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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定十年（1170年）的三月初一，这天是金世宗的生日，叫作“万春节”。按惯例，南宋、高丽和西夏三国，都要算好日子，派出使节赶赴中都，行礼祝贺。
这一天，天还未亮，宫中的奉御、奉职等人，指挥着尚食、尚酝、教坊、宫苑一干局分的承应人，在预定举行典礼的大安殿进进出出，忙碌不休。不过，在整个中都城内，当天早上在床上睁开眼睛，心情最为忐忑不安的只有一人——“射弓宴”的押宴官。
按照金朝和南宋的外交礼节，“射弓宴”，换句话说，宴会形式的射箭比赛，是双方暗中较劲的重点节目。
射弓宴，可以上溯至北宋和辽国的交聘礼仪。此前，两国主要是借这个场合，把金银、表缎、鞍马一类的礼物回赐给对方使、副和三节随员。
似乎只有到了南宋和女真对峙的时代，原本还算顾及进退揖让的射弓宴，才被渲染得火药味扑鼻。对于以弓马自傲的女真人来说，这项比赛更是关系圣主颜面和国家荣誉的大事，丝毫不得懈怠。以往，金朝的成绩尚属可观，胜多负少。
这天，宾主按礼数互相敬过七轮酒，各自换上窄衫、束带，活动活动手脚，准备下场比试。“选手”可以用弓，也可以选用弩，各有助手协助。
靶场就设在庭下，两侧分列着几十名头戴金花帽、身穿锦衣的卫兵，左侧安排了一支乐队。庭当中是箭靶，靶子上方绘着一颗火珠图案，两侧各夹一只飞鹤，下方绘着一个彩色支架，两侧各夹一只立鹤、几杆绿竹。靶心周围盖着九个银碟子，算是比赛的一点小彩头。每支箭靶两边也站着两名卫兵负责“喝箭”：如果选手命中，卫兵就面向正厅鞠躬，摊开双手，表示射中了，乐队领班扯着嗓子喊：“打著！”接着演奏一小段乐曲庆贺。
选手第一次射中，要向金朝皇帝的宫殿遥遥下拜，表示感谢。卫兵捧着箭矢贯穿的银碟子和其他奖品，送到选手跟前（如果命中靶心，还可以一次赢得全部九个碟子，发一笔小财）。获奖选手要挨个向大家再敬一轮酒，然后才能接着比赛。
“万春节”那天，一共有五位选手下场比试：金朝的押宴官、负责接待的“馆伴”，南宋的正、副使节，加上主掌礼仪的“知阁”。金朝一方的王牌选手，向来充当押宴或伴射，这次是一名从御前护卫中精心挑选的“善射者”。
孰料，这位“善射者”的表现，实在让人大跌眼镜。《金史·世宗本纪》用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奈语气记下了当天的成绩：
宋使中五十，押宴者才中其七。
面对这份成绩，东道主金世宗显然无法心平气和。
金世宗本人非常喜爱骑射，“国人推为第一”，每次出京射猎，女真耆老纷纷前去围观欣赏。听完比赛结果汇报，金世宗火冒三丈，痛骂统领护卫的左右将军：“朕身边的护卫，三天才轮一次班，也不用干什么体力活，当值满十年，就放出去当五品官。待遇这样好，是让这帮饭桶天天吃饱了就睡吗？弓矢不习，将焉用之？”
其实，为了选出技艺超群的射手，好在射弓宴上扬眉吐气，金朝尝试过不少法子，比如搞几轮预选，把好苗子集中到南京“考射阅习”。为了夯实这项竞技的群众基础，朝廷甚至严禁女真人网捕野生动物，必须使用弓箭。
大定十年“万春节”之前的两个月，南宋使节来贺正旦（正月初一），双方已经举行过一场火药味还不那么浓烈的射弓宴。当时南宋使团的书状官楼钥留意到，负责押宴的完颜仲雄，言谈粗鄙，举止生硬，“于进趋酬应，一无所能”，但是手上有“雕青细字”文身，表明他是临时选拔上来的职业军人，专门对付南宋派来的高手。
可惜，这么一位高手，楼钥的评价仍是“射虽不能命中，而善于发矢，人多服之”，就是说，姿势娴熟标准，命中率很低，中看不中用。
从大定十年前后两次射弓宴看，金朝为了提升战绩而设计的预选和集训，显然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到了卫绍王在位的崇庆元年（1212年），这次来贺正旦的南宋使团，正使名叫程卓，一个籍贯安徽的年轻人，副使名叫赵师嵒，是南宋宗室。这个使团上一年秋天从杭州出发，冒着霜雪严寒赶路，十二月底才抵达中都。正月初一行过大宴，三天后，照例又要举办一场射弓宴。
程卓回忆，在这场射弓宴上，金朝的昭勇大将军、殿前右卫将军完颜守荣，也就是御前护卫的长官，亲自操弓上阵，充当伴射。不料，从中午开始，“伴射连不中”，反而让南宋一方的赵师嵒抢了头彩。程卓和赵师嵒两人，一人赢了二十一个碟子，另一人竟赢了九十七个。
在接下来漫长的加时赛中，金人颜面扫地，不愿喊停，双方一直比试到黄昏时分。庭中寒气袭人，完颜守荣却满头大汗，绝望地请求再比一轮。最终，南宋赵师嵒“连中的”，金朝选手心理崩溃，手脚发软，“皆脱箭”。
宋朝选派的正、副二使，通常是一文一武。赵师嵒之前所带官职是忠州防御使，和军事多少沾点边，前刑部员外郎程卓却是个出身书香世家的徽州文人，叔叔是南宋著名的学者程大昌。然而，这对组合在“射弓宴”上给金人造成的压力，毫不留情地揭示，尚武的女真人已经颓唐到了何种境地。
当年，金朝的开国君臣同第一拨宋朝使节打交道的时候，常常瞧不起南人的弓马。粘罕（完颜宗翰）见马扩，劈头就问：“我闻南朝人只会文章，不会武艺，是真的吗？”还特意扔给马扩一张弓，说：“愿得略见南人射弓手段！”
从收国元年（1115年）到崇庆元年，在这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女真人究竟何以沦落至此？
建国前的女真族，发祥于东北一隅，所谓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带，
又分为居住在混同江以南、臣属辽国的“熟女真”和混同江以北的“生女真”。金王朝的统治家族完颜部，就是居于按出虎水（女真语“金”）流域的生女真一部。生女真地区气候寒冷，土多林木，田宜麻谷。
女真人以渔猎、农耕和牧畜为生，虽不是突厥、蒙古那样的草原游牧民，生活条件同样原始和艰苦。
多次出使金朝的马扩回忆，他曾经遇上金太祖阿骨打邀请各部首领聚餐。贵客都坐在炕上，前面摆上矮桌子或者木盘。主食是一碗糙米饭，加上一些腌黄瓜、韭菜和野蒜。野味家禽之类的肉食倒是不少，也用木盘子盛着，“或烹，或生脔，多以芥蒜汁渍沃”，末了供应一些淡薄无味的冷酒。所谓“御宴”，不过如此。
女真百姓还爱吃一种主食，“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对于这种“狗血拌饭”，宋朝使节纷纷表示“污秽不可向口”。
女真人的居住条件也很简陋，就算是阿骨打住的地方，看起来也同中国内地的小州县衙门差不多。居民往来，径直穿行皇城，毫无禁忌。邻里有红白喜事，杀鸡煮酒，也大摇大摆登门“召其君同食”。
浴室、浴池自然没有，君长和百姓都在同一条小河里洗澡。立春那天，举行“击土牛”典礼，送寒迎春，远近父老乡亲，男女老少，纷纷赶来围着宫殿看热闹。阿骨打就在这里接见宋使，还心平气和地解释说：
我家自上祖相传，止有如此风俗，不会奢饰，只得这个屋子冬暖夏凉，更不别修宫殿，劳费百姓也。
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出来的女真人，能征善战，却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仪文制度缺乏了解。
女真军队占领燕京（后来的金中都、今北京）后，当地官员和豪族为了取悦阿骨打，特意准备了天子仪仗，迎接阿骨打进入燕京大内。阿骨打和手下一起，大大咧咧坐在宫殿的门槛上，接受投降。他还打听，皇帝用的“黄盖”有多少柄，想给在场的女真贵族一人撑上一柄，“中国传以为笑”。
女真旧无历法，“草一青，为一岁”。金朝开国君臣发迹之后，也不记得自己的生辰，知道有农历，遂各自拣了个好日子当生日：“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乌拽马以上巳”，还有一些贵族选了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佛诞日），等等。
所以，《金图经》形容初兴时期的女真人，只用了一个形容词——“野”。
不料，女真入主中原以后，皇位才传了两代，第三位君主熙宗完颜亶（本名合剌）就开始“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这样一个风流天子，看开国旧臣很不顺眼，有时背地里骂这些老家伙是“无知夷狄”。对方也不甘示弱，背地里纷纷议论，皇帝如今成了“一汉户少年子”。
接着靠政变登上皇位的海陵王完颜亮（本名迪古乃），从小也下棋点茶，好读经史。他能诗擅赋，字里行间往往洋溢一股豪横俊爽之气。正隆二年（1157年）中秋节，皓月当空，完颜亮在汴京设宴赏月。倏然，一片黑云横过，遮住了月亮，他即兴挥毫，创作了一首《鹊桥仙》：
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
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
虬髭拈断，星眸睁煞，唯恨剑锋不快。
一挥挥断紫云根，要细看姮娥体态。
完颜亮读《晋书》，不但崇拜统一北方的氐族君主苻坚，还打算完成苻坚未竟的大业——统一南北。
他亲率三十二总管打算渡江南征，为乱军所杀，金世宗完颜雍（本名乌禄）在辽阳登基。
世宗、章宗祖孙俩统治时期，外能与宋讲和，保境安民，内能修明政治，劝课农桑，五十年间号称“大定明昌之治”，金世宗甚至有“小尧舜”的美誉。南宋大儒朱熹听弟子讲起这个风评，酸溜溜地讲：“他要真能遵行尧舜之道，要做大尧舜也由他。”还说：“他岂变夷狄之风？恐只是天资高，偶合仁政耳。”
其实，金世宗苦恼的，绝不是朱熹说的要“变狄夷之风”，反倒是如何扭转“汉化之风”。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女真人濡染汉文化并走向腐化颓废的恶果逐渐显现。于是，金世宗开始用其余生致力于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复兴女真民族传统：大力推广女真语、女真字，创立女真进士科，注重皇子皇孙的女真文化教育，提倡女真的骑射长技，等等。
现代学者借用了一个人类学术语来形容金世宗的努力——“nativisticmovement”（本土主义运动），即外来文化的冲击所引发的重振传统的反应。
[1]
金世宗的“本土主义运动”注定付诸东流。看看他一手培养的接班人章宗完颜璟（本名麻达葛）就清楚了。
金世宗的太子允恭早逝，所以立允恭之子璟为皇太孙。谢恩之际，完颜璟对世宗流利地讲了一大段女真话。世宗兴奋不已，动情地对大臣说：“我让诸王都学学本朝的语言，只有原王（完颜璟）说得最好，朕心欢喜。”
其实，完颜璟这番举动，无非是哄哄老祖父开心罢了。转过身去，他展现出的汉文化修养，着实令人惊叹。
金章宗雅好诗词，格调一如花间、南唐的婉约绮丽，还写得一手瘦金体，字迹酷肖宋徽宗，以至于民间讹传他是徽宗的曾外孙。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顾恺之名画《女史箴图》，图卷后幅题有一首瘦金体的《女史箴》。一些著名的明清画谱如《石渠宝笈》都误以为是宋徽宗的手书。经过学者仔细辨识，根据“恭”字缺笔（避允恭的讳）和“群玉中秘”印鉴，才确认这是出自金章宗之手。
除了《女史箴图》，金章宗还搜集了大量的法书名画，包括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怀素《自叙帖》、顾恺之《洛神赋图》等。他在字画上题签也仿照宋徽宗，用“磁蓝纸、泥金字”，而且有七方收藏印章，称为“明昌七玺”。
金朝君主的汉文化素养，不啻是测量女真人变质程度的水位尺。从收国元年往后，不到百年间，女真王朝便蜕去了原始军事民主制色彩，确立了专制皇权和官僚行政制度。同时，女真人原有的尚武精神和军事实力也迅速衰竭，以致金元之际流传着“金以儒亡”的说法。再往后，进入元代，尽管女真人不一定都丧失了自身的族群认同，但在蒙古统治者看来，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已和中原汉人没有分别，统统贴上“汉人”（相对于原南宋统治区的“南人”）这一标签加以治理。
“金以儒亡”的教训，一度自命“后金”的清朝看在了眼里。清朝皇帝自皇太极开始，就不断强调“满洲传统”“国语骑射”。相传，在北京日坛附近的校场，立过一块石碑，碑文大意如下：
金亡于学习汉人风俗，以致逐渐文弱，终为蒙古所灭。我朝自关外入主中原，即因人民习武善战，故能一举灭明。凡我满人以金人为前车之鉴，勿蹈覆辙，如能保持原有风气，始免为人破灭。
从女真到蒙古，从蒙古到清朝，为何北方民族对“汉化”的陷阱，总是既恐惧又身不由己沉溺其中？马克思的名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常被当作标准答案。不过，今日流行文化相对论，进化论意义上的“文明”和“野蛮”，绝对界线日益模糊，具体问题还需具体分析。
英国哲人穆勒（J.S.Mill）认为，不论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追求的终极人生目标都是快乐的最大化，而快乐有质量之差，学会欣赏和享受高质量快乐的人，很难放弃并转而追求低等快乐。叛逃匈奴的汉人提醒单于，汉人的缯絮，不如毡裘便于驰骋，汉人的佳肴，不如干酪食用便捷；《阙特勤碑》叮嘱突厥子孙，千万小心唐人的甜言蜜语、金银锦缎。这恰恰证明，对于被排斥在发达农耕社会边缘的人群来说，这些单凭感官就能体验到的诱惑，委实难以抵抗。
由俭入奢易。绫罗绸缎，纵马驰骋一蹭就破，却比兽皮缝制的衣袍华丽舒适。青瓷白瓷，行军途中一颠就碎，却比木盘木碗赏心悦目。品位再精致一点，自然觉得“风吹草低见牛羊”不如“金缕小钿花草斗，翠绦更结同心扣”（金章宗《蝶恋花·聚骨扇》）……对征服了中原富庶之地的女真人来说，这份享受的清单还可以无限扩大下去。享乐自然要付出代价，出舆入辇、洞房清宫、甘脆肥浓、明眸皓齿，这些都是裹着糖衣的“毒药”，先哲的教诲岂是虚言！
当然，耳目口腹之欲只是一方面，可谓是自下而上的，还有自上而下的。
金朝废掉刘豫的傀儡政权，直接统治中原地区，女真人大批迁徙进入汉地。要建设和统治这样一个超部族的、复杂的政治体，原来那些“约法三章”的简陋习俗、“哥哥弟弟”的亲缘关系，都不太管用。如果没有蒙古、突厥那样别树一帜的内亚政治传统，那么，势必要充分利用华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和仪文制度等政治资源。学者将这种现象精辟地总结为“能夏则大”。
女真人原本生活方式就接近汉人，又缺乏自成套数的民族文化，实在别无更好的选择。
天会十二年（1134年），金军还在南边与宋军大战，金太宗就下令在燕京举行科举考试，试题正是《天下不可以马上治赋》。
《金史》还记载，某日，金世宗外出春猎。两个皇家侍从，寝殿“小底”（仆役）驼满九住、太子侍读完颜匡，在队伍后方窃窃私语。驼满九住问完颜匡：“伯夷、叔齐是什么人？”匡回答：“孔子说，是求仁得仁的圣贤。”九住反驳：“汝等只知道读死书。伯夷、叔齐抛弃家人，又拒绝归顺周朝，也算仁者吗？”匡解释：“古之贤者行其义也，行其道也”，伯夷、叔齐让国，一人“成其父之志”，一人“不苟从父之志”，又不食周粟，“正君臣之分”，为后世楷模，怎么不是仁者？太子允恭听说此事，赞叹良久。
驼满九住和完颜匡，都是纯粹的女真人，儒学探讨却能够达到这样的层次，既说明女真人濡染华风之深，也说明儒家那套君臣父子的政治伦理，恰恰满足了金朝弥缝民族裂痕的统治需要。不过，这些满口孔孟之学、君臣大义的女真人，大概不会想到，本朝开国之时，大将粘罕打下曲阜，听说“宣圣陵”里面埋了不少财宝，差点就挖开了孔子的墓。
这件事，其实也才过去了不到半个世纪。
总之，女真的文弱化和武力衰颓，乃是自然进程与人为设计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逆的。这个进程导致的最大恶果，形象点说，就体现在崇庆元年那场射弓宴上，体现在南宋使节、金朝馆伴和押宴众人等目瞪口呆之下，完颜大将军那一箭又一箭脱靶的“武艺”上。
不过，程卓使团绝不是为了看女真人出洋相才专程赶来中都的。除了履行外交礼仪，他们负有更加严肃的政治任务。
就在上一年，大安三年（1211年，南宋嘉定四年），南宋派往金朝恭贺卫绍王生日“万秋节”的余嵘使团，眼看就要抵达中都，半路竟遇到河北地区进入最高警备状态，“铃声迅急，驿马交驰，溃军累累”。他们一打听，原来，漠北一支强悍的游牧部落，“鞑靼”（金人对蒙古的称呼）的军队已经打到了西边的宣德附近。
前不久，倒霉的高丽使团误打误撞，邂逅来敌，全团尽没。使命虽要紧，也不能白白送死，余嵘使团只好原路退回。
这种事可谓破天荒头一遭。
不可一世的金朝，竟然被逼到如此窘迫的境地，极大地激起了南宋君臣的好奇心。贺正旦的程卓使团，就负有明确的情报搜集任务。渡过淮河，进入金朝境内，程卓一行特别留意沿途战略物资和人力的价格及供给状况，同时要打探一下北方战线的形势。
十二月九日，程卓使团进入南京开封府，也就是北宋的故都汴京。听负责招待使团的人说，鞑靼军队刚刚退回漠北，来年初春估计还要南下。
渡过黄河，到了卫县（今河南浚县西南），峻拔绵亘的太行山脉已经遥遥在望。程卓借故四处溜达，在县城的市集上，他看到一张大字布告，勒令逃避兵役的士兵限期自首：“征军逃亡，五日不出者，死！停藏之家，科以流罪。”他暗中感叹，一路上听说金虏和鞑靼作战，“屡战皆北，兵多溃散”，看来是真的。
冲风冒雪又走了半月，使团经过良乡（今北京房山区），只见满目残垣断壁，焦木瓦砾，烟味刺鼻。原来，县城在不久前的战火中被毁，只有城外一座驿站尚存。
十二月底，使团终于抵达中都郊外。不料，招待使团下榻会同馆的金方人员，带着程卓等人绕了一个大大的弯路，“行墟墓间十余里”，才从南门入城。后来程卓打听出，外城西南角也被鞑靼人打坏，还没修葺好。金人觉得面上无光，只好迂回引领使团出入。
次年正月，使团冒着风沙返程。程卓又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看到金朝催发壮丁北上，加固中都城。同时，往中都运输粮草的车队也络绎不绝。时限急迫，倒毙的驮兽草草往车上一扔，继续赶路……
对南宋使团不合时宜的好奇心，心虚的金人显然并不欢迎。
金朝接待南宋使节，设有负责在边境迎接的“接伴使”、陪同入住招待所的“馆伴使”、回程一直送到边境的“送伴使”，主要就是为了盯住来人，防止他们随意走动，搞间谍活动。如今，负责送程卓使团归国的金方送伴使李希道、蒲察信等人，更是一路上面色阴沉，装聋作哑，一言不发。程卓弄到的情报，除了亲眼所见，大多是从车夫、马夫一类厮役口中打探出来的。
崇庆元年二月初，在泗州（今安徽泗县）城外的淮河岸边，程卓使团与金方送伴使分别。此前，宋金交聘，不但劝酒殷勤，临别时，双方人员还要互道“遽尔言别，岂胜依恋”“自此执别，善加保重”一类的场面话，作依依不舍态。这类虚文客套，此番大概也免了。
金人送南宋使团登舟，双方隔水默默长揖，解缆，发船。
尽管如此，程卓使团实在不虚此行。南宋人观察到的，正是金朝遭遇的两大致命危机，而且还是两大危机的叠加。一个危机来自汉化的女真人内部，另一个危机则来自外部——遥远的北方草原深处。
[1] Hok-Iam Chan: The Fall of the Jurchen Chin : Wang E’s Memoir of Ts’ai chou under the Mongol Siege （ 1233 — 1234 ）， p.4. 此书系陈学霖先生译注的王鹗《汝南遗事》（题为《女真金朝的衰亡：王鹗对蒙古围攻蔡州的回忆》），后文在讲述蔡州围城时还要重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