，第37页）“数”学，是当时“小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论衡·自纪》中，王充自述童年经历，言“六岁教书”，《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会稽典录》写作“七岁教书数”，这里是包括了“数”的。《四民月令》说“正月”事：“研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书《篇章》。”据原书本注，《篇章》包括《九九》之属。后世将数学知识看作科学的基点。所谓“六甲五方”，“六甲”是关于时间的知识，“五方”是关于空间的知识。汉代将地理知识纳入学童教育的思想，将“辨五方之名”作为早期教学内容，是值得赞美的教育学的重要进步。而《历代史略》（点校本）“后记”所说历史教学重视“介绍地理沿革或地理概况”，提示了“空间观念培养的路径”，其实是沿承了古来这种好的教育传统的。

汉代的初级教育“小学”，其实可以和近代教育之“小学”相类比。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写道：“刘向父子作《七略》，‘六艺’一百三家，于《易》《书》《诗》《礼》《乐》《春秋》之后，附以《论语》、《孝经》、‘小学’三目，‘六艺’与此三者，皆汉时学校诵习之书。以后世之制明之：‘小学’诸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王国维：《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9月版，第1册第7页）王国维“汉小学之科目”“汉中学之科目”与“大学之科目”之说，古今比况，认识基础应与西方近代教育体系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有关。“小学”是与“大学”对应的，起初指初级教育。大致正是在西汉时期，“小学”又曾经专门指称文字学。有学者指出，“以‘小学’指称文字学，始于西汉，具体说，始于刘向、刘歆父子。他们在那部可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图书分类目录的《七略》里，第一次把周秦以来的字书及‘六书’之学，称为‘小学’。小学的创始人，便是扬雄、杜林、许慎、郑玄。”（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2页）《汉书》卷一二《平帝纪》记录了汉平帝元始五年（5）宣布的最后一道政令：“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据说响应征召前来长安的学者多达数千人。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这是在王莽的倡议下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科学专家会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卷《导论》第112页）。在这样的全国“科学专家会议”中，最高执政集团对“天下通知”“小学”的学者予以郑重征召。可见，“小学”当时俨然已经能够与“《五经》《论语》《孝经》《尔雅》”并列，成为一个重要学科方向了。《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中“小学”专为一种，列于《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之后。“小学”一种中的书目，有闻人名家编纂者。如：“《苍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训纂》一篇。扬雄作。”又有“扬雄《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故》一篇。”班固对当时的学术史进行了总结，对于“小学”有所说明。班固总结“六略三十八种”文献学成就中，对于“小学”一种的综合分析，是字数最多的。其中说到“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颜师古注引韦昭曰：“臣，班固自谓也。作十三章，后人不别，疑在《苍颉》下篇三十四章中。”就是说，当时一流学者，是参与了童蒙教材的编写的。“小学的创始人”和积极建设者，是一时声名显赫的学术领袖们。这其实是文化盛世的景况。理解中国文化的这一传统，中国教育的这一传统，就不会对柳诒徵这样的著名学者编写《历代史略》有所诧异了。

张华中先生主持的《历代史略》点校工作，谨慎认真。对于杨共乐、张昭军主编“我国20世纪文化史大家柳诒徵的作品——《柳诒徵文集》（全12卷）”（杨共乐：《柳诒徵文集》“前言”）的第一卷《历代史略》的若干疏误有所补正。如题“第二编《中世史上》”（张华中主持点校《历代史略》作“卷二《中世史（上）》”）的部分，“九篇”只有“八篇”，完全缺失“第二篇楚汉”。这一篇有四章：第一章“项羽为霸王”，第二章“楚汉分争上”，第三章“楚汉分争下”，第四章“汉灭楚”。杨共乐、张昭军主编本在第一篇“秦”的第三章“沛公入关”于“刘邦攻屠武关（在陕西商州东），高恐诛，使人弑二世，立二世兄子子婴为秦王，不复称皇帝，子婴既立，刺杀高，夷三族”句后，直接接续“汉六年，人有告楚王韩信反……”事，不仅“楚汉”部分完全缺写，甚至此章题名所谓“沛公入关”事也并不涉及。并且“前汉上”部分第一章即作“高祖诸政”，张华中主持《历代史略》点校本第一章为“汉业初定”，其中部分文字杨共乐、张昭军主编《柳诒徵文集》本杂入“沛公入关”一章。在子婴杀赵高与刘邦杀韩信之间，史事情节残断，全不连贯。为了勉强衔接上下文，不得不作整理者按：“原文此叙事混乱不明，只好试接《史记》补，以通文字。”（杨共乐、张昭军主编《柳诒徵文集》，商务印书馆2018年3月版，第1卷第61页）

“楚汉”部分及“汉业初定”部分，张华中主持《历代史略》点校本较杨共乐、张昭军主编《柳诒徵文集》本补足文字约六千字。也就是说，顾颉刚以为《史记》“最精彩及价值最高部分”即“楚汉之际”，“其笔力之健，亦复震撼一时，叱咤千古”的这段历史记述，在《历代史略》（商务版）中竟然意外消失。这部分历史内容，江苏人民出版社版现今终得补全。

柳诒徵的历史意识以及历史普及方式的高明之处，还表现在他对于“国学”的判断。对于“国学”的学术品质、“国学”的文化内涵、“国学”的社会价值、“国学”的时代意义，学者多有不同理解，各存歧见。进行相关分析，必然涉及有关“国学”真正内容的认识。对于“国学”内涵的定义，我们曾经看到有“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的说法。回顾春秋战国中国思想学术原创时代的文化形势，儒学当时只是百家之学中的一家。传统文献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经学列位最先，但是学术总量有限，其实远远不如史学。《隋书》的《经籍志》分四卷，正式以“经”“史”“子”“集”四部进行图书文献的分类。我们可以大略统计四部文献卷数以及在所著录文献总体中所占比例，史部书籍13264卷，竟占到经史子集四部合计卷数的36.13%。而“六经皆史”的说法，其实也是有合理性的。列入经部的《尚书》《春秋》等儒学经典著作，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所著《史通》中已经将其归入史书一类。北宋年间，参与编写《资治通鉴》的著名学者刘恕，也曾经提出古时的经书其实也是史书的见解。这种认识后来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王阳明说：“《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9页至第10页）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说到《春秋》这部书时，也曾经指出：“《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他还写道：“《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三“鲁颂商颂”条，《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条，[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175、183页）章学诚则更进了一步，他在《文史通义》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响亮地提出“六经皆史也”的观点（[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页）。他指出，“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第70页）就是说，在夏、商、周三代，说到学术，只知道有“史”而不知道有“经”，“史”是更准确的人文现象的记录。关于“经”和“史”的关系的讨论，绝不仅仅限于图书分类问题，而具有更深刻的文化意义。王国维于1914年完成的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名著《流沙坠简》以及此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都是在对出土汉代简牍文书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鲁迅写道：“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热风》，《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398页）在“国学”名义得到肯定的民国时期，国学学者的工作对象绝不仅仅是经学。考察清华国学院导师们的教研内容，多在儒学、经学之外。其他一些可以称为“国学”家的学者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路径，也多专注于史学。

柳诒徵曾经论《讲国学宜先讲史学》，明确表达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学术中对史学的特殊看重。他写道：“现在有许多人都知道要讲国学，但是中国的学问很多，首先应讲那一种学问，自然各有各的嗜好习惯。喜欢讲某一种学问的，就先讲某一种学问，以为旁的学问都在其次。譬如讲小学，讲经学，讲理学，讲文学，讲考古学，等等，都是很重要的。许多专家都认为讲国学莫要于此，我也承认这许多学问都应当讲的。但是我们要讲国学，必须先将各国的学问来比较一下，那一种学问在世界各国都有的，那就要问某一种学问在中国是特别发达、特别完备。自然中国的小学、经学、理学、文学等，比较他国特别发达，但是最初发达的，无过于史学，后来逐渐进步，尤其完备，所以我说讲国学宜先讲史学。”他又对“何以说中国的史学特别发达、特别完备”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一切的学问，在古时候都是史官所管。”“中国构成国家的时候，特别注重纪载人事的历史，那是各国都没有的。”“我们要知道中国有两个最大的学问的人：一个是老子，一个是孔子。这两个大学问家的学问，从何处产生呢？都是从史学产生出来的。”他回顾“老子是周朝的柱下史”的经历，又说“孔子是删订经书的，其实各种经书也都是史书。”“所以孔子并不是经学家，孔子是一个史学家。孔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是据史书上的事情，看出道理来，讲明立国和做人的大义。”“并非孔子自己要创造一种学说，他是从史书上看出这种道理，是不可违反的。”柳诒徵站在一个史学教育家的立场上，说了很多恳切的话。他指出：“现在的教育，自然不能叫个个人都讲史学，但是只有一点一滴的史事在胸中，那就比以前相差得不知多远了。”（《广播周报》1935年第25期）读了这些文句平和的诚挚的劝告，再手抚我们面前这部《历代史略》（点校本），就会更加出自内心地感谢承担点校任务的张华中名师工作室，感谢承担出版任务的江苏人民出版社。感谢他们的辛劳！感谢他们的贡献！

王子今
北京大有北里
2020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