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3月底，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从朋友那里借了一把斧头，一个人来到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瓦尔登湖湖畔。他想进行一个独居生活的实验。于是他砍伐树木，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并配了三把椅子。“一把用来独处，一把用来会友，还有一把用来社交。”尽管第二、第三把椅子很少用到。 ¹ 他自耕自食，甚至曾经考虑过要不要生吃土拨鼠，同时广泛阅读多种语言的著作，收容逃跑的奴隶。他还撰写了一本名为《瓦尔登湖》（ Walden ）的书，讨论自力更生的优点、自然和先验哲学。这是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书，直到今天仍然拥有广泛的读者。

回归神秘的、富饶丰足的自然状态，创造一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全新的社会秩序，这种渴望数千年来激励着无数的梦想家。梭罗特别强调独处的好处。但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状态本身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梭罗在独自一人时，他觉得自己“像夜里的玉米”一样，在自然的陪伴下成长。 ² 他还写道：“每一支小小松针都富于同情心地胀大起来，成了我的朋友。” ³ 关于人类的陪伴，梭罗则认为那并没有多少用处，在《瓦尔登湖》中，他这样写道：

我们相聚的时间是如此短暂，以至于根本来不及让对方获得任何新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都不得不服从一整套规则，那就是被我们称为礼仪或礼貌的东西，这会使我们在这种频繁的聚会中能够做到相安无事，避免公开争吵。 ⁴

梭罗也不怎么喜欢正式制度。他这样写道：

有一天下午，那是我来这里的第一个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走进村子里，要到鞋匠那里去取一双鞋，结果我被捕了，并被关进了监狱，因为……我拒绝承认这个国家的权力——这个国家公然在参议院门口把男人、女人和孩子像牛马一样买卖。不管一个人走到哪里，所谓的“国家人”就会跟到哪里，用肮脏的“制度之爪”来控制他；而且只要那些“国家人”能够做到，就会强迫他回到那些令人绝望的奇怪的同胞当中去。 ⁵

第二天，梭罗的一个朋友将他保释出狱，很显然，那是在替他支付了人头税之后。 ⁶ 他已经多年没有付过税款了，因为他反对政府利用这些资金去发动战争和扩大奴隶制，正如他在他著名的文章《论公民的不服从》（ Civil Disobedience ）中所阐述的那样。这篇文章后来激励了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 ⁷

一个多世纪以后，我来到瓦尔登湖畔，参观了后来重建的梭罗故居，它就像监狱的牢房一样简陋。2001年，我和我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一起搬到康科德定居。巧合的是，我们搬进了萨姆·斯台普斯（Sam Staples）的旧居，他就是当年把梭罗关进监狱的那个警察（我的家人戏称，这下子我们全家都“名声扫地”了）。不过，萨姆·斯台普斯其实一直是梭罗的朋友。

除了梭罗之外，对于个人层面和制度层面上的社会互动，许多思想家都进行过深入的观察和思考。根据社会学家斐迪南·腾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最早于1887年提出、后来又经马克斯·韦伯发展的理论分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般可以分为两个类型：Gemeinschaft（德语，意为“共同体”或“社群”）与Gesellschaft（德语，意为“社会”）。 ⁸ Gemeinschaft指的是个人之间的互动以及伴随着这种互动的角色、价值观和信仰，它大体上对应于“面对面的社群”的概念。但是，社会关系还可能涉及更加间接的、非个人的社会角色之间的连接，以及关于这种连接的正式规范和法律，这种与更广泛的和非个人的社会的互动被称为Gesellschaft。

这种区分突出强调了现代生活的一个关键问题。人们想知道如何在一个庞大的、非个人的社会中保留或重建共同体意识。梭罗和其他一些人发现，社会互动如此不合人意、如此具有压迫性，以至于他们认为必须完全抛弃社会互动（或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但是，对规模和性质都处于变化中的社会秩序还有另一种形式，那就是试图建成全新的、规模较小的共同体（社群）。至少从罗马时代开始，空间上遍及各大洲，社群主义运动一直不绝如缕。这种运动的目标是脱离现代生活的社会（Gesellschaft），回归到一个更坚定地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Gemeinschaft）。 ⁹ 那些加入某个社群（或“公社”）的人往往希望放弃非个人的互动，并在人际关系的互动过程中实现更大的真实性。

这种乌托邦式的社群实验往往比那些因船舶失事或其他不可预见的、创伤性的事件而意外聚集在一起的社群更富有田园色彩。然而，尽管如此，这些实验不一定会更加成功。在19世纪，美国人曾经创建过无数个乌托邦式的社群；到了20世纪，这样的例子仍然屡见不鲜，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im）是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本章我们就来讨论这个方面的例子。

你将会看到，大多数这样的实验都失败了，而且通常会在开始后一两年内就失败。这些实验中绝大多数都是以彻底失败告终的，这一点不容忽视。 ¹⁰ 不过，即便是这样，这些自然实验也能够帮助我们识别社会组织的哪些特征是一再重复出现并对成功至关重要的。虽然有意设计的社群偶然也能成功地形成了某些暂时偏离社会套件的社会制度，但是绝大多数都没有成功。而且，这种实验中也极少（如果有的话）取得完全不同的成就。

乌托邦实验

1516年，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创始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根据希腊词根创造了utopia（乌托邦）这个词，意思是“没有地方”，但是在英语中听上去与“好地方”的词根很相近。这真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模糊性，因为建设乌托邦社会的尝试已经遭到如此之多的失败！ ¹¹ 美国一直是乌托邦的一片“沃土”，许多人都在美国进行过乌托邦实验。这些实验给美国社会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至今仍然清晰可见，许多实验甚至今天仍然还在进行着。许多人都是通过这些社群生产的产品了解到它们的，例如，震颤派家具（Shaker furniture）、阿曼纳电器（Amana appliances）、奥奈达银器（Oneida Silverware）等。还有许多人可能已经到访过马萨诸塞州的“果园公社”（Fruitlands）和“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等旅游景点，并且对那里的人们所过的老派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惊叹不已。

多年来，人们对这些努力的反应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困惑到钦佩，再到谴责。正如历史学家唐纳德·皮泽尔（Donald Pitzer）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人经常把社群主义实验者描述为离奇古怪的‘怪胎’，说他们从心理上不能适应‘主流’，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失败’，因为据说他们与美国人的生活和价值观不相符。” ¹² 从19世纪以来，同时代人对各种社群主义实验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记录，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对沉船事件的描述一样，其中一本比较典型的著作是出版于1875年的《美国的共产主义社会：个人探访和观察》（ The Communistic Socie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Personal Visit and Observation ）。 ¹³

这种努力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人开始到美洲大陆定居的时期。1694年，40个独身男性学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日耳曼敦附近建立了一个社群，自称为“荒野中的女性社会”（Society of the Woman in the Wilderness）。而后，自1780年以来，这类公社的建立至少出现过4次高潮，具体地说是：1790年到1805年、1824年到1848年、1890年到1915年，以及1965年至1975年。此外，从2010年末开始，我们可能有机会见证这种有意设计的社群涌现的另一个高潮。 ¹⁴

这成千上万个乌托邦社群为什么会出现在美国历史上（及现实中），原因其实并不奇怪。 ¹⁵ 美国是社会流动性和地域流动性很大的国家，崇尚自由协商，而且能够包容新思想，给予任何人无限的自我改善和新生的机会。虽然创建这种社群的冲动可能与美国人当中梭罗式的草根个人主义传统相违背，但是它也有赖于勇于探索和创新的开拓精神的发挥，并且是建立在美国同样重要的一个传统基础上的，这个传统就是法国政治思想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认为的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¹⁶

从历史上看，社群主义运动一般都是在出现重大社会或文化断裂期间蓬勃发展起来的。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如果在从青少年转变为成人的阶段，恰逢社会规范和人们的普遍预期遭到质疑时，就特别有可能转变观念。今天，信息革命、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科技革新一浪高过一浪，这一切对现代人的冲击，可能正如工业革命和大萧条对前几代人的冲击一样。这使许多人倾向于社群主义。在激烈的变革时期，联合起来共享财产，往往会成为群体的一个生存策略。不过，对财产的共同所有权是几乎所有乌托邦社群的共同特征，尽管它们的成员不一定是穷人。

在19世纪40年代的新英格兰，社群主义一度特别风行，当时美国这个仍然相当“新的”国家的公民，经常沉浸在关于社会改革的争论中。那个时代的社群主义者热切地认为，他们可以创造条件，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从而造福所有人。同时，他们还反对任何基于年龄、性别或种族的等级制度。他们将同时代人的社会观念斥为狭隘的观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确信，人们可以自愿且愉快地在集体利益的名义下抑制自身利益，并且可以将自己从“腐朽”的过往中解放出来，开创一个全新的历史。

当时，在美国这个建国还远远不到100年的国家中，重建一个全新的国家的冲动，已经几乎在许多哲学家、执政者和神职人员那里变成了一种执念，他们最担心的是他们的理想主义可能被人视作空谈。1840年，梭罗的朋友，先验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这样写道：“我们都有点癫狂了，提出了无数的社会改革计划。而且我们不再满足于读书写作，每个人的口袋里，都塞着一份建设一个新社群的方案。” ¹⁷ 在爱默生家的附近，就有许多实验正在进行，其中最著名的是布鲁克农场。

布鲁克农场

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西罗克斯伯里（West Roxbury）布鲁克农场的乌托邦社群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布鲁克农场是先验主义运动领袖乔治·里普利（George Ripley）的心血结晶。年轻时，里普利希望到欧洲求学，但是由于经济能力的限制，他未能成行。无奈之下，里普利进入了哈佛大学神学院，他将它称为“最便宜的可以买到教育的地方”。 ¹⁸ 里普利1826年从哈佛大学毕业，然后在波士顿担任一位神教派牧师。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待了十多年，积累了一大堆关于欧洲哲学的书籍。这些书籍非常有价值。在他创办布鲁克农场时，以这些书为抵押，借到了400美元。

1836年，在创办布鲁克农场之前，里普利先创立了先验俱乐部（Transcendental Club），梭罗和爱默生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他曾经想过放弃牧师的工作，投入将先验哲学付诸实践的事业，因为他对这种哲学的迷恋已经越来越深了。先验主义强调自然和人类内在固有的优点，对所有可能限制人的独立性的正式社会制度都持怀疑态度，并反对主观经验的经验主义。1841年4月，里普利和妻子索菲亚（Sophia）带领十几个人，购买了1166亩土地，并兴建了定居点，开始了一项为期近6年的社会实验。这项实验后来每况愈下，最终逐渐崩溃了。 ¹⁹

当然，一开始时似乎是一片祥和气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个社群的规模就扩大到大约90个居民，不过其中大约一半都是学生或寄宿生，而不是正式成员。布鲁克农场的组织原则中，非常关键的一条是强调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价值。里普利认为：“我们应该勤劳，而不应该吝啬；我们应该追求平等，而不应该粗鄙。” ²⁰ 但是，这并不是说布鲁克农场的生活很轻松。一般来说，居民们夏季每周要工作60小时，冬季每周工作48小时，尽管各个成员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喜欢的工作。

布鲁克农场具有许多有意设计的社群的特征：（相对的）性别均等、温和的等级制，以及有魅力的领导者。像沙克尔顿的领导方式一样，里普利领导方式的一个核心特点是分工，他要求成员们分担所有的工作，包括传统上由女性完成的家务，例如洗衣。工作轮换制也是保证所有成员平等的一个方法。 ²¹ 布鲁克农场的几位创始人都是作家和思想家，他们愿意与工人和农民一起劳动。事实上，所有人都必须劳动，这相当于一定程度上的强迫民主平等制。

布鲁克农场设置了多个相互有所重叠的工作小组，它们的成员和领导都是可流动的。居民们分别在洗涤小组、耕作小组、刀具清洁小组、洋葱小组（指负责收获洋葱的儿童）等工作小组参加劳动。弗雷德里克·普拉特（Frederick Pratt）的父母也曾是布鲁克农场的成员，当他们参加里普利的实验时，普拉特还只是一个小男孩。60年后，普拉特这样回忆当年观察到的情况：“我看到，里普利先生和霍桑先生都铲过粪便，他们当时都没有抱怨。但是我认为，霍桑先生并不喜欢这份工作。” ²² 普拉特所说的霍桑先生就是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他是农场的早期投资者和居民，很显然，他很快就为自己捐献给布鲁克农场的1000美元而感到后悔了。不久之后，他就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布鲁克农场。

尽管每个人都参加体力劳动，布鲁克农场的成员们仍然觉得自己是在设计和实现一个中产阶级的愿景。值得指出的是，布鲁克农场是作为一个股份公司而不是社群主义团体而建立的，它在成立时有一个成文的章程。农场的整个章程有16节，序言中提到，农场的创始人们试图“用一个包含了‘兄弟般的’合作的系统，代替一个基于自利的个人相互竞争的系统” ²³ 。

布鲁克农场的农民们（这是他们的称呼）尽管劳动量很大，但是日子还是过得相当愉快的。许多居民和来访者都提到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嬉戏性。对此，一位陪同哲学家布朗森·奥尔科特（Bronson Alcott）访问了布鲁克农场的“观察员”，也就是路易莎·梅（Louisa May）的父亲，语带不屑地说：“在这里，有80或90人在虚度着青春，他们整日玩耍，轻浮地嬉戏着，不知道悲惨的日子在后头。” ²⁴ 农场的一个居民也说：“几乎从一开始，享受就是我们这个社群的严肃追求之一”。 ²⁵ 霍桑的小说《福谷传奇》（ The Blithedale Romance ）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他在布鲁克农场的经历写就的，小说融入了他在布鲁克农场时留下的印象，其中包括对一场假面舞会的细致描绘。

从平底雪橇滑雪，到举办舞会，再到讲笑话和表演戏剧，所有这些对游戏和享受的不切实际的承诺都服务于一个更深层次的功能：将成员团结到在一起，努力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社群意识。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是一个致力于打破意识形态对立各方之间阻碍的专家，他非常强调舞蹈和体育运动对群体和谐和统一的重要作用。 ²⁶ 需要进行表演的活动对布鲁克农场特别重要，因为这种活动对农民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这一点与沙克尔顿的探险队的情况类似。

每个农民都承诺在布鲁克农场承担多个职责，并参演戏剧，这是这个社群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但是，农民仍然拥有一定表达他们个性的空间。历史学家理查德·弗朗西斯（Richard Francis）观察认为：“从一开始，农民们就意识到自己的个体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的自我意识，被‘文明’强加给他的社会角色过度限制了。” ²⁷ 每个农民都会努力树立自己的核心社群身份，但是有点自相矛盾的是，他们还有一个真正的个人人格，它不受社会强加的任何功能性角色的影响。

事实上，任何有意设计的乌托邦社群都不得不努力去解决个体性带来的问题。多年后，布鲁克农场的一个农民回忆说：“我认为，在那里很难找到40个具有强烈个性的人。这一点从没有人大声宣扬过，是经过多次研究才理解的，但是给这个地方带来了特殊的影响。” ²⁸ 不过，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布鲁克农场的居民还可以在这方面维持适当的平衡，尊重个性，同时壮大社群。在第9章中，我们将深入阐明一个悖论性的结果：个性对于共同体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它在社会套件和人类进化中都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像布鲁克农场这样力求做到尊重个体身份的社群，一般会比那些未能做到这一点的社群发展得更好，因为个体身份是我们祖先遗产的一部分。

布鲁克农场的学校在当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它以培养儿童的良好品质、诱导他们形成独立见解为目的，而不搞填鸭式教育。当时的一个学生诺拉·谢尔特·布莱尔（Nora Schelter Blair）在近半个世纪之后，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时多元化的学生之间的“和谐融合”以及“学生与教师之间完全的‘言论自由’”。孩子们直呼他们的老师索菲亚·里普利的名字，而索菲亚·里普利则正如布莱尔所回忆的那样，“以让学生的内心充满快乐的自信为教育目的，充分信任学生走上她愉快地明确指明的道路”。 ²⁹ 最重要的是，在那里，人们认为孩子们拥有绝对的受到教育的权利：从不例行公事般地对待接受教育的孩子，因为教育不是这个世界上常见的那种冰冷的恩惠和赐予，而是孩子们的权利。受教育权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³⁰

与19世纪的其他乌托邦实验不同，布鲁克农场没有要求参与者放弃他们的核心家庭或切断与外界的所有连接，所以在布鲁克农场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的媒体都第一时间跟进报道了。布鲁克农场的一位农民后来注意到：“总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农场周边徘徊，就像我们退化到了半野蛮状态一样。” ³¹

先验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布朗森·奥尔科特、亨利·戴维·梭罗以及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都来过布鲁克农场。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与作家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也是这里的常客，还一度成为这里的居民。弗雷德里克·普拉特后来回忆说：“我们这些孩子在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我们男孩子，经常用手推车或马车载着女孩们到处跑；15或18年后，我的兄弟约翰与安妮·奥尔科特结了婚。路易莎成了一个作家，约翰·布鲁克斯以及他的《小绅士》（ Little Men ）一书都出了名。” ³²

如此看来，布鲁克农场莫不是成了一个令人向往的人间天堂么？既然如此，后来它怎么无法继续维持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1844年，布鲁克农场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在那一年，农场运营的指导方针转向了当时越来越流行且更加激进的法国乌托邦学者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学说，试图将自己从一个先验主义的充满活力而有些杂乱无章的“野餐会”，变成一个井井有条的“法郎吉”（Phalanx）。法郎吉是傅立叶心目中的理想社群。但是，傅立叶的理论体系本身就偏于奇异、僵化和过分错综复杂，布鲁克农场的许多成员都反对这种转变。 ³³ 于是，在这个社群内部，裂痕开始出现，派系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也随之而来。但是，里普利仍旧坚持傅立叶主义，并且根据它的思想，主持修建了一栋54米高的大型建筑法郎吉中心（Phalanstery）。然而，在1846年3月3日晚上，法郎吉中心在两小时内被烧成了灰烬。巨大的火焰升到了半空，隐隐中敲响了布鲁克农场的丧钟。自那之后，这个社群一直未能恢复元气。

布鲁克农场的这些农民原本希望为社会上的其他人树立一个榜样。正如其中一位农民阿米莉亚·拉塞尔（Amelia Russell）所说：“我曾经以为，整个国家的人都会慢慢地感觉到我们这种简单而低调的生活方式的吸引力。我原本希望，当时机成熟时……（我们）的规则和治理方法会扩展到全国，并最终取代原有的体制。” ³⁴ 当然，事实恰恰相反，布鲁克农场的成员们没能消灭任何现存秩序，他们所能消灭的只是自己的秩序。

火灾结束后一段时间，布鲁克农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终点。正如阿米莉亚·拉塞尔后来指出的那样：“所有人都尽可能地拖延离开农场的时间，不愿意就此放弃这种生活方式。过上这种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神圣的想法。或者说，到后来，留下来的只是他们对这种生活方式的一种可怜的念想，因为现在每个人都依靠个人的资源生活。它已经变成了过去的一个影子。” ³⁵

震颤派社群

有的社群主义者建成的社群确实维持了很长时间。其中最著名的是震颤派教徒建立的一些社群。震颤派是基督复临信徒联合会（United Society of Believers in Christ’s Second Appearing）的简称。在美国早期的诸多乌托邦实验中，震颤派组织性最高、经济上最成功、社群“寿命”最长。

震颤派最早是于17世纪晚期出现在英格兰的一个宗教派别。这个宗教运动最具魅力的领导者是“母亲”安·李（Ann Lee）。她是一位出生在英国曼彻斯特的贫困女性，23岁时加入了震颤派；9年之后，也就是1768年，她成了震颤派的领袖。安·李以自己的经历改变了整个震颤派运动。她在26岁时与铁匠亚伯拉罕·斯坦利（Abraham Stanley）结婚，先后生下4个孩子，但是他们全都在婴儿时期不幸夭折。连续怀孕生子、又连续失去自己的亲生孩子，给安·李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带来了极度痛苦，她对这种常人无法承受的苦难的反应是：她认定“性”是通往罪恶和所有人类痛苦之路。

绝对的独身主义是震颤派信仰的关键组成部分。震颤派神学认为，上帝本身就同时身为男性和女性，并将耶稣的一生解释为地球上基督教义发展的唯一阶段。震颤派的许多教义要求，信徒们必须着力模仿（他们所认为的）早期基督教会的做法，这不仅包括独身，还包括共有财产、和平主义和忏悔。震颤派认为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也能够接纳非洲裔美国人。

安·李曾因“亵渎上帝”在英格兰短暂入狱。1774年，安·李、她的丈夫和7名追随者逃到纽约。她在这个城市里以当女佣为生，后来带领她的小团体搬到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地方，那里后来被称为沃特弗利特（Watervliet）。他们开始慢慢招募皈依者。从1781年到1783年，安·李在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传教，并鼓励和招募追随者。

1784年，安·李去世。在那之后，震颤派由她的两位主要追随者继续领导。到了1794年，震颤派已经在美国5个不同的州建立了10个社群，规模分别为30人至90人。在每一个社群中，都由两名男性长老和两名女性长老担任领导者，这些“家庭”是震颤派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但是，震颤派的信奉者一直不算太多（1840年一个历史高点，当时他们有3608名成员），到1900年，震颤派信奉者的总数已经减少到855名。 ³⁶

震颤派强调秩序、和谐和实用。在所有记录中，他们的社群都被描述为安宁和平静。震颤派宗教活动很频繁，他们每周要聚会十几次，在聚会后通常要进行独特的跳舞和巡游。许多震颤派教徒都活到了80岁以上。一项研究发现，在1900年，6%的震颤派教徒的寿命超过了80岁，但是同一时期，只有0.5%的美国人活到了那个年龄（尽管有一种可能是加入了震颤派的那些人本来就更加健康一些）。 ³⁷

虽然教徒个人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但是震颤派仍然鼓励教徒发展自己的个性，这一点与布鲁克农场一样。教徒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趣、锻炼自己的能力，与其他人建立亲密的个人友情。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震颤派也不要求教徒盲目地与核心保持高度一致，他们重视自主性。

同一个震颤派“家庭”的成员都住得很近。他们在田地里和商店里并肩劳作、一起进餐，甚至还在名为“休息室”的公共床上睡觉。每个休息室通常会住4个震颤派教徒。一般来说，教徒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许多震颤派教徒留下的信件证明了他们之间存在着深深的个人依恋。 ³⁸ 当然，浪漫的情愫是严格禁止的，事实上是几乎不可能的。男性和女性甚至不允许在楼梯上擦身而过，因此在许多震颤派建筑物中，都配备了独特的双向楼梯。根据规定，两性之间连握手也不可以。已婚夫妇加入震颤派后，会被分配到不同的“家庭”生活和工作。

虽然，震颤派教徒表现出来的利他主义倾向和团结奋斗的精神似乎与经济上的巨大成功无关，但震颤派之所以能在各种社群主义中脱颖而出，无疑与其社会风气和实际行动有关。在一项研究中，学者们对19世纪下半叶各震颤派“公社”的经济表现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尽管财产是“公社所有的”，而且对个人付出努力的报酬严重不足，但这些“公社”的绩效至少与采取其他经营方式的类似企业一样好，甚至更胜一筹，无论是在农业和制造业中都是这样。 ³⁹ 这种生产力源于震颤派教徒生活的许多特征。

与所有其他人类群体一样，震颤派教徒之间存在着分工。女性专注于“家庭工作”，男性则负责田间劳动和机械方面的工作，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任务和专业。更加重要的是，震颤派教徒在生产率上的变化可以很好地得到接受，这一点与震颤派接受个体差异的原则是一致的。例如，在一项关于工人生产率的研究中，有一名妇女每年只生产了93顶软帽，而另一个妇女却生产出了734顶。 ⁴⁰ 但是这对震颤派社群对自己的成员的激励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他们依靠的是居民与生俱来的合作精神和共同的意识形态。由于成员之间原本就高度相互依赖且十分亲密，所以同侪压力、公众耻辱以及共同的目标和宗教信仰，就足以维系努力工作的准则了。

震颤派的孩子们都要上学（男孩们从冬天开始，女孩们从夏天开始），直到14岁。但是，震颤派教徒对传统的学校教育持怀疑态度，同时社群自己的学校教育则侧重于实践性的知识和技能。虽然没有任何孩子会出生在震颤派社群，但是这里并不缺乏孩子和年轻人的来源。一些孩子是父母或监护人送到震颤派社群来的，这或者是出于经济、个人原因，或者是出于惩戒的目的。还有一些孩子是在父母加入震颤派时一起跟着过来的。由于震颤派强制要求教徒独身生活，因此大多数年轻人成年后都会离开。有一项研究发现，在1880年至1900年期间，只有5.7%的儿童仍然留了下来。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却有28.7%的成年人留了下来。 ⁴¹

除了由于强制性独身制度而导致的人员流失之外，还有不少震颤派社群因遭受灾难性的火灾和洪水之后分崩离析，这再一次证明，小规模社群很难独力抗御这种严重的灾害。震颤派运动失去动力的另一个原因是，外面的世界变得更有吸引力了。19世纪，经济快速发展，个人自我实现的机会增多，使震颤派的生活方式不再那么令人向往。对此，宗教历史学家艾琳·拉塞尔（Allyn Russell）指出：“外面的‘世界’似乎在对震颤派教徒说：‘无论你们能做什么，我都能做得更好。’” ⁴² 而且，外面的世界也开始更加人道地对待精神上有问题的人，开始更加平等地对待女性和男性，而这正是以往震颤派最吸引人的地方。到了1968年，震颤派教徒只剩19人，而且所有人都是女性。震颤派社群也只剩下了两个：新罕布什尔州的坎特伯雷村和缅因州的安息湖（Sabbathday Lake）。在20世纪60年代，对这些“最后的震颤派”的采访表明，她们在教派的衰落面前表现得非常平静。她们认为，要接受一个时代的结束，所需要的勇气与迎接一个时代的开始相差无几。 ⁴³

如果不是坚持独身主义，震颤派运动可能会更加繁荣兴旺地发展起来，因为它已经拥有了如此多的社会套件的特征（合作、友谊、个人身份、温和的等级制）。独身主义显然是对现实世界全然拒斥的反映，这不仅因为它偏离了所有其他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而且也因为它从根本上意味着这种生活方式是无法自我复制的。因此，悖谬的是，震颤派必须保持与外界的连接，因为外界是震颤派运动新追随者的唯一来源。 ⁴⁴

基布兹社群

创建社群的动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色列的基布兹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kibutzim在希伯来语中意为“群体”。一个基布兹，就是一个基于自愿、民主管理的社群，其人口规模从80到2000人不等。在基布兹中，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以合作为原则。这些基布兹提供了关于社会生活自然实验的另一些例子。第一个基布兹于1910年在巴勒斯坦创立，到了2009年，以色列全国各地散布着267个基布兹。这些群体的人口只占以色列全国犹太人口的2.1%，但是其农业产出却占全国经济农业产出的40%，工业产值也占了全国的7%。 ⁴⁵ 基布兹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一方面是由于经济上的成功，另一方面是因为基布兹成员愿意根据实际需要和社会需求，灵活地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

20世纪上半叶，在分别基于犹太复国主义、人文主义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的强烈推动下，基布兹运动汹涌澎湃，成员们决定要刻意尝试创造一些全然不同于旧世界的新东西。 ⁴⁶ 基布兹运动的创始人认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可以深刻地重塑人类的行为和本性，而且，正如美国19世纪的社群主义运动一样，他们也有强烈的重塑社会的愿望。但是，绝大多数基布兹都偏离了创造全新的人和全新的社会这个非凡的目标，在任何情况下都没能实现。

从表面上看，基布兹的原则与其他“公社”相似：合作、自给自足、共同劳动、财产公有以及平等主义。在早期的基布兹中，所有类型的工作都被赋予了相同的价值，并且实行直接民主制，同时伴随着工种的轮换。当然，这些平等主义特征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未能完好无损地保持下来。早期基布兹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目标是重建一个以集体育儿为核心的全新的家庭生活结构。父母住在小公寓里，而他们的孩子则在另外的某个小房子里与其他孩子一起吃饭、睡觉和洗浴，通常会有大约6到20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一起生活。孩子每天只能在下午与他们自己的父母待上一两个小时。 ⁴⁷ 当然，这种制度也未能维持多久。

基布兹运动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其中一个原因是它试图改变东欧犹太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父权至上的家庭组织模式。实施儿童抚育集体化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女性摆脱家庭生活的束缚，让她们拥有与男性平等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也能使男性发挥更大的养育作用。在早期的基布兹内，典型的女性形象强调的是与男性的平等地位、艰苦的体力劳动、谦逊，以及对浪漫两性关系的有意淡化。 ⁴⁸

当然，集体育儿的想法并不是基布兹运动所特有的。从远古时代以来，就经常有人把集体育儿视为一种可期望的社会尝试。例如，柏拉图认为，集体抚养孩子可以使儿童将所有男性视为他们的父亲，从而更加尊重他们。 ⁴⁹ 在某些社会中，家庭被视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威胁，因为家庭会培养孩子对家庭的归属感，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却要求人们对家庭的忠诚服从于对国家的忠诚。事实上，即便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也认为家庭可能会成为平等主义社会的障碍。例如，抚育儿童和从事家庭工作通常会对女性造成更大的限制。 ⁵⁰

但是，从根本上重构或尽可能削弱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的尝试确实很少见（如果真的有的话）。 ⁵¹ 尽管在世界各地（以及人类之外的其他哺乳动物物种中，我们将在第9章中讨论），都发现了某些温和的集体育儿方式，但是它们通常只涉及一定意义上的“助亲行为”（alloparental care），即与亲属分享对儿童的抚育。将许多婴儿安排在一起睡觉这样的尝试（早期的基布兹尝试过的那种方式）是极其罕见的。1971年，对全世界183个社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这样的制度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⁵²

与其他许多乌托邦社群一样，是否以组织化的形式养育子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年人的需要。如果要真正平等地对待男女，集体育儿就可能被视为有明显的结构上的必要性，暂且不考虑这种抚育方式对儿童个体及其发展有什么影响。历史学家史蒂文·明茨（Steven Mintz）在对美国人的童年进行全面研究后，出版了《哈克的木筏》（ Huck’ s Raft ）一书，书中指出：美国儿童福利方面的几乎每一个创新，包括孤儿院的建立和对儿童抚育的补贴，都是在“为成年人考虑”这个因素的推动下出现的。而关于“怎样做对儿童最有利”的哲学和实用主义信念的推动力，则是第二位的。 ⁵³ 由于社群主义公社在某些关键方面可能非常激进，所以在儿童抚育问题上通常都采用了成人规则。在我所知的范围内，儿童的需求和关注，在任何乌托邦社群都从未成为主要动机，尽管它们中的一些办了非常好的学校，而且也做到了善待儿童。

基布兹生活许多方面的特征在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逐渐崩溃。要取消配偶之间的性别差异和婚姻关系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渐渐地，家庭重新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心。而且，来自男性和女性的报告都表明，身体外表和异性吸引力的重要性再次得到承认。婚姻也具有了新的重要性。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男性负责生产，女性负责服务——再次得到了强化。此外，越来越多的基布兹将儿童送回了核心家庭。 ⁵⁴

一开始，基布兹儿童的“母亲依恋”发生率要低于生活在其他环境中的同龄人，这也是女性对由“公社”来照顾儿童的制度安排顾虑重重的一个原因。 ⁵⁵ 到最后，在基布兹，母亲与父亲在抚育儿童上的行为的差异，还是重复了在其他文化中通常可以见到的模式：与父亲相比，母亲更有可能从事照顾儿童的工作，她们对孩子表达爱意、逗他们笑、跟他们说话、搂抱他们。 ⁵⁶ 到20世纪70年代，从激进的反家庭观念到强家庭主义的转变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⁵⁷ 在改变性别关系结构和家庭角色的转变方面，女性发挥了主要作用，她们通常根据所观察到的对女性和母亲的“自然需要”来展开她们的论证。

集体育儿也可能为孩子带来一些好处。对基布兹中长大的孩子和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的比较研究发现，前者的社交技能更高，他们更有可能参加积极的社交游戏，并愿意花更多时间参加需要协调的游戏，同时在团体活动中表现得不那么有竞争性。 ⁵⁸ 不过，集体抚养长大的儿童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后果，那就是，一起长大的同伴之间没有人结婚。研究发现，在基布兹一起住的时间更长的那些人，非常厌恶相互之间的性接触。这些发现支持了所谓的韦斯特马克效应（Westermarck effect）。这是1891年芬兰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vard Westermarck）提出的一个心理假说。他认为，童年居住在一起的经历，可以成为亲缘关系的一个提示，即人们根据与谁一起长大，来“认定”谁是自己的兄弟姐妹。这种“亲缘关系感”会产生两个影响：第一，它在血缘上原本不相关的个体之间产生了乱伦禁忌；第二，它增进了血缘上原本不相关的个体之间的利他主义。 ⁵⁹

就这样，到了21世纪，集体育儿的做法在基布兹已经基本上消失了。绝大部分抚育儿童的工作都重新回到了家庭中，并主要由女性承担。对此，正如心理学家奥拉·阿维泽（Ora Aviezer）所说：

我们可以认为，集体教育遭到了失败。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家庭在基布兹并没有被废除。恰恰相反，家庭主义的倾向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了，在基布兹内，父母重新获得了照顾自己孩子的权利。集体教育并没有产生一种新型的人类，在基布兹长大的成年人与在外部世界中长大的成年人之间的差异非常小。 ⁶⁰

除了放弃集体育儿之外，基布兹最终还失去了其他一些特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家务也向私人领域转移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洗衣店都关闭了。 ⁶¹ 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基布兹都已经开始偏离平等主义的经济模式；到2004年，只有15%的基布兹仍然在进行平等分配。 ⁶² 与19世纪美国的情形一样，基布兹建设乌托邦的努力又绕着圈回归到了他们原来社会的规范。

基布兹显然未能从根本上重塑社会，他们甚至无法改变性别角色。后者的失败可以部分归因于根深蒂固的性别角色，它或许比基布兹运动试图扭转的任何其他特征更加“顽固”。 ⁶³ 不过，在我看来，基布兹运动中，最不切实际的是试图打破成人与儿童之间的依恋关系。对亲密家人的爱是社会套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此，我们将在下文中详细阐述）。事实上，即便是这些田园诗般的“合作社”成员，本身也没有做到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人。在一项实验中，基布兹居民在与其他基布兹成员组对时表现得愿意合作，但是与城市居民组对时则不愿意合作，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内群体偏好的强大心理力量。 ⁶⁴ 虽然基布兹运动的开创者在拒斥欧洲城市文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并为此而欢欣鼓舞），但是遵从社会套件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人类物种进化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是这些观察的基础。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泰格（Lionel Tiger）和约瑟夫·谢普（Joseph Shepher）提出了“生物语法”（biogrammar）这个概念，用来解释基布兹居民对某些传统形式的社会组织的回归。 ⁶⁵ 他们将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提出的普遍语法概念与他们所称的生物图谱（biogram）概念结合了起来。所谓生物图谱，是指动物根本性的、在基因上编码的、由进化塑形的社会生活形式。显然，这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蓝图”的概念非常相似。

基布兹实验，与其他现代公社一样，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数据，使我们不仅仅可以通过回顾历史来进行研究，还可以直接观察同时代人采取的行动。我们可以实时观察这些社会实验。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基布兹的案例再次突出了社会套件的关键特征，以及当人们过分偏离这些关键的组织原则时必定会出现的困难。我相信，基布兹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正是因为它们实现了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特征，这些特征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必要性。

“瓦尔登湖第二”社群

梭罗于1847年搬到瓦尔登湖之后的一个世纪，哈佛心理学家B. F．斯金纳（B. F. Skinner）出版了一部乌托邦小说《瓦尔登湖第二》（ Walden Two ）。这部小说描述了一个虚构的农村社群，成员有1000人，都根据斯金纳的行为主义理论行事。这种理论认为，人类行为主要是环境的产物。斯金纳强调人类是以特定的方式“条件反射式”地行事的，忽视了人类的思想和感情或基因的重要性。 ⁶⁶

在生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著名的条件反射实验中，狗会条件反射地在受到一个刺激（一个节拍器发出的声音）时分泌出消化食物所用的唾液。因此，一只狗或老鼠（又或鸽子）的行为可以通过让环境发生变化来加以控制。斯金纳认为，人类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改变社会环境来进行塑造。在他看来，人类的自由意志其实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有限得多，而且几乎任何形式的社会安排都是有可能的。他还声称，只要建成了一个“乌托邦”，它就能自己运行下去。 ⁶⁷

斯金纳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看到美国退伍士兵的生活状况后写了《瓦尔登湖第二》这本书的。“实在是太可惜了”，斯金纳这样说道：“他们竟然就这样放弃了他们的精神，回来后一头扎进了普通美国人的生活状态，结婚、租房、买一辆车，再生一两个小孩。”他认为，这些退伍军人“应该探索新的生活方式，正如19世纪那些社群的成员们所做的那样”。斯金纳当然知道，以前许多类似的努力都失败了，但他还是认为“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会有更好的运气”。 ⁶⁸ 《瓦尔登湖第二》出版后，恰逢战后经济进入繁荣期，随后又兴起了文化保守主义浪潮，因此销路不佳。但是，它的销量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上升，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本书每年都可以卖出25万册。 ⁶⁹

斯金纳之所以要把他虚构的这个乌托邦命名为“瓦尔登湖第二”，目的是唤起读者对梭罗所倡导的自给自足的、简单的生活的记忆。但是，梭罗的瓦尔登湖与“瓦尔登湖第二”之间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原来的瓦尔登湖只有梭罗一个居民，而斯金纳则渴望为“公社生活”提供一份完整的指南。

《瓦尔登湖第二》是借一位名为布里斯（Burris）的大学心理学教授之口展开叙述的，他带着一群人去参观了一个有意设计的乌托邦。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个名叫T. E．弗雷泽（T. E. Frazier）的人，他描述了那个社群的运转方式。这个社群一直在不断地尝试基于“行为工程”的生活策略，弗雷泽认为这对于避免重蹈覆辙至关重要，以往之所以失败，全因过度僵化。整个社群的治理是以所谓的“计划者-管理者”制度为基础的：有两个专业的、非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会，一个是规划委员会，另一个是管理委员会，由它们专门负责为整个群体进行决策。“瓦尔登湖第二”的成员每天只需工作4个小时，他们通过一个计分系统来选择自己的工作。在那里，孩子是共同抚养长大的，因为所有人都已经放弃了核心家庭。同时，在那里也没有对性的限制，例如，15岁的女孩生孩子是很自然的事情。在《瓦尔登湖第二》中，布里斯教授本人最后也加入了这个社群。

斯金纳在这部小说中的目标并不提倡这些做法（尽管“瓦尔登湖第二”中的许多做法都类似于那时尚存的一些公社的做法），而是要宣扬一个必胜的信念，那就是，普通人可以掌握行为科学并应用它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正如书中弗雷泽所说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鼓励人们以这样的眼光看待每一个惯例、每一种习俗：对任何事情保持一种不断尝试的态度，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⁷⁰ 《瓦尔登湖第二》这本书的批评家们担心，斯金纳给出的这个愿景是一种比现有的乌托邦更加可怕的“反乌托邦”，而且行为主义原则的实施可能“比核物理学家和生物化学家加在一起，更能导致西方文明的本质发生灾难性的变化”。 ⁷¹ 就这一点而言，斯金纳的这本书也是西方文化传统中一个永不休止的争论的组成部分：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对于人类事务到底是福还是祸？

虽然斯金纳从未打算将这部小说作为在现实世界中建立一个真正社群的操作指南，但是《瓦尔登湖第二》中的想象社会却真的引导了几十个模仿它的社群的创立。 ⁷² 其中最成功、维持时间最长的两个分别是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双橡园”（Twin Oaks），以及位于墨西哥的洛斯霍尔科内斯（Los Horcones）。

双橡园成立于1967年，今天仍然存在。它的8个创始人在第一次会议中，就是翻着《瓦尔登湖第二》一书来寻找可借用的指导原则的。 ⁷³ 在这个社群创立后的前五年，它的成员们将《瓦尔登湖第二》一书中的许多制度和设想付诸实施，包括劳动积分制度（工分制）和正反馈激励。但是，与通常的模式一样，所有这些都未能像预期那样发挥作用。尽管他们的最初计划的失败，并没有像皮特凯恩岛事件那么充满暴力和戏剧性，但是失败本身仍然是确凿无疑的。

双橡园一开始建立了一个公共育儿系统，这也是一贯以来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个系统从1967年到1994年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双橡园联合创始人凯特·金凯德（Kat Kinkade）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公共育儿系统是不可行的，因为“父母希望与孩子们在一起，与孩子有关的任何微不足道的事情都会引起父母关注”，而且公共育儿系统对“家庭观念的背离实在太大了”。 ⁷⁴ 在遭受了这个挫折之后，双橡园尝试并放弃了许多种不同的有组织的育儿计划，最终还是采用了目前这种模式：父母可以用更多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并由个人决定是将孩子留在社群中接受教育，还是送进公立学校就读。

而且，人们还想管理自己生活的其他方面。由于社群成员希望参与决策过程，所以《瓦尔登湖第二》所描述的“计划者-管理者”治理制度很快就消失了。对此，金凯德是这样回忆的：“许多人都说，我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决定，如果我有机会参与决策的话，我会想要一个不同的决定。或者也有人说，决定似乎很不错，但我就是想参与决策过程。” ⁷⁵ 1983年，在双橡园初创时期就加入的一个成员英格丽德·柯玛尔（Ingrid Komar）按时间顺序记录下长期存在的“社群成员对社群事务管理的不满情绪。” ⁷⁶ 最后，双橡园最终接受了一种民主的治理形式。金凯德将这种治理形式的特点总结为“非常折中、非常分散化……大家几乎一直处于冲突当中”。 ⁷⁷ 平等主义的共识与仁慈的权威主义之间的平衡，对沙克尔顿的南极探险队的成功至关重要，但是在双橡园这里却无法企及。

在创立初期，不稳定问题一直困扰着双橡园。每年年底，都会有大约相当于年初总人口1/4的人离开，不过幸运的是，总会有数量差不多的新人再加入进来。 ⁷⁸ 由于流动性如此之高，双橡园内的社会关系永远处于快速重新调整中，这样也就严重侵蚀了社群非常需要的社会凝聚力和合作精神。 ⁷⁹ 柯玛尔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实际后果和内在影响：

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友情遭到破坏几乎总是令人痛苦的，并且离开的那些人在这里都有自己独特的位置，这些空缺在短期内也很难填上。他们的离开也往往导致留下来的人士气低落，并导致社群主义信念受到质疑。 ⁸⁰

持久的友谊关系（尽管不是不可改变的）对成功至关重要。

双橡园不仅未能成功地制订实施《瓦尔登湖第二》的计划，事实上，它在最终明确地确立一个清晰的社群结构之前，经过了数十年的艰辛探索。而且，在经过多年的混乱尝试和试错后，双橡园（现在，它有大约100名成员）最终采用的制度安排与《瓦尔登湖第二》所描述的已经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了。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而可以说它与斯金纳给出的社群导向的不断实验、不断调整的核心建设仍然保持了一致。此外，双橡园的社会秩序与其他具有高流动性的社群主义群体非常相似。居民们住在宿舍里，并进行集体劳动（每周工作42小时）。他们或者参加能够创造收入的劳动（例如，生产“双橡园”牌豆腐、“双橡园”牌吊床、“双橡园”种子），或者承担家务（例如，烹饪、园艺、维修和儿童保育）。除了个人用品之外，所有财产都是共有的。

另一个成功的“瓦尔登湖第二”型“公社”是洛斯霍尔科内斯 ，于1973年在墨西哥成立。现在，它有大约30名成员。斯金纳本人曾经说过，洛斯霍尔科内斯最接近于他在《瓦尔登湖第二》中描述的“工程乌托邦”。 ⁸¹ 但是，它的成员也说过：“我们不是一个基于斯金纳小说的社群……而是一个基于作为那本小说的基础科学的社群。” ⁸² 从《应用行为分析杂志》（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glysis ）发表的系列论文以及他们定期组织的小组讨论来看，洛斯霍尔科内斯公社的成员确实把行为主义思想放到了事关自身生存的核心位置上。 ⁸³ 来自双橡园的凯特·金凯德在参观洛斯霍尔科内斯公社期间观察到，这个社群中表现较好的那些孩子，“就是你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会成为的那类人。而且，他们认为他们是通过行为主义来做到的这一点的……因此，对行为主义来说很有好处”。 ⁸⁴

就像《瓦尔登湖第二》中描述的那样，洛斯霍尔科内斯公社实行儿童集体抚育制度，它要对所有成员进行“道德规训”，同时还采用了“劳动工分”系统。像布鲁克农场所做的那样，洛斯霍尔科内斯公社建立了一所向附近城市埃莫西约（Hermosillo）开放的学校，以此来获得收入。与双橡园一样，洛斯霍尔科内斯公社成员分享所有财产（甚至服装），他们都接受合作、和平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原则。虽然洛斯霍尔科内斯公社最初也采用过“计划者-管理者”制度，但是它最终接受了“人道主义”制度。这种人道主义制度试图“促进所有成员的参与”，并“加大对所有人的正面鼓励”。 ⁸⁵ 洛斯霍尔科内斯公社甚至还拥有一个天生就极具魅力的领导者，就像《瓦尔登湖第二》一书中的角色弗雷泽一样。

为什么洛斯霍尔科内斯公社的表现要比许多其他“瓦尔登湖第二”型社群好得多？关键原因是洛斯霍尔科内斯公社成立时，它的成员之间就存在着紧密的连接，而且它还拥有很好的领导者。与双橡园成员之间表面化和短期性的连接关系不同，洛斯霍尔科内斯公社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深厚且稳定的，并且一直保持了下去。在启动洛斯霍尔科内斯公社之前，其中4位创始成员已经结婚，还有几位创始成员之前曾经在一些教育项目中密切合作过多年。而且，洛斯霍尔科内斯公社的成长，也是通过生育下一代和逐渐吸收亲密朋友的方式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吸引符合宽松的进入标准的成员来实现的。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城市公社

几个世纪以来，“公社运动”的总体趋势时起时伏。但从1965年到1975年，在美国，“公社运动”的受欢迎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那几年，每年都有2000多个公社涌现出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些历史因素可能起了很大作用，包括民众对越南战争的反对、特殊的青年文化和20世纪60年代的“异化”思潮、女性所获得的新自由（来自女权运动和避孕药的发明），甚至可能还包括美国联邦食品券相关法律的通过和实施（它们确保加入公社的人不会饿死）。不过，即便是在这个时期，选择加入公社的美国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从来没有超过0.1%。

1974年，社会学家本杰明·扎布洛茨基（Benjamin Zablocki）启动了一个研究项目，目标是在美国选择60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公社，连续跟踪观察20年（他还研究了60个农村公社）。 ⁸⁶ 这些城市公社（分别位于纽约市、波士顿市、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市、亚特兰大市、休斯敦市和洛杉矶市）的规模从5个成人到67个成人不等（平均为13.4个成人），它们各有各的意识形态目标。 ⁸⁷ 像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的“前辈”一样，这些公社的成员都试图表达和实施一系列他们自认为是新的信仰和道德准则。当然，这些公社的成员大多不知道美国以往也出现过类似的社群主义的努力，因此都在不知不觉中重复了长期以来的做法。 ⁸⁸

绝大多数公社的成员都是白人，且受过教育，但是他们的宗教、职业、婚姻状况、年龄和出生背景却多种多样。平均年龄为25岁，54%为男性，72%为单身，50%拥有大学学历。之所以加入公社的最普遍的原因是，他们认为社会停滞不前，觉得自己缺乏目标，发现自己与更大的社会格格不入。对他们生活的典型描述是：“生活总是缺了点什么。在生活中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事”，以及“生活虽然舒适，但太平淡乏味，极端沉闷，显而易见缺少了某些东西”。 ⁸⁹ 令人惊讶的是，当对他们的异化和疏离程度进行量化分析并与更一般的美国人进行比较时，却发现加入公社的这些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疏离程度还不到平均水平。但是，他们似乎对“个人无意义”有更多的认识和敏感性。因此，大多数加入公社的人都在寻找意义，并渴望“将世界的规模加以缩减，使之成为可管理的”。 ⁹⁰ 他们并没有像有些人所声称的那样，致力于寻求更大的机会来实践更严重的偏离社会的行为。

虽然加入这些公社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最主要的动机几乎所有人都一样：在共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发展一个共识性社群。一些加入公社的人是这样描述他们的动机的：

我选择与一群人一起生活，我认为这些人会支持我已经开始经历并期望继续经历的个人变化。我希望与那些能够分享政治和个人观点，并允许我创造性地参与他们生活的人在一起。我们想要共同生活在一起，因为我们是大学里仅有的嬉皮士或者“怪物”。我们所有人都想生活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的团体。 ⁹¹

即便事后10年再一次接受访谈，这些受访者中也只有不到10%的人认为他们那段经历是“青春期的胡闹”或“愚蠢的行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对自己成人后身份的形成至关重要。

就像我们讨论过的许多其他公社一样，这些城市公社如果无法从外部世界获得资金，就不可能长期存续下去，这些来自外界的资金流可以是礼物赠送、租金减免的形式，还可以是公社成员赚取工资的形式。不过，这些城市公社面临的直接挑战通常是来自内部的，而不是来自外部。正如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所表明的：“还有更多的公司是因为‘从来不洗盘子’而自我消亡的，而不是被有敌意的邻居或分区委员会强行赶出城镇的。” ⁹²

事实上，盘子通常还是有人洗的。但这些城市公社内部的工作仍然是严重性别化的，女性承担了更多的烹饪、清洁和“保姆”工作（平均每个女性每周要花费1.5个小时照顾别人的孩子，而不是自己的孩子），而男性则主要负责维修房屋和“传播意识形态信息”（大约每周4.9个小时）。 ⁹³ 在我们考虑的不同的有意设计的公社之间，劳动的性别分工是有一定变化的。这也反映了比较优势的经典理论：男性和女性分别专注于不同的任务（无论具体任务是什么），然后利用通过专业化优势得到的效率来补充彼此的努力。

领导能力以及温和的等级制，往往会对公社的成功运转和长期存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例如，有一个公社，在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领导者的激励下，组织了一个由10名嬉皮士组成的团队，他们在没有事先接受过建筑工程施工培训的情况下，以惊人的速度每天建造一个小木屋，尽管设备条件差，而且天气条件很恶劣。团队成员们并没有觉得这种工作强度是无法忍受的，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宝贵的精神上的历练。 ⁹⁴

这项研究表明，城市公社人员的流动性非常高，甚至比双橡园还要更高。这项研究始于1974年，到了1976年，只有大约1/3的公社成员仍然留在公社。受访者认为，人们之所以离开，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感受到来自公社其他成员的“爱”。在研究开始时的总共60个公社中，有48个（80%）只存活了一年，有38个（63%）只支撑了两年。寿命较长的公社往往对新成员有更严格的进入标准，或者有试用期。在这个城市公社样本中，77%都由于内部原因（例如意识形态分裂、领导权纷争或性关系紧张）而解体，23%则由于外部原因（例如合法性问题或遭灾，包括火灾）而解体。 ⁹⁵

这个时期的公社根本不是像人们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是吸毒成瘾、作奸犯科的场所。这些群体成员通常不那么极端。

在这些公社中，决定群体凝聚力的通常是如下两个因素：意识形态和结构。在这里，我用结构一词，指的不仅仅是群体中的等级结构，还指群体中的社会关系模式，例如，友情是否会得到回报，以及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共同的朋友。这两个因素都很重要。社会学家斯蒂芬·维西（Stephen Vaisey）也对城市公社进行了研究，试图发现什么样的群体更能使成员产生自己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感觉，也就是产生集体自我感或自然的归属感。团队成员的这种“我们感觉”（we-feeling）在多大程度上来自结构因素（例如友谊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来自成员之间的思想共享？

由于已经得到了关于这些公社的非常详细的数据，所以我们可以将个体之间的社会连接映射为所谓的“社会网络”，然后再进行分析（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更多的例子）。公社成员要被问及关于他们与他人关系的各种问题，包括他们的闲暇时间与谁一起度过、与谁一起工作、觉得自己对哪个人产生了好感以及不喜欢什么人等。维西指出，在城市公社内，社会结构的那些衡量指标所反映的事物本身是不足以产生归属感的。但是他发现，对道德的共同理解，也就是统一的信仰和共同的目标对于产生归属感是必不可少的。 ⁹⁶

从20世纪70年代的这些城市公社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社会套件的表现，例如，友谊、温和的等级制以及对个人身份的尊重，等等，并观察到它们在集体成功中所起的作用。下面我将讨论这种有意设计的社群的最后一个例子。它很难归类，这是一个在地理上与世界上其他地方隔离开来的社群，也是一个在更近的时期建立起来的社群，它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将社会结构映射为详尽的社会网络的机会。

南极科学考察站的社会网络

南极洲的冬季基地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以至于它一直被当成太空旅行时人类孤独处境的一个模型。 ⁹⁷ 1902年，一位极地探险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经常会这样想象，我们不是站在地球上，而是站在月球表面。一切都是如此安静，只有死寂和清冷，怎么看都不像是在地球上。” ⁹⁸ 追踪报道沙克尔顿探险活动的记者阿尔弗雷德·兰辛（Alfred Lansing）这样写道：“再没有比寒夜的极地更纯粹、更完全的荒凉了。这里回归到了冰河时代，没有温度，没有生命，没有任何会动的东西。” ⁹⁹

人类是1911年第一次到达地理意义上的南极的，直到1956年才在那里建立了可以长期住人的永久性科学考察站。自那之后，负责这些定居点的科学家和军官们开始认识到，这些台站要顺利运行，需要解决一系列社会心理问题。 ¹⁰⁰ 有些讽刺的是，这原本是一个没有人类居住的大陆，现在却为我们研究社会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实验室”。

各个国家自行维护自己的站点，彼此之间通常相隔很远。美国位于南极点上的设施，是由美国海军于1956年开始建设的，被命名为阿蒙森-斯科特南极站（Amundsen-Scott South Pole Station），用来纪念最早到达南极的两个著名探险家 。阿蒙森-斯科特南极站包括一个标志性的网格圆顶建筑（50米宽，18.5米高），其中包含了许多模块化的建筑。2003年，这些建筑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升级。这个南极站目前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运营，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尤其是天体物理学和气象学研究。夏季会有100多人居住在这个在南极站里。但是到了冬天，也许就只剩下了30个人，这也正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人类群体的典型规模，从船只失事后的幸存者群体，到城市公社，其成员数量都差不多。 ¹⁰¹ 大约有8个半月的时间里，这些人将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

在南半球的冬季（从每年的3月到9月），南极点上一直没有阳光照射。而且，尽管它与广阔冰雪连接在一起，但它实际上是一片“沙漠”，因为这里几乎没有降水。尽管如此，这里还是经常会刮起大风，带来暴风雪，堵在建筑物入口处的雪堆经常得动用挖掘机才能清除。如果这一切还不够糟，那么再想象一下，这个南极站位于海拔2836米的位置上，足以引起初来乍到者的高原反应。总之，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即便是紧急救援，也是不可能实施的，因为在冬天飞机几乎不可能飞到极地，而且与这个南极站最近的另一个美国基地麦克默多站（McMurdo Station），则远在足足1000多千米之外。

几十年以来，我们可以用来研究社群生活的工具越来越多、越来越成熟，这在以往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些工具也不能回溯地应用于历史。例如，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对社会关系的精准数学映射对理解群体的形成和运转过程非常有帮助。下面，我将以极地科学家的“自我流放”为例来介绍这些工具的使用。这也是本章要讨论的最后一个涉及有意设计的社群的自然实验。

在开始讨论这个案例之前，我必须先提出一些警告。决定前往南极洲的人，就像那些加入城市公社或参加远洋航行的人一样，都不是人口中的代表性样本。他们在选择留下的时候，还要得到资助者、军人、心理学家和其他为他们提供保障的人的支持并接受审查。他们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们拥有与极地环境相匹配的才华、能力和兴趣，这是其他与世隔绝的社群所不具备的优势。此外，他们在进入极地的时候，就知道在某个预定的时间里，自己会被“救出来”，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庇护，足以使他们有勇气对抗“蝇王”式的暴虐统治。

冬天留在南极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支持人员，或者被称为技师，包括水管工、电工、机械师、厨师以及负责科学考察站日常运营的科技人员团队。另一类是科学家。这种分工从南极营地建立以来就已经存在了。 ¹⁰² 经过两个月的集训后，准备在南极过冬的所有这些工作人员会在10月份前往南极洲，并在那里待上13个月（直到下一年的11月）。在夏季，还会有其他人来来往往，但是在冬季，这些工作人员是与世隔绝的，既没有人到来，也没有人离开。

在极地过冬的人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睡眠障碍、缺氧、高原反应以及内分泌和免疫异常。他们有时也会患上认知障碍疾病，并表现出轻度的被催眠状态，也就是俗称的“长眼”（long eye）或“南极呆滞”（Antarctic stare）。但是，根据在南极工作过的人所说，社交和心理压力实际上比生理压力更难对付。事实上，抑郁症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¹⁰³ 一位科学家曾抱怨，在那里“没有窗户、缺乏隐私，看不到活着的绿色植物和动物，也看不到太阳，没有浓密的空气可呼吸，无法自由旅行，也没有自由。只有一个传说：那是与世隔绝的人类前哨”。 ¹⁰⁴

在沉船事件的幸存者组成的社群中，原来的等级结构可以自然地沿袭下来，但在极地小群体中，传统的等级制可能会被打破。厨师可能比高级官员拥有更高的实际地位，同时无线电操作员可能比高级科学家更具权威。对于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职业军官来说，这种情况可能很难接受，但是极地社群内部的所有成员之间的灵活授权和共同努力对每个人的福祉都至关重要。

对“南极社会”的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从那时起，科学家就致力于测量所有可能的事情。例如，对那些在南极过冬的工作人员的早期问卷调查中提出的问题，就已经与半个世纪后我在自己的实验室中对被试提出的问题差不多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与你最亲密的朋友是谁？”“哪个人或哪些人因为最能帮助有需要的人而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由你来挑选冬天到一个小型科学考察站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你会在目前这个站中优先选择哪5个人？” ¹⁰⁵

数据就来自受访者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科学家再利用这些数据将群体中人们的互动映射到社会网络上，就可以用数学工具进行可视化和分析了。

社会学家杰弗里·约翰逊（Jeffrey C. Johnson）和他的同事们在20世纪90年代收集了三个相互独立的工作小组的数据。第一年（A年）有28人（19名男性和9名女性）；第二年（B年）有27人（20名男性和7名女性）；第三年（C年）有22个人（18名男性和4名女性）。 ¹⁰⁶ 在每个月的第15天，科学考察站的医生会对“居民”们进行调查：居民要对自己与所有其他居民之间的互动情况进行打分，并说出在他们心目中谁是自己所属群体的领导者。

像这种试图评估一个群体成员之间连接的所有可能的研究，通常称为“社会中心度”研究，如图3-1所示。有意思的是，这些南极群体的社会结构与我的实验室中为美国的大学生、坦桑尼亚狩猎-采集者、马萨诸塞州的城镇居民、洪都拉斯和印度的村民以及世界各地企业的工人所绘制的图形非常类似（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将会看到的那样）。

为了解释这些网络图（有时也称为映射）的含义，我需要稍稍偏离本书的主题，先介绍一些关于网络科学的基础知识。每一个人（例如，南极站工作人员、幸存者群体、企业的成员、学校的学生、村庄的村民，乃至整个国家的全体民众）在图中都用一个黑点表示，这称为一个“节点”，任何两个人之间的每个连接（两个朋友、两个同事、两个亲戚或两个配偶）都用一条线表示，这称为一条“边”。人们之间的这种“连接关系”是通过提问来发现的，所用的工具称为“名称生成器”（name generator）。例如，人们可能会被问到“你和谁一起度过空闲时间”或者“你与谁讨论重要事项”，研究者还可能问他们会借钱给什么人或者向什么人借钱。又或者，研究者可能会要求他们说出自己的亲密朋友、兄弟姐妹、同事或伴侣的名字。 ¹⁰⁷ 有的时候，研究者还可能给人们发一些钱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并要求每个人将它们作为礼物赠送给其他人。假设人们通常不会给陌生人或他们厌恶的人赠送礼物，那么根据谁是礼物接收者也可以识别出值得注意的社会关系。

当然，更直接的衡量人际关系的方法是观察。我们可以坐在学校的自助餐厅里，观察谁与谁坐在一起。流行病学家马塞尔·萨拉瑟（Marcel Salathe）、政治学家戴维·莱泽（David Lazer）、社会学家马克·帕楚基（Mark Pachucki）和其他一些研究者，在学生身上安装了小型探测仪等可以获取此类数据的设备，记录了谁与谁待在一起、待了多久（这种方法也可以用于收集猿类动物和大象群体内部的互动关系，正如我们将会在第7章中看到的那样）。 ¹⁰⁸ 研究者还可以在特定位置架设摄像机，记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和见面频率。研究者也可以使用电子邮件、电话流量或在线社会网络数据来识别社会关系，也可以利用工作场所中团队或个人共同使用设备的数据，例如，在南极站工作期间，每天与谁一起乘坐三人雪地摩托车。 ¹⁰⁹

研究者定义了目标群体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并收集了相关信息之后，就可以绘制出社会网络，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分析了。网络的形状，也称为网络结构或网络拓扑，是任何存在社会互动社群的一个基本属性。 ¹¹⁰ 虽然形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可视化，但是无论网络怎样绘制，决定其形状的实际连接模式都保持不变。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么考虑。想象一下，假设你把100个纽扣散落在地板上，同时你有400条线可以用来把这些纽扣连起来。接下来，再想象一下，你随机挑选出两个纽扣，并且在不将它们从地板上的位置打乱的情况下将它们用一条线连接起来。然后重复这个过程，一个接一个地随机连接一对纽扣，直到所有的线都用完为止。最后，有些纽扣会连接许多条线，有些纽扣可能形成一个单独的“群体”，它们相互之间有线连接起来，但是与其他“群体”却没连接。这些单独的“群体”（一个单独的“群体”甚至可以由唯一一个没有连接的纽扣构成），就被称为这个网络的“组件”（component）。

进一步想象，这些线是牢固地绑在各自对应的纽扣上的。如果你选中了任何一个纽扣并将它从地板上提起来，那么所有其他（直接或间接地）连接到这个纽扣上的纽扣（即在同一个组件中的纽扣）将会被随之提起。剩余的组件则留在地板上。现在，关键的细节来了：如果你把这些纽扣和绳子的组合放回地板上，那么它将会呈现出一个不同于之前的外观；但是，任何一个纽扣与其他纽扣之间依然具有与以前相同的位置关系，它在网络中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换句话说，纽扣的拓扑结构（网络的内在属性），无论你提起、放下这些连接起来的纽扣多少次，都仍然完全相同。

网络可以用不同的算法绘制成（或者，在地板上摆放成）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结构图，例如，令纽扣之间重叠的线的数量最小（类似于你为了解开一团纱，而将它轻轻地铺开在桌面上）。可视化软件则可以通过将连接最多的纽扣放在中间、将连接最少的纽扣放在边缘，来揭示网络的底层拓扑结构。但是，虽然不同算法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绘制一个相同的网络，但是一定不要忘记，无论网络怎么绘制，它仍然是同一个对象。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了解了如何确定和直观表示网络的背景知识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讨论南极站的科学家网络了。他们的网络映射揭示了什么？从图3-1可以看出，这三个工作人员小组不仅在“一体化”程度上有所不同，而且在是否存在可辨别的网络子群体方面也有一定差异。子群体，也称为“派系”（cliques）或“网络社群”（network community），与上面提到的独立的群体（组件）不同。一个子群体是一组节点：成员之间是高度连接的，同时又不完全与人群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另外，这三个工作人员小组在领导者的结构位置和作用方面也有所不同。

如果我们仔细察看图3-1中的图形，就可以发现A年只有一个组，它有一个核心外围结构而且没有子群体。B年则有若干个清晰可见的子群体，而且这些子群体全都位于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个群体之内，在那一年，有10个人（既有技师，也有科学家）经常在厨房里共度时光，形成了所谓的“沙发小组”。此外还有一个由上夜班的3个人组成的小组，它们形成了另一个子群体。最后，还有4对夫妇，其中有几对前几个冬天也是在南极洲度过的，并且事前就已经有了连接。C年的网络派系情况更加突出：有3个子群体，它们相互隔离的程度比B年更高。C年的各个子群体，是根据这些派系聚集在一起观看视频的场所命名的。

在图3-1中，由这些在南极过冬的人识别出来的领导者（或管理者）在不同年份的网络中占据的位置，在结构上也是不同的。在A年，领导者位于所有人的网络中心附近。在B年，他属于其中一个派系，但是仍然是整个群体的核心。但是在C年，他只是位于其中一个派系的中心附近。A年的模型是我们在运行状况良好的小型群体中通常观察到的模式。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把沙克尔顿的工作人员之间的网络绘制出来，也应该是A年的这种模式。相比之下，C年的模式可能是皮特凯恩岛的居民在“大血洗”之前的模式。

群体的领导者，既可以是工具型领导者，即专注于实际目标或任务的人；也可以是表达型领导者，即致力于推动团队团结合作的人。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观察到，弗莱彻·克里斯蒂安是一个高效的工具型领导者（他成功地组织了“邦蒂号”叛乱行动），但是对于他们那些叛乱者之间在到达皮特凯恩岛后发生的冲突，却无力化解。有效的领导者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体内部的分歧，并在那些“刺头”人物危及群体团结之前就加以妥善处理；他还必须推动群体按计划完成工作任务，在紧急情况下做出理性决策，并公平地平息冲突、促进沟通。有时，同一个领导者可能无法同时完成“工具性职能”和“表达性职能”，这正是为什么许多社会都需要同时有负责制造战争的领导人（将军）和负责和平谈判的领导人（外交官）的原因。

除了更加分散之外，C年的群体还更有可能出现导致问题的麻烦制造者（“刺头”）。我们将在第8章讨论仇恨和敌意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但是在这里，只需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像C年这样的群体更容易出现连接中断、八卦消息流传、回避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怀疑等恶性循环，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冲突和分裂。 ¹¹¹ 事实上，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群体更容易出现“八卦消息不断”的问题，这会对人际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¹¹² 在杰弗里·约翰逊于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那个研究中，还出现了多个人争夺领导人角色的情况。最后，C年的群体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很多人过度饮酒，而酗酒也是对社会和谐的另一个长期威胁。

尽管在子群体这个层面上，图3-1中的三个网络结构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差异，但是它们之间仍然存在一些一致的原则，并促成了友谊的形成和合作型互动的展开。虽然从理论上说，对于一群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加以安排，但是在现实生活却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南极科学家，以及任何其他人类组织都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图3-2所示的网络。这些网络都非常规则（当然各自有不同的规则性）。

图3-2这3个例子中，每个网络中的每个人（除了图3-2A和图3-2B中外边缘上的人之外）具有相同数量的社会连接（分别为3个、8个和11个）。相比之下，尽管图3-1所示的3个在南极过冬的工作人员网络各不相同，但是它们仍然具有一些共同的关键性质，例如，都具有中心-外围的结构，以及每个人具有社会连接的数量并不一样。

如上所述，图3-1中的B年的网络中有一个派系，即夫妇子群，出现这个派系的部分原因是这个子群体的成员之间在过去就建立了连接关系。过去的相互作用与网络子结构的相关性突出了三点。

第一，网络不是静态的（正如我们将在第8章中看到的），友谊可以形成，也可能会遭到破坏；建立关系通常需要时间，并且关系的强度通常与其持续时间有关。

第二，初始条件是很重要的。当一群陌生人聚集在一起，在面对过共同的挑战或经历了共同的生活之后，比如海军新兵、大学新生、宗教朝圣者，或者同一艘游轮的乘客，那么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社交上的尴尬就会减少，建立新的社会连接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每个人都在“同一条船”上，面对着同样的新奇体验。例如，在大学入学的第一周，当有一个陌生人坐在你身边，用“你好，我叫尼古拉斯”这样的话自我介绍并开始交谈是正常的；但是，在经过了几个月共同生活后，如果还这样说，就会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了。

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的扩展和演变与整个群体能不能共同完成某项任务（或未能完成）相关。另一项关于在南极过冬的不同群体的研究，对关系如何形成的做了定性描述。不出所料，在这种规模的群体中，建立关系通常是从若干个单独的“一对一关系”开始的，而且最初一般都基于共同的任务或兴趣（比如气象学或音乐）。正如我们在布鲁克农场和沙克尔顿探险队中所观察到的，当群体缺乏长期共同的仪式或共同的宗教意识形态时，诸如运动会、唱歌、跳舞等集体活动就会变得尤其重要。 ¹¹³

成功的社群

早在1918年，在描述人们对现代生活巨大规模的反应及其对世界的祛魅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已经观察到：“那些最终极、最崇高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退回到神秘生活的先验世界或直接的兄弟情谊中。” ¹¹⁴ 消除异常和怀疑唯一的“治疗”方法是坚定信念并与现实密切接触。加入公社的人们追寻他们的共同体，这种群体认同感源于个人互动所产生的团结，他们试图缩小社会互动规模来寻求真实性（authenticity）。

多个世纪以来，许多人致力于建设一些有意设计的新社群，他们努力提供了一系列自然实验，揭示了人类物种的社会状态，证明了社会套件的重要性。这些努力并没有带来成功的新社会形式，许多社群甚至没有生存几年。但是它们证明了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些永恒特征，包括友谊、合作、温和的等级制，以及内群体偏好，等等。

尊重社会套件的迫切性的那些新社群的处境，要比不这样做的其他新社群好得多。例如，布鲁克农场和震颤派认为，个人不是一个能够随意加以“塑造”、然后置入任何社会的可互换的标准化物件。相反，每个人都拥有值得尊重的个性。在群体同一性与个体性之间取得平衡，是任何一个成功社会的关键所在。当个体的多样性（甚至个人的产权）得到尊重之后，接下来的挑战就变成在一个允许“每个人成为他自己”的社会中如何有效地抑制自私。在这个方向上，培养和利用合作本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和对群体的归属感，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有效的领导在有意识地创建新社会的努力中也非常重要，这与不是有意设计的情况下是一样的。

不同的乌托邦社群对性的态度截然不同。有些社群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性自由，而震颤派等乌托邦社群则强调必须完全禁欲。但是，这两种策略其实有着共同的目标，即颠覆婚姻制度与消灭个人之间任何深层的人际关系。因此，这两种策略的目的都是培养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归属感。这就是许多社群试图打碎核心家庭、实施公共育儿制度，以及让父母与孩子分开生活的原因，就像在基布兹中曾经发生过的那样。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这类努力几乎总是归于失败，因为它们试图颠覆人类与生俱来的爱的本能。

然而，尽管偏离蓝图似乎总是意味着厄运，但是严格遵守蓝图也并不一定能保证成功。因为外部因素也很重要，自然灾害、火灾、经济上或环境上的限制，都有可能破坏已经建成的良好的社群。

简而言之，虽然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是两类因素有助于社群建设的成功或者加速其崩溃：内在的生物压力和外在的环境压力。我们是受内部蓝图推动的，因此要放弃社会套件是不容易的，或者说是不可行的，即便在周围的力量拉动我们这样做时，也是如此。

为了更全面、更彻底地探索我们的自然社会状态，接下来，我要转而讨论一系列不自然的社会状态，它们是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在这些人工社会实验中，我们可以施加各种各样的控制，从而得出许多关于人类可以创造出什么样、也必定会创造什么样的社会世界的有力洞见。 uWgNWB0wT8TR9gdb7yxrScH80tZQvsZJALD8m+7BYJTEwXc2lDBLIO3Dtdt7PRq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