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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帝王学的古与今

在王朝中国写史是一种高危行业，弄不好就会把身家性命都搭上。不管你在王朝中国里写文化中国还是写王朝中国，都很危险。

太史公写文化中国，写得皇帝怒不可遏，就随便找了个借口，要将他置于死地。按汉律，死罪可赎，或纳钱抵命，或刑余免死。太史公钱少，只能选择刑余。刑余，即宫刑，亦即阉割，这对于以大丈夫自命的男人来说，真可谓莫大耻辱。这样用刑，简直就是王权为他量身打造，其于文化中国，或有去势的提示作用。

为王朝中国写史，班固开了一个头，开了一个经学挂帅的头，一个为王权捉刀代笔的头，这个头最早不是开在《汉书》里，而是开在一次统一思想的会议上。

汉章帝时开过一次会，会议地点就在洛阳白虎观，位于北宫白虎门。有人说这是一次儒学真理标准的讨论会，由皇帝亲自主持，“讲议五经同异”。为了统一经学，朝野名儒齐集，今古文各派共至，由五官中郎将魏应奉皇帝旨出议题，经过诸儒阐发，各抒己见，逐题议驳，再由侍中淳于恭条陈上奏，最后由汉章帝裁断，取缔经学内部分歧，给一个皇帝钦定官方确认的明确说法，“永为后世则”。

与会者数十人，如今文经学派丁鸿、古文经学派贾逵，皆为当世大儒，但章帝却将总结会议成果、统一今古文经义的任务交给了班固，班固以此完成了从《王命论》向“王圣论”的转型。如果说《王命论》还带有冥冥之中的意味，那么“王圣论”已成终极真理的化身；如果说“君道同体”之于秦皇汉武尚停留在事功层面，那么《白虎通义》则为“君道同体”赋予了完整的文化样式和完备的理论形态，统一思想已非初始的行政命令，而是诸儒的思想认识本身。

因该书由与会诸儒共同起草，上奏章帝，故初名《白虎议奏》，又名《白虎通德论》，经“王圣”钦定，终由班固撰成，始改名为《白虎通义》，此一说也。

今读雷戈《白虎观会议和〈白虎议奏〉、〈白虎通义〉之关系考》，则别有一说，雷文以《东观汉记》为据，言东汉时期有过两次白虎观会议，一次于明帝时，有《白虎通义》问世，另一次为章帝时，因今古文分歧未能统一，故《白虎议奏》被搁置。

我们读《白虎通义》，感觉那是一篇今文经学的胜利宣言，是中国帝王学统一经义的“王圣”纲领，而雷文却道，章帝喜古文经学，故与《白虎通义》无关。雷文还指出，第二次白虎观会议未能开成团结、胜利的大会，而成了“群臣争经，多相非毁”的会议，看来颇似汉昭帝时开的那一次盐铁会议。白虎观会议开了四个多月，花的时间也同盐铁会议差不多，盖因分歧大、问题多，难以弥合。

雷文一说可存之，以作对照。大体而言，多数学者认为，还是让章帝来认领《白虎通义》，将《白虎议奏》作为《白虎通义》的会议材料汇编和初稿较为靠谱。二书传世，《白虎议奏》传至隋唐时亡佚，而《白虎通义》尚在，载于《隋书·经籍志》，共六卷，无作者名氏，《旧唐书·经籍志》注为“汉章帝撰”，《新唐书·艺文志》则曰“班固等《白虎通义》六卷”，始题班固之名，至宋王尧臣撰《崇文总目》则曰“《白虎通德论》十卷，汉班固撰，凡四十四篇”，遂为定论。今传本为元代大德年间刘世常所藏，亦四十四篇。

关于此次会议之缘起，《后汉书·杨终传》提到了汉宣帝时召开的石渠阁会议，就在章帝即位第四年，杨终建议效法汉宣帝，如石渠故事，博征群儒，论定“五经”。

宣帝不是以“霸王道杂之”为汉家家法吗？他怎会看重儒学呢？当然，他不一定对儒家思想感兴趣，但他一定对统一儒家思想感兴趣；对儒学的发展，他不一定感兴趣，但对如何规范儒学的发展，他一定感兴趣。所以，他要以王为圣，以帝为师。请注意，不是儒为帝师，而是帝为儒师，为新儒学建立一套统一的汉家家法和师法。但他未曾想到，他用今文经搞的那一套，没多久就被刘歆发现的古文经挑战了，接着又被王莽用古文经搞改革立新朝而颠覆了。

接踵而来的光武中兴，再一次证明了今文经的政治正确，而古文经运动，则因被王莽利用而跌入低谷，所以，中兴带来的，是对今文经的复兴和对古文经的救赎。从表面看，今古文的区别在于文字，一用秦汉以来的文字——今文记录，一用秦以前的文字——古文记载，经学内部的这种古今关系，不仅反映在文本上，更反映在思想路线上。

若就文本的对立面言之，古文经视今文经为秦焚之余，而今文经则视古文经为向壁虚造；若就思想的对立性言之，今文经尊孔子，古文经尊周公，今文经以孔子为素王，古文经以孔子为先师，今文经说孔子作“五经”，古文经说“六经”皆史，今文经尊公羊学，古文经尚左氏春秋，今文经重《周易》，古文经崇《周礼》。这样的对立，从汉代一直到清代。

经学的分歧，正合帝王意，分而治之，乃帝王学的惯技，没有分歧都要制造分歧，何况有了现成的正方和反方？但分歧应当取缔，对立必须统一，为了思想统一，儒家不得不跪请以王为圣，以帝为师，这样就完成了师道的逆转，变成帝为儒师了，就形成了政统、道统两手抓的局面，没有借助神权，没搞宗教信仰，就实现了政教合一。

也许这就是宣帝对儒家思想不感兴趣，却对统一儒家思想感兴趣的原因吧。不过，用开大会来决定国家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并非汉宣帝的发明，而是那位行“伊霍之事”立宣帝为帝的霍光开的头，他在辅政昭帝时，为定国策，召开了盐铁会议。

这次会议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开了学生运动的先河。其时，霍光居内朝，为大将军，掌兵权，桑弘羊治外朝，执财权，其内外之别犹如今之党与政。财与兵，本统一于帝，帝幼，统不起来，故两分，霍欲统之，然桑弘羊亦武帝临终时的托命大臣，富于执政经验，尤擅理财。但桑弘羊重于国计，轻于民生，以至于国富民穷，多有民变。

霍光则从民生下手，召诸生——各地学生代表进京，向朝廷表达民意，并与外朝——政府进行对话。桑弘羊满脑子法家，就是没有民本，唯王权是瞻，他哪里看得起那些穷学生？与学生对话，他是不得已，没有内朝的压力他是绝不会来的。可以这么说，他是被内朝的刀把子——军权在后面顶着来的，若不来对话，矛盾激化，军方就会干预了。

对话由宰相田千秋主持。他本就是个弱势宰相，从来都是桑弘羊说了算，所以他在那里一言不发，看那位御史大夫如何与学生对话，而霍光则来都没来一下。

对话变成了一场大批判和大辩论，学生对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和国家垄断盐铁经营不满，以为盐铁为民生所必需，政府用行政的方式来管控与配给，不能适应人民的需要，因此，他们要求政府放开管控，由市场来配给，让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起初，双方剑拔弩张，桑训斥学生：反对政府者，从来没有好下场。学生也不示弱：反民意者也绝无好下场。但双方在辩论中，各自守着自己的正方与反方的立场，应该说，出现了双赢的结局，不但桑弘羊的傲慢与睿智得到了充分表现，青年学子的敢想敢说、敢作敢当也给汉家天下带来了新的希望，在桓宽的《盐铁论》里，双方都得到了表彰。

这次会议是一次马拉松会议，一连开了五个月，先是大辩论，继而大讨论，然后达成改良的共识，在原来政策的基本层面上逐步改良，因而有了国退民进的步调。会议固然双赢，但最大的赢家却是没有参加会议的霍光，从此，他身居内朝，内有刀把子在手，外有民意撑腰，外朝终于向他屈服了。意义更为深远的当然是历史——他在中国历史上开了一个学生与政府对话的头，埋下了后来的太学生运动及党锢之祸的根苗。

盐铁会议以后，公开的儒法斗争结束了。儒生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非个别人物，实现了对王朝政治的全面参与，一个以儒生为主体的新的士人阶层正在民间兴起。

相应地，一种新儒学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初露端倪，如日之将出，一片思想的晨曦隐隐约约就要降临。宣帝或有见于此，便提前做出安排，使已如日中天的儒术吸收新儒学的霞丝云缕，建立一个由王圣钦定的新的王官之学的样本。

但是，新生代的帝王已跟他不一样，帝王产生了代沟，宣帝已是枯木朽株，临死前，他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就因为他从太子身上看到了新一代的儒学风流。儒家文艺复兴运动起来了，以古文经学的方式复兴，其代表人物就是汉家宗室刘氏新生代刘歆。

新生代本应开新，却偏要复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复古的出现往往就表示对“今”产生了怀疑，常作为对“今”的批判武器来用。刘歆便是一座复古的高峰。自秦汉以来，没有一个人复古复得比他彻底，用复古来维新，这叫“托古改制”。

刘歆复古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注《山海经》。在儒学中出现《山海经》，可以说这是第一次。孔子述史“不语怪力乱神”，将《山海经》之类排除在外，太史公遵此史训，也将《山海经》排除了，而刘歆却要提出来，把历史的源头放到《山海经》里。

经此一变，历史的来源也要跟着变。我们知道，孔子述史“祖述尧舜”；太史公本于黄老，故上溯至黄帝；刘歆则走得更远，他从黄帝一直往前走，从神农走向伏羲，原本的始祖黄帝排行改为第三了，由此，他建立了一套新的“五德终始”的历史观。

此前，“五德终始”的历史观是以相克为前提的，从土开始，木能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显然，这样的历史观是建立在改朝换代基础上的，指向一条通往革命的历史之路，革命不仅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且成为历史发展的规律及目的。

而相生的“五德终始”则反之，历史发展的规律表现为生成法则，历史发展的动力表现为生生不息，五行相生，从东方木开始，木能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用这相生的历史观来看历史的进程，就不会把历史看作革命的改朝换代。因而，看淡王朝里的那些事，将目光转向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从王朝史观向文明史观转变。

从相克转到相生，刘歆成为“告别革命”的第一人。相克导致革命，相生需要传承，刘歆虽然没像李泽厚那样喊“告别革命”的口号，但他却从历史观上真正告别了革命，而李则一边待在革命的唯物史观里，一边高喊“告别革命”，难免历史的局限性。

换了相生的历史观，对改朝换代的看法就变了。不以革命视之，而用传承的眼光来看，搁在王朝中国里，我们就看到了禅让，那是家天下的转让；回到文化中国的立场，我们看到了尚贤，那有着远古民主气质的公天下的全民信托，尧传舜，并非家国禅让，而是全民信托。刘歆两条腿走路，一脚还在王朝中国的门槛内，一脚已迈向文化中国了。

文化中国是刘歆的诗与远方，但远水不解近渴。近渴是什么？是王莽。

王莽奉刘歆为国师，欲改立新朝，而刘歆则急于实践其历史观的主张。他想看看，若用相生取代相克，从思想到现实究竟会怎样？这与其说是王莽请他用古文经学对权力转换进行包装，毋宁说是刘歆想通过王莽来检验其正统主张。

何谓“正统”？他在新历史观里，把历史分成正统和闰统，但凡由五行相生而具五德之一德的王朝都属于正统，由相克而成的王朝不在五德之列，只能作为闰统，秦朝就被他从五德终始的序列里提了出来，扔到闰统里去了，他认为，被革命纠缠不清的今文经学，终于被他用古文经给终结了。可王莽的举止却令他沮丧——并未如其所愿通往相生的正统，而是适得其反走向相克的闰统，更何况率先克死的，竟然是他的两个儿子。

据说，他向哀帝刘欣奏呈《山海经注》时，因欣与歆同音，为避讳，故改名刘秀。当王莽克其二子时，有术士来访，示以图谶，曰：“刘秀当为天子。”他自以为是，故反莽，亦被诛。本期以相生，果报以相克，何其不幸也！唯新朝之为闰统，则不幸而言中。

于乱世之中，刘歆死于非命，由此牵连到古文经，亦被人一疑再疑。宋司马光、洪迈等人就怀疑刘歆伪造《周礼》，清末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则断定刘歆取左丘明《国语》，分附于《春秋》各条，造成《左传》，民国学者，如钱玄同、顾颉刚等，从疑古出发，亦多认同此说。然自钱穆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纠康氏之谬，竟有二十八处，指出刘歆一无作伪时间，二无同时及前后学者指证其伪，何言其伪？更何况当其争立古文经时，莽已去职，又何来造伪经助莽篡汉一说？

康称刘歆造伪经，首造《周礼》，然其晚出，奏立诸经时，当不在内。钱文指出，尊莽助篡，符命为先。而符命之流皆源出今文学家，至于周公居摄称王一说，已有今文《尚书》所言在先，非刘歆伪造，莽以《周官》改制，亦非出自刘歆，其所据者，如井田见于《孟子》，分州见于《尚书》，爵位见于《王制》《公羊》。

既然莽朝改制皆有所本，刘歆何必再造伪经“以启天下之疑”呢？若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以媚王莽，何以王莽代汉以后，未见其独尊古文，而是如宣帝古今兼收？

何以一切帝王都倾向于厚今薄古，都主张古为今用？就因为“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自家之天下”，即便要复古，他也不能不站在“自家”的立场上来复。对他来说，复古不是为了非今，而是为了重申“自家”天下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及其合法性。

不但宣帝如此，王莽也如此，后来明、章二帝亦如是。至于刘歆，他原本就通今文经，又发现了古文经，已将古与今兼收并蓄于一身。但他不像帝王，不必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左右思想，他可以跟着自己的思想行走，从今往古去，回到孔子那里。

他以孔子为先师，以六经为古史，跟孔子一样“吾从周”。那时，王莽也来跟他同路，一道寻求《周礼》，那是开启理想国大门的钥匙，是历史正统道路的奠基石。

但是，古文经的理想宜于文化中国生长，在王朝中国里，只能做个古为今用的偏房。刘歆未察觉王莽称帝后之反转，仍以古文经争正统，这就撞在了王莽篡汉的枪口上，结果，不仅二子殒命，其本人亦以自杀捐躯。如此当为汉家烈士，何以竟以媚莽视之？

谶曰“刘秀为天子”，乃文武二刘秀也，文刘秀即刘歆，武刘秀者，光武帝也。诛新莽之举，始于文刘秀之杀身，终于武刘秀之光复，非尽文武之道而不能成也。刘歆一死，儒家文艺复兴运动因之受挫，然其文脉已传，古文经已立，人虽死而文无憾矣。

其古文源流，一脉入官学，融会于《白虎通义》，与今文并立“三纲六纪”，其目录学《七略》所代表的国家图书工程则由班固继承，其成果被纳入《汉书·艺文志》中，其思想方法从《七略》到《四库全书总目》可谓一脉相承；另一脉入私学，经由桓谭《新论》，影响王充《论衡》，做了儒学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还有科技一脉，由张衡接续。

一如恩格斯所言，文艺复兴需要巨人并产生巨人，刘歆就是这样的巨人，他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命运，连章太炎都说他是孔子以后最伟大的人。

盐铁会议

汉昭帝即位时年仅八岁，汉武帝榻前遗嘱霍光、桑弘羊等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财政大臣桑弘羊继续武帝时期的财政方针，盐铁酒官营专卖，利出一孔，充实府库，富国强兵。权臣霍光则坚持与民休息的政策，他认为这是汉武帝晚年轮台罪己诏的遗命，并借此赢得民心，削弱桑弘羊的财政大权。公元前81年，汉昭帝即位的第六年，中央决定召开盐铁会议，讨论今后的财政方向。霍光召集贤良文学诸太学生六十多人，与桑弘羊辩论。激辩从2月开始，一直到7月才结束，桑弘羊辩论取胜，结果只罢黜了酒类专卖。第二年桑以谋反罪被杀，霍光独揽大权，俨然摄政王，外戚势力抬头。汉昭帝依赖霍光还是做了一些改革，诸如减轻赋税，罢不急之官等。事出桓宽所著《盐铁论》。

石渠阁会议

汉宣帝刘询（原名刘病已），汉武帝刘彻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受“蛊祸”牵连，襁褓中即陷囹圄，幼年失孤。汉武帝临终前醒悟，遗诏将刘病已收养于掖庭，由宫女们照抚，并命将刘病已录入皇家宗谱，承认他皇孙的合法地位。其间，刘病已热衷游历民间，目睹了民生之苦、吏治之失。此番经历奠定了他作为一名王朝政治家的底蕴，而曾祖父的遗传基因又给予他作为一代帝王的格局，他既有励精图治、开疆拓土的胸襟，又有统一学术的抱负。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六月，汉昭帝逝，享年二十一岁，无子嗣。大将军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是汉武帝之孙，是武帝第五子刘髆之子，生于公元前92年，逝于前59年。刘髆为武帝宠妃李夫人所生，协律都尉李延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皆为刘髆舅舅。刘贺五岁，父亲去世，继昌邑王位。十八岁即皇帝位，仅当了27天的皇帝，便因荒淫无行、“失帝王礼谊”、乱汉家制度而被霍光作废，贬为庶人，史称汉废帝，回故地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后昌邑王国被废除，降为山阳郡。公元前63年，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得以前往豫章郡海昏县就国。

刘贺为汉武帝嫡裔，出身高贵。奶奶李夫人、将军舅爷李广利、音乐家舅爷李延年，武帝时皆荣宠有加。霍光倒不计较皇家宫斗的输赢，迎立刘贺继汉统为帝，也完全符合程序。只是刘贺纨绔完全可与爷爷有一拼，的确有龙种的习性，其余则皆失之于跳蚤轻浮。当然刘贺没有一个像窦太后那样的老奶奶把持，所以任性、天真，缺乏矜持以及在宫斗中对于自身所处之势的判断。不过，从侯爵到他去世仅四年，他的地下财富之惊人，可见考古发掘海昏侯墓。

一番曲折后，那位失落在民间的传奇皇孙走到历史的光亮处。霍光迎立戾太子之孙刘病已为帝，是为汉宣帝，时年十九岁，后因民间避讳麻烦而更名刘询。

即位伊始，宣帝乘马车，权臣霍光坐在马车后座，他“如芒在背”。审时度势，宣帝决定首先稳定自己的合法地位，于是，议定汉武帝庙号为“世宗庙”，“庙乐”演奏《盛德》《文始》《五行》，霍光不便反对，宣帝则因此而宣喻他是汉武帝的嫡系合法继承人，汉昭帝不过庶出。时，大臣们皆欲立霍光女霍成君为宣帝皇后，宣帝以“故剑情深”为由，立自己的发妻许平君为后。许皇后被霍光妻设计毒死，宣帝悲痛不已，等霍光死后，他将霍家势力一举扫平，开始他自己的政治作为。对内，整饬吏治，为政宽简，轻徭薄税，改革痼弊。对外，降服匈奴呼韩邪单于，派郑吉统一天山南北，设置西域都护府，实现了汉兴以来开辟丝绸之路的汉家夙愿。

圣王都有统一思想的抱负。公元前51年（甘露三年），宣帝亲自召集并主持石渠阁会议。石渠阁位于未央宫之北，是皇家图书馆和学术中心，始建于刘邦初进咸阳时，丞相萧何主持修建，用于收藏秦朝档案旧典，周围以磨制石块砌筑一圈水渠，引水入渠以防火。汉武帝后发展为皇家藏书兼学术讨论中心。宣帝时，石渠阁更受尊崇，是石渠阁最隆盛的时期。

汉昭帝并未继承汉武帝“霸王道杂之”的汉家传统，而且盐铁会议上，霍光的理念明显占上风，儒家主张民本之利，显然比法家盐铁专卖的“利出一孔”更容易赢得民心。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五经博士们分化出七十多家门派，各持一说，纷纷然莫衷一是，昭帝还来不及统一。宣帝对儒术本身没太大兴趣，他倒是记住了李斯对秦始皇说过的一句话：“天下无异议，则安定之术也”，他要将纷杂各家定于一说，这才是他召开石渠阁会议的目的。

汉宣帝钦点公卿大夫、博士诸生二十三人，讲论“五经”之异同。萧望之主持评议，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等参与辩论，最终汉宣帝点评裁定。

石渠讲论的奏疏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所辑奏议共一百五十五篇，今已俱佚，唐杜佑的《通典》中保存若干片段。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员中又增立“梁丘易学”（后又分化为三支派系，以占卜术为核心），增立“大小夏侯”今文《尚书》学，增立“榖梁”《春秋》学，此外，又增设经学博士十四人。

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五经”指诗经、尚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每一经又有各自的学脉。其中，汉武帝尤尊“公羊春秋”，命太子刘据学之，刘据私下喜读“榖梁”。宣帝即位时，听说祖父好“榖梁”，便问丞相。韦贤、夏侯胜等，皆鲁人也，故均推“榖梁”。“榖梁”本鲁学，“公羊”为齐学。石渠阁会上，先辩“公羊”与“榖梁”之异同，再论是非。萧望之等十一人赞“榖梁”，宣帝审定。再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榖梁”《春秋》，从此大兴。

石渠阁会议并非一次单纯的学术会议，而是继续盐铁会议以来的国家主义学术风格。由皇帝钦定国家之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风向标，统一学术、统一思想于“霸王道杂之”，即儒法兼容，秦汉一体，以此裁定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因此，石渠阁会议不仅是汉代学术史，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枢纽。

公元前48年1月10日，汉宣帝病亡，葬于杜陵，庙号中宗。生前为政清明，国力强盛，有“孝宣中兴”之称，成为西汉有庙号的四位皇帝之一，可见历史对他的评价不菲。不仅如此，杜陵承袭前代规制，又进一步完善，成汉代陵寝制度的范式，为后代帝王所追仿。考古学者从杜陵的陵寝及从葬宫殿等发现，汉家帝王陵基本是长安城的缩影。

白虎观会议

从盐铁会议到白虎观会议，前后近一百年，统治者们都在致力于改造并统一儒学，以确立王朝国家需要的国教。石渠阁会议以后，儒家内部又发生今古文之争，门户之见愈演愈烈，王莽重新钦定古文经为正统，引起更大纷争。至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刘秀援谶纬神学入儒，用神灵启示来解释儒家经典章句，作为统治思想。其义昭昭，莫衷昏昏。到刘秀的孙子汉章帝时，章帝决定仿石渠阁会议，重新统一思想。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洛阳白虎观召开全国性的统一儒学讨论会，章帝亲自召集。辩论持续四个月左右，班固撰成一本会议纪要，叫《白虎通义》。这本会议纪要虽有争议，但自汉武帝开始，儒学意识形态化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一系列国家级别的会议只是儒学内部之争，也是学术走上利禄之途的王道吧。

东汉熹平四年，灵帝命蔡邕等人用汉隶写定《诗》《书》《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经，刻成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太学。石碑始立之日，各地儒生乘车前来观摩抄写，据说每日有千余辆之多。从此，历朝历代都有将儒学经典刻石经之惯例，作为官定儒学教材的范本。

从公元79年白虎观会议到公元175年，即熹平四年石经之立，终于统一七经作为官学，近一百年的儒学内部的争吵暂时平息。其实，那位末世之帝汉灵帝本是位文艺青年，酷爱辞赋，在太学之外还设置了一个鸿都门学，虽挂满了孔子及七十二门徒像，但主要探讨辞赋一科。不过，灵帝毕竟是汉章帝刘炟的子孙，总算兑现了先辈亲自主持召开“白虎观会议”教化天下的目的。

刘歆（约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

刘邦异母弟楚王刘交之裔，西汉末年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学统继古文经学派，博精儒学、天文历法学、校勘学、诗学、史学等，翘楚一代。

刘歆编著《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计算圆周率3.15471，微差0.01312。

刘歆一生主要的学术贡献在梳理古文经学典籍，确立古文经学体系及地位，削弱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汉成帝时，他与父亲刘向在皇家图书馆广搜先秦亡佚之书，对卷帙浩繁的皇家藏书进行分类、校雠、纠错、勘定、誊清、编目，撰述目录学《七略》；与父亲重新编订《山海经》，发掘《山海经》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并引进皇家藏书。原本儒学排斥《山海经》，出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几乎掩盖了《山海经》文本的神话学的中国样式，以及《山海经》里反映的早期中国的舆地、矿藏等史地学的价值。此后，《山海经》才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得以流传下来。别具慧眼与学术宽容，是为学者的基本素质。在中国学术史发展到汉末需要空前的梳理与备案时，幸遇刘歆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学者，正如章太炎公评之“孔子之后最大人物”。

刘歆素与王莽交好。公元9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禅让，取代刘姓汉家，自建王氏“新”王朝，重用刘歆。对于王莽的这一最后举动，刘歆有自己的看法，他酝酿谋诛王莽，事发被执诛杀。其实，不管谁家的天下都是家天下，但学者有学者的底线和坚持。再伟大的学者，亦并时代而诞生，有那一时代的价值取舍。

《仪礼》简

简长51～56厘米，宽0.5～0.8厘米。分木质与竹质两种，共496枚，为甲、乙、丙三种版本，共九篇。甲本有七篇，并有经、记、传，共有简398枚；乙本仅存“服传”一篇和经、记、传，共有简36枚；丙本仅存“丧服”一篇和经、记，共有简34枚。甲、乙本四道编纶，丙本五道编纶。简长相当于汉制2.4尺和2.1尺，是古籍记载抄写儒家经典的标准简长。甲本每简60字左右，乙本每简百余字，丙本为竹简，每简20字至60字。这是目前所见《仪礼》最古的写本，在文献资料、版本学以及书法上都有极高的文化价值。

王莽新朝货币

公元9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禅让称帝，改国号“新”，公元23年死。王莽在位期间，严禁民间私藏黄金，从列侯到庶民均不得挟带黄金，为此铸造“国宝金匮直万”铜钱，以代替金饼，并与一枚金饼等值。此币铸造精良，文字俊秀，是中国古钱币的珍品，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陶楼反映的东汉庄园经济

陶楼是东汉墓葬最具特征的地下楼阁风景。陶楼是陪葬明器，在东汉墓葬文化中很流行，一般依据墓主人生前居所的样式仿制，皆为精致的建筑模型。陶楼内部功能齐全，有起居室、卧室，还有望楼或哨棚，展示了当时官绅和新贵的生活状态，表明了东汉私有经济的发展，以及庄园经济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