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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成，字无否，号否道人，苏州吴江松陵人。出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卒年不详，推测应活了60岁左右，即老年生活在明末时期。计成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造园家，在园林营造上具有卓越的贡献。
计成在《园冶》中自署松陵人，松陵即吴江，位于苏州南面。其又名计无否，“否”字意应为《易经》卦象中的“否”。细读之下，发现“否”与计成的一生经历真有暗合形似的地方。《易经》上说，否卦是象征着由泰变否的过程，并非是人为的原因，也有天时的变化。君子要贞正自守，以德行约守自己以避免灾难，不可以妄求荣耀的财富。这里既包含了明清之际的裂变，也有计成与阮大铖的交往，导致《园冶》的近于湮没。
《园冶》是中国最早的专门以造园为内容的园林典籍，全书文字约1.8万字，各类插图共235帧。《园冶》全书分为三部分：卷一是兴造论，有园说、相地、立基、屋宇、装折；卷二是栏杆；卷三是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等内容，是对明代造园技术经验全面而精辟的总结。其中的造园理念，对于理解明代中后期的园林艺术具有积极的辅助作用。
《园冶》最重要的是其完整深刻的造园思想。《园冶·兴造论》中开篇就有“世之兴造，专主鸠匠，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谚乎？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的说法，而这个“能主之人”既包含园林的主人，也包含设计造园的主要工匠。
天地万物，恒常有序，只有为人类所利用，才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人类的造物意识形成，也是在对物化的不断认识中，改变事物的性质，即通过造物的方法，使物品为人所用，从而在造物中成为自然人化的结果，获得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计成在“三分匠、七分主人”的立论基础上，提出了“能主之人”的观点，是对造园设计者的进一步的尊重，也是造园艺术的根本。
《园冶》在明代崇祯年间出版，前有阮大铖作序《冶叙》、郑元勋《题词》，称作“明版《园冶》”，后世尚存残卷。今北京图书馆藏有明刻本的第一卷，翻排的明刻本第一、二卷胶卷，以及明版一、二、三卷的日本抄本。
《园冶》因阮大铖的原因，在清代一度被列为禁书，后从民间书坊流入日本。而在日本前后大约出版过5种版本，日本书商曾改名为《夺天工》及《木经全书》。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中就有“宋之《营造法式》与明崇祯四年计成所著之《夺天工》二书，今尚完整”的记载。日本现代学者对《园冶》一书的积极研究，逐渐引起了国内人士的关注。
1931年中国营造学社的朱启钤先生等人从日本购回了《园冶》残本，进行补充校订，准备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本的《园冶》。但是，陶兰泉先生在1931年先影印出版了《园冶》第一、二卷，以及第三卷的抄本，成为“喜咏轩丛书”之《园冶》，后称“喜本”，此版有开拓之力，但是，遗憾的是书中图式不甚理想。
当时的学者阚铎先生曾将“喜咏轩丛书”之《园冶》寄往日本学术界以求校正，很快就得到了日本学者村田治郎先生的帮助校对。阚铎先生在随后出版的《园冶》中，说明了《园冶》图式的变化：“第三卷各式，方门、合角至执圭六式，原本均作双钩。葫芦以下十四式，均作细线。菱花以下二十六式，均作双钩。”因此，《园冶》中的插图，均作单线形式。该书即为1932年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本《园冶》，后称“营造本”。
1933年当时还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大连，相传还出版过一种右文阁铅印本的《园冶》，由于历史原因，流传范围非常有限，后来难以看到。
1956年中国城市建设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本的《园冶》影印本，后称为“城建本”，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正式出版的《园冶》。因此，《园冶》一书才重新为学术界、建筑界、艺术界所重视，并对其进行了广泛意义上的研究。
日本学者上原敬二先生（1884—1981）曾在1972年出版《解说园冶》的学术著作，展示了日本学术界研究《园冶》的水平，也使《园冶》受到新的关注。而1981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陈植先生的《园冶注释》，该书为竖排繁体字版本，曾于1988年再版，后称“陈本”。陈植先生致力于研究《园冶》多年，《园冶注释》校正了“营造本”和“城建本”《园冶》的许多漏字、误字、断句标点的失误，从而使国内学术界能够看到一部完整的《园冶》，使《园冶》得以积极传播。
由此，《园冶》一书在日本以上原敬二先生的《解说园冶》尤为引人注目，而在国内陈植先生的《园冶注释》影响最为广泛。
计成一生精通绘画，擅长诗文，并对造园独有心得。《园冶》一书中作者娴熟地引用大量的典故或作品，一方面展示了自身的知识才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计成青少年时期饱读诗书、志存高远的精神生活。
《园冶》有着独特的文学语言价值。晚明江南文人的许多笔记中，多以骈文对偶的文体方式，一叹三咏，感怀物事。因此《园冶》书中也多采取骈文的形式，深得中国古典文学语言雅致精炼的精髓，韵味无穷，使人阅读《园冶》之后，获得一种精神上的美感。
近年日本造园学著作《作庭记》被翻译引进，引起学术界和建筑界的广泛关注。《作庭记》成书于12世纪左右，初版的作者为橘俊纲（1028—1094），是日本藤原时代（894—1185）的贵族后裔，曾以园事日记的形式记载造园事物。《作庭记》被后人编辑为《山水抄》的版本流传，其中对“立石”“汀形”“岛姿”“立泷”“落泷”“谴水”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对日式造园技术具有重大意义。虽说日式园林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中国盛唐文明，但是因地制宜地变化利用，也形成了日式自身园林文化的特色。
日本学者对《园冶》的重视与保存，也是我们应该汲取的教训和经验。国宝的损坏与流失又岂止《园冶》哉？《园冶》数百年来被湮没，流失国外，数十年来的研读，也多在建筑界的范围内，只是近年才逐渐走入社会生活。因此，还需要更多的人解读、体味其中的含义。计成是松陵的计成，也是中国的计成；是明代的计成，也是现代的计成。
长安夜晚，月光泻地。我翻阅着《园冶》，脑海中不断闪现着绿色温暖的江南水乡。由此想起汉唐时的丝绸，也多是从江南运往长安，再由长安运往西域。长安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因为有一条条从江南牵引过来的丝线。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牡丹亭》）。
赵农
2018年改于清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