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亚马逊公司开发了一个软件系统，利用这个软件系统，可以从网络招募数以千计的人执行一些旨在改善亚马逊网站的小型任务（如识别重复商品列表或核对商品描述），并向他们支付报酬，每个任务的报酬可能只有几美分。人们可以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时间段登录到这个软件系统中开始工作。系统会分配任务，收集“工人”输入的意见，并支付报酬。

在解决了本公司的问题后，亚马逊将这个平台开放给其他公司，其他公司付费后，就可以用这个平台雇用工人。这样一来，亚马逊就将这项发明转变成了一个利润中心。这项服务的正式名称是亚马逊机械土耳其人（Mechanical Turk），用来纪念18世纪在奥匈帝国皇家宫廷中首次展示的会下国际象棋的机器人——“机械土耳其人”。那个机器人表面上看是一台由木头制成的机械，它戴着头巾，由发条驱动，能够与人类下棋。当然，这个国际象棋机器人其实是一个骗局，它实际上是由一个身材矮小的国际象棋大师在背后控制的（图4-1）。那是一个高明的棋手，先后击败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拿破仑·波拿巴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名人，从而令人惊诧不已。 ¹

亚马逊机械土耳其人系统在这一点上与这个国际象棋机器人相似：它们都模仿机器，尽管实际上躲在后面工作的是人。亚马逊机械土耳其人系统特别适用于那些人类很容易完成、但计算机却很难承担的工作，例如，将手写体文书档案的文字内容抄录下来。也正是这个原因，雇主在这个平台上发布的工作被称为“HIT”，也就是“人类智能任务”（human-intelligence tasks）。

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万人签约成为这种“土耳其工人”（有时直接称为“土耳其人”）。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线努力工作，每小时可以赚大约6美元，但每小时要完成几十个琐碎的小任务，每个小任务通常需要几分钟。例如，使用这个平台，一家公司雇用了5万人对1400万张图像的内容进行标记，以便创建一个数据库来训练计算机进行图像识别。 ² 人类完成这种工作之后，真正的机器才可以接手。

现在，亚马逊机械土耳其人以及其他一些在过去10年里引入的众包平台，已经彻底改变了科学研究活动和商业活动的面貌。科学家利用这些平台对数据进行编码（例如，在天文图像中标出星系、在生化图像中标记蛋白质，或者在卫星照片中标出丛林下的古老废墟）、组织科普活动和科学调查，并招募社会科学实验的被试。我的实验室就是亚马逊机械土耳其人平台的早期使用者，我们大约从2008年开始，就已经利用这个平台做实验了。

由于得到了如此庞大和多样的被试池，社会科学的面貌在很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在开始时，只有极少数科学期刊愿意刊登相关的论文，但是到了现在，每年都有超过1000篇以“土耳其工人”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发表。 ³ 科学家再也用不着将招募被试的对象限制在富裕国家的本科生范围之内了，也不必将样本数量限制在100个被试之内。现在，科学家们可以对成千上万的被试进行实验，而且这些被试更能代表更广泛的人类，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有，包括了不同的国籍和背景。许多研究表明，“土耳其工人”行为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方式（例如，当他们面临需要合作的社会困境时，或他们正在评估风险时），与实验室中被试的行为方式相同。 ⁴ 他们是真实的人，以正常人的方式行事。

小型人工社会实验

我们很难根据前文给出的那种样本——3组南极科学家、20个沉船事件、60个公社做出可信的推断。即使每个群体中都有数百人，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我们感兴趣的特征是群体的性质，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个体的性质，我们需要大量的群体来进行相互比较，以提高真正重要的东西的可信水平。

此外，在自然实验中，无论是无意设计的，还是有意设计的，我们都无法控制可能影响所关注的东西的所有因素。船只失事后船员能够获得的资源有哪些？谁会选择加入哪个公社？仅仅拥有大量群体仍然不够。理想情况是，我们可以自己组建由更具代表性的行为者构成的群体。出于这些原因，作为进行真实实验的一部分，我们需要能够“操纵”社会群体的组成、组织和互动（就像大规模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制作人一样），从而超越那些自然实验。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的实验室开发出了一些软件来创建临时性的小型人工社会。实验以土耳其工人为被试。我们将这个软件称为“面包板”（Breadboard）。这里所用的“面包板”这个术语，原来指的是电子电气工程师用来组装和测试电路的木板。但是我们这里要操纵的组件则是变量，例如被试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构，也就是被试所处的社会网络拓扑结构以及相互作用的性质，例如，是否允许一个被试与另一个被试合作，或者被试可以获得关于他们周围环境的多少信息。我们还可以改变个体的属性，例如让被试在实验中变得“更富”或“更穷”，因为我们要给被试支付真实报酬来完成实验。面包板也可用于需要其他被试参加的实验，例如公司的员工、教室中的学生，或商业调查公司的数据库中数以千计的普通公民。

乍听起来，这似乎并不是革命性的，但事实确实如此。除了心理学领域之外，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中的绝大多数传统研究工作都只属于观察性研究，而不涉及自然科学中常见的控制实验。1969年，社会学家莫里斯·泽尔迪奇（Morris Zelditch）以嘲讽和怀疑的语气问道：“你们真的可以在实验室里研究一支军队吗？” ⁵ 半个世纪之后，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在过去的几年中，在线实验的被试往往达到数千人之巨，有时甚至会达到数百万人。就单以我们的面包板为例吧，到现在已经有25 000人参加了。

在一个很关键的实验中，共有785个被试参加，他们被分为40个群体。我们把这些“土耳其人”聚集在一起，并将他们随机放入一个具有特定的随机结构的社会网络中。每个参与者分别具有1到6个社会关系，以此来模拟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数量。群体中的每个人所拥有的邻居，都不同于该群体中其他人的邻居。

我们的目标是，观察在实验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境，能够重现公共物品生产中面临的挑战。公共物品是指需要人们合作完成的、对彼此有利的项目，如建造灯塔或水井。每个人都必须有所投入并做出牺牲，以创造有利于整个群体的事情，也包括有利于每个人，而且会让他得到比所做贡献更多的回报。

在我们的实验中，实验参与者会得到一些筹码，在实验结束时可以换成真正的现金。博弈有很多轮。我们告诉参与者，在每一轮博弈中，他们既可以把钱留下来，也可以向他们的邻居捐款，如果他们向邻居捐款，我们就会把邻居收到的钱加倍。这样，他们只支付了小额代价，但是他们的邻居却能获得更大的收益。由于这个博弈要进行很多轮，所以可以形成一个潜在的互惠准则：如果你在这一轮中对你的邻居是慷慨大方的，那么你的邻居就可能会在下一轮中慷慨大方。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你可能会再一次“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从而你们两人都将反复受益。

当然，从自私的立场来看，最好的结果是你不为你的邻居做出贡献，同时他们为你做出贡献。如果你能在不出力的情况下受益，那么为什么不让其他人出力建造灯塔呢？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那么整个组织就会彻底崩溃。每个人都将停止合作，没有人会支持公共物品的创造和维护。

这也正是我们的实验所证实的。在将初始社会关系分配给实验参与者后，他们一开始通常会慷慨地与其他人合作。但是有时候，他们新分配来的“朋友”却对他们没有任何贡献，用专业术语说，这些人就是所谓的背叛者。没有人喜欢自己遭到背叛者的剥削。由于实验参与者不能改变他们的初始连接，所以如果他们的邻居背叛了，那么他们可以做的只能是选择自己也背叛，以避免被他人剥削，也就是停止慷慨行为。在实验的这个分支中，我们发现背叛占据了我们创造的社会。在严格（并没有领导者）的社会世界中，被试对谁来与他们互动没有任何控制权（被我们分配给他们的一群朋友“困”住了），于是他们会停止合作。 ⁶

然而，在实验的另一个分支中，我们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在这个分支中，我们允许人们对与他们互动的人施加一定控制。在每轮博弈中，除了选择合作还是背叛之外，他们还可以选择与谁建立新的连接或切断与谁的连接。不难理解，被试会与友善的、愿意合作的人建立连接，会切断与吝啬的人的连接。允许社会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允许对友谊选择施加一定控制，使一切都变得不同了。在这些社会中，合作持续存在，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友善。我们还发现，这些愿意合作的人会分“派系”，他们聚集在一起，以避免顽固的、剥削他人的邻居。简而言之，只要存在改变社会连接关系的可能性，就可以使社会变得更好（ 彩图1 ）。

人们常常认为善良等人格特质是固定不变的。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利他主义倾向或剥削倾向，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世界的组织方式。因此，对于同一个人群，如果我们将他们放入这样一个社会世界，他们就会慷慨地相互对待；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放入另一个社会世界，他们就可能非常卑鄙或对他人漠不关心。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结果，它表明合作的倾向不仅是个人的特征，也是群体的特征。合作取决于决定友谊关系形成的规则。善良的人可能会做坏事（反之亦然），因为那是他们所嵌入的网络结构决定的，无论他们秉持的信念是什么，群体提倡的行为是什么。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与“坏”人之间有社会连接关系的问题，社会连接关系的数量和模式也是至关重要的。 ⁷ 社会套件的各个方面，如合作和社会网络，是共同发挥作用的。

在这里，不妨给出一个类比，它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如果你提取了很多碳原子并按某种方式将它们连接起来，你就会得到石墨，这种石墨很柔软，颜色又很深，非常适合制作成铅笔。但是，如果你将这些碳原子按另一种方式连接起来，就可以得到钻石，这种钻石很坚硬，非常适合制作珠宝。这里有两个关键的思想：首先，这些性质，硬度和透明度等都不是碳原子的性质，而是碳原子集合的性质；其次，性质取决于碳原子是如何连接的，社会群体也是如此。这种现象——整体拥有各组成部分所不存在的特性被称为涌现（emergence），同时这种特性则被称为涌现特性。将人们以这种方式连接起来，他们彼此友好相待；但是以另一种方式将他们连接起来，就未必了。

在另一个实验中，共有1529个人参加，他们分别被安排在了90个群体中。我们通过改变人们重新建立他们与新朋友之间连接关系的速度，来评估社会流动性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优化合作。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社会流动性与合作性之间找到了一种抛物线型关系（图4-2）。 ⁸ 对于群体的合作性来说，太多的刚性和太多的流动性都不是最优的。

如前所述，在其中一种极端情况下，如果人们之间连接关系的刚性过高，人们就会失去合作动力。如果你的邻居一直在“剥削你”，而且你又无法逃脱他，那么你唯一能做出的反应只能是停止自己的利他主义行为。更何况，如果你的邻居无论你怎么做都会合作而且无法逃脱，那么你也可能会被诱惑变得不合作。在另一个极端情况下，如果人们之间连接关系的变化太过频繁，你和他们也可能失去合作的动力。如果他们下一刻就可能会离开，你无法期望他们会友善地对待你，也没有理由在他们身上投资。事实上，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观察到这个思想发挥作用的踪迹了：在“双橡园”社群中，人员流动率非常高，而洛斯霍尔科内斯公社的成员则更加稳定，因此它们内部的合作程度也不同。

在另一项实验中，我们创建了48个小型社会，共有1163人参加，目的是探讨合作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关系：人们愿意合作之前，合作收益必须在多大程度上超过合作成本？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想知道社会连接关系的数量与合作收益成本比之间的关系如何。事实证明，人们拥有的社会连接关系越多，就越有动力进行合作。 ⁹ 我们甚至能够量化这一点，证明平均而言，合作的收益成本比必须超过与之交互的朋友数量。例如，要想一个社会群体出现合作，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合伙人”，那么收益必须达到成本的两倍；如果一个人有四个“合伙人”，则必须达到四倍；依此类推。这是符合直觉的，在更大的群体中，要想实现合作会更难，因此合作必须有相当的收益。

我们还探讨了群体内部的财富分布会如何影响合作。我们招募了1462名被试，并将他们随机分配到了80个群体中，给予每个被试少量的金钱进行博弈。 ¹⁰ 我们对每个群体都设计了的不同环境：一些群体的财富分布在开始时是完全平等的，另一些群体则处于温和的不平等的状态下，还有一些群体则要经历高度不平等。在那些不平等的情况下，被试是被随机地指定为富人或穷人的（通过给予他们相对更多或更少的金钱来实现）。

这个实验要考察的是群体可以共同“生产”出多少财富以及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水平和友好程度如何。虽然从原则上说，不平等本身可能对群体的绩效产生腐蚀性，但是我们在实验中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真正的威胁似乎是财富的“可见度”：当人们真的能看到其他人拥有多少财富时，群体的凝聚力就会受到破坏，从而使人们不那么合作、不那么友善，最终不能通过共同努力来增进他们的集体福利。例如，在每个人的财富都公开展示的微型社会中，被试的合作程度只有不展示时的一半。这个实验的结果告诉我们，之所以那么多的乌托邦社群都要求自己的成员身着简单、统一的服装，并实行财产公有制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希望以此消除财富差距和身份地位上的差异，从而促进合作和友谊。

类似的由来自现实世界的人参加的实验还有很多，除了我的实验室之外，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实验室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研究结果也补充了我们在前面章节中讨论的自然实验的结果。在实验室环境中，我们可以得到更加肯定的因果关系，例如，友谊关系的模式是合作率变化的原因，而不是相反；我们还可以探索社会套件的某个特定方面，同时保持其他方面不变。当然，没有一种研究方法是完美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反应可能不同于实验室环境下。然而，在所有这些人工世界中，人们的行为方式还是非常符合人性的，他们创造出的各种社会秩序，也全都符合社会套件的原则。

大规模多人在线游戏

关于新生社会和社会套件的特征，另一个丰富的数据来源是大规模多人在线游戏，往往会有数十万人同时在线。这些游戏中许多是角色扮演游戏，玩家们通常采用生动的、可定制的、3D外观的角色。为了强化个人身份及能力，角色外观的选择范围是非常巨大的。例如，在《第二人生》（ Second Life ）创造的虚拟世界中，玩家可以操纵150个参数，改变“自己”从眼睛颜色，到脚部大小、再到性别的所有特征。 ¹¹ 一个游戏往往会持续几个月，玩家可以在虚拟世界里获得财产、权力、金钱甚至宠物。一些游戏，如《魔兽世界》《英雄城市》《无尽的任务》和《第二人生》，都是建立在社交互动的可能性，甚至必要性的基础之上的。玩家们必须聚集在一起才能完成任务、交易商品、建立友谊，并相互竞争，或者组队参加战斗。

例如，2016年，每个月全世界都至少有500万人在玩《魔兽世界》。 ¹² 这个游戏的玩家非常多，如果让他们组成一个国家，那么它的“公民”将会比挪威或新西兰还要多。玩家通常会组成不同的群体，然后一起去打怪兽、袭击敌人或获取资源。这些群体一般称为某某“公会”（guild）。一项针对30万名游戏玩家的研究表明，公会的规模从3人到277人不等，但是平均来说，每个公会大约有17人，90%的公会的成员有35人或更少。 ¹³ 这个数字与沉船幸存者群体或城市公社的成员人数大体相当。这项研究观察了超过3000多个公会的行为。虽然公会的存续时间一般较短，大约有25%的公会都会在一个月内解散，但是它们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公会规模越大，存续时间越长，这就像城市公社一样。温和的等级制也有助于公会内部的团结。此外，社会网络结构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更高密度和更好连接的公会，存续的时间更长。这些都是社交套件的重要特征。

在一项对来自45个国家的近千名游戏玩家的调查中，玩家们报告说他们在游戏中交到了“好朋友”（平均每人有7个朋友）。这个结果并不奇怪。大约一半游戏玩家，认为这些在游戏中结交的朋友可以与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相媲美，而且有接近一半的人会与这些朋友一起讨论敏感问题，如家庭问题和工作问题。 ¹⁴

这些结果告诉我们，当我们进行在线互动时，我们仍然以非常“人性化”的方式行事。换句话说，当我们进入数字世界时，我们不会将合作、友谊或内群体偏好留在现实世界中。例如，人们会把一些刻板印象带到虚拟世界。一项研究分析了人们在虚拟世界中的角色是否愿意帮助向他们提出了简单请求的人。结果令人不安的是：肤色更深的人提出的请求得到正面回应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¹⁵ 这些化身也遵守与现实世界一致性的规范。例如，成对的男性化身（无论在现实世界中控制它们的人的性别如何）在虚拟世界中相互之间保持的身体距离，要比成对的女性化身更大。 ¹⁶ 这种在线互动是如此逼真，以至于有人建议用游戏来治疗某些心理问题，例如社交焦虑症。 ¹⁷ 美国费城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的一些治疗师，已经在《第二人生》虚拟世界中开辟了一些“私人房间”，用来与患者进行交流。他们最终成功地将这些患者带到了更广阔的虚拟世界中进行社交互动，例如，在虚拟酒吧中与陌生人进行对话或在虚拟会议室中发表演讲。

另一项对网上游戏《帕尔都斯》（ Pardus ）的30万名玩家的研究发现，人们在虚拟世界中的交往模式与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交往模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尽管从原则上说，人们可以在游戏中选择某种全新的方式进行互动，但是他们却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¹⁸ 在《帕尔都斯》的虚拟世界中，社会网络也拥有与现实世界中相同的标准性质。在这个游戏中，平均每个人的朋友的数量为9.8个，这个数字略高于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数量，因为在这个游戏中，这种关系更像是熟人关系。社会网络的传递性为0.25，意味着一个人的朋友与朋友也是朋友的概率为25%，这与现实生活中发现的百分比相同。此外，甚至还出现了“我朋友的敌人是我的敌人”这样的现象。我们将在第8章中回过头来继续深入分析社会网络的这些属性，但是就目前来说，只需要先记住这一点就足够了：尽管在网络世界拥有很大的自由，但是玩家通常都会复制现实世界中的基本社交行为。

如何创造社会

那么，我们可以从前面讨论的这些自然实验的社会、有意设计的社会和人工社群中了解到什么呢？所有案例都有助于说明社会套件的某些基本方面，同时凸显了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特征。然而，这些案例每一个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例如，南极科学家是通过事先安排好的路线，安然无恙地到达目的地的，但是沉船幸存者却不然。当然，南极科学家和这些幸存者都是与世隔绝的，因而他们内部的社会互动可以在几乎不受来自外部世界的任何影响的情况下展开。但是，对于城市公社或像布鲁克农场这样的社群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它们远远没有做到与世隔绝，相反，它们是相当接近“现实世界”的。另外，与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的那些公社不一样（这些公社通常有意设计为永久存续的），南极的科学家群体和互联网游戏世界中的人群存续却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与这两种情况不同，像沙克尔顿的探险队和沉船幸存者这样的社群却不知道结束日期是什么（存续的时间是不定的）。我们可以使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南极站、城市公社和在线实验中的社会互动，但是在我们讨论过的其他一些情况下，却不能这么做。

显而易见，我们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也是有局限性的。例如，它们可能是不自然的或过于简单的。但是，这也恰恰正是实验的意义所在。科学家在实验室中观察吃高度受控的特定食品的老鼠的胰腺，以便收集与人类糖尿病有关的数据。实验简化了现实，但是这使研究者可以自由选择和操纵感兴趣的变量，专注于自然界中某些特定和聚焦的特征，并控制要研究的参数，以便做出有力的推断并证明某个事物真的是另一个事物的原因。

通过研究所有这些例子，我们可以了解人们在与世隔绝时会为自己创造出什么样的社会，并探究各种社会群体的行为模式。这些研究彼此之间是互补的，因而允许我们探索不同的社会属性。但是，我们又应该怎样做，才能把所有这些情况统一起来并在同一个框架下给出合理的解释呢？或者说，是否有一些点可以概括所有社会？类似于所有三角形都是相似的。有没有方法可以综合对这些社会群体的观察结果呢？

所有“可能的贝壳世界”

我将以对贝壳形状的研究为类比，来回答这个问题。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想象人类社会可能采取的无数种形式，并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绝大多数形式实际上很少出现，为什么所有的社会规则都是如此一致，以及为什么社会套件是“普适性”的。

1966年，古生物学家戴维·劳普（David Raup）发表了一篇关于壳体螺旋几何分析的十分晦涩的研究。这篇论文试图提出关于贝壳形状的一般理论。 ¹⁹ 这个课题无疑很专业，甚至有些神秘，但是它所面临的挑战则同样适用于许多科学问题，包括我们在这里要解决的问题。

劳普探讨了许多问题，并把它们联系起来考虑。首先，他讨论了自然界中发现的贝壳的多样性。其次，他研究了是否有一种一般的方法来描述贝壳的形状并对之建模，以便对所有“理论上有可能的”形状都从数学的角度加以总结，甚至包括那些在自然界中没有出现过的形状。最后，他试图找到，为什么所有可能的形状中只有极少数能够出现在现实世界，也就是说，是不是有什么约束限制了贝壳形状的可能范围？

这篇论文是劳普所描述的更广泛的理论形态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形态学是对生物形态和结构的研究）。 ²⁰ 有人可能会认为，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贝壳形状，但是事实证明，只有很少种类的贝壳形状曾经真的出现过。这就引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贝壳形状是否受到某种限制。我们可以用数学方法对可能的和实际的贝壳形状进行排列，由此而得到的这种贝壳形状光谱则称为形态空间（morphospace）。

事实上，对贝壳形状进行数学建模的历史其实早在劳普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位英国牧师在1838年的尝试。劳普在这个学术传统的基础之上，只增加了三个参数，就能够描述“所有可能的贝壳世界”的一般范围了。这三个参数是尺寸（size）、卷曲度（coiling）和延伸率（elongation）。在这里，“尺寸”指的是掠过壳体内部的（注意壳体是螺旋状的）壳体横截面（即动物身体所占的空腔）直径增加的速率。

想象一下，你从贝壳的嘴部进入那个“隧道”后会发生的情形。如果这个隧道的形状是一个圆柱形，那么当你穿过它时，尺寸不会发生变化；如果这个隧道的形状是一个圆锥形，那么它会在你通过时变窄。卷曲度指的是贝壳的螺纹圈绕着它的轴线旋转并离开轴线的速率。不妨想想一个被紧紧包裹起来的伤口，再对比一下一卷松散的邮票。延伸率指的是螺纹圈本身沿着轴线向外或向上移动（平移）的速率，无论壳体是高的还是矮的。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收缩着的弹簧玩具，再对比一下伸展开的另一个弹簧玩具。 ²¹ 这些参数中的微小变化，就可以将一只扇贝转变为一只鹦鹉螺贝。这样一来，也就将所有的贝壳形状都统一在同一个方程式中了。 ²²

下一个关键点是，这三个参数定义了一个三维空间，也就是形态空间，所有可能的贝壳都可以放入这个空间中，如图4-3所示，该图转载自劳普的论文。在解释形态空间的概念时，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使用了这样一个比喻：那是所有可能动物的博物馆，它的各个陈列室分别展示了各种生物的各种形态。 ²³ 每只动物都被放置在最接近于它的动物的旁边。在这个博物馆中，每一个陈列室都是向所有的方向无限延伸的——向左、向右、向前、向后、向上、向下……每一个方向刻画生物的一个维度，它只略微不同于旁边的维度。例如，当你沿着食草动物的过道走下去时，动物们颈部的长度可能会慢慢地增加，直到它们的颈部与长颈鹿一样长。而当你穿过某个廊道时，动物颈部的长度可能是相同的，但是其他某个特征，比如体表的图案，则可能会有所不同。当你在上下走动时，动物的体积大小可能会有变化。一定要记住，形态空间不一定只局限于如上三个维度。

完成了对形态空间的定义后，就引出了第二个更加深刻的发现：劳普的映射表明，在所有可能的贝壳形状中，真正出现在现实世界中的少之又少。我们可以看到，代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壳体的那个立方体，相对于描述所有可能的壳体的立方体而言是非常非常小的。其他没有占据的空间都是“沙漠”，是生物学上的空洞，并不存在生命。

现在，说明为什么形态空间中只有一个很小的、有明确定义的立方体会被占用（无论是对贝壳，还是对各种其他动物），已经成为进化生物学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事实上，同样的难题在其他领域也存在。科学家们曾尝试利用关于动物世界中的骨骼知识，去构建一个可以概括所有可能骨骼的矩阵。 ²⁴ 物理学家史蒂芬·沃尔弗拉姆（Stephen Wolfram）生成了一个“所有可能叶子的世界。” ²⁵ 还有一些科学家则考虑过对所有可能花朵的世界进行定量分析，他们证明，在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花朵类型中，也许只有1/3的类型曾经在进化历史上出现过，其余的2/3要么在结构上是不可能的，要么是很明显不能适应环境的。 ²⁶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思想，可以考虑下面这个沙漏的例子（图4-4）。想象一下，假设只需一个参数就可以定义沙漏中间部位是如何缩紧的。如果沙漏的两个部分（顶部和底部）之间的区域只是适当地缩紧了，那么沙子就可以向下流动，这个沙漏就能够用来计时。缩紧的程度会改变沙漏排空的速度。但是如果缩得非常紧，以至于两个玻璃球之间不再有开口，沙子就不能流动了。这样的沙漏也可能存在，但它是没有用处的，因此不会被制造出来。如果继续缩紧，就会切断两个玻璃球之间的连接。这样的沙漏就不再是沙漏了，因为顶部的玻璃球无法再直立起来了。所以这种形式的沙漏在结构上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沙漏是不能被制造出来的。过度的缩紧，就会导致一种不可能存在的形式：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沙漏了。

再回到贝壳的问题上来。为什么劳普的形态空间会空了那么多？我们至少可以给出三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有些贝壳形状之所以无法进化出来，是因为没有可行的突变导致它们出现，这也就是说，它们在遗传上是不可能的或可能性极低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先回到前面给出的沙漏比喻，假设现在没有透明玻璃可用，只好用不透明的玻璃来制造，那么这样的沙漏也就失去作为沙漏的全部意义了，它无法计时了。第二个种解释是，某些贝壳形状之所以没有进化出来，是它们不适应任何可能出现在地球上的环境。这也就是说，它们太弱了，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长期存续了。继续以沙漏类比，这种情况相当于一个连接处被设计为完全堵塞的沙漏，它作为一个计时器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没有理由去制造这样一个沙漏。第三种解释是，有些贝壳形状之所以没有进化出来，是因为它们违反了物理和化学规律。这相当于两个完全分离的玻璃球，因此无法直立，更不用说让沙子在它们之间流动了。

最后一种解释也意味着，物理约束可能已经“阻止”了某些贝壳形状的出现。例如，双壳类贝壳必须具有特定的形状并且满足特定的数学性质（其中一个性质是具有“非重叠螺纹”），才能生成在功能上可用的“铰链”，因此不满足这种条件的壳体就不能存在。 ²⁷ 再以由所有可能的雪花构成的“世界”来类比。雪花是物理对象，而不是生物对象，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先不考虑这个区别，因为它不影响我们的论证。假设，我们认为不同雪花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有多少瓣——3瓣、4瓣、5瓣、6瓣、7瓣等。我们要找出相对应的数学模型并不难，然而，与水分子的性质有关的基本物理规律限定了，雪花只能有6个花瓣这种形态。因此，在形态空间的其他区域找不到4瓣或5瓣的雪花，并不意味着那些类型的雪花是因为在功能上不适合而没有出现的，相反，这个事实意味着它们在物理上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²⁸

对于形态空间中为什么存在着如此多的空白区域这个问题，前两个解释在关于自然选择和变异的两个生物学思想流派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第一种解释的含义是，某些形态的贝壳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从未有过足够多的遗传变异使它们得以产生（这通常称为遗传可得性论证）。 ²⁹ 这对应于不可能出现的“不透明的沙漏”那种情形。第二种解释的含义是，贝壳原本就不需要去探索形态空间的那些区域，也就是说，不存在有利于那些类型的壳体的环境压力（这通常被称为选择论证或适应性论证）。给定所有可能的环境，那些类型的壳体本来就全都是不成功的壳体，这对应于“完全堵塞住的沙漏”那种情形。

接下来，我们将这个概念推广到贝壳之外的领域，看看动物已经占据的形态空间是多么微不足道。例如，我们都知道，在进化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用轮子前进的动物，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利用像热气球那样通过加热空气来飞行的动物。 ³⁰ 这些想法似乎是荒诞不经的。但是，这种“另类”身体结构——长着轮子（而不是脚）的走兽、长着气囊（而不是翅膀）的飞鸟，真的完全不可能吗？鉴于自然选择可以产生的现象的无限多样性（包括生物电池、酸液喷射器、光弯曲透镜、用来在水中上浮下沉的气囊等奇怪身体结构，以及体型巨大的动物），我们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有轮之躯”之所以没有出现，是不是某种内在限制的反映。或者，也许没有任何环境可以使“有轮之躯”拥有相对于其他可用的替代身体结构的优势。在没有道路的自然环境中行进，用脚可能比用轮子更加容易，这部分是因为脚不易滑倒而且更容易越过障碍物。这是一种适应主义论证，因为轮子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功效。事实上，时至今日，在希腊和土耳其的许多高地村庄，用驴子来运输货物仍然比用有轮子的汽车更加方便快捷。而且，美国军方也正在基于同样的理由开发步行机器人。 ³¹

遗传可用性观点只得到了少数生物学家的支持。用理查德·道金斯的话来说，这些生物学家认为，“博物馆的很大一部分是永远向自然选择封闭的；自然选择可能会猛烈地冲击某些廊道的大门，但是永远无法进入，因为必要的突变根本无法实现”。 ³² 与此不同，后一种论点，即前述适应主义观点，则认为生物体之所以具有某种形态，是因为这种形态在物理上是可能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种形态是具有适应性价值的。大多数生物学家都持这种观点。应用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上，这种观点意味着，在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中，只有某些类型的社会组织是有助于我们应对物理、生物和社会环境的。只有某些类型的社会组织是有意义的，那就是社会套件。

所有可能的社会

形态空间的概念以及关于只有一部分形态空间会被占用的可能原因的解释，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所观察到的重要现象：社会秩序的某些关键特征会一再重复出现。就像劳普针对贝壳形状进行建模时那样，我们也可以这样想象：将各种各样的动物（包括人类）物种可能构建的所有社会系统都排列在一个庞大的、多维的网格上，这个网格描述了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所有社会安排，即，所有可能的社会。或者，想象一下，我们只对人类所可能构建的所有社会进行上述排列。然后，就可以对各种动物（或者，将范围限制为人类）构建的所有可能的社会进行统一的考察了。我们在前面已经给出了人类构建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的一些例子：沉船幸存者群体、乌托邦社群、科学考察站、在线实验社群等，此外还包括了许多其他社群，例如殖民地的前哨点、修道院、监狱、寄宿学校、核潜艇、被困井下的矿工、太空居住实验等。我们还可以把现代的狩猎-采集部落也包括进来，它们类似人类在一万年前（农业革命之前）的社会类型。经过这样的处理，我们就可以揭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出现的人类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似程度。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先定义若干关键的“轴”，就像劳普针对贝壳形状给出的三个参数一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轴可能是社会的假想规模，它也许可以定义为人们在自己的群体中真的有所了解的人的数量（尽管他们可能不是亲密的朋友）。这个值的取舍范围是从零（这意味着在我们想象的社会中，任何人都不认识任何人）到2000人（每一个人都知道其他2000人）。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大多数人都会有大约四五个连接非常密切的人，并且相当熟悉大约150个人。“相当熟悉”的定义是，在分开后再连接时可以随时提起一个话题。150也就是通常所称的邓巴数（Dunba’s number） 。 ³³

我们可能关注的另一个轴是社会的合作水平，或者反过来，用来衡量群体内暴力倾向的某个衡量标准。对于合作水平，也许可以用两个人在进行公共物品博弈时相互合作的概率来衡量（这里的百分比的范围为0%到100%；100%是最高合作水平）。在真实的人类社会中，合作概率通常大约为65%，这意味着在分享某个可能的奖金时，大约有2/3的人倾向于与陌生人合作。但是，合作程度在不同社会中可能会有所不同。 ³⁴

还有一个轴则可能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有关——例如，人们之间的连接数量或他们的朋友本身就是朋友的概率（这在社会网络中被称为传递性，它的变动范围为从0%到100%）。这个轴的另一个可选参数是，某种关键资源分配的等级性或均等性。一旦我们选择并定义了这几个轴，就可以将上述讨论过的所有社会的例子——实际上，是所有已知社会，放入一个具有三个或更多维度的网格中；然后就可以观察到，从根本上说，只有极少数社会安排能出现在现实世界中。

1999年，人类学家李·克朗克（Lee Cronk）提出了他所称的“民族志多维空间”（ethnographic hyperspace），涵盖了用来描述人类社会的许多变量的所有可能组合。事实证明，这个民族志多维空间，也可以是社会形态空间的一个版本。克朗克的问题在于，他所纳入进来的维度，不仅包括可能构成了任何社会核心特征的一些属性（即我们所说的社会套件），还包括了许多原本属于文化性质的属性，例如身体配饰的类型和各种各样的工具。克朗克使用了著名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这是一份囊括了800多种文化特征的综合文档，采用了统一的描述符，对这些社会的数十个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繁衍的和其他方面的习俗和惯例进行编码。根据他自己的计算结果，克朗克估计，所有可能的组合数量大得难以想象（可能达到1.2×10 ⁵³ 个组合），人类学家已经观察到的社会只是其中一个微乎其微的部分。 ³⁵

事实上，在克朗克之前，人类学家杰克·索耶（Jack Sawyer）和罗伯特·莱文（Robert A. Levine）已经进行过类似的分析。那是在1966年，也就是在劳普发表关于“贝壳的形状的可能世界”的论文的同一年。索耶和莱文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他们研究的那个由500种人类文化组成的极具多样性的样本，可以归纳出9个变量，其中包括社会政治分层（从小规模的种姓制到完全平等）、维持生存的实践形式（农业、游牧、狩猎-采集）、是否允许一夫多妻制等。他们同时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尽管这些变量可能组合的数量超过一亿，但是根据他们的估计，人类在历史进程中只是探索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³⁶

我们在本书第1章中讨论过唐纳德·布朗列举的普遍特征，他还描述过一个假想，他将这个部落称为“普遍的人”（universal people）。这个部落的成员具有所有人类社会共有的特征，它的基本社会秩序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基于社会套件的“预连线”（pre-wired）的社会。布朗认为，在这个社会中，会存在八卦消息、音乐、禁忌、魔法、信仰、仪式礼俗、对男性侵略性冲动的防范、在特殊情况下的花哨演讲，以及其他一些特征。 ³⁷ 他最后的总结是，不同的人类文化，共同之处远大于相异之处。实际上，我们之所以需要进行这种研究，也就是因为，如果没有客观的评估指标，我们可能会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比实际更大）。因此，如果我们不定义人类文化的形态空间并确定最重要的几个轴，又怎么能知道不同的人类群体之间在何种程度上是相似的或不同的呢？当然，只要将各种社会形态都排列在形态空间中，就会看到可以建成一个社会途径的可选范围有多窄。这可以强化我们对相似性的认识，从而解放我们共同的人性。

想象的社会

在想象完全不同的社会安排（有人更愿意采用“外星人式的社会安排”的说法）这个方面，科幻作家要比人类学家强得多，他们探索可以想象但却未被实际看到的形式。他们想象的许多社会形态，都是人类历史和现实中没有出现过的。这些想象的社会系统在社会形态空间中所占的区域，既可能靠近、也可能远离真实的社会所占据的区域。超出正常范围的社会可能看起来就像“立方贝壳”或“有轮动物”一样不可置信和荒诞不经。 ³⁸

科幻作家还经常故意将人类群体“流放”到某种极端的环境中，然后设想他们会如何做出反应。如果人类社会必须在一艘太空船中繁衍生存几百代，会发生什么？如果女性能够在不需要男性的情况下完成繁衍，那么社会组织会出现什么变化？没有爱情或友谊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社会不平等或等级变得具有遗传性，或者变得无比极端，又会发生什么？

但是，即便是在这些小说中（它们或许是人类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最远处），各种想象出来的社会秩序也是令人惊讶地“缺乏想象力”的。科幻作家们设想过一些标准的反乌托邦的社会安排，例如国家完全控制人类的繁衍、压制个人的思想或情感；也想象过具有完全刚性的种姓制度的类蚂蚁似的社会。事实上，当科幻作家试图描述一个完全不现实的和反乌托邦的社会时，他们经常要依靠社会动物的隐喻，即，使人更像蚂蚁、黄蜂或白蚁。当然，那样也就彻底抛弃了人性，我们希望这只是一个噩梦。

与此相反，他们想象的乌托邦社会则假设人类能够在一个公正、安全和卫生世界中不受约束地自由生活。然而，这些故事往往包括了现实世界中缺少的一个元素，并且它似乎也是这些科幻作家为他们的乌托邦社会特别“定制”的：个人之间完全和谐一致的特殊关系。 ³⁹ 虚构的乌托邦社会通常都具有社会套件的一些特征，但是还要再加入一种共情或信任，有时候，这种表现会是人们之间心灵感应的极端形式。

因此，诚如“安娜·卡列尼娜原则”所云“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是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所有乌托邦世界都惊人地相似，而每一个反乌托邦社会则似乎都有其独一无二的反乌托邦方法。这与对熵的经典解释是一致的：自然的无序状态，要比有序状态多得多。同样，社会组织功能失调的形式也多于功能正常的形式。尽管如此，科幻小说创造的宇宙仍然是我们能够认识的，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95年出版的中篇科幻小说《时间机器》（ The Time Machine ），奠定了科幻小说和这种类型的流行文化的基石，事实上，它也是最早引进“时间机器”这个术语的科幻小说。 ⁴⁰ 这部奠基性作品，不仅探索了时间旅行本身，而且构想了各种新颖的社会安排。这部小说营造了一种有很强的欺骗性的宁静氛围，以沉静到冷酷的笔触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群体统治着另一个群体，并以后者为食物来源。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于1932年出版的著名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也描述了这样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等级制社会。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于1949年出版的《1984》，也是一部同样经典的反乌托邦小说。另外，罗伯特·海莱因（Robert Heinlein）的《太空的孤儿》（ Orphans of the Sky ）也是类似的作品。 ⁴¹

1917年，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小说《她的国》（ Herland ）设想了一个完全没有男性的社会。 ⁴² 吉尔曼假设的女权主义前提对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吉尔曼在小说中构建了这样一个社会：完全不存在冲突和竞争，并且具有极高的合作水平和社会平等性。这是对社会套件中的合作程度和等级制要素进行操纵。居住在“她的国”的居民之间“没有战争。她们没有国王、没有牧师，也没有国家。都是姐妹，一起长大，一起成长；不是通过竞争，而是通过团结行动”。 ⁴³ 但是，再一次，吉尔曼所创造的这个乌托邦在其他方面仍然与现实生活相似。例如，在她的故事中，人们相互之间还是可以通过各自的个性和身份区分开来。 ⁴⁴

洛伊斯·劳里（Lois Lowry）于1993年出版的反乌托邦小说《赐予者》（ The Giver ），是许多美国中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所熟知的，它也探讨了个人身份这个主题。故事讲述了一个11岁的名叫乔纳斯的孩子的故事，他生活在一个名为“大同世界”的未来主义社会中。 ⁴⁵ “大同世界”的首要特征是它的“同一性”，即取消个体性，而这部分是通过消除个人的记忆来实现的。所有社会制度都是精心设计来提升同一性的。每个人的基因要用基因工程方法保证尽可能相似，他们的行动也要通过教育保持一致。在这个社会中，社会套件中的个体性元素，达到了最极端的位置。家庭也受到了严格监管，而且家庭只需解决生活上的机械性需求，但是不能培养情感上的亲密关系。社会关系虽然存在，但是非常平淡的，因为所有令人不舒服的记忆都被消除了。

另一个极端是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于1912年出版的经典短篇小说《像ABC一样简单》（ As Easy as A.B.C. ）。它的故事发生在2065年，当时整个世界都由“阿里尔控制委员会”（Ariel Board of Control，简称“A.B.C.”）控制。 ⁴⁶ 在构建他所想象的这个另类社会时，吉卜林选择利用人类社会得以建立的基本结构。在他讲述的故事里，组建团体是有罪的——构成“结成人群”（crowd-making）罪；同时，个人认为独立性和隐私高于一切。因为“阿里尔控制委员会”满足了所有人的物质需求，所以公民们可以在不需要做出任何聚集行为的情况下惬意地生活。

上面列举的这几部科幻小说，只是著名科幻小说中的“沧海一粟”。科幻小说，早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且庞大的文学门类。但是，这几部小说已经足以说明如下几点了。首先，背离社会套件，移到社会套件任何元素的任何一个极端都会变成反乌托邦，或者至少是非常令人不安的。我不确定我是否愿意住在放眼皆是“超级合作者”的“她的国”，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男性，也因为我也不愿意将自己的欲望强加给群体中的那些人。其次，即使是在那些虚构的叙述中，各个社会仍然具有一些可识别的特征（因为作为读者，我们必须能够与应该能享受的部分内容联系起来）。最后，这些例子，特别是在形态空间远离人类社会实际占据的区域的那些社会，凸显了不同的社会之间是多么相似、人类物种实际占据的范围是多么有限。在蚁群这种替代社会形态的映照之下，所有人类社会看起来就都显得无比熟悉了。

设定好的社会

我们在这里一直关注的文化普遍性，也就是社会套件，侧重于与社会组织相关的特征，这些特征由自然选择塑造的，并已经部分编码在我们的基因中了。但是，我们不讨论只是作为严格的文化表达、而没有在遗传上得以编码的其他文化特征，无论它们是否具有普遍性，例如，特定类型的个人装饰或对某种神的崇拜是没有相应的基因的。但是，即便只关注这一点，社会套件的每个特征在各种环境和社会中表现出来的相对宽松的范围也表明，那些落在这个范围之外的社会可能是不现实的。如果我们要基于社会套件的8个组成部分，构造一个有8个维度的社会形态空间，那么今天地球上的所有社会只能占据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例如，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没有爱情、友谊、合作或个人身份却能够正常运行的社会。

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像贝壳的形状一样，人类也只能探索这个理论空间的某个部分？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是我们在这个受到了限制，或者更乐观地说，在自然所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创造出来的？人类社会的蓝图，也就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基线，到底是什么？对于人类来说，以何种方式超越自己的个体自我才是自然的？

在回答这一系列相关问题时，我们要非常谨慎。必须时刻谨记，人类事务中，并非一切有普遍性的事物都与遗传有关，同时也不是所有的多样性都源于文化。那种看法太简单化了。例如，考虑可口可乐为什么拥有全球知名度这个问题。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人类拥有的进化所造就的喜欢甜食的倾向，但是，可口可乐这种软饮料之所以广受欢迎，并不是特定基因的结果，也不是某种生物特性的产物，而是一系列特定事件所导致的，这包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士兵的口味，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全球化趋势和品牌营销，等等。 ⁴⁷

反过来，文化和行为的多样性也可能源于人类灵活应对环境、进行社会学习和创造文化的天生能力，这种能力本身也是社会套件的一部分。然而，这种多样性又可能掩盖了一种更基础的不确定性，而且稍显悖谬的是，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更多地与我们的基因而不是文化的要求有关。为了说明这个观点，进化心理学家约翰·图比（John Tooby）和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给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实验。在这个思想实验中，外星人用自动点唱机取代了人类。每一台自动点唱机都有成千上万首歌曲的曲目，并能根据地点和时间播放特定的歌曲。然后，我们会观察到世界各地的自动点唱机在不同的时间播放不同的歌曲，而且这些歌曲与它们附近的自动点唱机播放的歌曲类似。但这种群际差异性和群内共同性都与文化的作用无关。 ⁴⁸ 这个思想实验说明，人类可能具有一种天生的能力，能够以灵活的同时也是可预测的方式，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做出反应。

事实上，即便是住在不同地方的人之间，人类生活的多样性也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小。这是因为，从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来说，所有人都要经历完全相同的“环境”。就像外星人必定会以某种方式将相邻的自动点唱机放在某个方面有所相似的环境中，而且所有相邻的自动点唱机都播放相当类似的歌曲（如果说不是相同的歌曲的话）。各种不同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威胁，但是对人类的最大威胁，比捕食者、比环境灾害更大的威胁，则来自其他人类。如果人类环境中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总是要面对其他人类，那么这个特征在从极地到赤道的所有物理和生物环境中就都是一样的。我们已经适应了这一点。如果社会组织真的是以这种方式实现适应的，那么各种社会组织就可能会收敛到非常相似的社会结构上来。 ⁴⁹ 这就是对社会套件的适应主义解释。人类之所以拥有共同的人性，原因就在于我们一直生活在自己这个物种的成员之间，并且已经进化出了恰到好处地应对这种“紧迫性”的方法。

从这个视角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基因可能在我们的身体之外发挥作用。基因发生影响之处，可以在远离它们来源的地方，这就像灿烂的烟花在远离烟花发射地才爆炸开来一样，因此有助于形成远远超越基因本身的社会。它们可能通过影响人类与他人合作、结交朋友、照顾他人的孩子、重视别人的个性，以及爱自己的伴侣的倾向来做到这一点。也正因为如此，在世界上所有看似截然不同的各种人类文化中，在不断出现的创造新社会的所有机会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到了相同的核心模式。即便是社会组织和政治结构，如部落酋长制和现代民族国家，也都是嫁接在这个古老的遗产上的；这就是说，对于那些指导了小型群体组织的基本原则，人们同样必须尊重。任何迅速发明出来的、有意设计的或完全新异的社会系统，如果以废除社会套件为前提，那么就必定不能像有机地进化出来的社会系统那样正常地运行。 mXnE0EncUmp6dknQtDOU2r4dbIkqdB89NudvO/nFTTv29j5SpSiD/a6DPNMAdJ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