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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危 机

一、射弓宴

大定十年(1170年)的三月初一,这天是金世宗的生日,叫作“万春节”。按惯例,南宋、高丽和西夏三国,都要算好日子,派出使节赶赴中都,行礼祝贺。

这一天,天还未亮,宫中的奉御、奉职等人,指挥着尚食、尚酝、教坊、宫苑一干局分的承应人,在预定举行典礼的大安殿进进出出,忙碌不休。不过,在整个中都城内,当天早上在床上睁开眼睛,心情最为忐忑不安的只有一人——“射弓宴”的押宴官。

按照金朝和南宋的外交礼节,“射弓宴”,换句话说,宴会形式的射箭比赛,是双方暗中较劲的重点节目。

射弓宴,可以上溯至北宋和辽国的交聘礼仪。此前,两国主要是借这个场合,把金银、表缎、鞍马一类的礼物回赐给对方使、副和三节随员。 似乎只有到了南宋和女真对峙的时代,原本还算顾及进退揖让的射弓宴,才被渲染得火药味扑鼻。对于以弓马自傲的女真人来说,这项比赛更是关系圣主颜面和国家荣誉的大事,丝毫不得懈怠。以往,金朝的成绩尚属可观,胜多负少。

这天,宾主按礼数互相敬过七轮酒,各自换上窄衫、束带,活动活动手脚,准备下场比试。“选手”可以用弓,也可以选用弩,各有助手协助。

靶场就设在庭下,两侧分列着几十名头戴金花帽、身穿锦衣的卫兵,左侧安排了一支乐队。庭当中是箭靶,靶子上方绘着一颗火珠图案,两侧各夹一只飞鹤,下方绘着一个彩色支架,两侧各夹一只立鹤、几杆绿竹。靶心周围盖着九个银碟子,算是比赛的一点小彩头。每支箭靶两边也站着两名卫兵负责“喝箭”:如果选手命中,卫兵就面向正厅鞠躬,摊开双手,表示射中了,乐队领班扯着嗓子喊:“打著!”接着演奏一小段乐曲庆贺。

选手第一次射中,要向金朝皇帝的宫殿遥遥下拜,表示感谢。卫兵捧着箭矢贯穿的银碟子和其他奖品,送到选手跟前(如果命中靶心,还可以一次赢得全部九个碟子,发一笔小财)。获奖选手要挨个向大家再敬一轮酒,然后才能接着比赛。

“万春节”那天,一共有五位选手下场比试:金朝的押宴官、负责接待的“馆伴”,南宋的正、副使节,加上主掌礼仪的“知阁”。金朝一方的王牌选手,向来充当押宴或伴射,这次是一名从御前护卫中精心挑选的“善射者”。

孰料,这位“善射者”的表现,实在让人大跌眼镜。《金史·世宗本纪》用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奈语气记下了当天的成绩:

宋使中五十,押宴者才中其七。

面对这份成绩,东道主金世宗显然无法心平气和。

金世宗本人非常喜爱骑射,“国人推为第一”,每次出京射猎,女真耆老纷纷前去围观欣赏。听完比赛结果汇报,金世宗火冒三丈,痛骂统领护卫的左右将军:“朕身边的护卫,三天才轮一次班,也不用干什么体力活,当值满十年,就放出去当五品官。待遇这样好,是让这帮饭桶天天吃饱了就睡吗?弓矢不习,将焉用之?”

其实,为了选出技艺超群的射手,好在射弓宴上扬眉吐气,金朝尝试过不少法子,比如搞几轮预选,把好苗子集中到南京“考射阅习”。为了夯实这项竞技的群众基础,朝廷甚至严禁女真人网捕野生动物,必须使用弓箭。 大定十年“万春节”之前的两个月,南宋使节来贺正旦(正月初一),双方已经举行过一场火药味还不那么浓烈的射弓宴。当时南宋使团的书状官楼钥留意到,负责押宴的完颜仲雄,言谈粗鄙,举止生硬,“于进趋酬应,一无所能”,但是手上有“雕青细字”文身,表明他是临时选拔上来的职业军人,专门对付南宋派来的高手。

可惜,这么一位高手,楼钥的评价仍是“射虽不能命中,而善于发矢,人多服之”,就是说,姿势娴熟标准,命中率很低,中看不中用。

从大定十年前后两次射弓宴看,金朝为了提升战绩而设计的预选和集训,显然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到了卫绍王在位的崇庆元年(1212年),这次来贺正旦的南宋使团,正使名叫程卓,一个籍贯安徽的年轻人,副使名叫赵师嵒,是南宋宗室。这个使团上一年秋天从杭州出发,冒着霜雪严寒赶路,十二月底才抵达中都。正月初一行过大宴,三天后,照例又要举办一场射弓宴。

程卓回忆,在这场射弓宴上,金朝的昭勇大将军、殿前右卫将军完颜守荣,也就是御前护卫的长官,亲自操弓上阵,充当伴射。不料,从中午开始,“伴射连不中”,反而让南宋一方的赵师嵒抢了头彩。程卓和赵师嵒两人,一人赢了二十一个碟子,另一人竟赢了九十七个。

在接下来漫长的加时赛中,金人颜面扫地,不愿喊停,双方一直比试到黄昏时分。庭中寒气袭人,完颜守荣却满头大汗,绝望地请求再比一轮。最终,南宋赵师嵒“连中的”,金朝选手心理崩溃,手脚发软,“皆脱箭”。

宋朝选派的正、副二使,通常是一文一武。赵师嵒之前所带官职是忠州防御使,和军事多少沾点边,前刑部员外郎程卓却是个出身书香世家的徽州文人,叔叔是南宋著名的学者程大昌。然而,这对组合在“射弓宴”上给金人造成的压力,毫不留情地揭示,尚武的女真人已经颓唐到了何种境地。

当年,金朝的开国君臣同第一拨宋朝使节打交道的时候,常常瞧不起南人的弓马。粘罕(完颜宗翰)见马扩,劈头就问:“我闻南朝人只会文章,不会武艺,是真的吗?”还特意扔给马扩一张弓,说:“愿得略见南人射弓手段!”

从收国元年(1115年)到崇庆元年,在这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女真人究竟何以沦落至此?

二、“用夏变夷”

建国前的女真族,发祥于东北一隅,所谓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带, 又分为居住在混同江以南、臣属辽国的“熟女真”和混同江以北的“生女真”。金王朝的统治家族完颜部,就是居于按出虎水(女真语“金”)流域的生女真一部。生女真地区气候寒冷,土多林木,田宜麻谷。 女真人以渔猎、农耕和牧畜为生,虽不是突厥、蒙古那样的草原游牧民,生活条件同样原始和艰苦。

多次出使金朝的马扩回忆,他曾经遇上金太祖阿骨打邀请各部首领聚餐。贵客都坐在炕上,前面摆上矮桌子或者木盘。主食是一碗糙米饭,加上一些腌黄瓜、韭菜和野蒜。野味家禽之类的肉食倒是不少,也用木盘子盛着,“或烹,或生脔,多以芥蒜汁渍沃”,末了供应一些淡薄无味的冷酒。所谓“御宴”,不过如此。 女真百姓还爱吃一种主食,“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对于这种“狗血拌饭”,宋朝使节纷纷表示“污秽不可向口”。

女真人的居住条件也很简陋,就算是阿骨打住的地方,看起来也同中国内地的小州县衙门差不多。居民往来,径直穿行皇城,毫无禁忌。邻里有红白喜事,杀鸡煮酒,也大摇大摆登门“召其君同食”。 浴室、浴池自然没有,君长和百姓都在同一条小河里洗澡。立春那天,举行“击土牛”典礼,送寒迎春,远近父老乡亲,男女老少,纷纷赶来围着宫殿看热闹。阿骨打就在这里接见宋使,还心平气和地解释说:

我家自上祖相传,止有如此风俗,不会奢饰,只得这个屋子冬暖夏凉,更不别修宫殿,劳费百姓也。

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出来的女真人,能征善战,却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仪文制度缺乏了解。

女真军队占领燕京(后来的金中都、今北京)后,当地官员和豪族为了取悦阿骨打,特意准备了天子仪仗,迎接阿骨打进入燕京大内。阿骨打和手下一起,大大咧咧坐在宫殿的门槛上,接受投降。他还打听,皇帝用的“黄盖”有多少柄,想给在场的女真贵族一人撑上一柄,“中国传以为笑”。

女真旧无历法,“草一青,为一岁”。金朝开国君臣发迹之后,也不记得自己的生辰,知道有农历,遂各自拣了个好日子当生日:“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乌拽马以上巳”,还有一些贵族选了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佛诞日),等等。

所以,《金图经》形容初兴时期的女真人,只用了一个形容词——“野”。

不料,女真入主中原以后,皇位才传了两代,第三位君主熙宗完颜亶(本名合剌)就开始“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这样一个风流天子,看开国旧臣很不顺眼,有时背地里骂这些老家伙是“无知夷狄”。对方也不甘示弱,背地里纷纷议论,皇帝如今成了“一汉户少年子”。

接着靠政变登上皇位的海陵王完颜亮(本名迪古乃),从小也下棋点茶,好读经史。他能诗擅赋,字里行间往往洋溢一股豪横俊爽之气。正隆二年(1157年)中秋节,皓月当空,完颜亮在汴京设宴赏月。倏然,一片黑云横过,遮住了月亮,他即兴挥毫,创作了一首《鹊桥仙》:

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

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

虬髭拈断,星眸睁煞,唯恨剑锋不快。

一挥挥断紫云根,要细看姮娥体态。

完颜亮读《晋书》,不但崇拜统一北方的氐族君主苻坚,还打算完成苻坚未竟的大业——统一南北。 他亲率三十二总管打算渡江南征,为乱军所杀,金世宗完颜雍(本名乌禄)在辽阳登基。

世宗、章宗祖孙俩统治时期,外能与宋讲和,保境安民,内能修明政治,劝课农桑,五十年间号称“大定明昌之治”,金世宗甚至有“小尧舜”的美誉。南宋大儒朱熹听弟子讲起这个风评,酸溜溜地讲:“他要真能遵行尧舜之道,要做大尧舜也由他。”还说:“他岂变夷狄之风?恐只是天资高,偶合仁政耳。”

其实,金世宗苦恼的,绝不是朱熹说的要“变狄夷之风”,反倒是如何扭转“汉化之风”。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女真人濡染汉文化并走向腐化颓废的恶果逐渐显现。于是,金世宗开始用其余生致力于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复兴女真民族传统:大力推广女真语、女真字,创立女真进士科,注重皇子皇孙的女真文化教育,提倡女真的骑射长技,等等。 现代学者借用了一个人类学术语来形容金世宗的努力——“nativisticmovement”(本土主义运动),即外来文化的冲击所引发的重振传统的反应。 [1]

金世宗的“本土主义运动”注定付诸东流。看看他一手培养的接班人章宗完颜璟(本名麻达葛)就清楚了。

金世宗的太子允恭早逝,所以立允恭之子璟为皇太孙。谢恩之际,完颜璟对世宗流利地讲了一大段女真话。世宗兴奋不已,动情地对大臣说:“我让诸王都学学本朝的语言,只有原王(完颜璟)说得最好,朕心欢喜。” 其实,完颜璟这番举动,无非是哄哄老祖父开心罢了。转过身去,他展现出的汉文化修养,着实令人惊叹。

金章宗雅好诗词,格调一如花间、南唐的婉约绮丽,还写得一手瘦金体,字迹酷肖宋徽宗,以至于民间讹传他是徽宗的曾外孙。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顾恺之名画《女史箴图》,图卷后幅题有一首瘦金体的《女史箴》。一些著名的明清画谱如《石渠宝笈》都误以为是宋徽宗的手书。经过学者仔细辨识,根据“恭”字缺笔(避允恭的讳)和“群玉中秘”印鉴,才确认这是出自金章宗之手。 除了《女史箴图》,金章宗还搜集了大量的法书名画,包括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怀素《自叙帖》、顾恺之《洛神赋图》等。他在字画上题签也仿照宋徽宗,用“磁蓝纸、泥金字”,而且有七方收藏印章,称为“明昌七玺”。

金朝君主的汉文化素养,不啻是测量女真人变质程度的水位尺。从收国元年往后,不到百年间,女真王朝便蜕去了原始军事民主制色彩,确立了专制皇权和官僚行政制度。同时,女真人原有的尚武精神和军事实力也迅速衰竭,以致金元之际流传着“金以儒亡”的说法。再往后,进入元代,尽管女真人不一定都丧失了自身的族群认同,但在蒙古统治者看来,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已和中原汉人没有分别,统统贴上“汉人”(相对于原南宋统治区的“南人”)这一标签加以治理。

三、北方来的强敌

“金以儒亡”的教训,一度自命“后金”的清朝看在了眼里。清朝皇帝自皇太极开始,就不断强调“满洲传统”“国语骑射”。相传,在北京日坛附近的校场,立过一块石碑,碑文大意如下:

金亡于学习汉人风俗,以致逐渐文弱,终为蒙古所灭。我朝自关外入主中原,即因人民习武善战,故能一举灭明。凡我满人以金人为前车之鉴,勿蹈覆辙,如能保持原有风气,始免为人破灭。

从女真到蒙古,从蒙古到清朝,为何北方民族对“汉化”的陷阱,总是既恐惧又身不由己沉溺其中?马克思的名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常被当作标准答案。不过,今日流行文化相对论,进化论意义上的“文明”和“野蛮”,绝对界线日益模糊,具体问题还需具体分析。

英国哲人穆勒(J.S.Mill)认为,不论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追求的终极人生目标都是快乐的最大化,而快乐有质量之差,学会欣赏和享受高质量快乐的人,很难放弃并转而追求低等快乐。叛逃匈奴的汉人提醒单于,汉人的缯絮,不如毡裘便于驰骋,汉人的佳肴,不如干酪食用便捷;《阙特勤碑》叮嘱突厥子孙,千万小心唐人的甜言蜜语、金银锦缎。这恰恰证明,对于被排斥在发达农耕社会边缘的人群来说,这些单凭感官就能体验到的诱惑,委实难以抵抗。

由俭入奢易。绫罗绸缎,纵马驰骋一蹭就破,却比兽皮缝制的衣袍华丽舒适。青瓷白瓷,行军途中一颠就碎,却比木盘木碗赏心悦目。品位再精致一点,自然觉得“风吹草低见牛羊”不如“金缕小钿花草斗,翠绦更结同心扣”(金章宗《蝶恋花·聚骨扇》)……对征服了中原富庶之地的女真人来说,这份享受的清单还可以无限扩大下去。享乐自然要付出代价,出舆入辇、洞房清宫、甘脆肥浓、明眸皓齿,这些都是裹着糖衣的“毒药”,先哲的教诲岂是虚言!

当然,耳目口腹之欲只是一方面,可谓是自下而上的,还有自上而下的。

金朝废掉刘豫的傀儡政权,直接统治中原地区,女真人大批迁徙进入汉地。要建设和统治这样一个超部族的、复杂的政治体,原来那些“约法三章”的简陋习俗、“哥哥弟弟”的亲缘关系,都不太管用。如果没有蒙古、突厥那样别树一帜的内亚政治传统,那么,势必要充分利用华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和仪文制度等政治资源。学者将这种现象精辟地总结为“能夏则大”。 女真人原本生活方式就接近汉人,又缺乏自成套数的民族文化,实在别无更好的选择。

天会十二年(1134年),金军还在南边与宋军大战,金太宗就下令在燕京举行科举考试,试题正是《天下不可以马上治赋》。

《金史》还记载,某日,金世宗外出春猎。两个皇家侍从,寝殿“小底”(仆役)驼满九住、太子侍读完颜匡,在队伍后方窃窃私语。驼满九住问完颜匡:“伯夷、叔齐是什么人?”匡回答:“孔子说,是求仁得仁的圣贤。”九住反驳:“汝等只知道读死书。伯夷、叔齐抛弃家人,又拒绝归顺周朝,也算仁者吗?”匡解释:“古之贤者行其义也,行其道也”,伯夷、叔齐让国,一人“成其父之志”,一人“不苟从父之志”,又不食周粟,“正君臣之分”,为后世楷模,怎么不是仁者?太子允恭听说此事,赞叹良久。

驼满九住和完颜匡,都是纯粹的女真人,儒学探讨却能够达到这样的层次,既说明女真人濡染华风之深,也说明儒家那套君臣父子的政治伦理,恰恰满足了金朝弥缝民族裂痕的统治需要。不过,这些满口孔孟之学、君臣大义的女真人,大概不会想到,本朝开国之时,大将粘罕打下曲阜,听说“宣圣陵”里面埋了不少财宝,差点就挖开了孔子的墓。 这件事,其实也才过去了不到半个世纪。

总之,女真的文弱化和武力衰颓,乃是自然进程与人为设计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逆的。这个进程导致的最大恶果,形象点说,就体现在崇庆元年那场射弓宴上,体现在南宋使节、金朝馆伴和押宴众人等目瞪口呆之下,完颜大将军那一箭又一箭脱靶的“武艺”上。

不过,程卓使团绝不是为了看女真人出洋相才专程赶来中都的。除了履行外交礼仪,他们负有更加严肃的政治任务。

就在上一年,大安三年(1211年,南宋嘉定四年),南宋派往金朝恭贺卫绍王生日“万秋节”的余嵘使团,眼看就要抵达中都,半路竟遇到河北地区进入最高警备状态,“铃声迅急,驿马交驰,溃军累累”。他们一打听,原来,漠北一支强悍的游牧部落,“鞑靼”(金人对蒙古的称呼)的军队已经打到了西边的宣德附近。 前不久,倒霉的高丽使团误打误撞,邂逅来敌,全团尽没。使命虽要紧,也不能白白送死,余嵘使团只好原路退回。

这种事可谓破天荒头一遭。

不可一世的金朝,竟然被逼到如此窘迫的境地,极大地激起了南宋君臣的好奇心。贺正旦的程卓使团,就负有明确的情报搜集任务。渡过淮河,进入金朝境内,程卓一行特别留意沿途战略物资和人力的价格及供给状况,同时要打探一下北方战线的形势。

十二月九日,程卓使团进入南京开封府,也就是北宋的故都汴京。听负责招待使团的人说,鞑靼军队刚刚退回漠北,来年初春估计还要南下。

渡过黄河,到了卫县(今河南浚县西南),峻拔绵亘的太行山脉已经遥遥在望。程卓借故四处溜达,在县城的市集上,他看到一张大字布告,勒令逃避兵役的士兵限期自首:“征军逃亡,五日不出者,死!停藏之家,科以流罪。”他暗中感叹,一路上听说金虏和鞑靼作战,“屡战皆北,兵多溃散”,看来是真的。

冲风冒雪又走了半月,使团经过良乡(今北京房山区),只见满目残垣断壁,焦木瓦砾,烟味刺鼻。原来,县城在不久前的战火中被毁,只有城外一座驿站尚存。

十二月底,使团终于抵达中都郊外。不料,招待使团下榻会同馆的金方人员,带着程卓等人绕了一个大大的弯路,“行墟墓间十余里”,才从南门入城。后来程卓打听出,外城西南角也被鞑靼人打坏,还没修葺好。金人觉得面上无光,只好迂回引领使团出入。

次年正月,使团冒着风沙返程。程卓又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看到金朝催发壮丁北上,加固中都城。同时,往中都运输粮草的车队也络绎不绝。时限急迫,倒毙的驮兽草草往车上一扔,继续赶路……

对南宋使团不合时宜的好奇心,心虚的金人显然并不欢迎。

金朝接待南宋使节,设有负责在边境迎接的“接伴使”、陪同入住招待所的“馆伴使”、回程一直送到边境的“送伴使”,主要就是为了盯住来人,防止他们随意走动,搞间谍活动。如今,负责送程卓使团归国的金方送伴使李希道、蒲察信等人,更是一路上面色阴沉,装聋作哑,一言不发。程卓弄到的情报,除了亲眼所见,大多是从车夫、马夫一类厮役口中打探出来的。

崇庆元年二月初,在泗州(今安徽泗县)城外的淮河岸边,程卓使团与金方送伴使分别。此前,宋金交聘,不但劝酒殷勤,临别时,双方人员还要互道“遽尔言别,岂胜依恋”“自此执别,善加保重”一类的场面话,作依依不舍态。这类虚文客套,此番大概也免了。

金人送南宋使团登舟,双方隔水默默长揖,解缆,发船。

尽管如此,程卓使团实在不虚此行。南宋人观察到的,正是金朝遭遇的两大致命危机,而且还是两大危机的叠加。一个危机来自汉化的女真人内部,另一个危机则来自外部——遥远的北方草原深处。


[1] Hok-Iam Chan: The Fall of the Jurchen Chin : Wang E’s Memoir of Ts’ai chou under the Mongol Siege 1233 1234 ), p.4. 此书系陈学霖先生译注的王鹗《汝南遗事》(题为《女真金朝的衰亡:王鹗对蒙古围攻蔡州的回忆》),后文在讲述蔡州围城时还要重点参考。 zK6P5PAisXeJH5nSEvRSj7B522sx+vv5H+lgq1H2IL6sP2QMtXfHjbnXbZJ9w3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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