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优秀的医生会深入了解他的病人，并努力汲取宝贵的医学知识。他们的时间、同情和谅解需要慷慨地分配给病人，却也在医患联结的纽带中获取回报，即在医疗实践中取得最大的满足感。临床医生的基本素养之一便是对人类本身的兴趣，因为照顾病人的秘诀在于关怀病人。

——弗朗西斯·韦尔德·皮博迪（Francis Weld Peabody）博士
1927年给哈佛医学院学生的演讲

本书是我在图书馆中创作的。在全世界所有教育类机构的图书馆中，没有任何一家可以与之媲美。我喜欢把它当成我的私人领域，尽管有数以百计像我一样的人共享此地。我们都徘徊在各自研究的中间地带瞻前顾后，却没有人因此而退缩。

我那间宽敞舒适、摆满书籍的房间是一个医学“圣所”，里面收藏着有关医学治疗艺术的宝典和回忆启示。它是一座博物馆，一个肖像画廊，一个医学历史文献的宝库，一个远离现代科技喧嚣的避难所。对于我们这些专门照顾病人或从事医疗研究的人来说，耶鲁大学医学史图书馆是一个免受日常喧扰的安全之所及科学创新与发展的滋养之泉。

我所在的医疗中心的所有实验室和患者护理区，离那个高高的、带阳台的阅览室和它那一层医学宝库都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而图书馆距离我每天花费大量时间的手术室正好有两个足球场的距离。30年前，这段距离我可以在25秒内跑完全程，而即便是现在，人到中年、步履变慢，算上楼梯，我也能在3分钟内到达目的地。

之所以如此便捷，是因为该图书馆的捐赠者的愿景。这三位热心的书商希望能够实现“周游各地与各个时代”。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联合创建了这个藏书的天堂，将他们的个人收藏合并于此，以便每个希望了解医学历史的人使用。他们分别是约翰·富尔顿（John Fulton），美国神经生理学领域产出最高的研究人员之一，也被称作“人类发电机”，他孜孜不倦地工作，成就了许多医学科学和人文主义方面的重大项目；哈维·库欣（Harvey Cushing），他曾在哈佛大学彼得·本特·布里格姆医院（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担任外科主任，退休后不久来到耶鲁大学，并在这里建立了神经外科专业；瑞士医生兼目录学家阿诺德·克莱布斯（Arnold Klebs），编写了有关航行的话。为了纪念他们的公共项目，他们自称“三位一体”。

自1941年开幕以来，这三位朋友建立的图书馆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他们最乐观的预期。耶鲁大学医学史图书馆已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医学工作者想要每年都去朝拜的地方之一。如果我们接受麦考利勋爵的标准，即“完美的历史学家是他的作品中展示了一个时代的特征和精神的缩影”，那么被我称作我私人领域的这个图书馆就是西方医学文明的完美“历史学家”，不费尽心血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它完全符合麦考利对于历史写作的定义——“诗歌与哲学的融合”。

阅览室尽头的墙壁嵌着一座巨大的壁炉，壁炉上方有一块大牌匾，上面刻着发人深省的题词，写给那些最能充分利用这些馆藏的人。参观者们漫步于馆藏之中，聆听它们的“讲述”，领略题词所传达的智慧：“在这里，保持沉默，聆听其他年代的伟大作品。”

本书基于大量的“聆听”。本书的副书名是“医学史上闪耀的群星”，因为我选择以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者的传记形式来讲述治愈的历史。但我一直在思考，尤其是在我撰写最后几章的时候，“自传”一词是否能更好地传达我的本意。我在本书中试图做的是描述当今每位医生在形成自己对于医学的基本见解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以及我们所有人对疾病发生过程的观点。因此，不如说医学故事就是我职业生涯的故事。

当我坐在病人的床边，试图重建导致他生病的一系列病理事件的序列时，我正在运用一种起源于2500年前的希腊的推理方法。同时，当我追溯我所遇到的一种疾病的发展时，我也在追踪现代医学所依托的理论的发展。我会对所有病例追本溯源，去找寻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并且我坚持这样的原则：只有在我作为医生理解特定患者的病因、疾病的源头，以及它对机体内部所造成的破坏和预后过程（无论是否采取治疗）后，才能有效地治疗该疾病。有了这些理解，我就可以做出诊断，确定治疗方案并预测结果。

希腊医生的每步诊疗过程受“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影响巨大。医学的历史，是由世代传承蛇杖的医者们经过努力而不断改进的历程，他们致力于寻找使整个诊疗过程达到完美状态的方法。从16世纪开始，人们对人体内部的解剖结构才有了真正的了解；发展到18世纪，人们开始理解疾病对这些解剖结构所造成的破坏，医者们继而创新身体检查诊断方法，通过它们可以追踪症状和体征到其起源器官；而后，他们可以通过对死者的解剖来评估其诊断的准确性。

随着听诊器等诊断工具的发明，对疾病部位的识别也变得越来越精准。借助于改良的透镜系统，人们认识到器官的疾病状态是由器官内的微小细胞引起的。在确定了疾病起源的微观定位后，医生们接下来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新的问题：什么导致了正常生理机能出现异常。这就是19世纪中期的情况。

几十年之后，诊疗技术的整个发展过程越来越依赖对于器官、组织和细胞的客观研究，也因此越发依赖科学方法。这造成了一定后果，即医生不得不以历史学家称作还原论者的方式集中精力，有时却忽略了当下需要治疗的病人。尽管最好的医生总是尽力去关注病人的整体健康，但科学的精准要求使医生们无暇顾及“整体”。

当然，并不是说“整体主义”（或整体论）与科学医学不相一致。事实上，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当我们收集了更多关于健康人群患病经过的信息后，我们已经开始更加充分地意识到所涉及因素的复杂性。现在，我们很少去找寻疾病的单一原因，而是搜集每一个导致患者生病的因素。一个人生病一定是由一系列原因导致的，每个人的情况可能都不一样。例如，虽然我们体内可能都藏有链球菌，但你我的喉咙痛感可能是由不同原因导致的，致病菌也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搞破坏”。

W.杰弗里·费塞尔（W. Jeffrey Fessel）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看待疾病的新方法，他既是医生，又是医学理论的预言哲学家：

在大多数情况下，疾病不是某个时间点上发生单个事件的必然结果，而通常是许多事件的概率结果，每个事件在不同的时间作用于生物体，每个事件都产生一系列独特的生物反应。这些事件的总和足以使患者感到不适，从而被诊断为疾病……

不同的病人最终的组织反应所引发的临床表现可能是相同的，即他们的症状相同，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患有同一种疾病。然而，也可以推论每个人的疾病都是独一无二的，基于的假设是疾病的综合征、进展方式和时间顺序很难做到完全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每种疾病都由综合征组成；换句话说，没有单一疾病本身，有的只是生病的人。

这是希波克拉底和在他之后每一位负责的医生都赞同的观点。因此，杰弗里·费塞尔和我以及所有曾试图做出诊断，实施治疗计划并试图预测预后的医生，皆为蛇杖的传人，也受益于书中所述著名医者的传承。因此，本书是代表我们所有医者的“自传”。

对于本书，我做出以下几点说明。首先，我先请求读者们的宽容，对于我选入本书的杰出贡献者的名单，请不要质疑（对于使用传记形式书写历史的任何人来说，这一点是必要的）。在象征医疗的星系中，还有其他几颗恒星也像他们一样闪耀着明亮的光芒，也符合我心目中的贡献者称谓，甚至与我书中所收入者相比，他们更值得被称颂。但我的选择并不以此作为依据，我选择感兴趣的人物，以更好地讲述我希望表达的故事。

我也可能会因为加入了叙述性的趣闻和丰富多彩的情节而受到批评，专业的历史学家可能认为它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总是致力于发掘“英雄们”的人生里程碑。在这一点上，我在麦考利那里得到了一些理论支持，他说：“完美的历史学家……认为奇闻趣事、千奇百怪的方法、我们熟知的格言有助于引领人们关注历史的焦点，即法律的运作、宗教、教育、人类精神进步的标志。这些人不仅将被描写，还会成为我们亲密的朋友。”但是，尽管我很感激这些话，并且显然会毫不犹豫地引用它们，但它们并不完全适用于像我这样的不完美（而且非常业余）的历史学家。此外，我的动机不那么纯粹，可能符合一个小众的历史学观点，也与我的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有关：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偷窥者”，而且还是一个爱“八卦”的人。我喜欢窥视著名医生的生活，并写下我所看到的。所谓完美的历史学家，这种人还没有诞生。在他或她来嘲笑我们的自命不凡之前，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假设自己是书中这些讲故事的伟人。

最后强调一点。一位言语犀利令我欣赏的同事指出了书中某些可能的致命缺陷——一种过分“惊叹”的写作方式。我的朋友说：“所有的人物都令我印象深刻，而其中的某些人物让我确实无法像你一样对他们感到惊叹。”好吧，这当然是一种准确的看法，但我却不会因此而感到抱歉。我不仅对他们的才华、勤奋和成就印象深刻，而且坦率地说，我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感到十分惊叹。毕竟，他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医学革新者。一位了不起的医学老师威廉·奥斯勒曾经说过（你看，我又在惊叹了），我们研究历史以及事件本身，正是在领略其所谓的“人物之间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在学习历史，而书中的人物也在进行历史的传承。在了解了我所选择的这些医者的生平事迹之后，我对我们文明的未来信心倍增。

在这些日子里，当人类的前途看似黯淡而预测似乎不切实际时，我在我的“角色转换”中发现了一些给我希望的东西。您将在这些章节中了解到对生命的崇敬，对大自然奥秘的学习热情，为进步而牺牲的愿景，这些特征是我们人类所固有的，尽管我们的世纪也见证了大量人类自我施加的悲剧。更进一步说：我坚信，人类意志是存在生物学决定因素的——基因，就像有一个或多个基因决定我们眼睛的颜色或手指的长度一样。我不知道它是被称为上帝的力量还是称为机遇的力量所赋予的，但它在我们体内的增殖就像日出日落一样具有可预见性。我们的才智和我们的身体结构均不能作为人性好坏的评价标准。在地球上，人类相比于其他动物更加具有幸福感，因为我们心中蕴藏着人类的精神动力和文明力量。它使我们有勇敢思考的能力，让我们做勇敢的事，给我们的同伴勇敢的支持。我预计有一天它将成为科学研究和证实性实验的主题。尽管此类研究可能从社会学这样的软科学开始，但它们最终会进入量化和分析的领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那些能够解开DNA之谜的人，一定能够解开现在被认为是人类天性中的那些不可思议的奥秘。正如歌德告诉我们的，世上没有奇迹；有的只是大自然的奥秘，等待着我们去解开。

在理解了人类精神的生物学基础之后，我们便能够解释很多人类品质，如利他主义和一个人所谓的“天性”，如照顾他人使之恢复健康。尽管在其他动物物种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能力，但是它们却没有像人类一样高度发达。它们构成了我们认为人类所独有的许多关系的基础。其中之一是医患关系的永恒基础。

关于这一点我也深受鼓舞，与我们这个时代那么多悲观的预言家不同，我对医疗护理的未来充满信心，即使这仅仅是因为它表达了我称作人类精神的生物学特质。我使用“永恒”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认为它永远不会消失。

半个多世纪以前，弗朗西斯·韦尔德·皮博迪博士给一群哈佛医学院的学生做了一次演讲，他就允许医学研究介入医学技艺所带来的危险说道：“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我这篇《引言》题词中的三句话是他的演讲结束语。从那以后，演讲结束语被无数学生反复提起，因为他们确信这既是成为一名好医生的秘诀，也是其最大的恩赐。

舍温·B.努兰
写于纽黑文市，198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