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儒家思想解放的惊蛰

自称幼有“臣人之志”的那人，除了他还有谁？唯有王充！

一上来就给他一个惊叹号，因为他是圣人身上的虱子，让圣人浑身不舒服，他是思想界的牛虻，咬得正人君子们体无完肤，为了真理，他竟然不肯放过先祖。

“臣人”，并非驯服好了的政治臣民，而是指思想成熟的成人，王充以之自谓，乃自负其年幼老成。“臣”是一只眼睛，竖着眼睛看人，有时出于低眉顺眼，有时因为忧愤。少年王充，读书自律，是个顺眼小子，待其涉世稍深，便长成怒目之人。愤怒出诗人，也出哲人，王充竖起眼睛怒目看世界，对这个世界连连发问。在他笔下，他连祖宗都没放过。《论衡·自纪篇》里，他谈到了自家的来历，原籍魏郡元城（河北大名），元城王氏出了一个大人物，那就是王莽，曾废汉自立。同为元城王氏，王充先祖与王莽一系是否同出一宗，或有过交集？对此，从《自纪篇》里，我们未见王充提起。不过，王充谈到自家姓氏时，说了一句又姓孙，可能由王孙一姓衍化而来。王莽祖先本姓田，田氏代齐后称齐王，后来王国不再，但齐人仍称田家为“王家”，遂改姓王，由原籍济南郡迁至魏郡元城。

王充谓其先祖以军功封会稽阳亭侯，遂举家从河北迁至江南。才一年，就因变乱失了爵位与封地，故就地安家，改以农桑为业。曾祖王勇豪门习气，与人不合，多霸凌之，“岁凶，横道伤杀”，故“怨仇众多”。为避仇，祖父王汎往郡城去，途中，留钱唐，转经商。汎生二子，长子曰蒙，少曰诵，诵即王充之父。蒙、诵二人，任气更甚，恃勇凌人，与土豪结仇，徙居上虞。

本来“子为父隐”，可王充一点也不隐，将父祖罪行和盘托出。同他的行为相比，他父祖之罪实在算不得什么，因为那种罪行还可以诉诸律刑，而他破坏的则是“三纲六纪”，影响到了国之所以为国和人之所以为人，还不知道该怎么来给他定罪。

对此，唐人刘知几于《史通·序传》中说道：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是用来表明“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其中就含有舜、禹自居之意。刘知几因之而特别强调了“夫自叙而言家世”的原则：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若无其人，可缺也，而不能像王充那样“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必以名教责王充，“实三千之罪人也”！

何谓“三千之罪人”？正所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也就是说，可将针对一切罪行的三千条刑律，都用来审判王充，因其非孝无亲，乱天伦也。

话说到这份儿上，那就该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三千脚——定三千罪。

难道王充会不知道“罪莫大于不孝”？他当然知道。何以还要这样做呢？刘知几认为，他是以贬低父祖来突出自己。多数人也都这么认为。此正所谓俗见也。问题在于，王充并不认为他这么做是不孝，也不认为陈述事实就是贬低父祖，因为，他并未认定父祖那些事都是丑行、暴行、罪行，他展示了父祖的血性。《自纪篇》里，他只叙述，未寓褒贬，无一字言是非对错，便勾勒了一个军功家族的转化，在此期间，曾务农桑，行商贾，几经迁徙，终未脱其军人本色，不离军功底蕴而归于任侠，虽寥寥数语，却道出燕赵之士元城王氏在乱世江南的寻觅与挣扎。

钱塘江边，山阴道上，元城王氏先于晋人王谢好几百年便已到达。若论“人与山川相映发”，元城王氏当为第一家。王充父祖虽无王谢月白风清之风流，但其任性使气，于月黑风高时“横道伤杀”，亦足以为王谢风流之先驱。此乃太史公笔法，王充为其父祖作新《刺客列传》也，刘知几未见于此，可知其于史未通，差王充远矣。

王充曾随班彪读史，深谙史笔，当其赞美老师著史甲于太史公时，便可见他知太史公为历史写作的一个标准——“史衡”。显然，他在《自纪篇》里，也用了太史公那样的史笔，若以太史公的《刺客列传》来“衡”一下，他会不会觉得自己也甲于太史公呢？最起码，太史公不敢这样写自己的父祖，而他却写了，写出了一个军宦之家在民间社会转型的艰难以及中原人士在江南立足的凶险，这虽然是常见的现象，但只有王充敢写。

不著褒贬一字，便得史家风流，舍王充其谁也？王充言其父祖，不以“德衡”，而以“史衡”。“德衡”是以伦理尺度，属于道德范畴，“史衡”用了历史尺度，超越道德范畴，故其所作《论衡》，立论在“衡”——“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

“衡”者，即国家度量衡，而“论衡”，就是对言论的度量衡。衡量言论的度——“论衡”，究竟是什么呢？王充认为，是真理。在《论衡·对作篇》里他指出，“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如果说“思无邪”是求善，那么“疾虚妄”便是求真，亦即追求真理了。

若以求真来度量，那就连圣人也不能放过。说“孔子为汉家立法”，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是假的。但涉及了汉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也涉及了经学的神学化和孔子的神化问题，他没有从正面问孔子这样的大问题，而是拐了一个弯，跑到《论语》里去提问。在《问孔篇》里，他一连提了十五个问题，证明孔子说的并非句句都是真理，最终难免一问：孔子如何能为汉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提供依据？

为了汉家天下的需要，汉儒要制造一个代表汉家的孔子，不光以经学营造一个圣化的孔子，还以纬学造一个神化的孔子。它当然不是两个孔子，而是孔子的两面——神圣合一，这便是今文经学“孔家店”里因“古为今用”而难免“虚妄”的孔子。

古文经学的兴起，就冲着“孔家店”里的那位孔子，它不反对以经学圣化孔子，但它圣化的路径不是经由“古为今用”的素王大道，而是通过历史传承的先师之路。先师之路上的孔子是个“吾从周”的孔子，在孔子的前面还有个周公，按照刘歆五德相生的历史观，汉承周统，犹如孔子“梦见周公”，与周汉相生匹配的，便是周孔之教。

那“经”是什么？并非孔子“为汉家立法”才有“六经”，而是孔子以前就有。“六经”是历史文献，所以说“六经皆史”，其内容形成于殷周之际，周公亦为始作者之一，故可谓历史行动之代表。“六经”之集成与发扬则在孔子时，故其当为历史传承之代表。

古文经学之于“六经”，非以其为汉家立法，而以之为历史教科书。王充“问孔”，实际上就反映了古文经学的运动方向，其所问者，虽无关宏旨，皆为小节，但提问本身，已将孔子从素王问到先师上去了，表明了他的古文经学的立场。可他本人之于古文经学，实无门无派，非经学中人，其与古文经学儒者的关系，也非同门之人，实乃同道之人。

若论王充师门，所知者仅为班彪一人。然班彪亦非以经学闻名，而以史学名世，故于治学之道一如其续《史记》，亦究天人，通古今，成一家，王充随之，径往马、班去处。若谓班固治史，已得父之形肖，那么王充问学，能传师之神妙。神妙何在？妙在能“成一家之言”——为自我立言。两汉四百年间，能“成一家之言”者，除了太史公作《史记》，恐怕就是王充著《论衡》了。太史公之《今上本纪》与王充之《自纪篇》，两者一前一后，皆为中国传统之“不忠”与“不孝”奇文。

或曰王充“颂汉”似有鼓吹“今上”之嫌。实则不然，其《须颂篇》乃接着《问孔篇》而言，盖因子曰“吾从周”也，故王充“问孔”之后又来“问周”了。

周有那么好，值得后世一“从”再“从”吗？显然，他不这样认为。在《刺孟篇》里，他以八条“刺孟”，其中一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涉及周、孔。按照孟子的说法，历史运行以五百年为一个大周期，从周公到孔子刚好五百年，孔子以后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周期，在这个新的历史周期里，孟子自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如此当仁不让，被王充狠狠一刺，便成俗儒的妄想。此举虽为“刺孟”，但其下手处一如“问孔”，亦隐约指向周公，此由孔孟之道发问，非以“吾从周”，而以“我问周”。可“问周”何以还要“颂汉”呢？

这就要回到刘歆五德相生的历史观上来说了。在相生中，周生汉，汉承周，这是历史的正统，中间有个秦，秦克周，汉克秦，属于相克的闰统。在今文经学里，汉承秦制，同时，汉又是秦的革命者和掘墓人，这就导致了体制性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纠结。而古文经学则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不是汉承秦制，而是汉承周制——《周礼》。但汉承周制就意味着要改制，从秦制改为周制，而改制的纲领当然就是《周礼》。对这一历史道路的探索，虽由刘歆发起，以古文经学运动响应之，结果却导致了王莽篡汉。

王充的立场，既未立于汉承秦制，也未立于汉承周制，而是主张汉家自有天命，应当自立。秦祚短命，秦制已不足论，那么周制又如何呢？他认为周不如汉。为此，他作《须颂篇》，曰：“俗儒不实论也。”周的好处多为传说，难于考证，而“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故以“三增”“九虚”批评儒者。“增”者，或无中生有，或夸大其词；“虚”者，虚妄虚美，“称圣过实”，故作《宣汉》诸篇，指出“实商优劣，周不如汉”。《宣汉》对比古今，曰：古之戎狄，今为诸侯；古之裸人，今穿朝服；古之光头，今戴帽子；古之赤足，今穿鞋而行；古之沙地，今为良田；古之蛮子，今为良民，此“非太平而何”？此以进化言之，乃据实而言，言虽在理，但仅言进化所得，未言其失，所失者何？并没有提及。

比较之后，他总结了三条：“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故反问：“汉何以不如周？”这显然是沿着老师班彪的《王命论》的思路发展而来的一套主张，认为汉人立国当以汉家天下为本，而不必追随周秦。但此三条之中，于今看来，仅“土境”即版图一条能成立，余者，“德化”一条，孰优孰劣难下定论，而“符瑞”也被拿来当作国运的标志，则似乎有些离谱。他本来不是反对以“符瑞”而知天命的吗，何以还要把“符瑞”拿来作为评价历史的尺度呢？

这当然是接着老师的《王命论》来说的。《王命论》里一再提到汉家符瑞从高祖开创到汉家复兴的盛况，看来他“疾虚妄”还未“疾”到老师头上。

其“疾虚妄”思想另有一条来路，即桓谭的《新论》。这一路强调立论宜以当下为依据，思想勿以经学为前提。王充《论衡》中有《超奇篇》《佚文篇》《定贤篇》《案书篇》《对作篇》提到桓谭，都极为推崇，认为“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君山为甲”。“子长”即司马迁，“子云”为扬雄，“君山”乃桓谭字，诸子之中，他以桓谭为最。

桓谭是前辈，与刘歆、扬雄同时。刘歆作《七略》曾征引其《琴道篇》；扬雄作盖天图，则因其反唇而毁之；班固于《汉书》中多纳其言；近人钱钟书在《管锥编》里称赞其书《新论》，谓之堪与王充《论衡》相伯仲，却未提起《论衡》是由《新论》发展而来。可惜《新论》早佚，后世虽有辑佚本，也已支离破碎，难见其思想全貌，但其价值之高，实由王充定调。王充衡学论文，以太史公为标杆，其最高目标就是“甲于太史公”。他认为只有两人能达到此标准，一是他问学的老师班彪，一是他思想的先驱桓谭。

汉之前后“两论”，桓子《新论》开了儒家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王充继起于经学思维的大一统氛围中，发出“疾虚妄”——追求真理的最强音，其真理之标准不是经学，亦非圣人，不在于古，而在于今，不是今文经学的“今”，而是能实事求是的“今”。王充“颂汉”，实为“颂今”，他颂的，就是那个当下就在的“当今”，那个可以实事求是的今。

周朝离得太远了，留下的文字都被汉人当成了“经”，再无“实事”可以“求是”。可汉却不同，还在“实事”之中，可供今人开展“求是”的思想活动。故其宁可“颂汉”也不“颂经”，就因为“经”是周人的历史遗产，其中已无“实事”可以寻求。以此来看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再是古之圣人留下的那些“经”，也不是由“今上”钦定的像《白虎通义》那样的为统一经学而确立的王圣纲领，而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活动本身，亦即思想者本人的希望：我有我的主张，我是我自己的“今上”！所以，当其老友山阴人谢夷吾向“今上”——章帝举荐他时，他便以老病为由谢绝了。能为“今上”征召，对于儒者那是何等荣耀！可他为什么一口就拒绝了？

其时，他只有六十二岁，虽不年轻，但也谈不上有多老，在被朝廷征召的人当中，他确实不算老，就其身体状况而言，他直到约七十岁才去世，应该也不会太差。可他为什么就是不应召？有人说他“颂汉”就是为了取悦“今上”。若如此，应召岂不就是个大好机会？加之他身居下吏，困乏一生，何不以应召来改变？可见他不是一个要取悦“今上”的人。他之所以未应召，或曰《论衡》尚未定稿，或以《论衡》之思想与当时尊经思潮多有抵触，而章帝则热衷于搞统一思想的《白虎通义》，若是应召，便正好撞上了经学的枪口，落入《白虎通义》的“虎口”，不光自己难受，还会连累好友。

谢夷吾举荐他时，荐的是他的才学，而非思想。以才学论，谢称赞王充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其时，谢在任荆州刺史，适逢章帝南巡，亲眼见谢“决正一县三百余事”，件件都称其心意，遂以谢为百官楷模，乘此机会，谢遂越级，直接向章帝举荐了王充。显然，谢未读过《论衡》；若读过，他就不会举荐了吗？也不见得。观其后来，因奉俭约，被人责以有损官风而被逐出官场，由此可见，他也是个独行之人。

同一时期，中国出了两本书：一本是《白虎通义》，代表官学，为经学定标准，代圣人立言；一本是《论衡》，代表私学，自成一家之言，也为思想言论建立了一套自我的标准——“衡”。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

近人章太炎也说，汉得王充一人就足够了，今天都很少有人能赶上他。而胡适则说，中国的思想，若不经过王充“论衡”一番，就绝不能有汉末与魏晋的大解放。

西汉末年，出场了一批大儒，如刘歆、扬雄、桓谭等，皆为王充前辈。王充以其逆向思维超越前辈，亦得益于前辈思想如炬的光芒。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这位身兼哲学与文学的大家，对语言学中的方言也没放过。《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解》十三卷，便是扬雄的一部方言著作。宋庆元六年浔阳郡斋刻本，晋郭璞解，有缪荃孙、沈曾植、袁克文等藏印。

“輶轩”指轻车，秦以前，每年八月，朝廷会派使者乘轻车到各地采集方言，并记录整理，故谓“輶轩使者”。秦以后，因战乱散佚。扬雄的老师严君平收集并整理了1000多个字，扬雄继续搜集整理，用了将近27年的时间，成此一书，撰写了669条词汇，11900多个字，按内容分类，释词先例举不同方言的同义词，然后借通用词语解释。

十三卷之卷一、二、三、六、七、十，是语词部分，有动词、形容词、名词；卷四，释衣物；卷五，释器皿、家具、农具；卷八，释动物名；卷九，释车船兵器；卷十一，释昆虫；卷十二、十三，基本为名词解释。依据的文献资料主要采自《列子》、《庄子》或《吕氏春秋》。这部“方言解”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汉语方言的比较词汇集，为中国古代训诂学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及学术工具书。

大约100年后，东汉古文经学家、文字学家汝南许慎费时近30年，编著了一部世界上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

许慎著《说文解字》初衷，是要从文字发展的历史中阐释文字，反对今文经学借汉隶“微言大义”，以随意解释文字而标新立异。他在《说文解字》中引用的古文献资料全部来自古文经学著作。他的老师是东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家、扶风通儒贾逵。贾逵给予《说文解字》很多指导性的意见。

许慎在书中收入汉字9593个，重文（异体字）1163个，总共10516个字，开创了形、音、义三个维度的析疑解字与部首检字的先河，建构了比较系统的文字学分析理论框架，保存了战国古文、秦小篆到汉隶的古汉语的字体与训诂的面貌。 QBiAwK4udODtP/ZMMXB7nfrb/kccvpj8f0ck4hk8C5s869GViTAQ5NIKhwObqWG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