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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载灭亡北宋的那支金朝军队，语气一度充满了敬畏：“耐寒忍饥”“勇悍不畏死”“精射猎”。
北宋灭亡前夕，给事中李邺曾去金朝军营议和，回来后大肆渲染金人“如虎，如马，如龙，上山如猿，下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人送外号“六如给事”。
元朝修的《金史》，也夸赞曾经的敌人一度“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无敌当世”。
大金王朝的创业之主，对自己麾下军队的战斗力，同样极为自信。
女真在北方强悍崛起之时，北宋君臣利令智昏，采取了联金灭辽的方针，并自告奋勇收复燕京。不料，宋宣和四年（1122年），宋军屡攻燕京不下，反而暴露了自身低劣的军事实力。年底，阿骨打率军亲至，调侃宋人：“燕京一分地土，我着人马三面逼着，令汝家就取，却恁生受，奈何不下？”他还故意询问宋使马扩，北宋对“一夜走了”（连夜败退）的都统刘延庆等人有何惩罚？行不行军法？
说罢，阿骨打举起马鞭，指着前方铁甲生寒、枪戟如林、杀气腾腾的女真大军，骄横地说：“等过两天，到了居庸关，你看我家兵将战斗，有敢走么！”
衡量金朝早期军队的实力，举一个例子足矣。《三朝北盟会编》抄录了宋人的一则战役简报：
河北路兵马钤辖李侃以兵二千与金人十七骑战，败绩。
原来，宋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宋钦宗割地求和，汴京城外的金军统帅斡离不派了十七名骑兵，护送和议文书回女真本土，路过磁州（今河北磁县）。当地的北宋驻军没接到议和的消息，见到落单的金朝骑兵，以为人少可欺。兵马钤辖李侃带着二千名禁军和民兵出城，宣扬要“掩杀”来敌：
……与十七骑相遇。
金人曰：“不须用兵，今城下已媾和矣，我乃被太子郎君差往国中干事。”
侃不信，欲与之战。十七骑者分为三，以七骑居前，各分五骑为左右翼而稍近后。前七骑驰进，官军少却，左右翼乘势掩之，且驰且射，官军奔乱，死者几半。
原来，李侃率领的二千宋军，拦住了那十几名金军骑兵。金军小队的头领解释：“仗不打了，汴京城下已经议和，我等奉斡离不太子之命，回国公干。”李侃偏不信，非战不可。于是，眼见这十七名骑兵从容不迫，变换成战斗阵形，共分三队，前锋七骑，左右两翼各五骑。金军前锋端起长枪，只用了第一次冲击，就打乱了宋军的行列，剩下两队从侧翼包抄，彻底击溃了宋军，宋军伤亡过半。
1∶118。这样人数对比悬殊的胜仗，整个中国历史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例。昆阳之战，刘秀以万余人击破号称四十万人的新莽大军，是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不过，新莽政权的四十三万士兵，绵延“数百里”，大多没有实际投入战斗。
值得注意的是，居于劣势的一方人数再少，也要成一定规模和组织，才可能发挥战力：在极端情形下，如1∶118，如果这个1代表一万军队，面对无法同时进入战场的百万敌军，在特殊条件下或能一战。但是，如果这个1只代表一个人，对阵118人，结局不问可知。整起事件最诡异的莫过于，金军骑兵始终只有十七人。
不过，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也就是中世纪的欧洲，类似战例却并不鲜见。不难解释——这些金军骑兵，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骑士一样，皆是重装骑兵。在火药时代来临前，只有这样的重型铁甲杀人机器，面对步兵，才能无视任何伤害，像坦克一样横冲直撞。
初期的金军，“专尚骑”，主要由骑兵构成，有轻、重二种。轻骑兵牵着备用的副马，行军时“约五十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作战时往往部署在左右翼，在敌军薄弱的翼侧实施突击，称为“拐子马”。
金军用来破阵攻坚的王牌部队，乃是一种“重铠全装”的骑兵，远远望去，仿佛一座座铁塔，宋人称为“铁浮屠”。“铁浮屠”骑兵戴着铁面具，“只露两眼，枪箭不能入”，上半身披挂沉重的铁甲，由于骑马作战，下半身的甲裙“独用过膝三寸”。腰上系着八棱棍棒或刀，握着一丈二尺的铁枪，背着弓和百余只长箭，箭镞形状如凿，入不可出。战马也覆以铁甲，可能还用铁索将骑士固定在马背上，“虽死马上不落”，后来讹传为用铁索将战马勾连的“连环马”。
金军的王牌是重骑兵，还有一个关键证据。金军的基干编制是谋克（百户）、猛安（千户），这是从部族演化而来的军事和地方行政单位。
初以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谋克下辖的每名普通士兵（“正军”“甲兵”），配备一到两名“阿里喜”，汉译“贴军”。设置“阿里喜”，据说因为金军主要是骑兵，需要有人承担马匹、战具的保养和其他杂务。
这个看法有道理。蒙古军队也是骑兵，不过主要是轻骑兵，需要专门的仆役（多是奴隶）照料备用马匹（kötöl），这种助手称为阔端赤（kötölchi）。
金军的“阿里喜”，被视作正军的“副从”“傔人”，起初应该类似欧洲封建社会的骑士扈从（squire）。“铁浮屠”这种用铁甲层层包裹的骑兵，同欧洲的骑士一样，不仅需人保管和携带战马、盔甲及武器，还需人协助穿戴盔甲、上下马和换马，战斗中施加救援。同时期的西夏起初也以重骑兵为主，上战场每名“正军”有“负赡”三名，也是一个道理。
这种重骑兵，金人自己称为“硬军”，类似西夏的重骑兵“铁鹞子”，所以，宋人也偶尔把金朝重骑兵叫作“铁鹞子”。
除了磁州一战外，靖康年间的另一支北宋勤王军，东道总管胡直孺率领的军队，也在襄邑（今河南睢县）附近遭遇金军“铁鹞子百余骑”。
结果，宋军“一万之众，不战自溃”。
时过境迁，势不可当的铁骑虎旅，今已凋零殆尽。
元代女真作家李直夫的杂剧《虎头牌》，描写了一个金末的破落女真家族。这家祖上也是“开国旧功臣”，世袭猛安。传到这一辈，叔父金住马，早年是一膏粱子弟，“打扮的别，梳妆的善”，脚蹬鹿皮皂靴，头戴粉花头巾，腰系金玉“兔鹘”（腰带），成天过着“吹弹那管弦，快活了万千”的荒唐生活。金住马的儿子狗皮更加不堪，追随一帮纨绔子弟，徜徉于中都的茶房、酒肆和勾栏瓦肆间，多年音信杳然。另一个叔父银住马，得了金牌，把守夹山口，觉得“如今太平天下，四海晏然，便吃几杯酒儿，有什么事？”故上任后“每日吹笛擂鼓做筵席”，喝得烂醉如泥，导致关隘失守。
这不完全是文学家的夸张笔调。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年）入境的南宋使团随员楼钥，亲耳听见半路邂逅的金军士兵倒苦水：“旧时见说厮杀都欢喜，而今只怕签起去（当兵）。”
这样的金朝军队，实际还有多少战斗力？
于是，金朝不知不觉沾上了中原王朝的另一个老毛病，那就是“防秋”。
“防秋”之名，大概始于唐代。唐中后期，每年秋天都要征调关东各道的军队，分守长安以西的要害地区，抵御吐蕃侵袭，称为“防秋”。此后，每到秋高马肥的时候，面对呼啸南下的游牧骑兵，弱势的中原王朝大多采取类似的被动防御：北宋防备契丹，南宋防备女真，明朝防备蒙古，一脉相承，统谓之“防秋”。
勇悍的女真人，一度是“防秋”的汉人士兵恐惧的对象。就算迁入中原，面对更北边的游牧民族，金朝也一度保持强势。为了不让蒙古诸部形成威胁，金世宗下令“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这种攻势防御战略，称为“灭丁”。
不料，“防秋”竟然成了金章宗以后金朝君臣的口头禅，真是讽刺。
为了“防秋”，金朝仿佛从昔日的“铁浮屠”那里找到了一丝灵感：虽然“重铠全装”的铁骑无法重现，薄弱的西北边境却可以用层层“甲胄”遮护起来，也许一样毫无破绽。
于是，金朝启动了恐怕是秦朝“万里长城”之后最宏大的一项边境筑垒工程——金界壕，也称金长城。
金界壕的修筑，始于金章宗明昌初年，到承安三年（1198年）大抵竣工，此后间有补筑。这道防线绵延约五千里（2500公里），东起大兴安岭南麓的嫩江西岸，沿着大兴安岭向西南方向穿过锡林郭勒草原，最终消失在大青山北部的群山之中，横跨金朝的临潢府、庆州、桓州、昌州和净州；另有一道位置更靠北的防线，从今呼伦贝尔市根河南岸，向西穿过满洲里，进入俄罗斯和蒙古境内肯特山东南麓，绵延约1400里（700公里），其间还分布着长短不等的支线，加起来居然也长达万里。
这个防御体系的主体工事一般由主壕、主墙、副墙、副壕和壕堡组成：
主壕，深4—5米，宽5—6米。
主墙，高6—8米，宽8—10米，多用黄土夯筑，少数为土石混筑或土包石，顶部平坦，向敌一侧筑有女墙。主墙上每隔130—150米还有一段凸出墙体的城墙，称为马面或敌台。主墙上供出入的门还筑有瓮门进行保护。
在一些重要地段，还加筑了副墙、副壕，形成双墙双壕。副墙宽约5米，高1米多，修筑在主壕和主墙外侧，在主墙凸出的两个马面之间，与主墙平行，可以防护主墙，又可以抵御风沙积雪。副墙外的副壕浅于主壕，但要宽得多。
壕堡紧贴主墙内侧，借用了主墙的部分墙体，周长约100米，或方或圆，各堡相距数里，控扼谷口或者要道。
在主体工事后方，还有大大小小的要塞，构成疏密相间的纵深防御：
距离界壕几十米到数百米，有方形戍堡，周长100多米至两三百米，凭依优越地势，驻有守军百余名，各堡相距10 余里至20里，遥相呼应。
再往后20—40里的地带，还有更大的军城，周长在五六百米乃至1000—2000米之间，各城相距约百里。
考古学家发现，界壕附近这些戍堡和军城，也大都修筑了角楼、马面、瓮门等防御工事，有的还挖了护城河、壕，易守难攻，其间各处烽燧、关隘与河口，也都有筑垒和驻防。 [1]
这道巨型防线，耗费了迟暮之年的金朝的大量人力物力：单是西北一路的界壕、边堡，由于工期急促，没有修建女墙和副墙，承安三年的补修工程就费工七十五万。
时至今日，在内蒙古、吉林和黑龙江等地，巨型防线的城墙、壕沟和烽燧遗迹，仍然依稀可辨。
“女真版的长城”，分别由金朝在边疆设立的三大军区——东北、西北、西南三路招讨司负责，
主要用来对付活动地域与金国接壤、频繁入境袭扰的草原各部，包括弘吉剌、塔塔儿、合答斤、撒勒只兀惕，等等。后来，这些部落都被成吉思汗整合到了蒙古之中。如今，面对草原上骤然兴起的“大蒙古国”，对主动出击丧失自信的金朝军队，就躲在这道俨然“金城汤池”的巨型防线后方，准备“防秋”。
这道防线，仅仅是金朝裹在最外面的一层重铠。一旦游牧骑兵突破了遮护国境的界壕和边堡，想再进一步，还有另一番景象等着他。
同界壕一样，内地的城池也多采用夯土版筑，也就是筑土城，一般是正方形或者长方形。在中国南方，由于降雨偏多，土城容易塌陷，如果财力允许，会考虑用砖、灰包砌土城内外两壁。
在北方，明代以前，砖包砌城很少见。有一次，金世宗想给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南）的城郭包上砖石，宰相劝他爱惜民力，只好作罢。
当然，黄土夯筑的城墙一样坚固，若再采用赫连勃勃那样的“蒸土”法，甚至可以达到锥子都插不进的硬度。
土城倒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发展了上千年，到宋金时期已经相当成熟的军事工程学。
想象一下，一群漠北赶来的骑士，马鞍下垫的障泥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黄沙，黝黑的面庞犹带着边地厮杀溅上的血污，驻马怅望平原上矗立的那一座座伟岸城池。
距离城池老远，草原汉子当成心肝宝贝的战马，就会遇到各种危险的障碍器材：带尖刺的铁蒺藜、满布铁钉的地涩，等于现代的“布雷区”，还有截断道路的拒马枪、绊马索、鹿砦，等等。
再走近一点，骑士大概会遇到一条环绕城墙的护城河，或无水的壕。护城河是一条面阔、底窄的人工河，通常阔二丈以上，深一丈，上面只有一道狭窄的吊桥，通过绞车升降。换句话说，骑士没法像在草原上那样，找个下游的浅滩便涉水而渡。河、壕的底部，可能设有削尖的木刺或其他杀人装置。在护城河外围，是威力巨大的床子弩或抛石机（砲）的杀戮地带。
如果骑士平安越过护城河，便可近距离感受一下眼前这座庞然大物。
稍具规模的城池，城墙高大宽厚，而且越往下越厚，四角筑有供瞭望和射击的角楼。城墙顶端有一圈面向外侧的雉堞，高约二米，开有射孔，每隔数尺还开一个垛口，让雉堞看起来呈锯齿状，绵密相续。守城士兵藏身雉堞之后，通过射孔或垛口狙击城外之敌。垛口内外，敷设篱笆、木桩、土囊、布幔、绳网一类的护具，缓冲城外射入的矢石，甚至有一些应急用的“移动碉堡”，如行城、杂楼，为守军提供防护。夜幕降临后，铁链吊着大火炬，从雉堞后垂下，照亮城墙外的一圈警戒地带，防备夜袭。
城墙上每隔一定距离，筑有凸出于墙体的一种碉堡，下宽上窄，就是前面说的“马面”。马面上也有雉堞或战棚，瞰制城脚，与角楼、垛口呼应，形成无死角的交叉火力。宋元时期很多城池的马面修筑得非常密集，远远望去如同由长墙连锁起来的一座座高塔，煞是壮观。
城墙的最薄弱处，是容易被撞开或者叛徒偷偷打开的城门。城门通常有吊门做双重保险。城门上，筑有单檐或重檐的城楼，城门外侧，加筑半圆形或矩形的狭小外堡“瓮城”，堪称全方位立体掩护。瓮城的小门开在一侧或两侧，不会正对城门，所以，从瓮城到城门，要曲折出入。
距离城门五十到一百米远，在护城河内侧，有时还筑有一道低矮的挡墙，大概一人多高，也开有射孔，叫作羊马墙，进一步掩护主城。除了一层叠一层的各类城墙，为了抵御北骑冲突，金朝军队还在城门内外构筑过一种“迷魂墙”，也称“八卦墙”。顾名思义，应该是一种曲折往复的迷宫式屏障。
在这每一项防御工事后面，都集结了武装到牙齿的守城士兵，向一切来犯者倾泻密集的弩箭、石砲、滚木礌石（石头或布满铁钉的木头柱子，通过绞车投放）、烧得滚沸的油和粪便，还有杀伤力强大的初级火器——火球、火药箭和飞火枪。
骑士站在护城河边上，昂起头，可以依稀辨认出城上守军那一张张愤怒而恐惧的面孔。在他们之间，是一段难以跨越、分判生死的距离，是名副其实的“死亡地带”。
粗悍的游牧民心里大概有点发怵。最符合骑士美学的线条是纵横驰突的直线，而城池设计的美学，乃是折线和曲线。在这里，步步惊心，处处杀机，所有空间仿佛都被处心积虑地设计成不利于他和他的战马。
骑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穿过羊马墙和迷魂墙，闯进瓮城，才发现这其实是个伪装的城门，要拐个弯才能看到正门。冲入正门，也许还有一个坑煞人的内瓮城，这个地方狭窄得要命，马掉个头都很困难。
待骑士历尽艰险，终于从正门冲入城内，也休想纵马驰骋，从东头酣畅淋漓地杀到西头——中国城池普遍设计有大量的丁字街、死胡同，以便巷战……
这种“重铠全装”的坚城，别说游牧民了，对这套防御体系再熟悉不过的中原军队也常常望而却步。
《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将攻城视为下下策：“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大盾牌）轒辒（攻城车），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土山），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中国史书描述攻城，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恐怕就是“蚁附”，形容城墙外侧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攀爬的士兵。也可见，在这种场合，人命同蝼蚁一样轻贱。
美国汉学家欧阳泰（TonioAndrade）想到过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世纪以来西欧发展出了轰塌城墙的火炮，而中国的火器仍然是以杀伤人员为主？他的答案居然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城墙太厚，与西欧城堡完全不在同一级别上。中世纪欧洲的城堡，幕墙厚度绝少超过十米。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任何火炮也轰不开十多米厚的中国城墙。
虽然没有火炮，但为了对付这套城池防御体系，古代至中世纪的中西方战术，基本都是三板斧及其不同组合：翻越城墙，径直穿透城墙，挖掘地下坑道。一旦这三板斧都不管用，就只好靠长期围困饿死渴死守军。 [2] 为了方便运用这三条策略，中国古人发明了许多攻城器械和方法，什么巢车、望楼车、壕桥、尖头木驴、木幔车、钩撞车、搭车、杷车、云梯、飞梯，各种型号的抛石机和弩箭，还有土山、地道，等等。其中好些自先秦以来一直沿用，也有一些属于新发明或改进品。不过，对这些凝聚了几千年古老智慧的军用技术，即将来到城墙脚下的游牧民，暂时还叫不出名字。
[1] 参见贾洲杰：《金代长城初议》；冯永谦：《金长城的构造形式、特点与定名》；李鸿宾：《金界壕与长城》；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工程》，第343—347页。火器时代之前的中国古代筑城和围攻技术，尤应参见（英）李约瑟、（加）叶山著，钟少异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六分册《军事技术：抛射武器和攻守城技术》，第189—379页。原文见Joseph Needham， Robin D. S. Yates: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Volume 5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rt 6 ， Military Technology Missiles and Sieges ， pp.281—485.
[2] Duncan B. Campbell: Besieged : Siege Warfare in the Ancient World , 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