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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祐二年（1214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庚寅），中都（今北京市西南角）城内，寒雨，无风。
几辆犊车驶出皇城正北的拱辰门，沿通往外城的长街缓缓行进，最后停在了通玄门附近。另一长列仿佛望不到尽头的车队，已在那里等候。珠帘卷起，金顶青盖的车上走下一位紫裳女子。
这名紫裳女子，史书说她“秀慧而貌不扬”，大概长相并不出众。甚至她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只知道宫里的人都叫她“小姐姐”。
“小姐姐”是卫绍王第四女，封岐国公主。卫绍王是一年前在兵变中遇害的金朝第七位君主完颜允济，死后降封为王。当日，乱军正是从通玄门冲入城中的。
今天是“小姐姐”出嫁的日子。
城门内侧等候的那一长列车队，载着她的嫁妆：“童男女各五百，彩绣衣三千件，御马三千匹，金银珠物等甚众。”
金朝公主出嫁，本有常例。金初皇统七年（1147年），熙宗下嫁代国公主，一口气送了“奴婢二千五百人，马二千，牛四千，羊三万，猪二千，彩币二千端，绢万匹，钱二十万贯，黄金千五百两，银万五百两，器皿、珠玉、首饰、服用称是”。到了崇尚节俭的金世宗，“公主断送”之例就减到了“驼三十只，马一百疋，牛二百头，羊二千口，猪二百口”。
岐国公主的嫁妆，虽比不上女真国力鼎盛时期的豪奢，却远远高出普通公主的规格。更何况，车队前方竟然肃立着十名腰悬弓矢的护驾将军，外加一百名“细军”。“细军”就是金朝皇帝的禁军，称为侍卫亲军，专职护驾，“虽有大敌，悉不遣行”。
这百名侍卫亲军身披紫茸、青茸和黄茸连缀的铁甲，手握金缠竿枪，神情却各异：或愤怒，或不屑，或冷漠，或好奇。
这群官兵当中，有一个叫作合达的年轻人，再过十几年，将成为手握天下精兵，与蒙古大军决一生死的金军统帅。
此刻合达身边的这些袍泽，有不少人像他一样，未来将在蒙古和金朝的战争中叱咤风云。
不过，这一天，护驾将军和侍卫亲军现身送亲仪仗，是对方的强硬要求，因为，“小姐姐”未来丈夫的身份实在太过特殊——他是成吉思汗。
岐国公主出城这天，中都外城已遭受过蒙古军队多次进攻。通玄门附近，随处散落着焦黑的楼橹残片。为防备敌军夜袭，也害怕奸细渗透，城内大街小巷，一律横贯悬铃的铁索，阻隔行人。
车队出城时，沿街铃索一道道解开，发出叮当叮当的清响，竟成了当天唯一的送亲伴乐。
新娘看起来前路多舛。据说，成吉思汗极为鄙视她的父亲卫绍王，公开宣扬：“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拒绝承认他的皇位。卫绍王即位不到两年，成吉思汗就挥军南下，攻掠金朝的西北境，屡屡围逼中都。就在强敌压境之时，至宁元年（1213年），大将胡沙虎发动兵变，杀害了卫绍王，拥立岐国公主的堂兄金宣宗完颜珣登基。又过了一年，成吉思汗再度兵临中都城下，宣宗许嫁公主，乞求讲和。“时公主见在者七人”，入宫挑选的蒙古使臣，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长相并不出众，眼神却透出聪慧坚毅的小姑娘。她的母亲钦圣夫人袁氏心疼女儿，愿意一同远赴漠北。
从后来发生的事件看，这对母女仿佛又很幸运。公主出嫁不到三个月，宣宗为了躲避蒙古兵锋，迁都南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史称“贞祐南渡”，这是金朝加速崩溃的历史性转折点。再过不到二十年，南京陷落，金朝诸王，连同宗室男女五百余人，被押往蒙古大将速不台驻扎的青城，悉遭杀戮。“青城之难”次年，金朝的末代皇帝在蒙古和南宋夹攻下，自焚于蔡州（今河南汝南）围城之中，金亡。
岐国公主若没有出嫁成吉思汗，必定要经受丧乱至极、肝脑涂地的围城和兵变，最终仍不免与自家兄弟姐妹一同喋血青城。
许多年前，成吉思汗还不是草原共主，被迫在克烈部王汗的羽翼下发展势力。明昌七年（1196年），蒙古高原东部的塔塔儿部叛金。金章宗派丞相完颜襄前往镇压，成吉思汗和王汗两人协助平叛有功。完颜丞相赏了成吉思汗一个叫作“札兀惕忽里”（ja’ut-quri，诸乣统领）的小官。
完颜襄麾下的凯旋之师，大概象征着大金王朝最后的荣耀。当年，从远处眺望这支黑色洪流，羡慕不已的成吉思汗，也绝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娶到血统高贵的金朝公主。
是故，记载蒙古历史的波斯文史书《史集》这样描述后来的岐国公主：“四皇后公主哈敦，乞台君主阿勒坛汗（金朝皇帝）之女，我们知道，她长得不美，但由于其父是伟大的君主，就使她获得身份，受人尊敬。”
不过，这都是后话。
连日紧闭的城门缓缓开启，经过一个多时辰，长长的车队才完全穿过通玄门，一位高鼻深目的西域使臣在城外迎候。史书还说，临行前，使臣命令公主朝着北方大蒙古国的方向遥遥跪拜，“公主不敢拒”。她回头望了望雨雾笼罩下的城阙，俯身屈膝，深深低下头去。
看到这一幕，我们几乎都要忘了，没多久前，岐国公主身后的金王朝还是亚欧大陆东部的真正霸主。
这个由东北女真人建立的政权，早早就令西夏和高丽俯首称臣，在极短时间内灭亡辽国，使北宋蒙受了“靖康之耻”，俘虏宋钦宗、宋徽宗北上，渡江追击宋高宗入海而还。
“绍兴和议”（1141年）后，宋高宗向金朝皇帝称臣，南宋每年要向金朝交付“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隆兴和议”（1164年）后，南宋每年要向金朝交付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两国君主的关系从“君臣”改为“叔侄”。励精图治的中兴之主宋孝宗，递交给金世宗的国书，要具名“侄宋皇帝眘，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更屈辱的是，接受金朝皇帝的回信时，南宋皇帝要从御榻起立，向前三步，称为“降榻受书”。
即使到了金朝国力由盛转衰的金章宗时期，“嘉定和议”（1208年）后，南宋朝廷不仅乖乖砍掉力主北伐的韩侂胄、苏师旦等人的首级函送金朝，还将岁币增至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两国成了世为“伯侄”之国，南宋皇帝的辈分又降了一等。
泰和八年（1208年）五月，和议达成的消息连同前线元帅府告捷的露布，一同抵达中都。金章宗无比兴奋，分遣官员奏告天地、太庙和社稷，又亲自登上应天门（宫城南面正门）城楼，盛陈仪仗，接受装有韩侂胄、苏师旦首级的锦函。此后，两位南宋大臣的脑袋被高挂在长竿上，配上画像，置于通衢，纵令中都百姓围观三日，再涂上漆，入藏秘库。
就在同一年，金章宗病逝，遗诏皇叔卫王即位。
这一年，成吉思汗彻底消灭草原上的宿敌蔑儿乞部，他的九脚白纛旗，将指向南方。
这两起事件，猛然扭转了金朝的国运。
我们的讲述从岐国公主开始，因为她就像一个符号，几乎完美地象征了这段历史在后世的遭遇，那就是——被遗忘。
岐国公主的身影，几乎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全副武装”的现代历史学家，遍寻东西方载籍，只能找到关于她的三五条史料。并且，在蒙元帝国的历史记载中，她既不叫“小姐姐”，也不叫岐国公主，而是换了一个奇怪的称号。
在波斯文史书中，作为成吉思汗的五位“正后”之一，她叫“公主哈敦”（kūnjū khātūn，哈敦意为娘子、皇后），主掌第四斡耳朵——成吉思汗的宫帐之一。在寥寥几条汉文记载中，她的称号被翻译成“公主皇后”。在蒙古人的记忆中，她仿佛依然是那个盛极一时的女真王朝的天之骄女；实际上，却只是世界征服者搜集陈列的战利品的一部分。
很少有人说起见过岐国公主，只有全真教教主大概是例外。《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应邀前往西域大雪山与成吉思汗会面，途经和林（今蒙古国前杭爱省额尔德尼昭北），“汉、夏公主”送来了一些干粮，接济师徒一行人。
汉公主就是岐国公主，夏公主是西夏国主李安全献给成吉思汗的公主，名叫察合。身世相仿，或许让两位年轻女孩子一见如故，感情甚笃。
事实上，岐国公主和母亲袁氏，不仅见过丘处机、尹志平先后两位全真掌教，袁氏还拜丘道长为师，成为全真女冠。《道家金石略》中保存着两道以“公主皇后”名义颁发的懿旨，分别护持卫州汲县北极观、孟州王屋县灵都宫。
这两位逃脱浩劫的皇室女子，或许在宗教中找到了某种寄托和慰藉。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毡帐一顶，孤灯一盏，清香一炷，她们大概常常为家国丧乱中非命而死的一切亡魂，当然，还为无数同样幸存下来的人，默默祈福。
岐国公主，不过是在金朝土地上生活过的芸芸众生之一。
鼎盛时期的金朝，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大散关、淮河一线与南宋交界，东濒大海，西邻西夏，领有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七省之地，加上内蒙古、陕西、甘肃的一部分，面积相当于南宋的两倍。南宋人口最多时有六千万，金朝疆域内也生活着四千八百万人。
比起南宋，古往今来为这群人书写的历史，实在少得可怜。
金朝的亡国史，吸引人的还有其浓重的悲剧色彩。
金朝皇位迭传九代，凡一百二十年，最后二十四年都在苦苦抵抗蒙古对中原的侵袭。这期间，金朝更换了三位皇帝。
成吉思汗斥为“庸懦”的卫绍王，《金史》赞美他身形颀长，美髯须，生性俭约，不好华饰。胡沙虎发动兵变后，一些见风使舵的大臣纷纷污蔑卫绍王“失道”，罪有应得。他身边的人却觉得，从他当政期间的作为看，“中材不及者多矣”。卫绍王之后的宣宗，史家赞许他“励精图治”“勤政忧民”，中兴有望，惋惜他生性苛刻，喜好猜忌，卒无成功。金朝真正意义上的末代皇帝哀宗，在四面楚歌的蔡州围城中，对着侍臣悲叹：我当了“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并没犯下什么大错，下场却和历代荒淫暴乱之君一样，“等为亡国”，好不甘心！
这些历史评骘，多半寄托了中原文化精英对故国和旧主的哀思。不过，从种种迹象看，金朝最后这三位君主，秉性确实不坏。
卫绍王刚即位，山东境内的一段黄河忽然变清。相传“黄河清，圣人生”，举国大庆。不料一个叫杨珪的人上书扬言：浊水反清，分明是灾异，何况，“假使圣人生，恐不在今日”。这种话放到哪一朝都是死罪，卫绍王只是吩咐“锁还本管”。宣宗末年，两位太医给小皇孙治病，用药过猛，病人一命呜呼，法当抵命。宣宗说：若是朕的叔伯兄弟之子，就该法办，为朕的孙子而杀人，实属不忍。最终两太医只是挨了一顿板子后革职。哀宗刚即位，有人披麻戴孝，在宫门前大哭大笑，声称自己笑的是“许大天下将相无人”，哭的是“祖宗家国破荡至此”。臣僚要求严惩，哀宗不同意：不久前刚下过广开言路的诏书，何况“此人言亦有理，止不应哭笑阙下耳”，杖责了事。
一个专制君主，手握视草民为蝼蚁的生杀大权，在国步艰难、沧海横流的岁月，遇上有人主动挑衅添堵，尚愿意克制一下动用“合法伤害权”的冲动，实在称得上宽仁之主。许多普通人，若在他们的处境，未必做得到。按照孟子的政治理想，若再加把劲，将这一分“恻隐之心”推及天下，就是“仁不可胜用”的圣王了。
可惜，哪怕是“仁君”，也无法应对深重的王朝危机。三位皇帝统治的二十多年，完整展现了一个有着相对稳定的统治基础和合法性的国家，如何在“军事失败——内部矛盾加剧、可支配资源锐减——军事失败……”的恶性循环中竭力挣扎，最终覆亡的过程。金朝就像一艘经历长途航行有些破损，却还不至于漏水沉没的大船。这三人，不过是这艘大船猛地撞上蒙古这座陡然出现的冰山之际，恰巧把手放在了船舵上的凡夫俗子。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主角不能太优秀，因为好人遭殃，徒增观众反感；悲剧的主角又不能穷凶极恶，否则观众会觉得他活该。最能同时激发道德感、怜悯和恐惧的悲剧主角，是平庸的，和我们一样的人。按照古希腊人的审美品位，武王伐纣写不出动人的悲剧，金朝的灭亡却可以。
这出悲剧，还带有一抹独特的壮烈色彩。这个王朝骨子里毕竟流淌着“北方蛮族”的鲜血。在臣服和抵抗之间，金朝更多选择了抵抗。它深知，当年自己正是以和谈为诱饵，所谓“以和议佐攻战”，一点点拖垮了北宋。在二十多年断断续续的烽火硝烟中，金朝的抵抗运动中心从北方的中都迁到南京，从南京迁到了归德（今河南商丘），又从归德迁到了背靠南宋疆域的蔡州，以小搏大，以弱搏强。最后凭借河南的一隅之地，宁为玉碎，真如史家赞许的，“图存于亡，力尽乃毙”。
面对更加强悍的蒙古，金朝的表现比当年的北宋要强。南宋配合蒙古攻陷蔡州后，金朝的临时宰相张天纲被南宋将领俘虏，很快被锁在囚车里送到临安（今浙江杭州）。临安知府薛琼负责审问他，开口就讥诮：你这个亡国奴，“有何面目到此？”张天纲昂起头回答：“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徽宗、钦宗）何如？”一句话便让在场的宋人羞愧得无地自容。薛琼大吼：“快来人，赶紧把这人拖下去！”
这出悲剧的结局，更让人有些回味。从战争的废墟中爬出来，刀下余生、惊魂未定的前金朝子民，不少被吸纳进入了蒙元帝国的统治精英阶层。有人由此成为帮助奠定一代制度规模的人物，还有人对天崩地裂后中国文化价值的保存和重建，产生了无法忽视的历史影响，当然，还有更多被那个时代践踏、侮辱和损害的普通人，没有机会在历史上留下姓名。
岐国公主的父亲卫绍王即位前，中都城内传唱着一首童谣：
易水流，汴水流，更年易过又休休。两家都好住，前后总成留。
这首童谣似乎预示了，金朝的都城将从易水之畔的中都，迁到汴水之畔的南京。不过，歌谣只讲了故事的前半——进入南京，惊魂未定的皇帝及其扈从，很快又不得不匆匆踏上逃亡之路，终点站就是蔡州。
本书并非概述蒙金战争的战役史、战例史，尽管这样一部严肃的学术专著，迄今尚付阙如。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主要是在那个近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的动乱年代中，中都、南京、蔡州这三座都城
及其居民的遭遇，还有影响他们命运的最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