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的母亲还只是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在伊斯坦布尔长大的希腊人。她在土耳其的比于克阿达岛（Buyukada）上度过了许多个夏天，这个小岛离海岸相当近，只需要坐一会儿轮渡就到了。许多年后的1970年，她故地重游，带着自己的孩子们登上了比于克阿达岛。岛上不允许机动车行驶，人们所能使用的交通工具要么是双脚，要么是驴子，也可以是马车，但是在鹅卵石路面上行驶时，马车是很容易翻倒的。1970年那次重回旧地，是我母亲离开那儿20年之后的第一次。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她和她的父母亲，在一次重大的种族冲突之后被驱赶出了土耳其。

那一年，我8岁、我的弟弟迪米特里6岁，虽然我们只会说希腊语不会说土耳其语，但我们还是冒险跑出去跟十几个男孩子一起玩。我的祖父在岛上有一所已被废弃的房子。这所房子就像一个时光胶囊，里面有一个烧木材的锅炉，百叶窗已经破旧不堪了，东一片西一片零零碎碎地挂在那里。房子后面是一座座长满松树的小山坡，就是在这些小山坡里，我们这些男孩子进行了很多“探险活动”。一开始的时候，全部人组成了一个“大队”，一起去探察地形，我们通过手势进行沟通，最迫切的事情就是收集大量的松果。

最后，不可避免地，我们决定分成两队，玩“战争”游戏。我们互掷松果，并且试图通过偷袭的方式获取对方的松果。在这种“偷袭抢夺”战进行的同时，一个简单的市场经济出现了：很容易就扔得很远的绿色小松果，可以换成更漂亮的、同时更易破碎的大松果。当这种大松果被扔出去时，我们把它们想象成手榴弹在空中爆炸，像烟花般炫丽。由于这种“弹药”在发射出去之后不会毁坏，因此，每一次攻击其实都是在给对方输送“弹药”。这种由小规模的“战事”、以货易货的“贸易”、团队的团结与合作以及偶尔的作弊组成的游戏，每一次都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

当然，这些土耳其男孩子有很多地方与我和弟弟不同。他们的头发剪得更短，而且都穿着背心。但是，他们跟我们一样，在扔松果的时候，都是从臀部的一侧发力向外抛出，而不是用手高举到肩膀以上的位置再扔。他们当然更了解地形，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这些差异似乎无关紧要，事实上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共同参与社交活动，能够畅通无阻地相互沟通。虽然我们与这些土耳其男孩子无论在文化上和语言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我们却共同参与创建了一个小小的社会秩序，在这个“小社会”里，我们如鱼得水，备感愉悦。

对孩子们来说，玩游戏的其中一个目的就在于模仿成年人的行为、扮演成年人的角色。但是，孩子们在玩游戏时所做的，并不仅仅是明里暗里地模仿成年人行事，他们也会在玩的过程中有所创造。在许多狩猎-采集社会中，成年人会让孩子们自己去玩，他们往往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孩子们在做些什么。游戏过程中，孩子们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各种游戏的玩法会自然而然地被创造出来。这种纯粹自愿的、由内在动机驱使的、给孩子们带来非常快乐体验的游戏，通常都会包含我和我的土耳其朋友们在岛上所进行的“社会生活实验”的因素。 ¹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来看一位人类学家的描述，他在马克萨斯群岛的瓦普岛上对一个由13个孩子组成的游戏团队进行了长期观察。这些孩子的年龄从2岁到5岁不等，人类学家观察到，连续几个月，这些孩子们每天都会在海滩附近的某个区域玩耍，如果没有大人监督，他们就会延长游戏时间。在孩子们看来，这个地方既有“巨浪”和“尖锐的熔岩岩壁”，还有“砍刀、斧头和火柴”。他们在没有任何一个大人介入的前提下，组织活动、解决纠纷、避开危险、处理伤害、分发物品，并且每个人都学会了与身边的人谈判协商。 ²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以人类学家比阿特丽丝·怀廷（Beatrice Whiting）、约翰·怀廷（John Whiting）和他们的同事为核心的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多地进行了一系列更加系统的关于孩子玩游戏的长期研究，包括肯尼亚的尼亚门哥（Nyansongo）、印度的卡拉普尔（Khalapur）、墨西哥的胡斯特拉瓦加（Juxtlahuaca）、菲律宾的塔隆（Tarong）、日本的福冈（Fukuoka）以及“奥查特镇”（Orchard Town，是研究者为新英格兰一个小镇起的化名）。研究小组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不同儿童在日常玩伴、活动、玩具和游戏场所等方面，因为性别、年龄和文化的不同存在着显著差异，但是在玩游戏时，他们的社交行为和互动方式却总是惊人的相似。 ³

甚至，也许连社会本身也可以视为这类儿童游戏的“扩大”版本。在1938年出版的讨论人类社会与游戏的经典著作《游戏的人》（ Homo Ludens ）一书中，社会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认为，人类的文明并没有给游戏的观念增加任何本质性的特征。 ⁴ 儿童们的行为往往包含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他们能够创造出一个微型的、临时性的社会。在很小的时候，作为个人是无法独自生存的。

与生俱来的倾向

40多年后，再回过头去看我自己年幼时玩过的游戏，另有一番感慨。我发现，和土耳其男孩子一起玩的那个游戏其实已经包含了一个等级相当高的社会组织，尽管这个社会组织的特征是我后来才慢慢意识到的。现在，我们通过下面这些专业术语来描述这些特征：内群体偏好（in-group favoritism）、贸易互补（trade complementarity）、社会等级（social hierarchy）、集体合作（collective cooperation）、网络拓扑（network topology）、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和进化的道德（evolved morality）等。

虽然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但是我仍然在玩与小时候类似的游戏，思考与之相关的问题。我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专门的软件，在世界各地招募了数千名成年人，让他们加入我们在网络上创建的微型社会，然后追踪他们的行为。我用各种方法操纵这些微型社会中行为者之间的社交和互动，例如，随机将他们安排为富人或穷人，或者偷偷放进一个可编程的机器人，假装成一个“真正的人”，再观察真正的人会做出些什么反应，以便更加深入地窥探人类社会生活的起源，了解合作、凝聚力、等级制度和友谊来自哪里。我的研究团队还对这些现象的进化生物学依据进行了探索，并以此来寻找社会生活的古老起源，尽管游戏中所用的例子完全是编造出来的。

在我们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中，一个可能会比较令人沮丧的现象就是内群体偏好，也就是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爱，也就是我在比于克阿达岛上所经历过的那种温暖的群体归属感。内群体偏好甚至在学龄前儿童中也存在，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已经在这个方面展开了探索，他们想弄明白这是不是与生俱来的。

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招募了一些年仅5岁的孩子，让他们穿上不同颜色（红色、蓝色、绿色、橙色）的T恤衫，然后给他们看其他孩子的照片，那些照片中的孩子也穿着不同颜色的T恤衫，颜色或者与他们自己所穿的T恤衫相同，或者不同。孩子们都知道其他孩子T恤衫的颜色都是随机分配的。除了T恤衫颜色之外，照片中的孩子们没有任何其他区别。然而，孩子们还是喜欢与自己穿着相同颜色的T恤衫的孩子。他们为这些孩子分配了更多的稀缺资源（玩具币），还报告了更多关于这些孩子的积极想法。 ⁵ 孩子们还觉得，与他们穿着同样颜色T恤衫的孩子有可能更善良、更愿意分享玩具。他们能够更好地记住并回忆起与他们同一组的人的积极行为，描述他们自己群体的有利信息。所有这些现象之所以出现，完全只是因为随机分配的T恤衫颜色与自己的一样！

在另一些关于内群体偏好的研究中，作为被试的孩子甚至更年幼，只有3个月到5个月大，但是也表现出了内群体偏好倾向，这也就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偏爱是与生俱来的。 ⁶

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与生俱来的与社会生活相关的情感机制。从出生开始，人类似乎就具有一种基本的道德感。就像从几个公理中构建出整个欧几里得几何学一样，人类天生的道德原则为全部社会行为提供了基础，只是后来又逐渐被经验和教育所形塑而已。

例如，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 和他的同事们通过各种巧妙设计的实验，对3个月大的婴儿对于公平和互惠（两者对合作至关重要）的敏感度进行了研究。 ⁷ 在其中一项实验中，研究者给一些3个月大的婴儿看这样一个动画：一个蓝色正方形“帮助”一个红色圆圈爬上了小山，然后一个黄色三角形却把这个红色圆圈推了下去。当让这些婴儿在蓝色正方形与黄色三角形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全都非常确信地选择了蓝色正方形。研究者给出了多种颜色和形状，以确保这些特征不会影响婴儿的偏好。 ⁸ 在另外一些实验中，婴儿能够分辨出哪些木偶得到了其他木偶的帮助，哪些木偶则受到其他木偶的阻碍。婴儿更喜欢好人，而不喜欢那些“坏人”。还有其他一些利用木偶完成的实验表明，13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心智理论”，这就意味着他们对其他人的心理状态（知识、信念、意图）已经有所了解了。很显然，这种能力对道德推理至关重要，对社会生活也大有帮助。 ⁹

在另外一组实验中，蹒跚学步的孩子们愿意在没有任何激励的情况下，自发地去帮助那些正在假装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打开橱柜门的成年人。 ¹⁰ 简而言之，在非常年幼的时候，人类似乎就已经完成了“预连线”（这里的“预连线”是指在拥有强烈的、与生俱来的倾向这个意义上），能够以积极的方式进行互动，洞察他人的意图，并倾向关注公平。因此，我们一点都不应该觉得惊奇，虽然在若干细节上可能会因地而异，但是每个社会都珍视仁慈与合作，厌恶残酷和无情，并将不同的人分类为道德高尚的或者卑鄙丑恶的。

那么，人类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每个人的行为为什么从一出生开始就会表现出这种对社会生活很重要的一致性？指导儿童游戏和塑造成人生活的社会原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生活在不同社会中的人，又是如何通过这些所有人都熟悉的重要特征创造出相似的、被普遍认为是良好的社会秩序的？

文化共性

人类社会具有共性这一点之所以很容易被忽视，是因为当我们环顾整个地球时，会发现，无论是技术、艺术、信念和生活方式，都具有无比奇妙且令人着迷的多样性。但是，对不同社会之间差异的过度关注，却掩盖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现实：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比不同之处的意义更大、更深远。

试着想象一下站在高达3000米的山峰上观察两座小山时的情形吧。从你的住所往上看，一座小山看起来有90米高，另一座小山则有270米高。这种差异看起来似乎已经非常巨大了，毕竟，一座山是另一座山的3倍高，你可能会把注意力全都集中于导致两座山存在这种差异的局部性因素上，比如雨水侵蚀这个因素。但是，这种狭隘的视角，会使你错过研究其他更具实质意义的地质因素的机会。实际情况是，那些更具实质性的地质因素创造出了两座非常相似的大山，一座海拔高达3100米，另一座则高达3900米。

换句话说，你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取决于你所站的位置。在人类社会中，许多人往往就是站在这种海拔3000米的高地上，从而让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掩盖了更为巨大的相似性。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隐喻再扩展一下，考虑诸如农业和矿业之类的人类活动的特殊性，是如何重塑景观的。这些人类活动可能会对各座小山外观的某些细节进行微调，但是它们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山脉本身，因为山脉的起源与人类无法控制的更深层次的力量有关。对于人类的文化，我们也可以进行同样的类比：它重塑了人类社会经验的某些方面，但是对许多其他特征则没有什么影响，这些特征坚如磐石。

我们还可以通过更广阔的视角进一步理解这一点。宇航员往往能够意识到人类内部的差异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宇航员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夫（Aleksandar Aleksandrov）曾经这样说过：“我们飞越美国上空，突然间我看到了雪，这是我们在轨道上看到的第一场雪。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但是我想，秋至冬来，这个地方应该与其他地方一样，为迎接秋冬到来所做的准备也是一样的。在这个时刻，我被自己突如其来的一个感受深深震撼了：我们所有人都是地球的孩子。”在从太空中观察到地球这个蓝色的行星悬浮在黑暗无垠的太空中的情景后，航天飞机指挥官唐纳德·威廉斯（Donald E. Williams）也很有感触，他这样写道：“这种经历肯定会改变你的视角。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让我们共享互爱的东西，比那些让我们分裂的东西更有价值。” ¹¹

让我们产生这种敬畏感的大部分经历，都会促使我们觉察到，自己好像超越了通常的参照系。一些科学家认为（虽然很难证明），敬畏感是一种进化造就的情感，它的作用就在于引发认知上的转变，降低自我中心意识，让人们感觉到自己与他人有更紧密的连接。对远古人类来说，在面对诸如暴风雪、地震、广袤无垠的冰封或接天连地的沙漠之类强大的自然现象时，只有抛弃自私，加强群体连接才有可能使自己有生存价值。心理学家达切尔·凯尔特纳（Dacher Keltner）和乔纳森·海特认为，敬畏感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能够抑制利己主义，使个体觉得自己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 ¹² 根据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的观点，甚至连黑猩猩也会经历一些类似的事情。比如，它们会对自身之外的事物感到惊讶，在凝视瀑布和日落时会“想入非非”，这为我们探索敬畏感可能的进化起源提供了一个线索。 ¹³

然而，尽管这些曾经到太空探险过的宇航员提出了上述关于视角转换的有益看法，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关于人类的文化共性，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之间长期的激烈争论。一些人认为将人类连接在一起的文化共性是存在的，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同的人的经历各不相同，这就意味着并不存在真正一致的特性。对于文化，我们可以将它定义为由某个群体“生产”出来的一整套思想（和“人工制品”），这些思想通常会在社会上传播，并且影响个人行为。文化共性是世界各地的人们所共有的特性。这些共同特性的极度普遍性表明它们很可能是由进化所造就的。例如，在几乎所有文化中，每个人都可以独一无二地被识别出来，而且几乎总是通过人名来进行识别，这个事实表明，关于个人身份存在一些更基本的东西。 ¹⁴

有些批评家认为，关于文化共性的说法，无论在科学上还是道德上都是可疑的。他们认为，对共性的研究之所以存在问题，是因为这种研究似乎总是倾向于把某种“标准特征”（通常是西方社会人的特征）强加给所有人。这种做法与其说是超越了人类的多样性，还不如说是抹杀和漠视了人类的多样性。还有一些人担心，接受存在某种特定文化共性这种现实，有可能会让观察者对外来文化妄下判断，并且对其贴上异己的标签。

一些更极端的批评家甚至会把文化共性的某个单一例外情况当作对其普遍性的否定。但是，普遍的能力并不等同于普遍的表达。这些批评家通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例外情况通常需要巨大的压力才能重塑自然秩序。例如，据我们所知，截至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个群体，即新几内亚的拜宁人（Baining People），成功抗御了玩游戏的天性。但是，这个事实也并不意味着拜宁的孩子不是“预连线”喜欢玩游戏的。事实上，要颠覆这种自然冲动需要强加极大的文化外力，也就是说，拜宁的成年人必须不断地贬低游戏的价值，并积极地劝阻那些试图想玩游戏的孩子。 ¹⁵

关于文化共性的这种争论已经引起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并引发科学界内部的紧张关系。其中，最著名的一个问题，也是最能引发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在解释人类经验时，先天遗传和后天培养到底哪个贡献大，那些主张存在普遍性的人通常情况下都会被归入先天遗传阵营。另一个极具张力的问题出现在“粗分派”（lumper）和“细分派”（splitter）之间，粗分派力求将类似的事物都归类到一起，而细分派却试图将自然界中最细微的差别识别出来。 ¹⁶ 还有一个张力发生在那些关注现象平均趋势的人（例如市场中房屋交易的平均价格）与对现象变化感兴趣的人之间（例如房价的变化幅度以及造成各地房价不相等的因素）。这些研究议题尽管看上去各不相同，有的寻求一致性，有的关注变化之处，但其实都应该视为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它们都是用来研究自然现象，包括人类这个物种的科学方法。

20世纪上半叶，包括埃米尔·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内的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文化无法通过心理学或遗传生物学的特征来解释。文化是人类有意的和深思熟虑后的产物，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¹⁷ 20世纪70年代，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虽然潜在的文化普遍性确实存在，但是与各种文化特性多样性的表现形式相比，普遍性本身就显得索然无味了。他认为，界定普遍性所需要的抽象程度实在太高了，以至于根本不具备实用意义， ¹⁸ 人性充其量只不过提供了无差别的、极具可塑性的原材料而已，其重要性实在微不足道。 ¹⁹ 因此，遵循这一思路，文化差异成为科学研究的核心焦点。

但是，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家却持有不同观点。1923年，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Clark Wissler）描述了一种文化特征的“普遍模式”。他认为，人类诸多的与语言、食物、住所、艺术、神话、宗教、个人互动以及对财产、政府和战争所持态度相关的普遍特征，都是根植于人类生物学的。1944年，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提出关于“人类有机需要”的文化依赖性问题，还将一系列基本需要（如安全、繁衍和健康）与各自的文化反应（如保护、亲缘关系和卫生保健）进行匹配。 ²⁰

人类学家乔治·默多克（George Murdock）在发表于1945年的著名论文《文化的共同分母》（ The Common Denominator of Cultures ）中，提出了一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人类普遍特征的“部分清单”。事实上，这份清单已经是非常完整且巨细无疑的了。但是，在我看来，它不但冗长乏味，而且任意武断。这份清单几乎包罗万象，从个人装饰到体育活动，从梦的解释、性行为到灵魂观，甚至还包括控制天气的巫术，一应俱全。默多克认为这些普遍性都只是具体的分类，而不是内容。换句话说，虽然在这些领域中任何一个类别下的人类行为在确切的细节上可能会存在地区差异，但是它们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且植根于“人类的基本生物和心理特征以及人类生存的普遍条件”。 ²¹

1991年，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Donald Brown）对默多克所称的“不得在人类学领域探寻普遍性的广泛禁忌”提出挑战。他概述了文化特征得以拥有普遍性的三大机制：（1）它们可能已经在某个地方出现，并得到广泛的传播，比如车轮；（2）它们可能反映了对于环境强加给人类的，或者所有人类都要面对的那些挑战的常见解决方案，比如找到住所、烹饪食物以及繁衍后代；（3）它们可能反映了人类所共有的与生俱来的某些特征，比如喜欢聆听美妙的音乐、渴望拥有朋友以及希望得到公平对待。而且，有许多普遍特征，哪怕不是全部，也必定是进化所造就的人性产物。 ²²

在详细描述假想中的“具有普遍性的人”时，布朗在“表面层级”上列举了数十种人种志学者注意到的语言的、社会的、行为的、认知的普遍特征，给出了一个与默多克的冗长清单相类似的清单：

在文化领域，人类的普遍性包括了神话、传说、日常生活、规则、运气和先例的概念、身体装饰以及工具的使用和生产；在语言领域，普遍性包括了语法、音素、多义词、转喻、反义词，以及使用频率和词长之间的反比关系；在社会领域，普遍性包括了分工、社会团体、年龄分组、家庭、亲属制度、种族中心主义、游戏、交流、合作和互惠；在行为领域，普遍性包括了攻击性、手势、八卦消息和面部表情；在精神领域，普遍性包括情感、二分思维、对环境的警惕或对蛇的恐惧、同理心（共情能力）和心理防御机制。 ²³

人类普遍性的这些基本类别显然都很重要。但是，当我们走下海拔3000米的高地，来到了更低的地面时，它们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看似完全不同的文化特征的许多变化或许是彼此紧密相连的。例如，有字母的社会比那些没有字母的社会拥有更复杂的宗教。文化特征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相互关联的模式表明，确实存在着更深层次的组织力量在塑造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这个假说，已经通过在世界各地30个地区414个社会中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得到证实。这项研究涉及的内容跨越万年之久，它证明，人类社会的许多关键特征在功能上都是相关联的，而不是相互独立的，以可预测的方式共同进化，并且只用单一的基本度量标准就能够刻画它们。 ²⁴ 从方法论上来说，这类似只用“费用”这个单一的基本度量标准，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汽车的诸多不同特征，比如加速能力、安全性、仪表和内饰配置全都可以融合到一辆汽车上。

人类经验的诸多方面，都有“天生性”，来自许多领域的证据都证明了这一点。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认为，核心情感和许多面部表情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连接，特别是在快乐、愤怒、厌恶、悲伤和恐惧时。艾克曼还提出了这种连接的进化基础。 ²⁵ 这类表情是天生的，即使它们在不同人的脸上的确切呈现形式，有时可能是由文化塑造而成的。 ²⁶ 在语言的普遍特征研究方面，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和其他一些学者，已经为辨别普遍性开拓了另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挖掘的领域。 ²⁷

民族志音乐学家也已经验证了另一类文化普遍性：音乐形式的普遍性。 ²⁸ 一个由来自全世界304个唱片公司提供的音乐样本表明，9个地理区域的音乐存在许多“统计学上的普遍性”，也就是说，识别出来的模式的例外情况极少。这些具有跨越地域的普遍特征涉及音高、节奏以及表演风格和社会背景等多个方面。

这种音乐普遍性可能属于最基本层面的，因为它们在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身上也很好地体现了出来。例如，凤头鹦鹉与人类相似，能够发出有节奏的鼓点声，似乎在演奏音乐。 ²⁹ 此外，无论是鸟类、大象、鲸还是狼，音乐的功能可能都是社会性的，而且是有意为之的。我们能够在其他物种身上观察到人类普遍性的特定表现形式，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如果某种现象（比如，喜欢交友或合作）在人类这个物种身上与其他物种身上同时出现，那么这种现象就特别能说明人类这个物种内部的跨群体普遍性。如果某个特性是人类与动物所共有的，那么在人类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一定广泛共享着这个特性。

然而，对于普遍性的许多具体类型来说，问题在于，它们看起来似乎更像是文化可以包含的冗长而详尽的特征清单，而不是文化必须包含的核心构件。在这里，我所关注的是后者。此外，我还关注那些从本质上特别具有社会性的普遍特征，这些特征与人类社会内部的群体如何发挥作用有关。我还对拥有进化起源的普遍性而不是对拥有生态起源的普遍性感兴趣。也就是说，我关注那些已经被编码进人类基因中的普遍性，而不是那些只是作为对人类环境的直接反应而出现的（可能在多个地方同时独立地出现）普遍性，后者的一个例子是在渔猎文化中可能普遍存在的渔网。就这一点而言，进化的视角能够迫使我们去关注那些进化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特征。行医技能并不是一种已经被编码进基因的东西，尽管事实上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卫生保健传统，但是对健康和生存的渴望（包括我们渴望自己健康长寿，也渴望所爱的人健康长寿）以及促使人们去帮助他人的动机则确实是天生的。

我所列出的有关普遍性的清单要比前人所列的清单更有针对性，也更具根本性。我提供的这个清单，以一个由特别具有社会性且至关重要的特征构成的集合为中心，这些特征与人类为什么能够创造出我们所相信的良好社会密切有关。我在下文中给出的证据将会证明，这个清单是从人类这个物种的进化遗产中推断出来的。它所列出的特征，至少部分地被编码进了人类的基因中。我把这个普遍性清单称为“社会套件”（social suite）。

好社会的八大特征

人类社会是如此充满活力，又如此复杂，它们似乎拥有自己的生命。从表面上看，人类社会好像是由某些有权势、有能力的人建成的，又好像是由某种超出人类理解能力的历史力量所创造的。在20世纪70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很多人由于对高度发达的古代埃及和古代美洲文明觉得不可思议，以至于臆想它们必定出自外星人之手。但是，我现在知道，人类社会并不是从某个虚无缥缈的地方移植过来的。人类社会就来自我们自己。

团结起来建设社会的能力确实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生物特征之一，就像直立行走的能力一样。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似乎只有人类才拥有，这也是进化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 所说的“社会征服地球”得以完成的保证。 ³⁰ 是的，使人类能够统治这个星球的，并不是大脑或肌肉。而且，就像其他能够帮助人类生存和繁衍的行为一样，人类能够建立社会这种能力也已经成为一种本能。这不仅仅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也是必须去做的事情。

在本书中，我将证明，在所有社会的最内核，都存在着以下社会套件，也就是好社会的八大特征：

（1）拥有和识别个人身份的能力。

（2）爱伴侣和子孙后代。

（3）友谊。

（4）社会网络。

（5）合作。

（6）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好（内群体偏好）。

（7）温和的等级制（相对平等主义）。

（8）社会学习和教育。

这些特征都来自个体内部，但是它们刻画了群体。它们共同发挥作用，就能创造出一个可以顺利运转的、可持续的社会，一个美好的社会。 ³¹ 个人身份为爱、友谊和合作提供了基础，使人们能够在各个时间和地点上找到应找的人，并真诚地为他人提供的善意做出回报。

爱是一个特别独特的人类体验，它以只能在极少数其他哺乳动物中观察到的一个特性为基础，也就是与配偶的结合。从进化的角度来说，爱也为我们感受到某种特殊的连接铺平了道路，不仅仅是与亲属的连接，还有与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人之间的特殊连接。

也就是说，人类要有朋友，这也是社会套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会与其他人形成长期的、不以繁衍为目标的联盟。这在动物界中是非常罕见的，但在人类身上却是普遍存在的。由于有了朋友，我们将自己带进了社会网络中，而且，我们做到这一点的具体途径也是有普遍性的，友谊的数学模型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

各个地方的人，也都在相互合作。合作不仅让我们与朋友而不是陌生人在面对面的网络中可信地互动，还可以组建群体，而且我们对群体内部的人，要比对群体外部的人更加喜欢，这样也就划定了群体的边界。世界各地的人都在选择自己的朋友，而且更喜欢在他们自己的群体内部寻找。反过来，合作又是社会学习的重要前提，社会学习是人类这个物种最强大的发明之一。没有人必须自己学习一切，所有人都可以依靠别人来教导，这是一种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的非常有效的实践。友谊网络和社会学习为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温和的等级制奠定了基础，我们会给予某些群体成员更高的声望，通常是那些可以教我们更多东西的人，或者是那些拥有更多连接的人。

所有这些特征都是相互连接的，它们对人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生存非常有用，并且为人类提供了更有效地获取和传递知识以及化解风险的方法。这些特征在进化的层面上是理性的，换句话说，它们能够提高人类的达尔文适合度（Darwinian fitness） ，增进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通过赋予我们社会性情感（敏感性）和社会性行为，人类的基因有助于塑造人类的社会，无论是小规模的社会，还是大规模的社会。

这种创造而成的社会环境，反过来又产生了一种进化上的反馈循环。在整个历史上，人类一直生活在社会群体的包围之中。人类要生存，就必须与自己的同胞互动、合作，有时也需要避免碰到某些会对自己不利的同胞。同胞的存在在塑造基因方面所起的作用，与天敌的存在等量齐观。从进化的意义上说，人类的社会环境塑造了人类，就像人类塑造了社会环境一样。

此外，尽管物理环境、生物环境和社会环境在人类的进化中都非常关键，但是它们在一个重要方面存在着差异。人类在一百多万年前就学会了用火，可是直到最近几千年，才开始显著地塑造所生活的物理和生物环境：筑坝挖河、驯化植物和动物、向大气排放污染物、使用抗生素等。在农业发展和城市出现之前，人类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物质环境，而只能选择某些环境。与此不同的是社会环境，人类总能创造和改变社会环境。

社会生活对我们提出了许多特殊的要求。人类的诸多认知能力和行为倾向都是为了应对社会生活而发展起来的。例如，人类天生就有能力进行合作，并生活在一个合作型的群体中，这有利于某些与善意和互惠相关的遗传倾向。人类还天生喜欢交朋友，而不愿意只拥有生产活动中的伙伴。当我们交到朋友时，就会改变周围的社会世界，让友谊更有用。如果有些人缺乏了这些“亲社会能力”，就可能无法像其他人那样成功地生存并繁衍后代。人类的基因引导我们去创造一种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又会产生反馈，支持在人类创造的环境中有用的特定基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进化过程中，人类获得了在遗传上内化的普遍性社会公理。

人类社会的各个核心特征，都受一幅永恒的蓝图引导，而且这幅蓝图，是在人类物种的帮助下勾勒出来的。一些进化生物学家对“蓝图”这个比喻表示不满， ³² 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蓝图”只能是固定性的和确定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你根据一个计划建成了一栋大楼，那么其他人就可以去勘查这栋大楼，然后运用逆向工程法重新生成它的蓝图。但是在生物学中，在生物体根据遗传密码发出的指令成长起来后，没有人可以轻易地通过分析生物体，用逆向工程法得到蓝图。

当然，在有了蓝图之后，你也可以往两个方向推进，但只能在一个方向上使用遗传密码。因此，这些科学家更喜欢用程序或食谱等隐喻，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因为人们还是可以通过查看已经做好的食物来对食谱做出某种预测。无论如何，人们一般不能总是通过检查大楼来创建出确切的原始蓝图。另外，蓝图不一定能完全实现，甚至可能不一定完整。虽然蓝图是具体的指导方针，但是它们也可以进行修改，由建筑师修改，由建造者解释，或者被居住者改变。

更加重要的是，当我使用“蓝图”一词时，从蓝图这个有一定争议的比喻本身的含义角度来看，我并不是说基因就是蓝图。我的意思是，基因可以绘出蓝图。社会生活的蓝图是人类进化的产物，是用我们的DNA墨水写成的。

人类过去的进化过程，迫使人类普遍建成了基本的、强制性的社会。因此，这个蓝图还意味着社会有一些自身无法承担的形式以及一些必须遵守的限制，对此，我们将在后文中进行探讨。人类可以偏离蓝图，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当偏离得过多时，社会就会崩溃。

是什么让我们“合众为一”

长期以来，研究者一直对特性和行为上的跨文化差异抱有极大的兴趣，而且这些差异常常被用来证明对“外人”的蔑视或压迫是正当的，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这种文化差异有时与可观察的人类生理特性的遗传变异有关，例如，血红蛋白有不同类型，有的可以产生高海拔耐受性或对疟疾免疫的抵抗力。 ³³ 考虑到这一点，有的人可能会认为，为文化实践中的差异寻找遗传原因的做法似乎是合理的，并且一些有限的证据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关于爱好暴力、追求新奇、厌恶风险以及喜欢迁居等行为特征的证据。 ³⁴ 但是，在人类学家列出的长长的特征清单中，基因肯定只能解释其中极小一部分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出现的差异。根本不存在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社会要将死者肢解或崇拜神灵的“手术基因”或“偶像崇拜基因”，因为这种变异是由文化造成的。

虽然基因不能解释文化差异，但是却可以解释文化普遍性，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文化存在。进化通过向我们赋予合作、结交朋友和社会学习的能力，为人类文化提供了基础。人类之所以会表现出文化差异，恰恰就是因为人类从一开始通过进化获得了这种能力。

当一些科学家在描述行为的进化基础时，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往往只关注人类之间可能导致分歧甚至分裂的差异。与此相反，我在谈到蓝图时，着眼点完全不同。但是，我并不是说各个社会之间的差异全都基于基因。相反，我要说的是，如社会套件所述的各社会之间的相似性，是基于我们的基因的。

我对所有人类共享的深层社会特征非常感兴趣。我想知道，这些特征来自何处，它们所服务的生物目的和社会目的是什么，以及无论文化细节如何，它们是如何继续塑造人类社会的。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普遍特征集合支持着人类自我构建社会。因此，我要回答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从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地方带走一群人，让他们自己构建一个社会，没有任何正式的指导或权威，他们会怎么做呢？ mAxyl1dqEEnDvF/6iak0Znv1Uidzp4M4vwDTViuhMWrCEmyQFM2SficrI+9vER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