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时势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并没有终止中国人寻找民族出路和民族富强的脚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中国人在苦闷中发出了呐喊：农民阶级不能救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不能救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不能救中国，到底谁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近代中国，“在旧式的农民战争走到尽头，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屡屡碰壁，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纷纷破产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指导思想。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人，热情赞扬苏联十月革命，称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并大胆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元旦，他写了《新纪元》一文，在文中把十月革命称为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认为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中国人应当以俄国人为榜样，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把民主与科学传入中国，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为近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后不仅在中国兴起了一股研究新思想的热潮，还使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尽快把作为“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的《共产党宣言》翻译到中国，既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迫切愿望，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

陈望道是中国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后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需要，1920年初，受上海《星期评论》编辑李汉俊等人的委托，陈望道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翻译完成后，经陈独秀和李汉俊二人校阅，当年8月在上海首次出版印刷1000本，很快售尽，当即再版，仍然售空。到1926年5月止，已经达到了重印17版之多。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把墨汁当糖，自己却浑然不觉，正是对共产主义的执着，使他尝到了带甜味的“真理的味道” 。

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它不仅要防止反动当局的压制，还要同当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进行论战。当时，“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才刚刚开始传播；第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从开始时起，一直标榜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第三，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进步青年中还一度流行，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陈延年、罗亦农等这些进步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在追寻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断斗争中得以逐渐传播并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选择绝非轻松，也绝非任意，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复比较，甚至痛苦求索的过程。李维汉曾回忆他留法初期思想转变的过程：“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前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大家就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 后来，读了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思想才发生很大变化，转而崇信马列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犹如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使先进的中国人找到了革命的思想武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

五四运动使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市民直接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它以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姿态，把中国工人阶级推上了历史舞台。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院校的3000多名学生，齐集天安门前，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并通过了《北京学生界宣言》。北洋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逮捕学生800多人。

这一消息传到上海，6月5日，为了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上海工人阶级自发举行大罢工，到6月10日，参加罢工的产业工人就有六七万人，加上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使整个上海处于瘫痪状态。上海工人阶级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斗争迅速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放弃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已经从单纯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已经由单一行动发展到联合行动，已经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这表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社会力量和主人翁姿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从此，中国民主革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革命道路。

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就在于只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但没有能够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找到实现社会理想的有效途径，最终只能是不结果实的花，难以真正对社会发展起指导作用。

马克思被恩格斯称为是一个革命家，在恩格斯看来，“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

马克思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当成是个人毕生的使命。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马克思不仅创建并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热情支持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巴黎公社革命，还亲自投身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始终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

孙中山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领导了多次革命，其中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但最终都失败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十月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实现绝不是轻而易举的，要斗争就必须进行革命。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的吴玉章回忆道：“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个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的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

当时，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1920年8月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社会主义必要之：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肯定了蔡和森的观点，还指出“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的主张“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各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从1920年春开始酝酿建党工作的。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经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议，决定叫共产党。10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留学的学生和侨民先进分子也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这些早期共产党组织不仅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还建立青年团组织。这些活动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加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鉴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已经具备。1921年7月23日晚，13位来自全国各地、口音不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在夜色笼罩下来到了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一座石库门寓所里，共同干了一件后来改变中国命运，并让世界为之瞩目的大事件。这个不同寻常的大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会。他们中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只有19岁，平均年龄还不到28岁。另有两位外国人也参与了这次会议。为了躲避暗探和外国巡捕的搜查，大会最后一天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说是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当时全国只有五十余名共产党员，从规模上讲，也大概仅仅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党支部。然而，这次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对于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达到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的目的。大会虽然没有明确制定出党的民主革命阶段的具体任务，但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为共产党人规定了初心和使命。

1922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此外，大会还通过了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它为中国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它标志着党的创建任务的完成。从此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伟大的舵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才使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总之，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四分五裂，民族危机日趋深重，各种政治力量都奔走努力，均以失败告终。拥有先进理论武装和高度先进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脱颖而出，民族复兴的大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肩上。从此，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引领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SuY1KtT4NOGdKBTT2zbrgbpADzXUTHdazlmSnsDv+ng7Oj0veLFbc2WXxKZg/g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