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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让—雅克·卢梭出生于日内瓦。父亲是钟表匠，母亲在他出生十天后即遽然去世。让—雅克自幼由姑母苏珊·卢梭抚养。一七二二年，父亲离开日内瓦，正式定居尼翁。让—雅克和表兄被寄养在离日内瓦不远的博塞城朗贝西埃牧师家。一七二四年他回日内瓦住在舅舅家，跟随一名文书当学徒。父亲在一七二六年再婚，第三年卢梭去昂西，由一名神父介绍他去见德·华伦夫人。夫人派他去都灵新教士教育院，在那里卢梭宣誓放弃新教信仰。他在都灵时曾在德·韦塞利夫人家当了三个月仆人，后来又侍候德·古封伯爵。
一七二九年卢梭回昂西住在德·华伦夫人家，然后在拉萨尔派神学院过了数月，成了大教堂唱诗班见习生。其间又去弗里堡、洛桑，在纳沙特尔教音乐课。一七三六年，卢梭和德·华伦夫人首次住进秀美园。次年根据日内瓦法律，卢梭成年，去日内瓦接受母亲的遗产。他动辄得病，对健康日益不安。一七三八年他回秀美园遭到德·华伦夫人的冷遇，于是一人发奋自学。一七四二年卢梭到了巴黎，经人推荐向法兰西科学院宣读他的《音乐新符号建议书》，为此获得一份证书。一七四三年卢梭当了德·蒙泰古伯爵的秘书，伯爵到威尼斯当大使，他随同前往，但不到一年即与德·蒙泰古闹翻，回到巴黎。在一家公寓居住时，卢梭遇到洗衣妇泰蕾兹·勃·瓦瑟，一七四五年三月与她同居。他完成歌剧《风流诗神》，结识了狄德罗和孔蒂亚克。他还把伏尔泰和拉莫合作的《拉米尔的节日》编为歌剧。
一七四六年他做了杜平夫人的秘书。在杜平的乡间住宅中，卢梭写了一出诗剧——《西尔维的幽径》。他的第一个孩子出世，被他送入孤儿院。一七四七年父亲故世。他写出喜剧《冒失的订约》。一七四九年应达朗贝尔之约，撰写《百科全书》中的音乐条目。他计划参加第戎学院组织的论文竞赛。一七五〇年，第戎学院向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昌明会敦化抑或败坏风俗》一文授奖。
一七五二年十月，他的喜歌剧《乡村先知》在枫丹白露宫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驾前演出，获极大成功。国王要召见他，他却没有前往。一七五四年卢梭由泰蕾兹陪同前往日内瓦，重新皈依加尔文教派，恢复日内瓦公民身份。一七五五年撰写《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七五六年卢梭和泰蕾兹住进德比内夫人家的隐庐，开始写《新爱洛伊丝》。一七五七年与狄德罗争吵，后又和解。又与德比内夫人不和，十二月迁出隐庐。卢梭感到幻想失落的悲哀——爱情和友谊都把他抛弃了。他开始怀疑存在一个巨大的阴谋：所有的老朋友串通一气要坑害他。他精神颓唐，放弃了许多写作计划。但是他又幻想得到权贵的保护，于是接受德·卢森堡元帅的好意，住进蒙莫朗西的蒙路易花园。
一七六一年《朱丽》（或名《新爱洛伊丝》）在巴黎出版，获巨大成功。一七六二年发表《致德·马勒泽尔布先生的信》（2月）、《社会契约论》（4月）、《爱弥儿》（5月）。不久《爱弥儿》一书被警察没收，在巴黎（索尔邦）大学受到批评，遭国会查禁。卢梭风闻当局下令逮捕他，立刻逃往瑞士，到达伊弗东，匿身在沃德山村。这时日内瓦也查封《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日内瓦当局还下令逮捕卢梭。卢梭只得再次逃亡，躲在属普鲁士的纳沙特尔公国内的莫蒂埃。
一七六四年写《山中书简》。十二月日内瓦出版匿名小册子《公民的感情》，影射卢梭遗弃自己的五个孩子，把他们送进孤儿院，这促使卢梭决定写《忏悔录》。一七六五年卢梭被逐出莫蒂埃，去了比安湖中的圣彼得岛，隐居两个月后逃至斯特拉斯堡，又去巴黎，后受英国哲学家休谟邀请前往英国。没过几个月卢梭与休谟发生争吵，写小册子相互指责。伦敦与巴黎的舆论界对这场争吵非常关注。一七六七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同意给卢梭每年一百英镑年金。卢梭离开英国伍顿，之后行踪不定。一七六八年他带了图书和在岛上采集的植物标本前往里昂，到格勒诺布尔，经过尚贝里，在布古万住下，八月与泰蕾兹正式完婚。
一七七〇年卢梭去里昂参加伏尔泰塑像揭幕典礼，回巴黎住下，这时《忏悔录》手稿开始在密友中间传阅。一七七四年他跟德国音乐家格鲁克来往，为《乡村先知》重谱乐曲。一七七六年，《对话录：让—雅克评论卢梭》完稿，又写《孤独散步者的遐想》第一卷。他身体衰老，生活困难，泰蕾兹生病也有多时。一七七八年七月二日卢梭逝世，葬于杨树岛。一七九四年，在法国大革命五年后，其遗骸迁葬于巴黎先贤祠。
卢梭综述自己一生的三部书都发表于身后：《忏悔录》（1782年前六卷，1789年全文本）、《孤独散步者的遐想》（1782）、《对话录：让—雅克评论卢梭》（1789）。
一七六一年年底，荷兰编辑雷依向卢梭表示，希望在他的全集卷首附一篇作者生平。卢梭答复说，这么一篇文章会牵连到许多人。可是他在《新爱洛伊丝》这部书中已显露撰写自传的意思，要采用小说的形式，有点儿像《爱弥儿》一书的结构。这次在婉言谢绝雷依的建议后不久，他却向德·马勒泽布尔先生寄出著名的四封信，为自己画像，这可以算是《忏悔录》的正式前奏。他在信中为自己的志趣辩解，同时又否认自己是大家所说的那种愤世嫉俗的人。
一七六二年六月，发生了一件事，对卢梭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巴黎议会查禁《爱弥儿》，并下令逮捕作者。卢梭仓皇外逃。从此以后，他一直写文章在舆论面前为自己辩护。一七六四年他寄身在属纳沙特尔伯爵封邑的莫蒂埃，收到不知谁寄来的《公民的感情》一书。他没有认出真正的作者是伏尔泰，但是相信这部书是在他的老朋友德比内夫人指使下写的。这本小册子满篇粗话，对丧失天良抛弃子女的父亲，对泰蕾兹·勃·瓦瑟的情人，对卢梭标榜献给美德的一生中所有的恶行，做了可怕的揭露。卢梭这时才真正想到要写回忆录，争取后人的理解，不让敌人对他的身世抹黑。
尽管他萍踪浪迹，撰写《忏悔录》的工作却没有中断过。一七六六年年底，第一部分完稿。那时他在第六章结尾中说：“后来年事稍长而做了些好事，本来也会以同样的坦诚提起，这原是我的计划。但我必须在此搁笔。”可是经过两年的沉默，他认为敌人还在不断施展阴谋，他是这个阴谋的牺牲者，若不予以还击，他将遗臭万年。一七七〇年年底卢梭写到第十二章，他原来还计划写第三部分，最后放弃了。
《忏悔录》共有三份手稿。第一份——最早的那份——是不完整的，在第四章便中止了，在受委托人杜·贝伊鲁逝世后交给了纳沙特尔图书馆。第二份是全的，保存于巴黎议院图书馆。还有一份就是日内瓦手稿，卢梭把此稿定为发表的文本。
根据卢梭的意愿，《忏悔录》似乎应该在他逝世后很久才可以发表。可是第一部分在他死后四年就出版了。作者的敌人那时还健在的并没有受到影响。第二部分发表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一七八九年。有人说这些其实都是卢梭本人巧妙的安排，他深知这部书秘而不宣，或者引而不发，必然会使敌对集团深感不安。他在一七七〇年正式定居巴黎，至少三次在沙龙里朗读了他的《忏悔录》，这是在给他们制造不安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确实把德比内夫人吓着了。她要求警察干预，向卢梭交涉，让他停止朗读后着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休谟早在一七六六年后就发表了他与卢梭争吵的经过，狄德罗在《克洛德和奈龙的政绩》一文暗中攻击他的老友。《忏悔录》在出版前就引起热烈讨论与争辩，这就是成功的保证。
卢梭不论在序言还是正文中，都口口声声要写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以昭示后人。他这部书的书名使人想起圣奥古斯丁（公元354—公元430）的《忏悔录》。卢梭未必直接读过原书。但是他在《忏悔录》第一部分中提到他阅读过勒·苏厄尔《教会史与帝国史》，至少他从中可以看到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的部分摘录。还有他在秀美园读过耶稣会著作，必然使他接触到奥古斯丁学说。但是，即使有人认为卢梭在万森的顿悟犹如一种上天的启示，从而产生精神改革，类似圣奥古斯丁弃绝摩尼教而皈依基督教，还是应该说卢梭的心事与忏悔观念跟他的圣人先驱是很不相同的。
十六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蒙田，他的《随笔集》也有点自传的意味。但是卢梭在提到他时口气很不尊重：“我把蒙田看作这类假老实的带头人物，他们讲真话也为的是骗人。他暴露自己的缺点，但是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没有一个人没有可憎的缺点。蒙田把自己画得酷似本人，但是只画了个侧面。”然而在我们看来，卢梭和蒙田在精神上倒不是没有亲缘关系的。蒙田《随笔集》的结论，如“知道光明正大地去享受自己的存在，这是神圣一般的绝对完美”，这岂不是在准确地申述卢梭《忏悔录》中追求的幸福公式？这两本书的目标毕竟很相近，卢梭说到蒙田时气势汹汹，或许更说明他恨自己没能完全摆脱蒙田著作的影响。
十七世纪许多劝人为善的回忆录出版问世，到了十八世纪又风行以第一人称撰写、作为正式回忆录发表的小说，这些对卢梭《忏悔录》体裁的形成肯定不会毫无作用。
以上所说七零八碎的影响，只是说明卢梭在写自传体小说或者小说体自传方面，不是一个绝对的创新者。但是他像所有的大作家，懂得借鉴自己时代的新倾向，运用当时还摇摆不定的探索，创造了一部独特的作品。从这点来说，人们可以同意他的看法，他的这部作品是独一无二的。
《忏悔录》撰写前前后后的情况，都说明卢梭最初只是要为自己辩护。对他来说这是一场诉讼，在这场诉讼中他扮的角色是被告，原告是他从前的那些朋友。他们挥舞他写的书作为罪证，列举他的种种丑恶行为，并作出这个不容驳回的判决：让—雅克是一个野人、一个坏蛋、一个魔怪。
卢梭认为他这名被告做的最佳辩护，莫过于把自己的精神肖像一丝不苟地如实画出来。他“要他的灵魂在读者眼里是透明的”。他把人们指责他的缺点说个透彻，还承认其他一些埋在心底、无人知晓、时时引起他内疚的缺点。同时他还说，“一个人内心不管如何纯洁，没有不隐藏一些可憎的罪恶”。他生平每个想法、每个行动都有一种含义，这种含义有时由他直接解释，有时让读者跟他一起去发现。同时我们还看到《忏悔录》是整个一生的镜子，叙述这一生完全是为了个人。他把这部书当作遗嘱来写，写的时候只怕来日无多而不能写完，写完后又不愿留给同时代人而要留给后世人去看，这些说明卢梭写这部书的思想上的复杂性。
在隐庐订立的写作计划中有一部大著作，书名可称为《感性伦理学》或《贤者唯物主义》。他认为“大部分人在生命过程中常常不像他们自己”。从这个论点出发，卢梭建议自己“寻找这些变化的原因，研究那些取决于我们个人的原因，指出我们怎样掌握它们，以便使自己变得更好”。他很快放弃了这项工作，因为这样一部著作的深度和广度令他却步，但是在《忏悔录》中却提到和阐明了那部作品所支持的论点。这也说明卢梭为什么在《忏悔录》中细心叙述每件小事，从中去寻找人性屈从于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外来影响而出尔反尔的原因。他还加上一种要解释一切的意志和一种几乎是科学的方法，并说出这种做法：“感情与思想都有某种连续性，先来的影响后来的。必须了解先来的才能评判后来的。我竭力到处阐明最初的原因，是为了让人看到接续的后果。”
因此，决定性格形成的最初原因，卢梭知道应该到童年中去寻找，完全意识到最初几年对他的行为的影响。我们跟随他可以看到：卢梭的童年在茫无头绪的教育下成长，又去勉力承担成年人责任的悲剧，实在是一个敏感的灵魂缺少温情慈爱的悲剧。他从未感到自己是一个家庭的焦点，他的精神状态和物质生活永远处在无间歇的波动中。他过早地接触到罗曼蒂克的遐想，罗马的盛世气象，甚至爱情的神秘，从而产生这种不着边际的自豪，隐伏了一种病态的胆怯；从而产生这种向往伟大和爱好梦想的情趣，这种对矫饰与伪装的需要，这种逃出自身而又躲入另一个暂时的人身的赋性。他的缺点如同他的优点，都与一个放任自流、把握不定的青春分不开。
他屡次提到童年时的情景，是它们决定了他的命运，标志了他那一连串再也控制不了的痛苦的开始。他不满足于提出一桩引起严重后果的祸害，而要列举连续不断地把他束缚在不可挣脱的罗网中的种种祸害。这一切都是为了强调他是一种残酷的命运的玩物。于是回顾自己一生时他发出这样的感叹：“我的出生是我的第一不幸。”
他孤苦伶仃，招人嫌恨，要走遍世界去找个栖身之地。罪过在于社会，因为社会首先误解他。这样《忏悔录》又有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位智慧复杂的人不怕离经叛道，他说他心中的恶来自社会，他的不幸是世界对这个不怕控诉世界的人的报复。于是，为自己的信仰受苦，坚持唯有自己一人掌握的真理，不惜忍受难以置信的磨难，这乃是烈士的所作所为，卢梭在这方面把自己看成苏格拉底的同类人。他的出身与教育好像注定他一生会庸庸碌碌，然而他如同悲剧中的英雄，偏偏由于身受的苦难和不可逾越的命运，奋发自强而不同凡俗。他要为后世竖立一尊卓尔不群的雕像：他是一位非思想不能生活的思想家。
卢梭与同时代人的这些官司，如果不加上卢梭跟卢梭自己（也就是《对话录》中的让—雅克）的这场官司，或许还不会那么严重。卢梭的一生中最聪明、最严厉的法官还是他自己，其他人对他的控诉相比之下无疑会不值一提。确定其他人都有罪，这是容易办到的，但是他在这样做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遇到了自己的良心。那时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发现了什么呢？为了说明戏剧、艺术与文明的恶果，他自己则当上了剧作家、小说家、音乐家。他是一个平民百姓，却接受了王公显贵的保护。他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在那里幸福是美德的最高褒奖，他自己却痛苦万状。他真诚地热爱正义、真理、善良，自己却撒谎，不讲正义，做事恶劣。诚然他在世人面前大声喊冤，但是他也知道——这在《爱弥儿》中已经提过——良心在有所隐瞒时才与理智展开讨论。于是他期望的是让自己在人面前是透明的。他借这种透明来平息内心的不安——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内心有许多善。至于恶，他愿意在后世人面前公开承认，使自己得到涤罪。青年时代有那件可悲的偷缎带事件，他诬害玛里翁，使他终生感到沉重的内疚；成年时代他遗弃自己的孩子而没有尽父亲的职责；老年时代他遇到从前有恩于他的心上人德·华伦夫人贫病交困而无动于衷；对杜德托夫人则产生不合时宜的爱情。经过这场忏悔，他重新找回最初的无辜状态，那时他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存在，逃出当时如地狱中的痛苦轮回，而走向过去的尚未完全失去的幸福。
同时，卢梭赐给自己一个完全而彻底的赦免——既然他鼓起勇气袒露了自己的内心，赦免便是受之无愧的。在他看来，他直言不讳和受尽苦楚本身就是一种补赎，洗涤了他的罪孽，他可以坦然地凝视那个迷途知返的人。
最后，他还向众人发出挑战，敢不敢袒露他们一生中荒唐的隐私。这一切都已具备，只待到内心去找回真正的幸福。回忆都在这里，使昔日的幸福又重现最初的鲜艳。这是他至高无上的论据，他至高无上的欢乐。每个人都怕跟隐藏最深的自我照面。而卢梭不是这样，他处在孤独的中心，远离人人都在寻欢作乐的世界，感到难以言喻的幸福。在博塞的迷人日子决不会再来，他却会重新创造，而且再生时还更加美丽。
可是，《忏悔录》并没有给他带来他所期望的内心的安宁。前六章频频回忆这些往事，全书喜气洋洋。第二部分调子阴郁，虽有隐庐和圣彼得岛的一段赏心乐事，但整页整页却是作者与他的原告交锋的痛苦篇章。到最后还没有结束，接着在《对话录》中继续他那不胜其烦的辩解，只是在《孤独散步者的遐想》中才达到相对的恬静。
对于艺术家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创造出自己满意的艺术品。卢梭不承认自己是作家，他向我们提到，他进入文学领域是一次不吉利的顿悟造成的，他的文学生涯是层出不穷的诱惑、屈服，甚至是事故形成的天命。其实他在写作过程中还是具备了一位艺术家的秉性，那就是不妥协、勤奋和爱好形式的完美。他批评《论艺术和科学的昌明会敦化抑或败坏风俗》那篇演说辞缺乏逻辑与层次，是他的作品中“推理最差，节奏与和谐最不讲究”的一篇文章。可是十五年后他已是一位技巧娴熟的作家，他拿起笔是为了证实他不是一位作家，却使他的小说家天才得到光辉的显示。
叙述五十年的一生，不可能不对事情进行选择和解说，并给予或多或少有意义的评价。为了使他的生平成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素材，为了使读者读下来一目了然，不可避免地要重新组织。我们看卢梭怎样汇报他的命运，怎样指出从他的童年开始，把一切事物都朝着下述这一点编排起来。他这个人是真理的见证，天命难违，注定要当烈士。骄傲的感情、标新立异的欲望以外，还有艺术家的苛求。在这点上，让我们借用阿尔贝·加缪在《反抗者》中的说法，那是很恰当的。加缪说，小说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但是通过对当今世界的纠正而创造的；在我们这一个世界上，痛苦若出自本人的意愿则会持续到死后方才罢休，情欲决不会得到排遣而消失；人人抱着一个念头不放，又始终摆脱不开他人”。加缪接着又说：“人在原有的条件下徒然追求的形式和令人宽心的界限，终于在那个想象的世界里让自己得到了。小说按照尺寸定制人的命运。小说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参加了创世纪的工作，也一时战胜了死亡。”小说家卢梭在进入自传创作领域也没有让步和犹豫。这是他，又一次看到自己的生平，跟真人真事进行争论，有时还毅然去纠正，终于在对实际人生小修小补的同时，给自己裁剪了一个“度身定制的命运”。
但是不能因此而怀疑卢梭创作《忏悔录》时的真诚。我们知道，卢梭的同时代人急急忙忙否定《忏悔录》的真实性，为数不少的批评家也在他们之后表示过怀疑。布伦蒂埃说：“这不是他写的一份供词，这是他为了防范后人而采取的一个预防措施。他的回忆录不是他实际上的这个人，甚至也不是他愿意做的那个人的回忆录，干脆就是他要人家相信他是这么一个人的小说。”
卢梭是不是在给自己抹黑的同时，也在对敌人的说法布上疑阵？他写作是不是为了让他玩世不恭的谎言增加可信度？这也是大家可向自己提出的主要问题。许多人对书中的情节进行大量的旁征博引后，证明《忏悔录》中有许多日期错误和事实出入。但是同时也指出卢梭的记述实质上是非常真实的。他希望他的著作给他带来平静和安宁，这使人认为他不会虚伪。诚然他有掩饰本人内心的倾向，诚然他在真理面前也屡次表示犹豫和后退，例如他第一次谈起遗弃孩子时没有说出全部真相（第七章），只是到了后来才和盘托出（第九章）。可是他从来没有那么像他承认的那样，写《忏悔录》时自始至终抱着说真话的欲望，因而在这篇个人历史中我们不应该去寻求“发生过的真”。用瓦莱里的话来说，“那是无价值的，不成形的，一般也是不明确的”。
因而我们寻求的应该是卢梭的真。这是因为卢梭在阐述自己的真时恰恰最暴露自己。从书的一开头，他就提醒读者：“有时我使用无关宏旨的修饰，也仅是为了弥补健忘引起的疏漏。我知道可能是真的事，我会假设它是真的，但决不会对我知道是假的事亦复如此。”
这些“可能是真的事”，这个更符合叙述者为人的回忆，与那些真正发生过的事具有同等的价值。如果让—雅克在沉思中悠悠地去想象他怎样对过去的某件事做出反应，这个经过思考的反应与他那时实际的反应包含同样的启示，甚至更大的启示，既然在独处时他摆脱了腼腆，摆脱了社交时感到的拘束。
然而，当一个人要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前的往事中，去说明自己当时是怎样一个人，记忆衰退是很令人难堪的事。这不是卢梭一个人的缺点，也不是卢梭唯一的缺点。他还小心地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他自豪的特点上：“很奇怪，我忘记过去的痛苦容易之至，不论它发生得多么近。一方面，对痛苦的预感使我害怕，使我昏乱……另一方面，痛苦来过以后不久，对它的记忆往往很淡，轻易就会消失……然而相反的，对过去的幸福则念念不忘，我想起它，还可说重温它，以致我愿意时还可再一次享受它。”
这样说来，他的记忆不善于记住事实，却善于记住思想和感觉，在这点上尽善尽美，少有差错。有的事在他的心灵中永志不忘，有的事在他的心灵中一闪而过。这种选择性的记忆，再加上一种变形的想象力，对幸福的往事言过其实，对未来疑神疑鬼，以致产生这类病态的心事，有时使他陷入谵妄状态。卢梭并非不知道这种想象力会使真情受到多大的损害，但是人们怎么能够要求他放弃这个最后的避风港，这扇通往无穷欢乐的虚幻世界的大门呢？《忏悔录》的真情是主观的真情，写书的诚意是毋庸置疑的，有些事实是否可靠，那就不敢肯定了。但是我们不必因此感到遗憾。这里谈的不是一部历史作品，而是一部自传，真实不表现为事情的翔实，有依有据，像在法庭上搜寻物证，而是表现在心理分析的准确上，表现在一个敏感的人的反应上。听到卢梭认为当初那样做的道理，比听到他说出当初表面上做了些什么，更能显露卢梭的真面目。
这部《忏悔录》写到一七六五年。直到他在一七七八年逝世，中间还有整整十二年时间，他却没有继续往下写。评论家盖埃诺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忏悔录》是否可靠的论据。据他说：“卢梭对自己能注视多久就注视多久……说真的，有时他也与镜子弄虚作假，好让自己的形象不太碍眼，但是也使他以为这使他的真理重见了天日。然后，突然，当他再瞧着自己一七六六年二月在伦敦变成怎样一个人时，他再也不说什么了……可能这才最清楚地表明他要说真话的意愿……他已超出一个人能懂、能解释、能忏悔的程度。他还能做的事唯有活下去和忍受痛苦而已。”
从纳沙特尔手稿的前言来看，《忏悔录》的主要风格特征是具有自发性。卢梭为了说出要说的话，必须创造一种与他的写作计划同样新颖的语言。他说：“我不在乎使风格前后统一，我将一直使用一时兴会的风格，毫无顾虑地随我的兴致而改变风格……我的这种不一致和讲究自然的风格，时而急速、时而冗杂，时而明智、时而疯狂，时而庄重、时而轻快，本身就是我的历史的组成部分。”
然而，不同的手稿足以说明卢梭所谓的兴会之作，其实是下过细致的功夫而完成的。可是上述几句话倒是点明了主要的问题：卢梭写这部独一无二的作品，需要一种独一无二的风格，这种风格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变化不定。
卢梭阅读蒙田和费奈隆，崇拜普雷沃神父和马里沃，总之他也是他们那个世纪的人，不可能完全摆脱某些传统。他从先驱者那里秉承了纯古典的抽象情趣，使他爱讲伦理道德，在人物描写中一般舍弃表象活动而注重心理表白。大自然叫他感兴趣，不是景色本身，景色在他的遐想中一掠而过，而是景色对心灵的震撼。同样，一幅肖像画没有意思，除非画中人物对叙述者的性格或生平起过作用。也因为如此，我们在《忏悔录》中看不到德·华伦夫人的全幅肖像，有的只是叙述中偶尔出现的零星特征。这是古典的简洁原则，为表象而表象是进不了艺术作品的。
此外，这种倾向与卢梭的性格紧密关连。他擅长精致的、丝丝入扣的心理分析；他精于揭露那些表面上做给人看，心里又另有盘算的一套套小把戏；他的聪明乖巧用于对付别人，也用于对付自己。他也喜欢挑明躲在假象后面的真相。他对自己惟妙惟肖的画像（第三章）、对德·华伦夫人宗教观的评论（第六章），对格里姆的阴谋作用的解释（第十章），从中都可看到他行文中的这些特点。
可是，对古典理论家崇尚的那种语调统一，他却代以语言、风格、技巧的变化不定。他有一颗既是罗马的又是浪漫的心。他从少年阅读的书籍中爱上了古代的磅礴气势，所以他有时追求堆砌豪放的句子，中间插入惊叹、庄严或悲怆的呼唤。《忏悔录》虽不像第一篇演说那样夸夸其谈，不过间或这类矫饰的文笔也得到充分的运用。
卢梭还会借用喜剧手法，用严肃的语调发表奇谈怪论，含蓄的幽默引出荒唐的笑料。这种语调尤其出现在回忆青春时代的疯狂与梦想，但是沾上一层薄薄的忧郁。在第二部分，语调趋于阴暗与悲哀，带上老年人的种种心事。
叙述的技巧也是同样变化多端。卢梭具备小说家与导演的双重才能，他懂得完美地结合、设置、选择背景的主要道具。他作为艺术家玩弄时间的长短，随心所欲地加快或放慢时间的速度。他提到与德·华伦夫人初遇时的情景是无与伦比的。这些短句，中间穿插沉默，交替使用过去式与现在式，透露了许多情意。
卢梭也是一位画家，兼擅室内情景与户外场面。那幅动人的摘樱桃画，荡漾着一片童心的清新与无邪，还带有微微的挑逗情调。整个场景沉浸在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时光的郁悒中，这是华托的画风：停留在脆弱的一瞬间的旖旎田园风光。他对景物本身很少描写，更多着意景物引起的感情共鸣。通过他的感情渲染，景色显得更加丰富。所以说卢梭是画家，出色地描绘大自然和感情。他又是真正的诗人，会把读者引入清明忧郁的梦境。那时他的句子与散步的步子保持同一个节拍，充满轻柔的乐感；抑扬顿挫的巧妙组合，使句子精致动听，在铿锵声中渐渐形成一个世界，烘托童年可贵的无邪，使人感觉到最纯洁的感情。这些对后世的浪漫主义产生很大的影响。
发现一个人的兴亡盛衰，确实是令人感兴趣的事。卢梭尽管对标新立异很自豪，还是愿意给他的“同类”留下一份证词。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读《忏悔录》时觉得自己确实是他的同类，甚至这种标新立异的欲望大家也不缺少。可是卢梭又是这么一位作家，他敢于冲破各种禁忌，对良心进行过于深入的审查，这叫人们感到难堪。因为他自认为有权利去暴露他内心隐蔽的丑恶，也或多或少是人人内心隐蔽的丑恶。还因为他要别人都来分担他对内心丑恶的犯罪感，而谈到他自己的美德时认为别人都望尘莫及。于是罪恶人人有份，善良则唯他独有。这种态度自然不会给他很快赢得同情。
一七八二年，《忏悔录》前六章出版，真可谓获得“丑闻式的”成功。令人难堪的坦白，对他人的行为信口雌黄的批评，当时的读书人在这以前从未读过这样的文章，不禁感到吃惊。隔几年续篇问世，群情更加汹涌。评论家拉·阿尔普说：“怎么，那么多正直的人，只因为让—雅克不幸变成了疯子，在《忏悔录》中丑化和诋毁他们，就成了一些下流的人了吗？”许多人认为卢梭忘恩负义，失去理智。但是他的宿敌格里姆却无法对卢梭的写作才华表示无动于衷。他说，无论卢梭的不公正、成见和荒谬会引起人们什么样的脾气，大家还是应该欣赏他的才能，欣赏他对这么奇奇怪怪的，有时甚至非常无聊的琐事表现出那么大的兴致。愈往下读，你就愈是情不自禁地感到一种魅力。
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卢梭的《忏悔录》才有了一位热烈的、不偏不倚的辩护人，那就是评论家圣勃夫，他在法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对这部作品给予肯定的评价。他说：“对我们——不论理智要向我们说什么——对一切秉承了他的诗人气质的人，没有一个不为他对青春的描写，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他给我们带来的遐想，他第一个为我们的语言创造的对遐想的表达方法，而不爱上让—雅克的。”
二十世纪初的舆论依然很保守，对卢梭还是相当严厉。后来评论逐渐摒弃道德成见，更多探索卢梭个性的深处。这时大家看到卢梭的自负不是一种盲目的骄傲，而是对精神升华的艰巨性的意识。一个无人管教的孩子走上光荣之路，一个流浪汉成了思想家，一个染上恶习的学徒成为严肃的伦理家。卢梭的一生可以说是示范的一生，时时刻刻进行着自我奋斗。他这种奋斗并不是像神秘主义者那样在宗教的指引下进行的。除了自我满足以外没有其他的保证，除了个人良心以外没有其他依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对真、善、美孜孜以求。他不怕出现在上帝面前，他怕的是面对自己。至于《忏悔录》一开卷对大家提出的挑战，也很少有人仅仅为了证明“我比这个人好”而愿意接受的。
如果说卢梭使人不安，他也使人入迷。《忏悔录》对童年的发现，对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纯朴欢乐的追求，犹如一池恢复青春的仙水，谁都爱在其中沐浴一番。
卢梭是一个与自己的世纪密切相关的人，他的《忏悔录》除了是个人历史以外，还给我们留下十八世纪的一份珍贵的证物。我们通过他了解到年轻学徒的生活条件，在苛捐杂税下农民和巴黎小市民的生活条件；然后离开市民阶层，我们进入贵族门厅、外交界和财界，甚至接近了官廷；我们参加了重大的历史事件，看到百科全书派带着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列队走过，感受到伏尔泰超群绝伦的地位。卢梭有时用历史学家的笔法重视他的作品产生的情景。他对《新爱洛伊丝》的成功的分析是文学史上的一篇杰作。作品的独特性，作品跟上一代与当代、法国与欧洲的文学的关系，一个时代的心理状态、政治问题和情趣，无不说得清清楚楚。这一切经历固然都是通过卢梭的眼光来看的，但是谁比他更适合去评论这个令他心醉神迷而又感到被排斥在外，他向往而又不忘揭露其固有症结的上流社会呢？谁比他更能体会他所出身的小市民阶层的尊严呢？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伏尔泰《老实人》书中的文学虚构情节，却是卢梭的生活现实，他在这个他是局外人的世界里，带着新奇敏锐的目光东张西望。
《忏悔录》开拓了浪漫主义的道路。从此在艺术上描绘自我不再是可憎的，而成了一种乐趣。对大自然的感情，带个人感情的宗教性，包含宿命论的意识，陷入无名的忧郁，这些都是浪漫主义主人公的共性。从夏多布里昂的勒内到雨果的欧那尼，从对卢梭和拿破仑同样热爱崇拜的于连·索雷尔（司汤达《红与黑》）到飞黄腾达的仆从吕·勃拉斯（雨果《吕·勃拉斯》），无不如此。
夏多布里昂可以怀着贵族的轻蔑，不把平民百姓让—雅克·卢梭放在眼里。但是他的《身后回忆录》没法不在《忏悔录》开拓的道路上走过，他心虚地抵赖也没用。
除了给后世浪漫主义的影响，卢梭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写自传的热潮。这方面他的后裔不胜枚举，杰出的有纪德，他的《如果种子不死……》给二十世纪带来同样的不安、同样的迷惑。卢梭出色的心理本能会随着往事涌现，在不自觉的记忆现象上，他的描写奇怪地超前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研究和普鲁斯特对似水年华的追忆。
这些后人都是一代俊彦，但是并不能掩盖先驱卢梭的光芒。时隔两百多年，《忏悔录》在现代人读来，还是像作者所追求的那样，是一部戛戛独造、不同凡响的书。
马振骋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本书采用雅克·瓦齐纳根据日内瓦手稿整理的版本并非完整版，节选了每章的精彩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