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秦可卿的病论者多矣,所论多在于她与公公贾珍的不正当关系,到底病情如何,难以从书中和评论中看出个子丑寅卯。只见贾珍与尤氏都对她的病十分关切,可从侧面看出秦氏的人缘与分量。
疾病,本来是生理现象,人吃五谷杂粮,谁能无恙永远?佛家也讲生老病死,将病列为人生一大摆脱不了的苦恼。但具体什么病,又在相当程度上可能成为患者的隐私,尤其对于政治领袖、社会名流来说,涉嫌与两性关系有关的病症,许多人是讳莫如深。
例如以开放标榜的西方国家,美国前总统里根是在卸任以后,才敢于早早宣布自己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而法国前总统密特朗也只是在卸任后声称自己早已得了绝症,并选择了自己的死期。这已经够唯物够坦率够理性的了。而巴勒斯坦前总统阿拉法特的病况,至今仍有疑义而未向公众公布。
这么说,秦可卿的病情扑朔迷离,不足为奇。
同样有趣的是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谈了些对于医疗问题的看法,尤氏说:
现今咱们家走的这群大夫,那里要得。一个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气儿,人怎么说,他也添几句文话儿说一遍。可倒殷勤的很……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儿,吃了也不见效……
这是说一批庸医互相依靠推诿,无人负责,用几句“文话”搪塞唬人。尤氏的批语应属准确如实。
而请来的张太医与这些人不同,第一,他把完脉就讲病情,讲得贴切,乃获信任——这是把医术变成猜谜的无医学常识的陋见,至今国人仍有不向医生诉病情,看医生猜不猜得准,以测验医生者。
第二,是谈到预后,张太医说要看“医缘”,真是高明极了。有术还不行,还要看缘。这也对,同样的病同样的药,同样的治疗,有的有效,有的无效,以缘释之,也就是以无因释因,谁还能有什么脾气?
第三,太医走后,贾珍分析说,人家本不是“混饭吃的久惯行医的人”。这很奇怪,就是说以行医为职业的人,医道是不灵的,顺手看看病的人才是医学大师。重业余而轻职业,重part time而轻professional,这与外国的思路大异其趣。我想这是源于中国特有的整体主义与本质主义信念。中国人倾向于认为,大道是相通的,治国、齐家、用兵、用药、三才、五行……搏击功夫与床上功夫,靠的都是一个道。用老子的说法就是: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得了这个一,就一通百通,无敌于天下。那么,决定得不得一,主要是看道德,看素质(悟性),看学问,而不看经验不看技术不看专业知识。贾珍对张太医的评论透露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重概念、重本质、重通识、重联系,同时轻专业、轻分工、轻经验、轻知识技术的悠久传统。恐怕这样的传统至今犹存,例如以抽象的什么什么精神去否定具体的专科的知识技术。
此外,小说叙事从金寡妇要找秦氏理论,一下子过渡到秦氏的病的交代,很自然。《红》书前二三十回没有什么大的戏剧性冲突、主线性的冲突,结构起来很费劲,这样自然过渡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再者,贾珍一听庸医看病害得秦氏屡屡脱换衣服,便发狠地说:
任凭什么好衣裳,又值什么呢?孩子的身体要紧,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么。
这令人想起后来秦氏殁了,谈到后事,贾珍发狠说:“不过尽我所有罢了。”一提出秦氏就发狠,这是一。一狠就要花钱,以为钱多是自己的优势,恨不得用钱买回秦氏的健康,可惜钱的用处有限,这是二。
幸亏钱救不了所有的命,使有钱人也有着急发狠一筹莫展的时候,要不然穷人就更不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