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三世（George III）的军队在约克镇（York）向华盛顿将军投降十年之后，英国·自由（British Freedom）还在北美坚持着。同西庇阿·耶曼（Scipio Yearman）、菲比·巴雷特（Phoebe Barrett）、耶利米·皮吉（Jeremiah Piggie）、斯玛特·费勒（Smart Feller）等在内的几百人一样，他正在普雷斯顿（Preston）——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市东北几英里处的一个小镇——附近的贫瘠土地上讨生活。 [1]

就像普雷斯顿的大部分人那样，英国·自由也是黑人，出生在某个较为温暖的地方。可现在，他成了一介贫民，困在蓝云杉林和大海之间那个飞沙走石的角落里。不过，英国·自由要比大部分人都幸运。因为他的名下有四十英亩地，以及一英亩半被哈利法克斯的律师助理欣然称作“城镇地皮”的土地。 [2] 那里看起来不像是个镇子，只是一片空地中间立着几间简陋的小屋，几只鸡趾高气昂地转来转去，偶尔还有一两只浑身是泥的阉猪。有些人设法搞来了几头牛，把地上光秃秃的灰石头清理干净，种上了一片片的豆子、玉米和卷心菜，然后同建筑木材一起拉到哈利法克斯的市场上去卖。但就算那些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人——以普雷斯顿的标准来衡量——也经常得跑到野外打两只环羽松鸡，或者去村子南边的咸水湖上碰运气。 [3]

他们在那里干什么？不光是活命。英国·自由和其他村民在坚守的，除了新斯科舍的一隅，还有一份承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把承诺打印出来，让英国军官代表国王本人签了字，说持有者某某某可自由去他或她想去的任何地方，从事他或她选择的任何职业。这对曾经为奴的人来说意义重大。而国王金口玉言，当然不可能反悔。“黑人先锋连”及其他人用他们在美国战争末期的忠诚服务，换来了两份价值难以想象的恩赐：自由和土地。他们告诉自己，这是他们应得的。他们干的是最险、最脏、最累的活儿：在美国人中间当过间谍；在佐治亚（Georgia）的沼泽里当过向导；在危险的沙洲里当过船只领航员；在查尔斯顿的护城墙上当过工兵，身边不断有人被法国的加农炮炸得缺胳膊少腿。他们挖过战壕；埋葬过浑身是痘的尸体；给军官们的假发扑过粉；还曾敲着军鼓机智地行军，带领兵团在灾难中进进出出。女人则煮过饭、洗过衣、照顾过病号，给士兵身上的伤口涂过药，还要努力保护子女们不受伤害，其中一些还打过仗，当过南卡罗来纳的黑人骑兵和哈得孙河上的国王死忠水兵团伙，还做过黑人游击队员，袭击新泽西的爱国者 农场，能抢什么抢什么，蒙主保佑的时候，甚至还俘虏过一些美国白人。

所以，他们有功。所以，他们被赋予了自由，其中一些还得到了土地。但因为土壤贫瘠、乱石遍地，大多数人黑人都没办法自己清理、耕种这样的土地，所以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只得受雇于白人保皇党。而这就意味着煮更多饭，洗更多衣，在餐桌旁伺候更多人，给更多的粉嫩下巴刮胡子，为了修路造桥而凿更多石头。可他们还是负债累累，有些人痛苦得无以复加，止不住抱怨他们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另一种奴隶制，就差名称不同。

但名称还是有意义的。英国·自由的名字就表达了很重要的东西：他已经不再是供人买卖的财产。尽管荒凉、艰苦，但普雷斯顿不是佐治亚的种植园。其他普雷斯顿人——德西莫斯·墨菲（Decimus Murphy）、凯撒·史密斯（Caesar Smith）——获得自由后，显然还保留了自己的奴隶名。但英国·自由出生或者被买来时肯定叫别的名字。在1783年，共有三万名保皇党（黑人白人都有）分八十一批坐船从纽约去了新斯科舍，而他可能就在某一次航行中，把原来的名字像脚镣一样甩掉了，因为在《黑人名册》（Book of Negroes）中——里面记录着所有男女自由人的名字，他们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有人叫英国·自由这个名字。毫无疑问，有些人改了名字，以反映自己的新身份：如詹姆斯·拉戈里（James Lagree），他曾经是查尔斯顿的托马斯·拉戈里的私人财产，去了新斯科舍后，把名字改成了解放·拉戈里（Liberty Lagree）。当然，英国·自由也有可能是在早期的某次保皇党大转移中——1776年从波士顿（Boston）或者1782年从查尔斯顿——去了新斯科舍。在战争结束和英国舰队离开之间那可怕的几个月里，美国的种植园主曾努力搜寻逃跑奴隶的下落，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避免被发现而改换了姓名。英国·自由可能更进一步，给自己取了一个同时还可以表达爱国自豪感的假名。但无论他走的是哪条路线，无论他此刻在承受什么样的磨难，英国·自由给自己选的名字，都宣扬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信念：将非洲人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更有可能是君主立宪制的英国，而非美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制国家。尽管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曾把美国的奴隶制归咎于“基督教国王”乔治三世，但英国·自由这样的黑人对国王却不是那么看的。恰恰相反，国王是敌人的敌人，所以是他们的朋友、解放者和捍卫者。

视英国国王为恩人的传统由来已久。比如1730年在新泽西的拉里顿县（Raritan County），一场奴隶起义的计划被发现后，一名黑人告发者对一个叫雷诺兹（Reynolds）医生的人说，起义原因是“一群恶棍”违抗“乔治国王让纽约总督解放他们的积极命令”。 [4] 三十多年之后，那些被公然排除在美国自由的庇佑之外的黑人曾嘲讽“他们在这个国家所谓的那种自由”（塔沃斯·贝尔［Towers Bell］语）。在战争结束时，贝尔以“真正的英国人”署名写信给英国军队的领导，说他从英国被强掳到巴尔的摩（Baltimore）“卖为奴隶，在这个造反的国家遭受了四年最可怕的野蛮行为”。现在战争结束了，他别无所求，只想回到“亲爱的故乡英国”。 [5]

成千上万的非洲裔美国人，尽管很清楚英国人在奴隶制的问题上远非圣人，但依然坚持非理性地相信英国式自由。到英国法庭在1800年明确裁定奴隶制不合法之前，新斯科舍一直有奴隶和自由黑人，英属加勒比地区更是有成千上万。但即便如此，1829年，早期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之一、非洲裔美国人大卫·沃克尔（David Walker）还是在波士顿发表了他的《告世界有色公民书》（“Appeal 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宣称“英国人”是“有色人种在地球上最好的朋友。虽然他们曾经多少压迫过我们，而且现在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上建立了殖民地，严重压迫着我们——但撇开这些不说，他们（英国人）为改善我们的状况所付出的努力，是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的一百倍”。相比之下，那些美国白人故作虔诚信教之态，伪善地呼喊着空洞的自由口号，所以被他冠以最卑鄙的虚伪恶名。 [6] 而英国国会废除奴隶制的法令在1834年正式生效，以及英国皇家海军一直在非洲西海岸追剿贩奴船只，更有利于这种英国人待非洲人很仁慈的慷慨评价。1845—1847年间，黑人演说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到英国进行巡回演讲，批判美国奴隶制度的邪恶时，便附和了沃克尔的恭维，将“英国人”视作解放者。后来的1852年，他又在独立纪念日的演讲中自问道：“7月4日国庆日对奴隶有何意义？”然后自答曰：“你们崇高无比的独立，仅仅揭示了我们之间无法估量的距离……你们可以欢庆，但我必须哀悼。” [7]

英国是否有资格称得上在所有民族和帝国中拥有最开明的种族观念？实话实说，这个问题有待商榷。比如在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期间，英国的政策和英国人就更倾向于支持蓄奴的南方邦联，而非北方的联邦政府，原因则主要是为了遏制共和国气势汹汹的扩张。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在革命战争期间，确实有成千上万被美国南方奴役的非洲人将英国视为他们的拯救者，甚至甘愿冒生命危险奔赴皇家军队的前线。因此，要还这个惊人史实一个公道，就必须从全新而复杂的角度，来讲述英美两国在革命期间和之后的冲突历史。

诚然，有很多黑人听说或读到爱国者的战争是一场解放战争后，虽然心中有所怀疑，但还是愿意相信他们。因此，如果说那边有一个英国·自由，那么这边就会有一个迪克·自由（Dick Freedom）——和一个杰弗里·解放（Jeffery Liberty）——在康涅狄格（Connecticut）的兵团为美国打仗。 [8] 黑人曾在康科德（Concord）、邦克山（Bunker Hill）、罗德岛（Rhode Island）以及最后的约克镇为美国的革命事业奋战捐躯（在约克镇战役中，他们还被安排到了最前线，但这到底是赞扬他们的勇气，还是把他们当成了无足轻重的牺牲品，我们不得而知）。在新泽西发生的蒙茅斯战役中，交战双方的黑人军队相互残杀。但其实，直到英国开始在1775年和1776年声势浩大地征募黑奴之前，各殖民地（包括北方那些殖民地）的议会，以及它们组成的大陆会议，都不愿意让黑人参军。比如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便很有代表性，禁止疯子、傻子和黑人参加该州的民兵组织。1775年秋天，那些已经在爱国者民兵组织服役的黑人被勒令退伍。在剑桥（Cambridge）的营地，乔治·华盛顿虽然听到了其他军官和平民代表的强烈反对，但却不愿意放走那些黑人志愿兵，于是他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大陆会议来决定。不出所料，在大会上，爱德华·拉特利奇（Edward Rutledge）等南方代表对于武装黑人奴隶的强烈恐惧，盖过了对黑人服役的冷淡感谢。就连武装的自由黑人也是个麻烦。我们敢相信他们不会把造反的种子播撒到那些黑人奴隶中间吗？1776年2月，会议指示华盛顿，现有的自由黑人可以留下，但不要再征募新人了。当然，该会议创建的大陆军则完全禁止黑人奴隶参加。 [9]

相反，1775年11月7日，弗吉尼亚最后一任英国总督、邓莫尔伯爵约翰·默里却在皇家海军“威廉号”上发表宣言，斩钉截铁地承诺，所有逃离叛军种植园的奴隶到达英国前线，并在军中担任一定职务后，都可以彻底获得自由。这个承诺更多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人道主义动机，有一个能活着看到诺言兑现的英国·自由，就有更多的人会遭到无耻的背叛。不过，这种机会主义策略也带来了一些好处。邓莫尔伯爵的承诺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认可和豪将军（General Howe）、克林顿将军的重申（他们扩大了有权获得自由之人的定义，将黑人女性和儿童也包括进来），传遍了奴隶世界，很快，成千上万的黑人便行动起来。在黑人奴隶的眼中，美国独立战争的意义完全被颠覆了。从1775年春天到1776年夏末，那场被吹嘘成解放的战争，在佐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很多地方，成了一场为延续奴役制度而打的战争。这之中的逻辑歪曲到了有悖常理的程度，但人们又对之习以为常，连乔治·华盛顿都将承诺解放奴隶和契约劳工的邓莫尔伯爵说成是“人权的头号叛徒”，而那些致力于维持这种奴役状态的人却是为自由而战的豪杰。

对于黑人而言，“英国人要来了”这条消息给了他们一个希望、庆祝和行动的理由。比如，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的一位路德派牧师亨利·梅尔基奥尔·米伦伯格（Henry Melchior Muhlenberg）就很清楚这一点，他曾写道，黑人“心中暗自希望英国军队会打胜仗，因为那样的话，所有黑奴都将获得自由。据说，这种情绪普遍存在于美国的所有黑奴中”。 [10] 偶尔，真话也会从爱国者的诡辩护甲中戳出来。比如1775年12月，隆德·华盛顿（Lund Washington）在给远房堂兄乔治写信时就曾说，黑人和契约劳工正在飞速逃离华盛顿家的庄园，“要是他们觉得自己有机会逃跑，就没有一个会不愿意离开我们……自由的滋味太甜了”。 [11]

各位国父对于自家奴隶的失踪情况直言不讳，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中有很多人都遭受了严重的个人损失。比如，托马斯·杰斐逊虽然曾试图在《独立宣言》中加入一段抨击奴隶制的内容（被大陆会议删去了），但在1781年春季的几个星期中，他也损失了三十名家奴，当时康沃利斯侯爵的部队离杰斐逊的庄园蒙蒂塞洛（Monticello）不远。杰斐逊认为，至少有三万奴隶逃离了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企图前往英军前线——这一数字与本杰明·夸尔斯（Benjamin Quarles）、加里·纳什（Gary Nash）、西尔维亚·弗雷（Sylvia Frey）、艾伦·吉布森·威尔逊（Ellen Gibson Wilson）、詹姆斯·沃克尔（James Walker）等大部分近代历史学家的判断相符。 [12] 南方其他地区的情况如出一辙。早在1858年时，历史学家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就估算，南卡罗来纳三分之二的奴隶都逃跑了；而且其中有很多向英方投诚，虽然肯定不是全部。总的算下来，独立战争期间逃离种植园的奴隶约有八万到十万人。 [13] 爱国领袖们越是义正词严地谴责万恶的汉诺威（Hanover）暴君对北美的奴役，他们自己的奴隶便越是用脚投票。比如，拉尔夫·亨利（Ralph Henry）就把主人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那装腔作势的宣言“不自由，毋宁死”牢牢记在了心上，只不过与其作者的原本意图有所差别：一有机会，他便逃往了英军前线。 [14] （讽刺的是，这句话后来被19世纪的黑人废奴主义者和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m X］等20世纪的黑人解放者当作里了他们的战斗口号！）其他签署过那份断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文件 且损失了奴隶的人，还包括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本杰明·哈里森五世（Benjamin Harrison，第九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的父亲），后者损失了二十名奴隶，其中包括安娜·奇斯（Anna Cheese）和庞培·奇斯（Pompey Cheese）夫妇，这两人一路逃到纽约、新斯科舍和塞拉利昂，以及来自南卡罗来纳的签署人阿瑟·米德尔顿（Arthur Middleton）损失了五十名奴隶。后来成为州长的约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的奴隶庞培（Pompey Rutledge）和弗洛拉（Flora Rutledge）投靠了英国人，《独立宣言》最年轻的签署者、激烈反对黑人参军的爱德华·拉特利奇也损失了奴隶。来自南卡罗来纳、绰号为“沼泽狐狸”的弗朗西斯·马里恩将军（General Francis Marion）——他的种植园黑奴曾在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电影幻想《爱国者》（ The Patriot ）中被刻画成了热切地追随主人、为争取自由而战的人——也至少有一名奴隶投靠了英军：这个叫亚伯拉罕·马利安（Abraham Marrian）的人很可能加入了1782年夏天被动员起来的一支小型黑人骑兵连，在南卡罗来纳的瓦德布种植园攻打过马里恩（这样更能说得通），而非同他并肩作战。 [15] 此外，不得不提的还有，1776年初，当乔治·华盛顿驻扎在剑桥公地绞尽脑汁地掂量征募黑人入伍的利弊时，他自己的奴隶、出生在西非的亨利·华盛顿也逃到了英军的大后方。和其他黑人保皇党一起在新斯科舍的伯奇镇流亡的亨利·华盛顿会动人地说自己是一个“农民”，但为他的四十英亩土地和自由提供保护的其实是英国国旗。 [16]

这段大规模逃跑的历史固然令人震惊，曾被加里·纳什贴切地描述为独立战争中的“肮脏小秘密”，但它又是那种最佳意义上的震惊，迫使人们对那场战争进行了一场姗姗来迟的诚恳反思，那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从根本上而言其实还牵涉了第三方。 [17] 而且这个由非洲裔美国人组成的第三方占到了殖民地二百五十万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具体到弗吉尼亚的话，更是占到了百分之四十。当然，在对待卷入那场斗争中的黑人时，无论是英方还是美方，表现都不怎么好。但到最后，英国·自由以及和他一样的很多人意识到（即便当时他们已经是自由黑人了），皇家的路似乎能为他们提供更可靠的解放机会，共和国的路不行。黑人的孤注一掷与英国的父爱主义纠葛在一起后呈现出的这段历史，虽然结果往往充满了惨痛的悲剧色彩，但仍然是非洲裔美国人争取自由的历史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时刻。比如，它催生了被认可为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政治领袖的托马斯·彼得斯中士。 [18]

彼得斯曾是尼日利亚埃贝族（Egbe）的王子，被法国的奴隶贩子俘虏后卖到了路易斯安那（Louisiana），曾因屡次试图逃跑而遭受鞭笞和烙刑，接着，被卖给北卡罗来纳威尔明顿（Wilmington）的一位种植园主后，他最终逃到了英国人那边。在乔治·马丁上校（Captain George Martin）的主持下，彼得斯宣誓加入先锋连，在战斗中两次负伤，被提拔为中士。后来，他先是定居在新斯科舍的北岸，接着又去了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并代表他的黑人同胞前往伦敦，向国王请愿。彼得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民领袖：顽强、英勇，虽然大字不识，但有一连串白人曾被他的傲慢态度触怒，间接证明他显然能说会道。他明显没有被作为非洲裔美国英雄而为人敬仰（不过倒是有几个令人尊敬的例外情况），他的名字在美国高中历史课本中更是完全未被提及，这样的丑闻只能有一个解释：彼得斯不巧是为错误的一方而战的。无独有偶，波士顿那些选择加入英国而非美国革命事业的黑人得到的也是这种待遇。1770年，英军枪杀暴乱者，制造了波士顿大屠杀，遇害者之一的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被奉为阵亡英雄。但为英军作证的黑人理发师牛顿·普林斯（Newton Prince）的故事却毫不意外地鲜为人知。这样的冒失行为惹恼了爱国者后，普林斯被施以“涂柏油、粘羽毛”的私刑，所以也难怪他会在1776年选择投奔豪将军，并随英军撤离。同样，另一位理发师布莱克·伦敦（Black London），在1776年曾告诉战后成立的保皇党索赔委员会的委员，他加入爱国者的民兵组织是受雇主胁迫，后来一有机会便开了小差，跑到亨利·克林顿爵士的手下当了四年兵，后又在两艘战舰上服过役。 [19]

无论这对国父们及其革命的正统历史来说有多尴尬，非洲裔美国人解放的起源都与他们在战时及战后同英国的关系密不可分。不独自由黑人的政治诞生于那场战争的炮火中，他们的基督教集会的独特形式也是如此。正是保皇党的非洲人在新斯科舍的谢尔本镇及附近创建了最早一批自由的浸礼宗和循道宗教会；也是在那里，第一批白人在黑人牧师的主持下改宗，在那些红色的河水中接受了魅力超凡的牧师大卫·乔治为他们施行的洗礼。第一批专门为自由黑人的子女开办的学校也是在保皇党大批移居到新斯科舍后开设的，而给孩子们上课的老师，比如普雷斯顿的凯瑟琳·阿伯内西（Catherine Abernathy）、伯奇镇的斯蒂芬·布拉克，同样是黑人。在一千多名“新斯科舍人”横跨大西洋，重返非洲（这次是以人的身份，而非财产）最终抵达塞拉利昂后，美国黑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只是太过短暂）体验了一定意义上的地方法治和自治。还有一个第一次，则是曾为黑奴的西蒙·普鲁弗（Simon Proof）当选警官后，对一名被判玩忽职守的白人水手执行了鞭刑。

但是，黑人保皇党的历史远远不只是一系列的“第一次”。这段历史也揭穿了一个谎言，证明了黑人并非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只是美国或英国战争策略中被动、轻信的棋子。无论是选择站在爱国者那边还是保皇党这边，无论识文断字与否，很多黑人都十分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虽然他们根本不可能预料到自己的决定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不幸和欺骗。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决定取决于这样一种判断：且不论早晚，一个自由的美国是否会被迫信守《独立宣言》中的原则，承认自由和平等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或者（尤其在南方），鉴于逃跑者遭到追捕，并被送到铅矿或者硝石厂做苦工的惨状，那些华丽动听的承诺是否可能被无限期地推迟兑现。毕竟，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为鼓励白人入伍而提供的激励措施，还包括在战争结束后可获得一名自由奴隶，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当然，有些爱国者还是值得赞许的，早在革命以前便意识到了自由的说辞同蓄奴的现实之间那种令人难堪的差异。英国政府对美国人的“奴役”是爱国者（尤其在波士顿）抨击1766年的印花税和1773年的茶叶税时最为冠冕堂皇的惯常用语。茶党时代的一份典型小册子曾怒斥道：“邪恶的（茶叶）箱中装着……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奴隶制的种子。” [20] 波士顿煽动闹事的律师中最狂热的詹姆斯·奥提斯（James Otis）同其他人一样也严厉抨击了这类奴役计划的邪恶阴险；但在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的爱国者中，只有他一个把这种论证的逻辑延伸到了黑人身上，异乎寻常地坚持认为自由不能用种族来划分。“根据自然法则，殖民地居民生来自由，甚至所有人都是如此，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仅仅因为一个人是黑人，便奴役他’，这合理吗？”奥提斯在他那本充满煽动性的小册子《英属殖民地居民之权利的维护与证明》（ 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Colonists Asserted and Proved ）中写道，“从一个塌鼻子、一张长脸或者短脸上，能得出什么支持蓄奴的逻辑推论吗？这种令人发指的生意违反了自然法则，可能直接贬损自由那不可估量的价值理念，关于它找不出任何可供支持的溢美之词……” [21] 而且，他还警告说，“那些日日拿他人的自由做交易的人，很快也会对自己的自由漠不关心”。 [22] 但奥提斯的直白，反而让那些不太敢冒险的人更为相信，他是出了名的轻率鲁莽，甚至精神不稳定。比他年轻一点，但头脑更冷静（而且显然不是什么平均主义者）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后来评价道：“一想到他倡导的主义，我就不寒而栗，我平生一直对此类前提有可能造成的后果感到不寒而栗，现在依然如此。” [23]

其他一些美国爱国者聪明绝顶，无法不注意到其中的矛盾之处，且又太过诚实，无法完全回避问题，于是便想通过直面有关伪善的指责来将之化解，他们总会将奴隶制度的原罪怪到英国人自己的头上，尤其是国王的皇家非洲公司——该公司在1662年获得了进行奴隶、贵重金属和木材贸易的特许权。这种“哼，是你先挑起来的”学校操场上的开脱之词，在杰斐逊的《独立宣言》中被转换成了气势汹汹的控诉，但早在他这份伪善的杰作以前，其他人便已经能炉火纯青地把自我辩护变成道貌岸然的义愤——愤怒于自己竟遭如此误解。而在这方面，无人能及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曾向费城的贵格会教徒安东尼·贝内泽、伦敦的格兰维尔·夏普等蓄奴的友人透露说，他自己其实很不赞成这种邪恶的人口贩卖，巴不得它赶快终结。 [24]

1770年，也就是富兰克林代表其他想要独立的美国同胞在伦敦游说的最后一年，对格兰维尔·夏普抨击美国人的虚伪感到刺痛的他，在《公共广告报》（ Public Advertiser ）上发表了《一个英格兰人、一个苏格兰人和一个美国人有关奴隶制的对谈》（“A Conversation between an Englishman, a Scotchman and an American on the Subject of Slavery”）一文。“你们美国人啊，只要你们自以为的自由受到一丁点儿的侵犯，哪怕是假想出来的，也会大呼小叫，可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你们更是自由的敌人，更是彻头彻尾的暴君。”富兰克林让他笔下的英国人如此说道，以引导受到侮辱的美国人去阅读夏普的文章。当然，这个控诉有些言过其实，目的是让文中的美国人回应，夏普觉得美国人都是一丘之貉，犯了侮辱美国人的严重错误，实际上，殖民地有很多人，或者说至少有和英国一样多的人，都真心痛恨邪恶的人口贩卖，正在致力于终结这种情况。然而，美国人伤心地抱怨说，“这个时候为了把我们搞臭，为了怂恿那些压迫我们的人，竟说我们没资格享有我们正在争取的那种自由，实在是对我们的恶意中伤”，这种受伤的口吻却不经意间暴露出，有关双重标准的指责往往正中目标。 [25] 而美国人接下来的反唇相讥，更是让这种辩解里明显流露出的不自在感有增无减，他指责道，英国人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奴役着他们自己的“贫穷阶层”，即便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奴隶，似乎也存在某种类似奴隶制度的情况，法律强迫他们为主人长时间地工作，工资却低得可怜，让他们根本没有自由去要求或者讨要更多的东西，要是他们拒绝接受这样的工作条件，便只能被困在劳动救济院里”。而当英国人提出奴隶法律，尤其是其中有关惩罚的规定有多么惨无人道时，美国人回道，在一些殖民地，比如弗吉尼亚，黑人远远多于白人，这样的法律也是事出无奈：“或许你会认为，黑人性情温和、易于管教……有些黑人确实是这样。但大部分黑人都诡计多端，内心黑暗、阴沉、恶毒，报复心重，残忍至极。”更奇怪的是，面对苏格兰人的批评，美国人竟然回答，苏格兰也有奴隶，这些人在煤矿里做着苦工，“连同煤矿一起被买卖，要说我们的黑人没有离开主人种植园的自由，那他们也没有多少离开煤矿的自由。要说是脸黑让人沦为奴隶，那你还可能有一些让可怜的煤矿工人身陷其境的借口；但是别忘了，在那黑乎乎的煤灰之下，他们的皮肤可是白色的”。 [26]

富兰克林竟然认为加倍的肤色歧视能为他的论点提供更多的支持，着实令人惊讶。但双重思想是标配，就连那些欣然承认奴隶制度有错的人也是如此，而其中最厚颜无耻的莫过于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1773年1月，亨利从弗吉尼亚的汉诺威写信给罗伯特·普莱曾茨（Robert Pleasante） ，在信中，他义愤填膺地抨击了奴隶制的残暴，更何况还是“在一个人权得到了精确定义和理解的时代，在一个最为推崇自由的国家里”持续存在着。但是，抒发完内心对这种邪恶竟在开明时代依然顽固存在的震惊之情后，亨利又以令人放松的坦率说道：“有谁会相信我自己也是奴隶主，购买了奴隶呢？”不过，对于他违背自己公开表明的原则，亨利却只能拿出一个蹩脚但也算坦率的借口：“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没有他们的话，生活里事事都不方便。我不会也无法为此做出辩护；无论我的行为有多么该受到责备，我还是要向美德致敬，承认其（自然）规则的卓越与正直，并为我没有能遵守它们而哀叹。”亨利祈祷有一天这些都会改变，但在这种伟大变革到来之前，他希望自己至少能“以慈悲为怀”，来对待他的奴隶。因此，也难怪陷入了自欺泥淖中的亨利，在信的末尾只能以无法令人信服的夸张辞藻对普莱曾茨说道：“我不知道该在哪儿停笔，在这个话题上我可以谈很多东西，给出一个会让未来看起来前景惨淡的严肃回顾；请原谅我的潦草笔迹，心怀敬意地请您相信我，云云……” [27]

可以想见良心甚严的约翰和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夫妇在这个大矛盾的罪恶问题上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像帕特里克·亨利那样轻松、淡然。1773年和1774年间，有关一场黑人暴动被消灭在萌芽状态的传闻甚嚣尘上，阿比盖尔在向丈夫报告其中一则时，虽不想火上浇油，但仍向丈夫坦陈，她“发自内心地”希望“（马萨诸塞湾）省 里没有一个奴隶”，因为“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极其不公的制度……我们自己正在奋力争取的东西，正是我们日日从别人身上剥夺、掳掠的东西，可这些人同我们一样，完全有权利享受自由”。 [28]

阿比盖尔·亚当斯觉得，爱国者一边宣扬着人人生而自由，一边却不愿意给予黑人自由的权利，如此的两面三刀可能会被北美黑人拿来大做文章。她的担心绝非空穴来风：1773年和1774年，马萨诸塞湾的最后两任总督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和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上将至少收到过五封由黑人撰写的“毕恭毕敬”的请愿书；而报纸上登载的一系列文章，虽然急切和愤怒程度各有差异，但也全都呼吁，对于非洲人被当成财产对待的问题，不能再坐视不管了。1774年8月，《埃塞克斯日报和梅里马克邮船报》（ Essex Journal and Merrimac Packet ）刊登了一篇激情澎湃的文章，一个名叫凯撒·萨特（Caesar Sarter）、“曾背负了二十多年屈辱的奴役枷锁”的自由人在文中控诉道，奴隶制度是“人世间最深重、后果最可怕的灾难”，而“与之相对的自由，则是你能在世间被赐予的最伟大的善”。你虽被迫与“那些围绕在你身边”的亲爱的朋友分开，却不能掉一滴泪，而是“必须被那个名叫九尾鞭的决定性论据不断说服，被迫恢复你那惨无人道的主人所谓的理智”。“那么，”凯撒·萨特对他的爱国者读者说道，“你愿意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吗？如果你能把手放在胸口，庄严地申明你愿意，那请吧，祝你成功！说到底，你们对非洲人的待遇，完全符合上述惯例。”

这些请愿书通常饱含痛苦。比如，1773年1月写给哈钦森总督的一封请愿书，署名为“菲利克斯”（Felix，可能是反讽） ——代表“很多生活在波士顿”以及马萨诸塞其他城镇的奴隶，控诉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境遇”：我们“没有财产！没有老婆！没有子女！我们没有城市！没有国家……甚至连生活都没有，活得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 ”。同年4月，由桑博·弗里曼（Sambo Freeman）、彼得·贝斯提斯（Peter Bestes）、切斯特·茹瓦（Chester Joie）、菲利克斯·霍尔布鲁克（Felix Holbrook）这四名奴隶共同签署的第二份请愿书，则期望“那些在同胞企图奴役自己时站起来英勇反抗的人们做出伟大的决定”：众议院应该允许他们每周至少有偿工作一天，好让他们能攒些钱，寄给远在非洲祖国的家人。两个月后，又一封请愿书出现了，代表“所有……在一个自由国度的腹地被迫沦为奴隶的人们”，坚持要求“同其他人一样拥有天赋的自由权，让他们凭借自身的勤奋，可以不受干扰地享受这样的属性”。 [29] 一年之后，一份类似的文件也宣布：“我们是生而自由的人，从未丧失过这种天然的权利。”

当然，这些陈情书，无论是呼唤言行一致，还是诉诸天地良心，基本上都未得到最后一批英属殖民地的总督和马萨诸塞湾省会议的爱国者政客们重视。不过，从弗吉尼亚到马萨诸塞，请愿书依然在各殖民地被不断地起草和传播着——贝内泽、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以及请愿运动的其他同道希望以此来遏制更多的奴隶进口，或者至少能对每个新买卖的奴隶强制征收二十英镑的重税，打击贩奴的积极性。（罗德岛因为在奴隶贸易中有大量投资，不在此次禁止进口运动之列。）但是，每个殖民地的皇家总督都根据英国的指示拒不同意。他们辩白说，这太不公平了，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来美国是为了休养病体，竟然还得为带到疗养地的贴身仆人支付特殊的进口税，岂有此理？官方拒绝同意，给了杰斐逊和南方的爱国者机会，让他们把伪善的指责又弹回了王国政府那头，并坚称王国政府如此唯唯诺诺是因为收了西印度甘蔗种植园游说团体的好处。

这项指控十分公允。但杰斐逊等人绝不会承认的一点是，南方这种情操高尚的批评，并不是因为种植园主阶级转而开始非人道地蓄奴了，而是因为1772年之后，南方人慌了，担心那些黑人数量已经超过白人的地区即将发生异常的奴隶大暴动。这并非妄加揣测。三场凶残、血腥的起义正在苏里南（Surinam）、圣文森特（St Vincent）、牙买加（Jamaica）发生，且全都在北美地区的媒体上被当作末日一般大肆报道。在南美大陆的苏里南，一支欧洲的小军队被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而且这群荷枪实弹的亡命之徒可能有万人之多。据报道，这群强盗控制了庄园甚至城镇，并付之一炬，还抢劫和杀害了无数基本上毫无还击之力的荷兰殖民者。而在圣文森特和牙买加，逃亡黑奴（Maroons，生活在内陆的自由黑人和黑人混血人）以及该地区被解放的黑奴发起了一场如野火般迅速蔓延的起义，从北美撤到这里的英国兵团只是想控制起义势头，却被牵制得无法动弹了。

因此，在美国白人发动革命前，黑色和棕色革命已经席卷了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尽管有关美国革命的历史著作中极少谈论苏里南或圣文森特的起义，但就爱国者在南方的动员时机而言，二者之间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美国白人的武装抵抗如此突然急切，显然不是为了支持西半球其他地方被奴役的人们，恰恰相反，他们生怕这些暴动会星火燎原，烧到北方去。让爱国者最焦虑不安的噩梦是，英国人真去煽动黑人造反，借此来威胁他们。

当然，这些猜疑不全是杞人忧天。1775年初，在邓莫尔伯爵于“威廉号”上发表宣言的几个月前，北美殖民地的王室官员和首相诺斯勋爵（Lord North）的政府内部确实都曾提议，要对付放肆的殖民地，或许应该考虑打一下“黑鬼”牌——虽然诺斯自己（有些欲盖弥彰地）承认被这个提议吓到了。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造反思想已经刮遍黑人世界，再加上从马萨诸塞传来的那些黑人请愿的声音，原本就紧张兮兮的爱国者已是寝食难安。1774年夏天，阿比盖尔·亚当斯曾和丈夫谈论过爱国者该如何选择表述自由的方式，当时，有消息称“黑人正在策划一起阴谋”：据传，一些黑人竟敢向总督索要武器，表示愿意为国王而战，并以此来换取他们的自由。

逃亡现在被当成了集体起义的前奏。从1773年到1774年，从纽约到佐治亚，报告奴隶逃亡的频率越来越高，让人有一种不祥之感。在纽约，人们对于黑人非法“集会”甚是忧虑，以至于官方还下达指示，逮捕任何天黑之后在外聚集的黑人，无论人数多少。对于提心吊胆的美国人来说，黑人要是真的开始认为旧英国那套被大肆吹嘘的自由也适用于他们，而且就如1730年报道的那样，还认为王室给了他们反抗的许可，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想都不用多想的。波士顿的桑博·弗里曼早就在一封请愿书中拐弯抹角地提过“英国人那些崇高的自由理念”，并拿美国的黑人同西班牙殖民地那些与他们处境类似的人做了对比，他们这些黑人还有盼头，可西班牙殖民地的人却除了专制什么也盼不到。如果那些受到影响的蓄奴者可信的话，那么有关英国式自由的迷人妄想确实已经蔓延到了南方。观念受影响的黑人开始逃跑了。比如，《弗吉尼亚公报》（ Virginia Gazette ）上发布了众多捉拿逃跑奴隶的悬赏启事，其中有一条提到了一个叫加布里埃尔·琼斯（Gabriel Jones）的人和他的妻子，据说二人正逃往沿海地区，准备坐船去英国，“他们认为自己在那里会获得自由（这样的想法如今在黑人中间很普遍，让奴隶的主人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成见）”。 [30] 奴隶们是从哪儿了解到这些荒唐想法的？另一条启事提供了答案。佐治亚奥古斯塔县（Augusta County）一个叫巴克斯的人逃跑后，他的主人认为，此人的目的地可能也是港口，到那儿“坐船，驶往大不列颠，因为他了解到了近来英国那个萨默塞特诉讼案的判决结果”。 [31]

什么情况？难道奴隶还阅读判例汇编？一份1772年6月在王座法院的法庭上，由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伯爵针对一个叫詹姆斯·萨默塞特的逃跑黑奴被主人抓回去的案件做出的判决，怎么会在美国的种植园里点了一把火？曼斯菲尔德伯爵是赋予了萨默塞特自由，但他也煞费苦心地避免了对奴隶制在英格兰的合法性做出一般性裁决。然而，伦敦“黑人兴高采烈地”庆祝法庭判决的消息，把法律上的细枝末节通通撂到一边，并迅速把它传过大西洋，说英国已宣布奴隶制非法了。1774年，一个叫弗里曼 的人在费城发布了一份传单，他告诉美国的奴隶，他们只要“踏上那片奴隶制已经被禁止的乐土”，便可以拥有自由。就这样，爱国者还没反应过来，鸟儿便已经开始偷偷飞离巢穴了。 [32] UHcsfuIHEmxSAuvXw13Ijk5T3r8502qJrlyGM1lY9nG69BhSz61GYvP0N6xq2j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