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6年6月，我到首尔去参加亚洲西班牙语言文化学者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所写论文的题目为《西班牙文学在中国》。文章的开头便说道：“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每逢纵览世界文学宝库，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的鸿篇巨制《堂吉诃德》必然是最引人注目的亮点。这部作品不仅对西班牙乃至欧洲的长篇小说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在整个世界文坛上影响之深广也是无可比拟的。”当时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手中掌握的资料显示，《堂吉诃德》已用七十种文字出版了两千多个版本。换言之，它是世界上印刷量最大、声望最高的作品之一。别的国家姑且不论，单就在中国，从1922年第一个中文版本问世算起，到1996年止，即出版了近二十个版本。尤其是1995年，居然在短短十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出版了四个版本，可谓《堂吉诃德》翻译之花竞相争妍的一年。而这四个版本的译者之一就是我的老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我国西班牙语教科书编写者之一、西语界公认的西班牙语专家董燕生教授。当时他同我一起赴韩国参加研讨会，并且同住一室，所以有幸向他讨教了不少《堂吉诃德》翻译的学问。董教授是个爽快无私的人，对学生向来诲人不倦。几个夜晚的聊天，他把自己两载呕心沥血翻译《堂吉诃德》的艰辛和奥妙之处，或曰他的译本匠心独运之处兜底儿告诉了我，以致当时我在经过慎重思考（这种思考包括回忆粗读一些其他中文译本的印象）之后，临时在论文中又加了两句话：“董教授的译本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但全面衡量起来，我认为是至今最好的中文译本。”后来又读到董教授写的有关翻译《堂吉诃德》的文章，听到西语界同行们的反应，我就更相信了自己评价的客观与公允，因此后来我最推崇的也是这个译本。

但是，有一件事我估计错了：我认为董教授的译本出现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再出现新译本了。因为照我的观点，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著作，可以多出几个译本，但“后译”必须超出“前译”，或者有自己的显著特色。据我的了解，在我国西班牙语界，面对董燕生教授的译文，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但我国的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毕竟是一支人才辈出的队伍。日前突接出版社老朋友电话，告之南京大学的孙家孟教授退休后笔耕不辍，历时五载，抱病译出了《堂吉诃德》，译完后心脏病突发，感人至深，希望我能为他的这个新译本写一篇序。我接到这个大出意料的电话一时愣住了，继而是激动万分，百感交集。孙教授重译了《堂吉诃德》？让我这个学生辈的人为其写序？但我还是马上答应了：“好吧，我来试试看。”

我之所以不揣浅陋，贸然答应写这个序，首先是出于对孙教授的尊敬。孙家孟教授不仅毕生从事外语教学工作，西班牙语造诣甚高，为我国培养了大批西语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而且是著名翻译家，尤其是被誉为拉美结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加斯·略萨作品的翻译专家。他翻译的拉美“文学爆炸”主将之一、阿根廷著名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天书”式的作品《跳房子》，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如今他在年过六旬、身体欠佳的情况下，又反过头来啃硬骨头，把文字古老艰深，且已有那么多译本的《堂吉诃德》重译一遍，其勇气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可想而知了。我答应写这个序的第二个原因，是相信孙教授这位治学严谨的大手笔译出的东西，必然是有特殊价值的好译本，是他对外国文学翻译的新贡献。他绝不会满足于一个译笔平平的译本，更不会粗制滥造。我虽然不敢评价这个译本跟董燕生教授的译本孰优孰劣，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译本同样是高水平的，而且会各有千秋。

由于出版时间的紧迫，只是粗读了一下孙教授的译文，但仅仅这一粗读，我便觉得果然不出所料，这个译本给人以全新的感受。译文之优美顺畅且不必说，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一些别的译本所缺乏的独到之处，或曰别的译本由于种种原因留下的缺憾。最突出的特色有两点：

首先，是它的“全”。与已出版的各中文版本相比较，这一译本最为完整。具体地说，它增添了如下新内容：（1）原版书中塞万提斯自己写了十一首赞美《堂吉诃德》的诗，都比较艰深，其中有三四首尤为难译。所谓难译，就是每句话都缺尾巴，少一个音节，是为“无尾诗”。这也许就是过去的诸中文版本之所以没有译出的原因吧。此次孙教授将十一首诗全部译出置于中文之前，而且译笔相当精美。（2）上下两卷都补译了国王的出版特许、御前会议为本书的定价公文及本书勘误之证明。（3）下卷补译了几位审查官对本书的意见，实则是在当时情况下他们对本书的评价。孙家孟教授以权威专家的眼光充分看到了以上内容的价值，做了这些不同凡响的拾遗补缺工作，无疑将有助于广大中国读者对《堂吉诃德》这一伟大文学名著的理解和研究，从而也将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西班牙悠久文化的认识。

译本的第二个特色是它的“原汁原味”。孙教授的西班牙语功力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再加上他惯有的一丝不苟的译风，这就使得他的译文不仅准确到位，而且幽默诙谐，完美地展现了原著的语言风格和艺术魅力。最生动的例子是主人公堂吉诃德的语言——他在同桑乔·潘萨和一般老百姓讲话时，用的是当时的通俗语言，或曰大白话；而跟有身份的人或者涉及骑士道精神的时候，则用夹杂着古老语言的半文半白的话语。这使得堂吉诃德的形象极为鲜明而逼真，性格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令人拍案叫绝。例如，堂吉诃德在与人论及文武两行之贫富时说道：

在下方才论及书生之贫穷及所受之苦，然士兵是否富有呢？我等已知，士兵乃贫者中之赤贫者，所依度日之饷银，或拖欠，或克扣，无奈之下，只得去抢劫。然此举既有生命之虞，亦遭良心之谴责。士兵衣不蔽体，一件满是破洞之上衣，既当衬衣，又做礼服。度隆冬于野地，哈热气以御寒，然腹中空空，呼出之气非但不热，反而变成冷气，对此在下深有体会。盼到黑夜来临，则可稍解白日所受之苦——一张大床在等着他，床宽无限，可任意翻滚，而不必担心揉皱床单。如此大床，倘嫌太窄，就怪不得别人了。受苦受难，所谓熬出了头，也只因战事已起。且不说折臂断腿，头部中弹，连用来包扎伤口的旧纱布，均可被视为奖赏其军功之军衔……

——引自上卷第三十八章

阅读这样的文字，实在是一种艺术的享受，即便是《堂吉诃德》的中译本已有多种，此一版本也有其独特的出版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至于《堂吉诃德》这部作品本身，以前的多个译本序已经分析得相当全面而透彻，这次孙教授本人又写了译后记，在此就不赘述了。

当这篇小序就要写完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去年在太原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召开学术研讨会时，西安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教授唐民权同志展示了由他翻译、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装帧豪华的《堂吉诃德》新译本。又听北京大学赵德明教授讲张广森老师（又是一位大手笔！）也译了个新版本，不久即将付梓。这就是说，实际上，《堂吉诃德》的中文译本已逾二十种。真是说不完、道不尽、译不完的《堂吉诃德》，一座永远挖不完、采不尽的文学富金矿。

尹承东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