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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是国民经济中的后起之秀，其发展程度一度甚至至今仍然是判断一国经济势力的重要标志。依托农业和工业的繁荣，服务业走过了生活服务、商业服务、生产性服务等多元化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随着产业服务化和服务业专业化的发展，诸多国家呈现“服务型经济”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依托生产性服务业获取了大量利润。然而，过度发展服务业所带来的问题也开始显现，探索服务业的合理规模及其与一二三产业的关系应该成为一个研究重点。
服务业的起源时间很难确定，因为一些服务形态古已有之，诸如医生诊疗服务、餐饮铺子、教育服务等，虽然服务形式、技术和内容有些已经大不相同，但这些服务于人类生存生活的事物却延续下来，并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甚至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对生活、健康、发展等要求的增多，越来越成为基本需要。但基于形成产业的要求来看，服务业是三次产业中成型最晚的。服务业产生于对第一、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生活生产照料和服务，可以看作由第一、第二产业衍生而来。随着服务体量增大，产业细分程度加深，服务范围已经可以涵盖所有三次产业人群。最初，服务业的形态仅仅是餐饮、家政、商贸、物流等一般性产业，受限于分工简单、人口收入水平低，服务业的发展非常缓慢，种类有限。但是，随着工业和农业规模化发展逐渐加剧，工业生产能力提高后，服务业的市场得以扩大，随着需求增多和服务业本身的创新与衍生，服务业的规模和业态逐渐增多。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服务业划分的思想被认为是源于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数》，该著作提出了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进而转向商业的规律。斯密（1776）、萨伊（1803）、富克斯（1968）等提出了服务业的无形性、消费与生产的同时性等特点。鉴于服务业与第三产业密不可分，甚至习惯将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俗称，因而第三产业的研究历程也与服务业紧密相关。1935年，英国经济学家阿·费希尔在其《安全与技术进步的冲突》中首次提出“第三产业”的概念。1957年，科林·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以“服务性行业”代替了“第三产业”，并认为“服务性行业”的提法优于“第三产业”。不过，服务业与第三产业是有所区别的。例如，第三产业通常用于指某个国家内部或某个地区除第一、第二产业之外的产业，而服务业则可以用于称呼跨国发展的产业。马克思则认为服务业是用于交换的劳动过程或活动。我国1958年将第三产业划分为流通部门、服务部两个部门和四个层次，2003年将产业层次取消。
工业革命之后，依托农业和工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社会分工深化，生产规模提升，生活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服务业获得长足发展，到20世纪50—70年代，服务业主要为社会经济提供财务、存货管理等管理职能，之后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管理咨询、工程咨询、商业服务等服务方向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服务业体量显著增加，诸多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呈现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态势。20世纪90年代之后，服务业在促进创新和设计、跨企业部门、跨行业、跨国跨地区等的合作、融资等方面为工业发展提供助力。在这一过程中，契约制度的改善、思想的解放、市场的开放、制造业的繁荣、基础设施的完善、集群式生产方式的形成、监管条件的放松等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到1990年，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达到65%。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200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了74.53%，之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波动上升，到2017年达到77.37%。这一时期，发达国家在其发达的工业基础上发展形成了以研发、品牌、设计、标准、专利、营销等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借此在制造业产业链上攫取高额利润。在学术及现实分析中，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往往将这一部分作为高附加值的一端。服务业因此成为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
服务的发展成为经济学界和实践者力促的事情。在中国，学术研究者的论文、网络新闻、深度报道等文章中经常见到对我国服务业比重低的批判，认为我国服务业比重过低，是经济发展的短板，妨碍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发展。服务业比重成为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一个数字化衡量标准，提高服务业比重一度成为各级政府部门的一项业绩，甚至成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标志，也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指引。服务业备受重视的一个标志是地区发展综合定位中体现了发展服务性质的行业。例如，北京市的战略定位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市“立足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等，越是大都市，定位在服务业方面越受重视。2019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53.92%，国家统计局统计的31个省市区中仅有福建、陕西两省第三产业增加值低于第二产业增加值，其余29个省市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均大于第二产业增加值。与此同时，国外服务业的发展也可谓突飞猛进。到2019年，卢森堡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79.16%，英国为71.26%，以工业制造闻名的德国，201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达到70%。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比例也不断提高，印度从1960年的38.78%增长到2019年的49.88%；越南从1986年的33.06%增长到2019年的41.64%；缅甸从2008年的37.06%增长到2018年的40.69%。
服务业的规模不仅在单个国家迅速扩大，在国际上，服务业也突破服务半径或依靠跨国公司、跨国投资等形式“攻城略地”。与能够提供有形商品的产业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服务业显然有诸多发展劣势：第一，服务供给和消费是同时进行的，服务难以贮存；第二，服务受距离影响较大，服务半径较难拓展和延伸；第三，服务的提供受限于从业人员的综合能力；第四，服务需求受限于居民闲暇时间；等等。这些劣势在技术发展、产业服务化和服务产业化的作用下逐渐得以改善。如今，人们有更多的方法和手段贮存一些“服务”。例如，使用信息储存技术记录教育、娱乐等服务内容，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快递服务、保鲜技术等传送餐饮服务，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制作景点虚拟观赏空间减少人们旅行时间，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扩展了服务半径并扩大了服务市场。通信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使标准化的服务能够扩展到海外。早在2006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就指出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重点转向服务业。
在服务业的兴旺发达潮流下，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不面向消费者的服务业行业备受关注。一方面，因为生产性服务业体量大，占服务业总体的比重较大，若以中间需求率大于50%划定生产性服务业，很多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超过50%，我国2007年该比值为63.79%；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对于促进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甚至第三产业的发展有重大推动作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生产、设计、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升、品牌打造等生产环节有紧密联系，其作用可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直接作用如研发、设计类服务业，发挥间接作用的主要是从事管理咨询、采购等功能的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崛起往往意味着工业设计和产业服务水平的提升，因而备受关注。各国在发展服务业过程中对生产性服务业多有重点关注，我国国家和地方规划中多次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出要求。与此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更受重视，尤其是在大都市具有知识服务集群发展的条件下，几乎成为都市区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集群化是知识型服务业的一个典型特征，如金融街、大学周边的研发设计圈。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呈现分散态势。例如，法国和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在20世纪70年代的空间分散现象，这种现象通常由政府政策或者市场需求变化所导致。
目前，我国的服务发展门类比较丰富，生产性服务业处于迅速发展中，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呈现融合态势，如“六次产业”就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带来的新的形态。但与国外发达国家业态丰富、国际品牌形象深入人心、生产性服务业发达、知识密集度高等特点相比较，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虽然总量已经较大，但质量还不够高，主要体现在：低端服务业多、高端服务业少、服务品牌少、国际竞争力低、生产性服务业偏弱、知识技能含量低、高端服务业种类少等。高端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我国亟待提升的行业。
服务业的发展无疑是有很多优点的，对于国家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有重要的影响，尤其具有很强的就业吸纳力，部分服务业尤其是中低端服务业往往具有较强的根治性，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帮助。生产性服务业所处的高附加值环节提高了国民收入。因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产业出现“去工业化”现象，重点发展研发、设计、营销、金融、信息处理等，而将制造环节转移到低劳动力工资的发展中国家，这在很长时间内维持了发达国家的繁荣，并且利用定价权获取高额利润。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官员意识到服务业比重过高和去工业化会带来一些甚至很严重的问题。
服务业过度发展带来的首要问题是距离制造业太远，无法获得最新的市场反馈，因而在工业技术创新方面的能力可能会受到影响，影响研发设计水平的可持续性发展。服务业的过度发展使得参与第二产业的人员减少。有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美国、欧盟制造业从业人员数已经下降到20%以下，这意味着从事科学、严谨、理性工作的人口数量降低，严重情况下，可能造成社会大众群体对科技知识水平的忽视，降低大众基本科学素质水平，严重情况下引致“反智”社会或降低对于其他科学事物的接受能力，甚至可能因为群体缺乏尊重科学规律的意识而带来重大决策失误。
服务业发展存在鲍莫尔成本病问题。发达国家通过高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所获取的高额利润会促使本国一般性服务业收入水平的上升，造成对一般性服务业收入价值的高估，一旦高端和知识型服务业出现问题，低端人口的收入可能急剧下降。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一般服务业被替代的可能性增大。未来，由服务业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可能大大减少，这些从事一般服务业的人口未来的发展前景堪忧。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提升较难，有时候，甚至是越高端的服务业越会注重传统的生产方式。这在产业发展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对经济发展是有助力的，如有助于提高就业率。但是，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较高，这样的问题就造成一般服务业的成本偏高，服务业比重可能很高，但实际产生的价值在一般统计数据中被高估。
部分服务业的过度发展可能会带来灾难，金融危机的产生就缘于此。这样让人们意识到金融的过度创新、监管太松、金融衍生市场的无序运行等问题的存在，也是我国提出“金融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事实依据。
就我国来讲，在工业现代化目标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在我国“未富”的情况下，过度发展服务业会造成工业就业人员的减少，工业力量的削弱，影响工业发展基础。金融行业等的过度发展产生金融泡沫，影响实体经济进步，甚至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而，服务业的合理规模将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未来，服务业的发展看点和研究重点有很多。例如，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合理比重，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之间互动机制、路径与影响因素，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合理化问题，以及如何在新技术发展的条件下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又如何实现在劳动力被智能机器人替代的情况下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发展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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