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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王朝的历史样式

文艺复兴运动有个前提，那就是要经历过轴心期。但轴心期不是每个民族都会有的，也不是每一种文化都能到达的。能被轴心期的历史光芒照耀的民族是幸运的，能到达轴心期的文化如有神助。

文明进入轴心期，不是只有一条历史道路，希腊有希腊的道路，印度有印度的道路，中国有中国的道路。由不同的历史道路进入同一个轴心期，沿途会形成不同的文明景观，哲学的、宗教的、诗化的……但奔向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理性。

轴心期是个文明概念，而非国家观念，在文明的基础上产生国家，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就会回到国家的起源处，召唤文明的原力，古希腊人对《荷马史诗》的召唤，欧洲近世城邦国家对古希腊人的召唤，都是这样的文艺复兴。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文艺复兴。春秋时期，孔子“吾从周”，不仅开始了他一个人的文艺复兴，而且开启了一个时代的诸子百家思想的先河。他从理性出发，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安顿了以尧舜为代表的文化中国和以文武为代表的王朝中国。孔子用他的“中庸”思想把文化中国和王朝中国结合了，为王朝中国建立了文化的基础，为文化中国提供了国家样式。

孟子说孔子“金声玉振”，“金”为青铜时代王朝中国的标志，“玉”为玉器时代文化中国的标志，孔子把“金”和“玉”，也就是王朝中国和文化中国的标志结合了，所以，孟子称他为“集大成者”。汉人说孔子“为汉家立法”，也只有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相结合才说得通。

一般来说，立法者都是开国者。梭伦是雅典的立法者，摩西是犹太人的立法者，把孔子说成“立法者”，应该跟开国有关。他在汉家天下里开什么国？当然不是那个“马上得天下”的王朝中国，而是文化中国，是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相结合的“新中国”。

这个“新中国”应该如何载入史册？从西汉到东汉，从司马迁到班固，采取了两种历史叙事方式，一种是司马迁的通史方式，另一种是班固的王朝史的方式。

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不一样的历史观。通史方式表达了文化中国的历史观，一代王朝只能算是通史的一部分，是文化中国本体的现象学存在。而王朝史的方式，则是以一代王朝为主体写史。这样两种方式，恰似《周易》之“变易”与“不易”。

太史公以“变易”写史，把一代王朝写到“通古今之变”里去，而班固则以“不易”写史，要把一代王朝写入永恒。以“变易”写史，必究因果，而因果之究竟，当“究天人之际”，于天人关系中探求国家起源的因果，而以“不易”写史，则坚守“绝地天通”，以之为思想的禁区。以“变易”写史，是为自我立言——“成一家之言”，而以“不易”写史，是代圣人立言，为王朝立宪，不容史官文化中带有史家的自我意识。

中国的王朝史由此开启，古代中国，通史从此不作，《史记》遂成绝响。

为避“谤书”之嫌，不至于重蹈太史公覆辙，班固开了当代人不写本朝史的先例，其《汉书》仅写前汉史，从汉高祖开始到王莽为止，并未涉及本朝。宋人亦有司马光者，取战国至五代史料，作《资治通鉴》，观其巨制，貌似通史，然亦未称史，但以“资治通鉴”四字名之，亦足见其王朝史观的立意。

从通史到王朝史，班固立场的转变，事出有因，其来有自。

其父班彪，著史初心，欲继太史公续写《史记》，作《史记》补，班固兄弟随父修史，其志本亦在此。然一突发事件使之转变。某日，或告固曰私改史记，使其入狱，弟班超奔洛阳，面呈明帝，献其所撰，帝审读之，甚喜，爱其文而释其人，并授兰台之职。固虽转祸得福，但经此一吓，遂一改其本志，从君不从父，为君写史。

历代人读《汉书》都有一疑，班固著史，为何不谈其父班彪？

班彪作《史记后传》数十篇，为《汉书》所用，但叙传里竟无一字提起，全书中也未有一处言及，若非时人转述及《后汉书》重提，其父著作一节也就湮没无闻了。

王充游京师，入太学，曾师从班彪，已知其续《太史公书》有百篇以上，他应该是看过的，并且评论道：“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还说，看过的人都以班著为甲，太史公为乙，将班氏的排名排到太史公前面了，《论衡·超奇篇》就是这么说的。《后汉书·班彪列传》注引《谢承书》，其中还提到王充见班固。那时，班固十三岁，已有文名，王充见了，拍着班固的背，对班彪说：“此儿必记汉事。”

王充认为，班固可以子承父业，完成班氏一门的史家大业。果如其言，班固完成了《汉书》，可“父业”却不见了，若王充读了班固的《汉书》会做何感想？西晋杨泉在《物理论》中就这样说道：“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彪，殊异马迁也。”近人顾颉刚竟然撰文“班固窃父书”，不厌其烦详考之。

班固已经这么做了，对与不对，是是非非，历代都有人评论。我们不想参与评论，而是想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里，或许就藏着历史学的“哥白尼倒转”，很可能就这一转，将文化中国的历史叙事转移到王朝中国的政治正确上来，将文化中国对历史的话语权转移到一代王朝的意识形态上来，将历史对文明的传承转移到以历史学的方式终结历史上来。

显然，他已背叛了父亲。起初，他以历史为家学，以写史为父业，作为孝子，他本应继承父亲的未竟之业续写《史记》，完成父亲的遗稿《史记后传》，但一场飞来横祸改变了这一切，在狱中，他才真正懂得了写史不仅艰辛，而且艰险。被明帝赏识后，他又发现，写史不光站在地狱的门槛上，还能站在平步青云的天梯上，他可以选。

在君与父之间，他应做个选择，要能了断，是接着父亲续《史记》，跟着太史公走下去，还是走到《史记》的反面去，对着《史记》大喝一声：到此为止！

沿着父亲的道路走，他已走进了监狱，可见此路不通，太史公的前车之覆，还有他自己的亲身经历，都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用了《诗经·大雅》里的一句诗，来给太史公做了论定：“‘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他不仅不能重蹈太史公的覆辙——让自己陷于极刑，还得有所超越，这就要“明哲保身”了。为此，他用儒家“明哲保身”的政治眼光重新打量了一下太史公。这时他发现，原来太史公的历史观有那么多的问题：“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对于这些问题，他不仅要指出，还要纠正，所以，他要找到问题的根源，而根源就在于，要解决一个为谁写史的问题，这是历史观的首要问题，要首先考虑。

问题中，含有历史目的论。历史的目的是历史本身还是现实？是将现实看作历史的一部分，还是把现实当作历史的终结？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形成了两条路线，一条是通史致用路线，通过历史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趋势来看现实，另一条是通经致用路线，把现实放在天经地义的政治正确上来，以永恒的原则终结带有不确定性的兴衰历史。

历代帝王都不想成为通史里的过客，都有个万世一系的抱负，都揣了个终结历史的企图，他们心中的愿景，要有人为他们提出，为他们描绘盛世蓝图。这样的人物千年等一回，但终于等来了，他就是班固，要颠覆了太史公，让帝王来做主。

我们通读《史记》总有这样的感觉，即太史公成了历史之王，他指点江山，品评人物，凌驾于历代帝王之上，他写史是以个人立场，而非国家主张，所以他把一代王朝汉家天下放到了一旁，从五帝写到汉武帝，从人文之初写到人文之殇，写出了一副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衰落的模样，也写出了他本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豪迈担当，要在历史的王国里为自我立言，让自我成为君王。

一代王朝的高祖何等神圣，可在太史公笔下，就成了市井之子、无赖之徒和流氓天子，这还不够，还要用一面“英雄的镜子”照他，让他的子孙们不得不自惭形秽，在梦里都会恨得咬牙切齿——在汉朝帝王本纪旁，他立了个英雄本纪，这个英雄就是项羽。

对圣人孔子，他也并不十分在意，弄个草根陈涉一同搁在世家里。如果说孔子为汉家立法，那陈涉岂不为汉朝开基？人皆可以为尧舜，陈涉不亚于孔子。这不光冒犯了王朝，还冒犯了儒生，用历史的洪流冲了经学的庙。所以，班固要拨乱反正，不但基于王朝立场，还基于经学立场，他要为一代王朝提供一个具有正统性的历史样式，建立一个为王朝政治服务的历史学范畴。

可父亲班彪，还在沿着太史公开辟的历史道路行走，而且越来越有自己的步调——“彪”。他真的“彪”起来了，思想与文采同“彪”，超过司马迁，“彪”得连思想的刺儿头王充都连忙从江南赶来问学拜师了。可从《汉书》里，我们已感觉不到那股子“彪”气了，但那的确是有着开国气象的“彪”啊！

班固出生那一年，天下方定未定，中国尚有二帝，一为中原汉光武帝刘秀，一为国号“成家”、建元“龙兴”、于蜀地称帝的公孙述。二帝之间还有于陇右称王的隗嚣，他已与公孙述结盟；还有河西大将军窦融，仍在观望中，故窦之向背，乃两帝成败关键。

这时，我们就看到班彪的那一“彪”了。新汉末年天下大乱，班彪避难，前往天水投奔隗嚣，言史有废兴，班彪曰“汉必复兴”，隗嚣怫然，说他“知往而不知来”，“但见愚民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当年秦失其鹿，刘季逐而得之，那时民知有汉吗？二人话不投机，班彪一“彪”而去，奋笔疾书，“乃著《王命论》以救时难”，文呈隗嚣，遭拒，遂改投外戚河西大将军窦融，“为融画策，使之专意事汉”。

此事初见于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却未载于班固《汉书》叙传中，司马光《资治通鉴》据范晔所言，继言班彪于二帝相争中起了影响窦融的关键作用。

可事成之后，班彪却再也“彪”不起来了。他随窦融迁入内地，窦融被光武帝猜忌，其为窦氏主笔，亦被搁置于冷席，仅能蛰居于下僚之位。然其“彪”心尚在，遂尽发之于史，作《史记后传》约百篇，一度令王充惊诧不已，谓其“彪”之所至，已甲于太史公。

所以，我们从王充的《论衡》里反倒能感受到班彪思想的那种“彪”气。可惜的是，这“彪”气在班固身上没有了。在官修的《汉书》里也没有了。如此说来，说班固窃取了父亲的著作，可能是冤枉他了，即使班固用了父亲的原稿，也改得面目全非，他都不好意思请父亲出来认领，所以，干脆就不提了。不是说“三年无改于父道”吗？他改了，改得很彻底，从私修改成官修，从续写《史记》改成反《史记》，不是从史学方法论的立场反《史记》，而是从历史目的论上反《史记》，把历史写成断代史——用历史的方式终结历史。

也有不变的，那就是班家与窦家的关系。从班彪起，两家就以西域为纽带，结成命运共同体，自班彪与窦融之后，班超之于窦固，班固之于窦宪，皆为一体。莽乱之余，匈奴重返西域，据天山南北地，窥视河西，光武弃用窦氏，故闭玉门关而守之；明帝欲重振西域，不得已而起用窦氏，窦固战于天山，班超在西域虎穴里“彪”炳史册，可见班窦为一体；章帝欲除匈奴后患，故命窦宪出击，班固亦随军旅；和帝时，窦宪深入漠北，犁庭扫穴不遗，班固为之作《封燕然山铭》，用《尚书》体，颂窦宪如周公，铭曰：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胡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绛天。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于是域灭区殚，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盛德。其辞曰：

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

其时，和帝初立，年方十岁，太后临朝，窦宪主政，窦氏兄妹手握王纲，权倾朝野，班固早已视为当然，且不啻与之分享，故此铭文，即以周公为隐喻。周公王叔，窦宪帝舅，故以“圣明”“王室”“大麓”言之，如《大雅·裕高》之“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只“元舅”一词，就将窦宪之尊贵表露无遗，言其德如周公，实为摄政。

铭以何事？王师远征，“理兵于朔方”却被他说成是“述职巡御”，可谓从容不迫，真乃端拱之至。王师威武，将军“鹰扬”，《诗》云“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又以“师尚父”喻窦宪，暗言其为和帝之“尚父”，真个是“当年意气何鹰扬，手扶天子登龙床”，还有“尚父精神老更遒，一竿唾手取神州”，后来董卓进京为太师，就自号“尚父”。

很显然，这铭文里包含了向窦宪劝进的主张，要将窦宪置于儿皇帝之上。我们很难想象，像班固那样以儒术安身、以经学立命、以正统自居、以王权至上的儒生，竟然会有这样一副“霸王道杂之”的沉郁心肠。当他背叛父亲，还可以说是移孝作忠，而今，他又从儿皇帝头顶，看到了一片来自周公根底于诗书的灵光，他要寄托于窦宪身上。此前，王莽以《周礼》改革，开了新朝，结果失败了，现在，他以周公期待窦宪，能行吗？

班固也没去问问那位儿皇帝，他真的需要一位帝舅、一个尚父吗？

在此，班固又悖于父亲初衷。班、窦初盟，实以汉家为归宗，而班固之于窦宪，则以经学为梯，助其往皇帝头上爬。显然，他忘了父遗《王命论》，《汉书》亦未录存；更为要命的是，他居然小瞧了那位儿皇帝，以为其可任由窦氏安排，故奉窦宪为周公。

也许他以为，以周公为愿景，对窦氏与儿皇帝都是最好的安排，毕竟周公还有还政之日，儿皇帝终归有亲政时。以周公勉励窦氏，或可见其苦心孤诣——明知男盗女娼，亦以仁义道德期许。他熟谙历史，却陷入经学思维里，忽略了王莽就曾以周公自居，打周公牌，已不足以提供经学上的依据，反不免有瓜田李下之嫌，被人当作欲篡权的口实。

那儿皇帝汉和帝是个帝王学里的神童，年方十四，尚带乳臭气，却不惑如四十，观其仅以孤子一人，用一宦官对外联络，就发动一场政变，一举推翻压在头上集帝舅、周公、尚父为一体的大山——窦氏，如朝廷上一道闪电，深宫里一声惊雷，叫人目瞪口呆。

有人将汉和帝同康熙皇帝相比，同样十四岁，康熙擒鳌拜，定朝纲，被人赞叹不已，但较之和帝，还是难于媲美。鳌拜权重，怎比窦氏？更何况康熙身后还有太后做主，而和帝在深宫之中尚被窦氏监视，却能一骑突围擒了窦氏，实令人匪夷所思。

窦氏败了，无脸活下去，自杀而死，班固亦因之下狱而死。活在王朝中国里，也就那么一回事。班固写《汉书》，为一代王朝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样式，赋予王朝中国以永恒的经学气质，可他本人却在狱中死去，《汉书》未完的部分，由其妹妹班昭接续完成。

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周制礼崩乐坏，不过五百年。西周亡，东周继，春秋时代开始。《春秋》是一部鲁国编年史，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二百四十多年，正值礼崩乐坏之时，透着鲜明的时代色彩。除记载本国诸侯、大夫、国人等违礼、僭礼的行为外，《春秋》还收录了不少各诸侯国新生代下克上、臣弑君的失序事件，以及公侯间、大夫间的往来书信，如晋国叔向与郑国子产关于铸刑书的书信，如“崔杼弑君”事件等。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结束周游列国，回到鲁地，边授课边整理殷周文献，删《诗》《书》，削《春秋》，编撰“易”而致“韦编三绝”。《诗》指《诗经》，《书》即《尚书》。以“吾从周”的立场，以“周礼”为标准，“笔则笔，削则削”，对《春秋》的内容进行删削取舍，保留或增写新生代们“弑父”“弑君”的叛逆行为，将“野心家们”公诸天下，流名百世。所以《孟子》说：“仲尼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家记录历史要有价值观和立场始于孔子。

历史是时间的过程，但并非所有的时间都能进入历史，唯有经过史家的选择，才能进入历史。史家的价值观就是他选择的标准。

今本《春秋》“崔杼弑君”的故事，为史家留下两条原则：第一，记录历史要有态度和立场，即价值观；第二，要以史家的生命记录并捍卫在场的真实。此后，《春秋》便以反对下克上的鲜明立场以及信史传统成为汉家法典，汉朝依据《春秋》判案断狱。

崔杼妻棠姜貌美，齐庄公与之私通。崔杼得知，设计杀庄公，立庄公异母弟杵臼为君，是为齐景公。崔杼自任相国，与权臣庆封共专朝政。景公年幼，臣僚皆匍匐是从崔、庆，唯上大夫晏子不服。庆封想杀晏子，崔杼止之，说晏子得民心，不能杀。不过，崔杼自己对弑君也十分惶恐，便与太史伯说：昏君已死，你就写“患病而亡”，我会厚赏你，不然，我就杀你！齐太史伯不慌不忙，拿起竹简，提笔写道：夏五月，崔杼弑君。崔杼大怒，挥剑杀了太史伯。按惯例，史官世袭，崔杼又召来伯弟太史仲，说：按我说的记录，不然你和你哥哥一样的下场。太史仲冷静地摊开竹简，提笔写道：夏五月，崔杼弑君。崔杼再次拔剑，刺杀了太史仲。崔再召三弟太史季，说：你两兄长皆死，我看你如何下得史笔？太史季回答：秉笔实书，是史家天职。与其失职，宁死也。说完在竹简上直书“崔杼弑君”，递给崔杼。崔杼接过竹简，长叹一声，让太史季退下。齐国另一名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伯兄弟皆被杀害，抱着竹简急匆匆赶来，要继续秉笔直书“崔杼弑君”，见太史季已经据实记载，才罢去。

《春秋》以史家之命换来的信史名誉，成为后代史家修史的底线；还有孔子留下的“曲笔有致”“字字针砭”的史笔，也是后世史家的“心码”。“曲笔”是指不能直笔事实时要如何委婉隐晦地记录真实。而把握“曲笔”与“信史”的分寸，成为历来考量史家的焦点。司马迁以孔子与《春秋》自勉，欲“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始修第一部中国通史，却因“直笔”再次受难。东汉班固继承父志，续修《史记后传》，着手撰《汉书》，被人告发私修国史，下京兆监狱。幸亏亲弟班超策马京城，将书稿呈于汉明帝，皇帝阅后击赏，班固才得释放，并被授予兰台令史。

出狱后，班固在修撰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世祖本纪》中表现出色，被提升为“校书郎”，负责整理和校雠皇家书籍。又著《东观汉记》与《汉书》。虽然他继续写“仲尼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却已放弃了“春秋笔法”。他专为王朝修史，以颂笔为基调，并开本朝修前朝史先例，以避文祸。

《汉书》借鉴《史记》的体例，但略有改变，又增补了作为兰台令史能接触到的大量史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从公元前206年刘邦被封汉王开始，到公元23年王莽改制终止，共230年间西汉史事，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百篇。唐颜师古因《汉书》卷帙浩繁，便将篇幅长文分成上、下或上、中、下卷，为现行本120卷《汉书》。 fGvXj1/y4jt9ioso48WK7+CKULq7I1eHcKiS2l8eDLS84DisND0Ml37blVqjP7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