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和山下的城市恍若一色。我们住在山上一座有两间卧室的平房。从客厅可以俯瞰杂乱无章的房屋、漂亮的圆顶和尖塔，也可以窥见远处的阿勒颇卫城。
春日里，坐在阳台上，怡然自得，闻着微风送来沙漠泥土的气息，看红日西垂大地。到了夏天，我们手摇一柄扇子，头上搭一块湿毛巾，脚泡在一盆凉水里，因为家里热得像火炉。
到了七月，大地干涸，然而我们家的花园里杏树和扁桃树成荫，郁金香、蝴蝶花和豹纹蝴蝶花遍开。河水断流的日子，我常常下山去蓄水池取水浇花浇树，让花园充满生机。到了八月，天气热得尸体都扛不住，恨不得爬起来。我眼睁睁看着花草枯萎，化作泥土，融入大地。每逢天气凉爽的日子，我们都会出去散步，看苍鹰划过天空，飞向茫茫大漠。
我在花园里养了四箱蜜蜂，摞成一摞，其余的都放在阿勒颇东郊的养蜂场。我离不开蜜蜂。一早醒来，不等太阳升起，祷告时间报告人呼唤大家祈祷，我便驱车三十英里
赶到养蜂场。这时候，旭日东升，阳光洒满大地，嗡嗡叫的蜜蜂唱响一支欢歌。
蜜蜂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混乱喧嚣的世界里一方小小的乐园。工蜂为了找食，不辞辛苦，愿意去最远的地方，从柠檬花、苜蓿花、黑种草籽、大茴香子、桉树、棉花、荆棘和石楠丛中采集花蜜。我照料它们，呵护它们，防着害虫、老鼠和病害侵扰蜂房。我建新蜂房，分蜂群，培育蜂后——我从一个蜂群移出蜂蛹，观察哺育蜂用蜂王浆喂养它们。
到了收获季节，我检查蜂箱，看蜜蜂产了多少蜜，然后将蜂房放进分离机。蜂蜜装满小桶，我撇去浮渣，收获下面金色的蜂蜜。保护蜜蜂，养出健康、健壮的蜜蜂是我的职责，而它们的职责是酿蜜，为养育我们的大地传花授粉。
领我入养蜂这一行的是我的表兄穆斯塔法。他祖父和父亲两代人都在外黎巴嫩山脉以西绿草如茵的山谷中养蜂。穆斯塔法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天才。他发愤读书，成了大马士革大学的一位教授，专注研究蜂蜜的成分。他常年来往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所以他希望我去管理养蜂场。他教会了我观察蜜蜂的习性，管理蜜蜂的技能。本地蜜蜂脾气暴，爱攻击人，他教会了我了解蜜蜂的脾气。
每逢大学放暑假的几个月，穆斯塔法都要来阿勒颇，和我一起全职侍弄蜜蜂。我们俩辛苦工作，日子久了，我们的思维、饮食无不像蜜蜂！我们吃兑了蜂蜜的花粉解暑，以此度过炎炎夏日。
刚从事这一行时，我才二十出头，蜂箱当时是糊了一层泥的草木。后来，我们用木箱取代栓皮栎树干和红陶蜂房，蜂群不久便过了五百！一年至少产十吨蜂蜜。无数的蜜蜂让我觉得自己活着。一离开它们，就如一场盛大宴会曲终人散。几年后，穆斯塔法在新城区开了一爿小店，除了蜂蜜，还卖蜂蜜类化妆品，香味甜美的面霜、香皂和美发产品，其原材料都来自我们的蜜蜂。他为女儿开了这爿店。尽管她当时年纪还小，但她认定，等她长大了，要和爸爸一样学农学。所以穆斯塔法为这爿店取名“阿雅的乐园”，答应她只要努力学习，这爿店到时候就归她。她喜欢进店闻闻香皂，往手上抹一层雪花膏。她聪明伶俐，是一个早慧的小姑娘，记得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人，世界应该像这个芬芳扑鼻的小店。”
穆斯塔法不喜欢过安逸、清净的生活。他喜欢多学多做。我从没在别人身上见过这种品质。无论我们生意做到多大，甚至招徕了欧洲、亚洲和海湾国家的大客户的日子，照料蜜蜂的依然是我，他信赖的人依然是我。他说我有大多数人缺乏的敏感，我懂蜜蜂的语言和特性。他没看走眼。我听得懂蜜蜂的语言，我和它们说话，好像它们是一个有血有肉、通人性的整体。因为，你是知道的，蜜蜂齐心协力，一起工作。即使到了夏末，工蜂杀死雄蜂以便保存食物资源，它们依然始终如一地工作。它们以舞蹈互相交流。我用了好些年才了解它们，了解之后，我眼中、耳中的世界随即呈现出另一番模样。
寒来暑往，沙漠渐渐扩张，气候日渐恶劣，河流渐渐干涸，农民苦苦求生，唯独蜜蜂耐旱。“你瞧瞧这些小勇士。”每逢阿芙拉胳膊上挽着一个小包袱，带萨米来养蜂场，她都会这样说。“瞧瞧它们依然忙碌，而其他的一切已经枯萎！”阿芙拉害怕沙尘暴和干旱，所以见天儿祈雨。沙尘暴来临，从我们家阳台可见小城上空的天转成紫色，云层深处随后传来一声凄厉的呼啸，阿芙拉便忙不迭地关上门，闩上窗户和百叶窗。
* * *
每逢星期六，我们都要去穆斯塔法家小聚。达哈卜和穆斯塔法一起做饭，每一样食材、每一样调料，穆斯塔法都不厌其烦地用天平称，好像一个微不足道的失误都会坏了整道菜的口味。达哈卜身材高挑，差不多和丈夫一样高，她常常站在一旁摇头，就好像她每次对付菲拉斯和阿雅。“快些，”她会说，“你别磨磨叽叽的！照这样下去，这顿饭下个星期六都未必吃得上。”他一边做饭一边哼着小曲，每隔二十来分钟便放下手中的勺，到院子里那棵花团锦簇的树下叼着烟斗，抽一支烟。
我也过去陪他。然而每到这时候，他都一声不吭，眼睛在厨房热得发亮，心思却在别处。
穆斯塔法先我一步做了最坏的打算，他脸上的一条条皱纹无不写着他的担忧。
他们家住在公寓的一楼，院子被三面相邻的大楼环绕，所以一向凉爽，不见阳光。只语片言、音乐和电视机轻轻的低语从楼上的阳台滚落而下。院子里的葡萄藤挂满了沉甸甸的硕果，一架茉莉爬满了一面墙，另一面靠墙的架子上摆满了空瓶、空罐和一片片蜜蜂窝。
一张安放在柠檬树下的金属圆桌占据了大半个院子，沿院墙放着一溜儿喂鸟器，开了一小块供穆斯塔法种草药的小菜地。由于阳光不足，药材多半长势不好。我看表兄用拇指和食指捻了一朵柠檬花，送到鼻下。
周末傍晚安静的时光，他思绪万千，陷入沉思。他脑子从来不休息，一直在想事情。“你想过换一种生活的日子吗？”一个这样的傍晚，他问我。
“此话怎讲？”
“我有时候不敢想另一种日子。如果我在别处的一间办公室工作是怎样一种生活？如果你听从了你父亲的话，最后进了他的布店，又是怎样一番情景？我们应该知足，感谢上苍。”
我没搭腔。虽然我很可能顺理成章地过上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但穆斯塔法不可能坐办公室。不会，不知他哪儿来的担忧，好像他担心一失尽失，仿佛将来的自己对着他耳朵低语。
最叫穆斯塔法恼火的是，儿子一刻不离电脑，不愿搭把手。“菲拉斯！”穆斯塔法在返回厨房的路上喊道，“你再不起来，屁股都粘在椅子上了！”菲拉斯穿着T恤和短裤，偏偏不离客厅的那张柳条椅。菲拉斯十二岁，是一个瘦瘦高高的男孩，留一头长发，对父亲的话，常常一笑置之。那一刻，他就好像一条萨路基猎狗，沙漠中常见的那种猎狗。
阿雅仅比弟弟年长一岁，她牵着萨米的小手，过来摆餐桌。萨米当时才三岁，像个小大人一样屁颠屁颠地跑腿。她塞给他一个空盘或空杯让他端着，让他觉得自己派上了用处。阿雅留一头和她妈妈一样长的金发，她只要一弯腰，萨米就会扯她的发卷，咯咯咯地笑着看它弹回去。随后，我们大家都动手，连菲拉斯都被穆斯塔法拽着细细的胳膊，从椅子上拽起来帮忙。我们将热气腾腾的盘碟、色彩鲜艳的色拉、浇汁和面包端上院子里的餐桌。我们吃的一般是红扁豆和茴香甘薯汤、牛肉串和绿皮南瓜汁、洋蓟心塞肉、炖青豆、撒上碎小麦粒的西芹色拉、松子菠菜和石榴等。饭毕，上的是果仁蜜馅点心、浇了糖浆的油炸面球，以及阿芙拉提前做好的用罐封存的杏子蜜饯。菲拉斯手机依旧不离手，穆斯塔法从他手中夺过手机，放进一只空蜜罐。不过，他从不对儿子动真格，那是父子俩的一种默契，即使两个人起了争执。
“你什么时候还我？”菲拉斯问。
“等到沙漠下大雪的那一天。”
可咖啡刚端上桌，手机便出了蜜罐，回到了菲拉斯的手里。“菲拉斯，下回我放的可不是 空 罐了！”
做饭、吃饭是穆斯塔法最开心的事。天色向晚，太阳落山，夜来香花香袭人，特别是闷热的夜晚，他常常拉着脸，我知道他在想心事。寂静、漆黑的夜色中，仿佛又听到了今后的种种传闻。
“怎么了，穆斯塔法？”我问。一天傍晚，达哈卜和阿芙拉撤走碗碟，放进洗碗机。被达哈卜爽朗的笑声惊起的鸟儿掠过大楼，钻进了夜空。“你最近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政局日趋恶化。”他说。我知道他说得没错，可我们俩都避而不谈这个话题。他碾灭了香烟，抬手用手背揉了揉眼睛。
“情况不太妙。大家都有数，不是吗？可我们却尽量和从前一样过日子。”他往嘴里塞了一个炸面球，好像为了证明此言非虚。现在时值六月下旬，三月因大马士革示威爆发内战，骚乱和暴乱席卷叙利亚。听到这里，我垂下眼，他也许看出了我脸上的担忧，等我抬头看去，他笑了。
“以后再说吧。我们先为阿雅设计几个配方吧？我有一个主意——薰衣草配桉树蜜！”一想到香皂新产品，他眼睛顿时来了精神，喊阿雅把笔记本电脑拿出来，父女俩一道计算准确的成分。阿雅当时才十四岁，穆斯塔法却执意要做她的老师。阿雅陪萨米玩得正欢——这孩子真喜欢她！他寸步不愿离开阿雅，一双灰色的大眼睛盯着她不放。那双眼睛遗传了他妈妈，青灰色，也就是新生婴儿眼睛转褐色之前的颜色，只不过他的眼睛没转，也没变得更蓝。萨米拽着阿雅的裙摆，寸步不离地跟着阿雅。她常常抱起他，高高地举起，带他看喂鸟器中啄食的小鸟，翻墙或匆匆爬过水泥天井的蜥蜴和昆虫。
每一种配方，穆斯塔法和阿雅都要仔细斟酌色泽、酸碱度和每一种蜂蜜的矿物质。用他的话说，要配出效果 最佳 的配方。父女俩随后计算糖的浓度、细度、吸湿性、防腐性能。我在一旁提建议，他们常常报以亲切的一笑，虚心采纳。像蜜蜂那样工作，是穆斯塔法的主意。他出点子和智慧，我负责实施。
这样的傍晚，杏花和夜来香飘香，菲拉斯寸步不离电脑，阿雅搂着咬着她头发的萨米坐在一旁，厨房传来阿芙拉和达哈卜开心的笑声。这样的夜晚，我们依然其乐融融。生活尚且正常，我们忘了心中的疑问，或者说至少将其深藏心底，憧憬着未来。
政局刚出现动荡，达哈卜和阿雅就远走他乡。穆斯塔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她们先走，不要管他。随着他的担忧得到印证，他立刻着手安排，但他要待些时日照看、处理蜜蜂。我当时觉得他太草率了。母亲去世时，他尚未成年——我认识他时，母亲的去世便在他心头挥之不去——这使得他平生过分宠爱女人。结果达哈卜和阿雅是第一批离开的乡邻，侥幸逃脱战乱。穆斯塔法在英国有一位朋友，是几年前因工作搬去的社会学教授。他打电话催穆斯塔法前往英国，他深信局势将会恶化。穆斯塔法给足了妻子和女儿此行的盘缠，自己和菲拉斯留在叙利亚。
“我舍不得蜜蜂，努里。”一天夜里，他抬起大手抹了一把脸和胡子，好像要抹去近来挂在脸上的忧郁，“蜜蜂就好像我们的家人。”
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之前，穆斯塔法经常晚上带菲拉斯到我们家小聚，两家人坐在阳台上，俯瞰下方的城市，听远处隆隆的炮声，看冲天的硝烟。后来局势恶化，我们开始讨论两家人一起走。在昏暗的傍晚，我们围着我那台内照明地球仪，他手指着达哈卜和阿雅走的路线。对她们来说，尚且容易。穆斯塔法皮夹里保存了厚厚一摞各路蛇头
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们翻遍了各种书籍，检查积蓄，计算逃亡需要的费用。当然，这种事说不准，蛇头漫天要价，但我们早做了安排，穆斯塔法喜欢早做计划、列明行程。
这让我们安心。但我知道，这无非是纸上谈兵罢了。穆斯塔法仍然丢不下蜜蜂。
夏末的一个夜晚，一伙暴徒捣毁了蜂房，临走又放了一把火。等我们一早赶到养蜂场，蜂房已化作灰烬，蜜蜂死于非命，养蜂场成了一片焦土。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种寂静，深沉、无边的寂静。田野上空少了遮天蔽日的蜜蜂，眼前是死气沉沉的阳光和天空。那一刻，我站在田边，阳光斜着掠过被捣毁的蜂房，我心里空落落的，每一次呼吸，空虚都仿佛渗透了我的肺腑。穆斯塔法闭着眼睛，盘腿坐在地中间。我在地上到处找死里逃生的蜜蜂，将它们踩死，因为失去了蜂群，它们无处栖身。大部分蜂房被捣毁，为数不多的几个残骸上的编号依稀可辨：十二、二十一、一百二十一——蜂群的祖辈、母辈和子辈。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是我亲手分的蜂群。三代蜜蜂如今荡然无存。我回到家，将萨米送上床，掖好被子，坐在床头看着他入睡，随后走上阳台，看向阴沉的天空和下方夜幕笼罩的城市。
凯科河绕山脚而过。我上次见这条河，河里漂满了垃圾。大冬天的，捞出了许多具男人和孩子的尸体，都是被缚住手，被一枪爆头。那个冬日，我在布斯坦卡瑟区南郊见他们捞出尸体，跟他们去了一所破旧的学校，尸体被摆在院子里。校舍阴暗，一个沙桶里点了一支蜡烛。一名中年妇女跪在一个装满水的桶边，她说要擦洗死者的脸，方便他们的母亲、姐妹或妻子前来认尸。如果我是那些被抛下河的尸体之一，阿芙拉一定会翻山越岭来找我。她会潜到河底，不过那得在他们害她双目失明之前。
阿芙拉在战前和战后判若两人。她以前总是捅娄子，就说烤面包吧，她常常弄得到处都是面粉，连萨米也不例外，成了一个面粉人。她画画也不消停，要是萨米也跟着一起画，更加惨不忍睹。娘儿俩举着蘸透油彩的刷子，在家里乱舞一气。即使说话，她也毫无章法，东一句西一句，发现不对，匆忙改口，又抛出另一个话题。她常常话说一半就没了下文。她笑起来，声音震得房子都在晃。
可只要她一发愁，我的世界就仿佛布满了阴云。我身不由己。她比我强势。她哭起来像个孩子，笑声好像银铃，她的微笑是我平生见过的最美的微笑。斗起嘴来，她能一连说几小时不住嘴。阿芙拉爱憎分明，她爱这个世界，把它当作一朵玫瑰。我爱她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她笔下的作品令人叫绝，她描绘叙利亚乡村、城市的画作得过各种奖项。每逢星期天，我们一早赶到集市，在卖香料和茶叶的哈米德家对面支一个画摊。这一块露天市场有顶棚，光线昏暗，空气混浊，弥漫着小豆蔻、桂皮、八角等各种香味。虽然光线昏暗，她笔下的风景却不呆板僵硬。画中的风景呼之欲出，天空流云飞鸟，河水潺潺。
你没见过她和来画摊的顾客打交道的那副派头，顾客主要是从欧洲或亚洲来的生意人。每逢这种时候，她都将萨米抱在膝头，坐在那儿看顾客凑近一幅画。如果戴眼镜的话，他们常常推推眼镜，再退后几步，退得远远的，常常撞到哈米德家的顾客，然后一动不动地伫立许久。顾客常问的一句话是：“您就是阿芙拉？”她答道：“对呀，我就是阿芙拉。”这句话足矣。画作成交。
她心中装着整个世界，顾客看得出。那一刻，他们盯着画作，又转眼盯着她，随即明白了她的为人、她的心、她的心思。阿芙拉的心灵仿佛她笔下广阔、神秘的原野、沙漠、天空和河流。始终有许多东西有待了解、领悟。就我所知，这还不够，我需要了解、领悟的太多。叙利亚一句谚语说得好：你认识的人中，还有一个人你不了解。堂兄易卜拉欣的长子婚礼那天，我在大马士革黛玛玫瑰宾馆和她一见钟情。她头戴绸缎头巾，一袭黄色的长裙。她的眼睛不是海水的湛蓝，也不是天空的碧蓝，而是凯科河水的墨蓝，泛着一圈圈褐绿的涟漪。
我记得两年后，在我们婚礼的那个晚上，她要我摘下她的头巾。我轻轻地，一个一个地取下发夹，解开头巾，第一次看见她一头长长的黑发，黑得仿佛沙漠上空不见繁星的夜空。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她的笑。她笑起来，就好像我们可以永生不死。
蜜蜂死了，穆斯塔法对阿勒颇了无牵挂。正要动身的时候，菲拉斯却不辞而别，我们只好等他。这段时间穆斯塔法心事重重，基本上不说话。他心乱如麻，不时没头没脑地提一句菲拉斯的下落。“说不定他去找朋友了，努里。”要不就是：“他也许舍不得离开阿勒颇——他藏起来，也许是想留住我们吧。”有一次，又说：“他也许死了，努里。我儿子也许不在人世了。”
我们收拾好行李，下定了决心，可过了不知道多少个日夜，还是得不到菲拉斯一星半点的消息。于是，穆斯塔法去了设在一栋废弃建筑中的停尸所，帮忙登记详细情况和死因——枪杀、流弹或爆炸。我难得见他守在一处，足不出户。他拿一根铅笔头和一本厚厚的黑封皮台账，不分昼夜地登记死者的细节。如果发现身份证，他的差事就容易得多；其余时候，他记录显著的特征，比如发色和眼睛的颜色，鼻子的形状，左颊有颗痣。这份差事，穆斯塔法一直做到我从那条河带回他儿子尸体的那个冬日。我请两个人开车帮我把尸体送到停尸所。穆斯塔法一看见菲拉斯，立刻要我们把他放在一张桌子上，然后合上儿子的眼睛，捧着他的手，默默地站了许久许久。我站在门口，目送那两个人出门，发动引擎，开车离去。随后归于平静，静得出奇，阳光从那孩子躺的桌子上方的窗户穿窗而入，照着捧着他的手的穆斯塔法。周围鸦雀无声，听不见一声炮弹、一只鸟叫或呼吸声。
穆斯塔法离开桌子，戴上眼镜，拿小刀一下一下地仔细削着铅笔头，然后又坐回桌子前，翻开那本黑封皮台账写道：
姓名：我帅气的儿子；
死因：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这是穆斯塔法最后一次记录死者的姓名。
一个星期后，萨米丧生。
社工自称露西·菲舍尔，是为我们提供援助的，我一口流利的英语给她留下了好感。我介绍了我在叙利亚的工作，蜜蜂和蜂群，但我看得出，她没认真听。她心无旁骛地翻看面前的文件。
阿芙拉连脸都没转向她。如果你不知道她失明的话，还以为她看着窗外。今天隐约有些阳光，映着她的虹膜，仿佛两汪碧水。她扣着的双手放在餐桌上，嘴唇紧闭。她懂一点英语，日常的交流不成问题，但除了我，她从不愿开口。我听她唯一用英语交谈过的人是安吉丽姬。安吉丽姬胸口溢奶。不知她是否离开了那片树林。
“膳宿还好吧，易卜拉欣先生和太太？”露西·菲舍尔戴着银框眼镜的蓝色大眼睛看着文件，仿佛上面有她问题的答案。我伸着脖子去看摩洛哥人说的内容。
她抬头看着我，她的脸顿时让人倍感亲切。
“比起别的地方，”我说，“我觉得这里非常干净安全。”我没告诉她别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肯定也不会说我们房间里的老鼠和蟑螂。我怕让人家觉得我们不识好歹。
她不多问，但说一位移民官员很快就要接见我们。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以软糯、清晰的嗓音要我放心，一旦他们收到证明我们要求避难的文件，阿芙拉就能去医院看眼睛。她瞥了一眼阿芙拉，我注意到露西·菲舍尔一样扣着双手，放在身前。我觉得有一种我说不出的蹊跷。她随后递给我一叠文件，是内政部寄来的包裹：有关避难申请的信息、避难资格、甄别说明、面试步骤和注意事项。我大致浏览了一遍，她看着我，耐心地等着。
要以难民身份留在英国，你必须在你自己的国家内无处安身，因为你担心在那里遭到迫害。
“无处安身？”我问，“你们不是要遣送我们回国内的另一个地方吧？”
她皱着眉头，扯着一缕发绺儿，抿着嘴唇，好像吃了辣。
“你们现在要做的，”她说，“是把你们的经历说得清楚明白。你们考虑考虑要对移民官员说的话吧。务必要清楚明白，有条有理，简单明了。”
“你们不会把我们遣送到土耳其或希腊吧？您说的迫害怎么解释？”我忍不住提高了嗓门，胳膊抽搐。我揉着紧绷、粗而鲜红的刀疤，想起了刀口。露西·菲舍尔的脸模糊了，我的手不住地哆嗦。我解开领口，竭力想稳住哆嗦的手。
“这地方天气热不热？”我没话找话。
她说了一句，我没听清，只看见她的嘴唇在动。她站了起来，阿芙拉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局促不安地扭动着。一阵流水声，仿佛一条奔腾的河流。可我看见的是一点火星，仿佛锋利的刀口。露西·菲舍尔拧上水龙头，走向我，将杯子放在我的手上，把我当孩子一样，托着我的手送到我的嘴边。我喝了水，一饮而尽。她坐了下来。我看清了她，她好像吓坏了。阿芙拉将手搁在我的腿上。
天空绽开了一道道裂缝，下起了雨，大雨如注。不亚于雨水和海水肆虐的莱罗斯岛
。我发现她在说话，雨中听见她的嗓音，我听到了
敌人
这个字眼，她盯着我，皱着眉头，白皙的脸颊绯红。
“你刚才是说？”我说。
“我说我们过来，是尽我们所能帮助你们。”
“我好像听到了 敌人 这个字眼。”我说。
她挺起胸，噘着嘴，又瞥了一眼阿芙拉，脸上和眼睛中突然出现一丝愠怒。我明白了摩洛哥人说的话。不过她气恼的不是我，她没有看我。
“我是说我不是你们的敌人。”她的声音充满了歉意，她不该说这话。这个字眼脱口而出，她做不了主，从她扯着发绺儿的窘态我就看得出。这句话在房间里回荡，经久不息，即使她收拾好文件，即使她和阿芙拉搭话。阿芙拉对她轻轻地点了点头，感谢她的到来。
“祝你顺利，易卜拉欣先生。”她说着，起身出门。
我真想知道什么人和我作对。
过后，我出门进了铺了水泥地的花园，在树下的椅子上坐下来。我想起嗡嗡的蜜蜂，那声音令人安心、悠闲。我仿佛闻到了蜂蜜、柠檬花、大茴香子，突然，呛人的粉尘味取而代之。
我听到了蜜蜂叫。不是养蜂场成千上万只蜜蜂飞舞的嗡嗡声，而是一个孤单的嗡嗡声。原来是我脚边的地上歇着一只蜜蜂。我凑近去看，发现它没翅膀。我伸出手，它爬上我的手指，慢慢地爬上我的手掌——原来是一只土蜂，胖胖的，毛茸茸的，仿佛披了一身软软的毛；身上有黄黑相间的宽条纹，身下掖着一条长长的口器。它翻上我的手背，我带它进了客厅，在扶手椅上坐下，看它伏在我的掌心，准备休息。客厅里摆着老板娘端来的奶茶。这里今晚好不忙碌。大多数女人已经就寝，还没休息的一个女人说一口波斯语，小声对身边的一名男子说着什么。看她随意包着头发的头巾，我猜她可能是阿富汗人。
摩洛哥人吧嗒吧嗒地喝着茶，好像那是琼浆玉露，每喝一口，都要咂一咂嘴。他时不时翻看一下手机，然后合上书，好像那是孩子的小脑袋，用手掌轻轻地拍着。
“你手上是什么呀？”他问。
我伸过手让他看那只蜜蜂。“它没翅膀，”我说，“可能感染了翅膀致畸病毒。”
“对了，”他说，“摩洛哥有一条蜂蜜街。世界各地的人都赶来品尝我们的蜂蜜。阿加迪尔
有瀑布、山、漫山遍野的花，吸引了八方来客和蜜蜂。我想知道这些英国的蜜蜂是什么样。”他欠身凑过来要看个清楚，他举起手，好像当它是一只小狗，要用手指拍拍它，可随后又改变了主意。“它蜇人吗？”他问。
“蜇人的。”
他的手又放回了腿上。“你捉它做什么？”
“我也没什么用，我会放它回去。它这样活不长——它没翅膀，是被蜂群撵出蜂巢的。”
他望着玻璃门外的院子。这是一方铺了水泥地的院子，中间镶有石板，还种了一棵樱桃树。
我起身走过去，脸贴着玻璃。这时候已是晚上九点，太阳西沉，黑漆漆的、高大的樱桃树伫立在晚霞染红的天空下。
“现在是大晴天，”我说，“但不出多久就要下雨了，蜜蜂下雨不出来。下雨的时候，蜜蜂从来不出巢，这里十有八九要下雨。”
“英国的蜜蜂可能不一样。”他说。我转身看去，发现他在笑。我讨厌他拿我寻开心。
一个男人在楼下的浴室上厕所。尿撒在便池里，响如瀑布。
“不成体统的外国人。”摩洛哥人说着，起身去上床。“没见过人站着小便的。要坐下来！”
我推门进了院子，将蜜蜂放在紧挨篱笆的一朵石楠花上。
客厅一角放着一台联网的电脑。我在电脑桌前坐下来，想看看穆斯塔法有没有给我发邮件。他先我一步离开叙利亚，途中一直互通电子邮件。他在英格兰北部的 约克郡 等我。他的文字令我动容，至今难忘。 有蜜蜂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就有新生 活和希望。 我来英国是因为穆斯塔法。因为他，我和阿芙拉才不远万里来到联合王国。可我现在只能呆呆地看着我映在屏幕上的脸。我不愿穆斯塔法知道我的窘迫。我们终于到了同一个国家，可要是相见，他见到的会是一个落魄的人。他怕是认不出我了。我别过脸，不去看屏幕。
我等到人都散去，等到说外国话、一副陌生做派的住户都出了屋子，唯有远处隐约传来车声。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黄蜜蜂飞来飞去的蜂箱，蜜蜂飞离蜂箱，飞上天空，外出找花采蜜。我竭力想象那边的原野、公路、路灯和大海。
花园里的感应灯突然亮了。从我坐的那把朝门的扶手椅，可以看见一个小黑影飞快地穿过天井，看模样是一只狐狸。我起身追过去看个究竟，灯却灭了。我脸贴着玻璃，那身影比狐狸大，直立着。它走向前，灯又亮了。原来是一个背对着我的男孩。他从篱笆缝看向对面的天井。我使劲地敲着玻璃，他却不转身。我在门帘后的一个钉子上找到了钥匙。我走上前，男孩转过身，好像等着我一样，一双乌黑的眼睛好像要探寻世间一切问题的答案。
“穆罕默德。”我小声说，生怕吓跑了他。
“努里叔叔，”他说，“你看那个园子——满眼是绿。”
他闪在一旁，让我看个清楚。天黑漆漆的，我看不见一片绿叶和小草，眼前只有婆娑的灌木和树影。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问。可他不搭话。我还是小心为妙，便说：“进屋吧。”他盘腿坐在水泥地上，又扒着篱笆上的洞看去。我挨着他坐了下来。
“这里是海滨。”他说。
“我知道。”
“我不喜欢大海。”他说。
“我知道，我记着呢。”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白白的，散发着柠檬的清香，可这里没有柠檬。
“那是什么？”我问。
“花。”
“你哪儿采的？”我摊开手掌，他将花放在我的掌心，说是从柠檬树上摘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