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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国宏观经济背景呈现出中美贸易战加剧、世界经济同步回落、国内结构性因素持续发酵、周期性下行压力较大等特点。其中，宏观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依旧是GDP平减指数回落与需求端的下滑，同时供给端的疲软、各类基础性参数持续变化和潜在GDP增速的惯性变化也影响了宏观经济走势。因此，2019年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打好三大攻坚战，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
由于传统的三大红利（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和人口红利）加速递减，给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人口老龄化、流动性人口负增长与储蓄率下降，经济的活跃性受到影响，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分化明显，沿海地区的增速有所回落，内陆的西南地区的增速处于较高水平，区域空间经济结构整体处于调整期。从对策上看，中央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为核心的调节政策和持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我国区域经济韧性保持良好，同时，新的三大红利——人才红利、科技红利、改革红利，正在发挥更大的效应，到2020年，我国将打赢绝对贫困治理的攻坚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
2019年，我国四大板块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平稳。西部和中部分别达到20.52万亿元和21.87万亿元，分别增长8.5%和8.8%；东部地区达到51.12万亿元，增速为7.3%；东北地区达到5.02万亿元，增速为5.5%。整体趋势表明，东、中、西三大板块较为平稳，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基础较好，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开始回升，该地区已经进入动能转换时期，经济恢复正增长；中、西部地区的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经济增速较快；东部地区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经济增速较上年有所下滑（见图0—1）。
2019年，我国四大板块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势头较好，四大板块的GDP占比分别是52.1:22.0:20.7:5.2，与2018年的占比基本持平。西部地区的经济份额有所提升，尤其是西南地区。这说明长江经济带的区域经济效应在上游地区比较明显，“一带一路”倡议给西北地区带来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十分明显。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推进东北经济的回暖，与其他三个板块相比，发展动力上仍需加大。
按省区来看，区域经济发展的省区分化与前几年相比继续呈扩大趋势（见表0—1）。
图0—1 2019年我国四大板块生产总值及其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9）》。
表0—1 2018—2019年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生产总值与增速
全国省份中，2019年地方生产总值排名前十的省份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福建、湖南和上海，广东省增长了7725.85亿元，高于青海、宁夏和海南的地方生产总值。胡焕庸线以西的四川成为西部经济第一大省，中部的河南和湖北共同承担起长江中游和中原城市群的经济支柱。东部的广东、江苏、山东依旧保持前三的水平，广东突破10万亿元，都充分体现了我国沿海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
具体到增速，中部和西南地区的经济扩张趋势十分明显。2019年云南增速突破两位数，西藏、重庆、贵州紧随其后，西南地区的长江上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开始发力。中部江西、安徽、湖南的经济增速都在9%左右，湖北和河南增速也在8%以上，中部地区整体发展最为协调（除山西）。东北地区三省区经济增速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1%），东部地区普遍保持中低水平，增长最快的是福建（9.58%）。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挤水分过程中，天津、山东受影响较大，山东GDP下调9188亿元，天津GDP下调5447亿元。
综上，我国自进入“十三五”以来，南北差距开始拉大，高质量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要求。
2019年，我国实现固定资产投资700389.3亿元，较上年增长5.5%，增速为2000年来新低，其中东部地区投资292216亿元，比上年增长4.0%；中部地区投资196431亿元，增长9.3%；西部地区投资182635亿元，增长5.7%；东北地区投资29107亿元，下降4.8%（见图0—2）。可见我国投资水平下降，尤其是在东北地区，东、西部增速出现收窄，国家的投资力度主要倾向于中部。同时，企业的投资意愿减弱，实际融资成本上升，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超出可控范围
，地方政府负债余额下降至21.31万亿元。
图0—2 2019年我国四大板块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8—2019年，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省份进一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福建、山东等处于工业化后期，东部沿海整体处于产业结构调整期。中、西部投资扩张速度快，政策倾斜力度大，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武汉、郑州、成都、昆明等）及直辖市重庆市成为高铁网络中的枢纽城市；西北地区与西南、华北的高铁也已经开通运营。东北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并不乐观，说明东北地区产业收缩现象显著，未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将在低位徘徊。
2019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06443.6亿元，较上年增长7.8%，消费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7.8%。消费已经超过资本形成、货物服务净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我国宏观经济由投资和外贸拉动转为内需拉动。
从四大板块来看，2019年东部地区消费品零售规模最大，其总额为207678.82亿元，增速为7.1%；中部地区增速最快，为10.2%（消费品零售总额为89905.24亿元）；西部地区发展潜力巨大，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到76175.94亿元，增速仅次于中部地区，为8.0%；东北地区刚从产业转型中复苏过来，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2684.24亿元，增速为5.5%（见图0—3）。就当前情况来看，我国的消费重心仍然位于沿海地区，但中西部的发展势头较快，内陆市场的开拓升级将进一步重塑我国经济地理格局。
图0—3 2019年我国四大板块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地方财力来看，2019年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北京、四川、河南、河北、湖北10省份位列地方财政收入前十，其中广东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万亿元，东部地区优越的区位条件带动的投资和消费依旧给地方以较好的发展基础。从四大板块来看，东部地区财政收入整体规模最大，中部地区财政收入增速最快，西部和东北地区出现较为明显的回暖趋势。
2019年，我国外贸经济发展不畅，中美贸易战导致我国出口部分受阻，2019年外贸净出口额的增速较2018年总体上升了3.2个百分点。就四大板块而言，2019年东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54339.9亿元，增长率为2.0%；中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3697.5亿元，增长率为14.0%；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4697.4亿元，增长率为8.9%；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0423.2亿元，增长率为-2.2%（见图0—4）。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大大提升了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西部地区的外贸进出口呈现快速扩张趋势。
图0—4 2019年我国四大板块外贸进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对比2017年，东北地区的外贸增速下降了15.4个百分点，这与东部地区外贸进出口下滑有一定关系。东部地区增速下降8.1个百分点，进口幅度逐步下降，国内需求稳中有升，保证了中部的外贸发展地位。总之，我国外贸的基本面不乐观。
综上，2019年，我国对外贸易的规模收缩较为普遍，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外贸、固定资产投资和东部地区的外贸，都遭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冲击，内需的支撑度尚未全部显示出来。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将呈现出“中西部壮大、东部转型、东北收缩”的局面，经济动力将向内陆地区转移，区域战略将兼具发展性和统筹性特征。
从2019年到2020年，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十四五”时期的一个过渡阶段。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成为总领性战略，区域经济的理论深化和实践创新对现实的经济发展意义越来越重要。面向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我国区域经济研究的热点与趋势是：
马克思经典理论当中，对协调发展的思想较早就有阐述。《资本论》第一卷当中，专门有一章论述了“协作与分工”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重点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在90年代初的“南方谈话”中，提出“两步走”方针，阐述了沿海地区与内地地区互相帮扶的基本路线。习近平多次强调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使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
回顾我国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三次转变，区域发展战略都进行了重大的调整：（1）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提出“先进工业国与落后农业国之间的矛盾”，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是沿海与内地关系的调整和加快内地的工业发展；（2）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区域发展战略随之调整为向沿海倾斜的率先发展战略，进入21世纪以来又调整为涵盖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3）党的十九大之后的新时代，中央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发展战略调整为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引领的新战略。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包括区域经济新格局和新形态、区域政策新内容和区域发展新方向。首先，新时代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呈现出如下特征：第一，多支点、轴带经济和网络化发展。第二，轴带经济表现在亲力亲为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战略，以交通轴线来辐射我国区域，是产业转移最有效的形式，也体现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共赢性，还体现了我国对于区域生态环境共治的重视，经济发展不再以资源环境作为代价，可持续发展理念将贯穿我国的协调发展历程。第三，网络化发展则体现在我国城市之间的空间、产业、经济多重联系的增多，尤其是在高速铁路开通之后。时空距离的收缩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脚步，也推动了东部经济的转型升级。
面向“十四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已经从一个空间发展过程上升到了我国区域发展的纲领性战略。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主要方向为：一是特殊区域发展战略，重点解决区域援助问题、资源枯竭问题和衰退地区发展问题；二是“四大板块”战略，重点解决国土全覆盖与板块协调发展问题；三是经济带发展战略，解决加强区域协同、创新和经济联系问题；四是城市化战略，解决区域发展的带动与承载问题；五是陆海统筹战略，解决建设海洋强国的途径问题。
从当前看，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形成了“顶层设计+五大战略+区域合作+对外开放”的组合。正视我国南北经济分化的区域特征，继续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来引领南北经济，以长江作为天然生态屏障来维系东中西一体化基础，形成“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的发展格局。这也是空间平衡机制的逻辑所在——克服板块之间的发展落差、释放东中西地区之间的梯度势能。2019年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为基本框架，将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串联起来，促进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其中，“一带一路”建设旨在助推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协同开放，以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为主骨架加强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统筹国内国际、协调国内东中西和南北方的区域发展新格局。京津冀协同发展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支点，旨在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推动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有效提高我国特大城市的治理水平，探索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旨在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和沿江地区高质量发展。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正在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通过推动区域板块建设来释放全国经济的内需空间，包括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引领的京津冀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引领的长三角城市群，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引领的粤港澳大湾区，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为中心引领的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等城市群。
同时，我国积极推动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改革创新、新旧动能转换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支持中西部条件较好地区加快发展，鼓励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开发区等各类平台大胆创新。特别注意的是，对于落后地区，侧重于建立健全长效普惠性的扶持机制和精准有效的差别化支持机制，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等短板。最后，建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区域联动机制，先富带动后富，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
因此，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正在扭转“东密西疏”的状态，在协调四大板块的基础上发挥区域的优势，避免区域间的发展空间取舍，较好地平衡了发展的梯度。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理论的新型城镇化理论。城镇化是指由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导致的分散居住在农村区域的农业人口转变为集中居住在非农村区域的非农人口，传统的乡村社会转变为现代城市社会的历史过程。
“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我国成功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源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理论框架，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作为基本特征，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但是，“十四五”时期出现的新变化，一是我国城市化率超过60%之后，继续快速提升城市化率已经不现实，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为核心的城市发展途径成为首选。二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使重新审视城市规模结构的选择显得十分必要。三是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必要建立新型的城乡土地关系。总之，以城市空间扩张为主的发展道路转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意味着城市发展的目标从做大城市向做强城市转变。
在高城市化率下，农村地区是否依旧存在，还是已经融入了大都市区？城乡关系问题将成为高城市化率之后国家面临的现实挑战。从城乡之间的互动关系看，农村对城市有市场化需求，包括就业市场、农产品市场等；城市对农村有产品服务的需求，包括劳动力、食品、土地等。因此，城与乡作为空间形态的两极景观，将会永恒存在。研究城市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协调与融合，是“十四五”时期区域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与城乡关系相关联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空间形态是以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形态出现的。在城市区域内部，鼓励资源自由流动，促进商品市场的统一，加大交通运输、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为便利区际商品流通和信息传递创造良好的条件，加大产业转移力度，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不断探索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径、新实践，建立了保税区、保税港区、保税物流园区等对外贸易优惠区域，加快了我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步伐。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意味着我国经济走向新的空间平衡，城乡二元格局要从市场一体化的层面打破，促进城乡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其中，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以及深入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于实现市场一体化至关重要。我国乡村地区长期受到土地制度约束而无法实现人口和土地要素的真正流动，土地城镇化超越人口城镇化，通过要素市场制度的逐步放开来实现人口—产业—空间的多维匹配显得极为迫切。具体来看，应该全面放宽城市落户条件，完善配套政策，打破阻碍劳动力在城乡、区域间流动的不合理壁垒，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加快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进一步完善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制度，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改革。同时，引导科技资源按照市场需求优化空间配置，促进创新要素充分流动。
当前，我国区域市场已经初步构建，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大区域市场基本形成，但相互间的市场联系仍不紧密，在市场准入、规划标准、管理制度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要实现区域市场间的联通互动，实现良好的市场分工秩序，将三区的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信息等多维市场融合，形成相互间循环流动、公共发挥优势的良好模式。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城市群内部合作工作机制，深化地方政府在规划衔接、跨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环保联防联控、产业结构布局调整、改革创新等方面合作。
我国的市场一体化还是要基于区域的扩大和连接。区域市场的扩大意味着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对区域的公共服务供给量提出了挑战。因此，急需深入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逐步建立起权责清晰、财力协调、标准合理、保障有力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和保障机制。具体而言，规范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事项的支出责任分担方式，调整完善转移支付体系，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向贫困地区、薄弱环节、重点人群倾斜，增强市县财政特别是县级财政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强化省级政府统筹职能，加大对省域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薄弱地区扶持力度，通过完善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规范转移支付等措施，逐步缩小县域间、市地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此外，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衔接也存在一定障碍，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还是无法跨城乡、跨区域流转，大量留守老人、儿童存在。未来，应该率先在三大城市群积极探索基本公共服务跨区域流转衔接的具体做法，并复制和推广成功经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我国幅员辽阔，山川河流跨区域性很强，资源环境的共享共治要求较高。历年的洪水、沙尘暴、空气污染等环境事件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这充分说明，没有良好的资源环境作为承载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快、质量高，内陆地区的资源丰富，两者形成了一种“资源—环境”区域分工关系。但是区域差距的存在使得内陆地区为了经济发展而损耗了资源环境，从而导致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通过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按照区际公平、权责对等、试点先行、分步推进的原则，我国不断完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例如，鼓励生态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流域下游与流域上游通过资金补偿、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方式建立横向补偿关系。支持在具备重要饮用水功能及生态服务价值、受益主体明确、上下游补偿意愿强烈的跨省流域开展省际横向生态补偿。目前，已经在京津冀水源涵养区、安徽浙江新安江、广西广东九洲江、福建广东汀江—韩江、江西广东东江、广西广东西江流域等深入开展跨地区生态保护补偿试点。
粮食的产销也是一种区域分工，我国逐步形成了一套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补偿机制，包括：主产区建设加工园区、建立优质商品粮基地和建立产销区储备合作机制以及提供资金、人才、技术服务支持等方式开展产销协作。
此外，急需健全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机制。未来，应该围绕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矿产等重要资源，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确保资源价格能够涵盖开采成本以及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等成本。并且，鼓励资源输入地通过共建园区、产业合作、飞地经济等形式支持输出地发展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加快建立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长效机制。
200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我国较早的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内陆地区受外部冲击较晚，影响也较弱。因此，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增速相对东部地区更高，但实现区域经济动力转换的过程较慢。因此，四大板块依旧需要实施差别化的区域政策。第一，充分考虑区域的发展阶段，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提高财政、产业、土地、环保、人才等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因地制宜地培育和激发区域发展动能。第二，相关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继续向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倾斜，研究制定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措施。动态调整西部地区有关产业指导目录，对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和适宜产业发展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第三，在用地政策方面，保障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用地需求，对边境和特殊困难地区实行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倾斜。研究制定鼓励人才到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工作的优惠政策，支持地方政府根据发展需要制定吸引国内外人才的区域性政策。
此外，中央政府应尽快建立区域均衡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根据地区间财力差异状况，调整和完善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中央财政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省级政府通过调整收入划分、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强省以下政府区域协调发展经费保障能力。区域政策还应该与其他宏观政策相互联动，尤其是与产业政策配合，引导优势产业壮大和夕阳产业自动退出。对于财政杠杆率较高的地区，需要实施动态监测预警，防范地方财政赤字全国化。
贫困问题是一个全球范围存在的发展问题，反贫困斗争具有长期性、持久性、复杂性和区域性的特点。我国在“十三五”时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战略，到2020年底将实现以下三个目标：在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9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摆脱区域性贫困。但是，“十四五”时期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的消除，不等于反扶贫的终结。
2020年后从区域经济角度研究反扶贫应当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扶贫战略的转变，其表征是由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的转变过程，认清我国相对贫困的现状与特点十分重要。二是从解决区域发展差距的角度对相对落后地区进行反贫困的区域瞄准，在贫困县全部退出之后，建立新的区域扶贫瞄准体系，构建新时期反贫困主战场，已经是急迫的任务。三是探讨由农村扶贫向统筹城乡扶贫转变的可能性，同时做好反贫困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
因此，“十四五”期间我国的贫困的任务依旧十分繁重，包括：巩固“精准扶贫”的成果，防止返贫，创造进入缓解相对贫困战略的条件；建立与基本实现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时代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加快推进相对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治理和特色产业的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兜底问题。
2019年是国家区域政策密集出台的一年，预示着我国区域发展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
为加快统一规划体系建设，构建发展规划与财政、金融等政策协调机制，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国家发展规划居于规划体系最上位，是其他各级各类规划的总遵循。国家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均须依据国家发展规划编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重在落实，也难在落实。改革进行到今天，抓改革、抓落实的有利条件越来越多，改革的思想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民心基础更加坚实，要投入更多精力、下更大气力抓落实，加强领导，科学统筹，狠抓落实，把改革重点放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来。
《意见》指出：以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体现。科学编制并有效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阐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在规划期内的战略部署和具体安排，引导公共资源配置方向，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有利于保持国家战略连续性稳定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展规划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作用明显增强，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作用日益显现，但规划体系不统一、规划目标与政策工具不协调等问题仍然突出，影响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充分发挥。
立足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明确各类规划功能定位，理顺国家发展规划和国家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的相互关系，避免交叉重复和矛盾冲突。
国家发展规划，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在规划期内的阶段性部署和安排，主要是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能的重要依据。
国家级专项规划是指导特定领域发展、布局重大工程项目、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国家级区域规划是指导特定区域发展和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国家级空间规划以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是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的重要依据。
坚持下位规划服从上位规划、下级规划服务上级规划、等位规划相互协调，建立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由国家、省、市县各级规划共同组成，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
提高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性、宏观性、政策性，增强指导和约束功能，聚焦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大战略、跨部门跨行业的大政策、具有全局性影响的跨区域大项目，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为各类规划系统落实国家发展战略提供遵循。
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统筹重大战略和重大举措时空安排功能，明确空间战略格局、空间结构优化方向以及重大生产力布局安排，为国家级空间规划留出接口。科学选取需要集中力量突破的关键领域和需要着力开发或者保护的重点区域，为确定国家级重点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区域规划年度审批计划并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依据。
国家级空间规划要聚焦空间开发强度管控和主要控制线落地，全面摸清并分析国土空间本底条件，划定城镇、农业、生态空间以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并以此为载体统筹协调各类空间管控手段，整合形成“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
强化国家级空间规划在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基础和平台功能，为国家发展规划确定的重大战略任务落地实施提供空间保障，对其他规划提出的基础设施、城镇建设、资源能源、生态环保等开发保护活动提供指导和约束。
国家级专项规划原则上限定于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且需要中央政府发挥作用的市场失灵领域。其中，国家级重点专项规划要严格限定在编制目录清单内，与国家发展规划同步部署、同步研究、同步编制。国家级专项规划要围绕国家发展规划在特定领域提出的重点任务，制定细化落实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提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镇）同城化发展为方向，以创新体制机制为抓手，以推动统一市场建设、基础设施一体高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城乡融合发展为重点，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提出到2022年，都市圈同城化取得明显进展，基础设施一体化程度大幅提高，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基本消除，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更加完善，梯次形成若干空间结构清晰、城市功能互补、要素流动有序、产业分工协调、交通往来顺畅、公共服务均衡、环境和谐宜居的现代化都市圈。到2035年，现代化都市圈格局更加成熟，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
以增强都市圈基础设施连接性贯通性为重点，以推动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为抓手，织密网络、优化方式、畅通机制，加快构建都市圈公路和轨道交通网。增加城市间公路通道，密切城际公路联系，加快构建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县乡公路等都市圈多层次公路网。鼓励地方对高频次通行车辆实施高速公路收费优惠政策，加快推广ETC应用，推动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提升都市圈内高速公路通勤效率。实施“断头路”畅通工程和“瓶颈路”拓宽工程，全面摸排都市圈内各类“断头路”和“瓶颈路”，加快打通“断头路”，提升都市圈路网联通程度，推进“瓶颈路”改造扩容，畅通交界地区公路联系，全面取缔跨行政区道路非法设置限高、限宽等路障设施。打造一体化公路客运网络，完善充电桩、加气站、公交站场等布局，支持毗邻城市（镇）开行城际公交，加快推动近郊班线公交化。优化交界地区公交线网，促进与市域公交网络快速接驳。加快推进都市圈内城市间公交一卡互通、票制资费标准一致，健全运营补偿和结算机制，推动信息共享和监管协同。
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统筹考虑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布局，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通勤圈。在有条件地区编制都市圈轨道交通规划，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探索都市圈中心城市轨道交通适当向周边城市（镇）延伸。统筹布局都市圈城际铁路线路和站点，完善城际铁路网络规划，有序推进城际铁路建设，充分利用普速铁路和高速铁路等提供城际列车服务。创新运输服务方式，提升城际铁路运输效率。大力发展都市圈市域（郊）铁路，通过既有铁路补强、局部线路改扩建、站房站台改造等方式，优先利用既有资源开行市域（郊）列车；有序新建市域（郊）铁路，将市域（郊）铁路运营纳入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探索都市圈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一张网”，推动中心城市、周边城市（镇）、新城新区等轨道交通有效衔接，加快实现便捷换乘，更好适应通勤需求。
提升都市圈物流运行效率。打造“通道+枢纽+网络”的物流运行体系，推动物流资源优化配置。统筹布局货运场站、物流中心等，鼓励不同类型枢纽协同或合并建设，支持城市间合作共建物流枢纽。结合发展需要适当整合迁移或新建枢纽设施，完善既有物流设施枢纽功能，提高货物换装的便捷性、兼容性和安全性。畅通货运场站周边道路，补齐集疏运“最后一公里”短板。提高物流活动系统化组织水平。加强干支衔接和组织协同，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推动港口型枢纽统筹对接船期、港口装卸作业、堆存仓储安排和干线铁路运输计划；鼓励空港型枢纽开展陆空联运、铁空联运、空空中转。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化装备应用，实行多式联运“一单制”。
统筹市政和信息网络建设。强化都市圈内市政基础设施协调布局，统筹垃圾处理厂、污水及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变电站、危险品仓库等市政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推动供水、供电、供气、供热、排水等各类市政管网合理衔接，鼓励兼并重组、规模化市场化运营。完善都市圈信息网络一体化布局，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和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布局。探索取消都市圈内固定电话长途费，推动都市圈内通信业务异地办理和资费统一，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
以推动都市圈内各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为导向，推动中心城市产业高端化发展，夯实中小城市制造业基础，促进城市功能互补、产业错位布局和特色化发展。
促进城市功能互补。增强中心城市核心竞争力和辐射带动能力，推动超大特大城市非核心功能向周边城市（镇）疏解，推动中小城市依托多层次基础设施网络增强吸纳中心城市产业转移承接能力，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统筹整合都市圈内新区、园区等各类平台，支持建设一体化发展和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发展。鼓励建立联合招商、共同开发、利税共享的产业合作发展机制。
推动中心城市产业高端化发展。加快推动中心城市集聚创新要素、提升经济密度、增强高端服务功能。通过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公共创新平台建设等方式，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塑产业竞争新优势。以科技研发、工业设计、金融服务、文化创意、商务会展等为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形成以现代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夯实中小城市制造业基础。充分利用中小城市土地、人力等综合成本低的优势，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推动制造业规模化、特色化、集群化发展，形成以先进制造为主的产业结构。适度提高制造类企业集中的开发区配套用地比例，采取整体出让、集中开发等方式，推动生产制造和生活服务等功能适度混合。强化与中心城市公共服务连通共享，提高中小城市对工程师、技术工人、高校毕业生等人才的吸引力。
加快建设统一开放市场。以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清除市场壁垒为重点，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营造规则统一开放、标准互认、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
以都市圈公共服务均衡普惠、整体提升为导向，统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治理一体化发展，持续提高共建共享水平。
促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共享。鼓励都市圈内开展多层次多模式合作办学办医，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和三级医院推进集团化办学办医，开展远程教学医疗和教师、医护人员异地交流，支持中心城市三级医院异地设置分支机构。在都市圈内率先实现与产业链相配套的中高职学校紧缺专业贯通招生。推动病历跨地区、跨机构互通共享，推动医学检验检查结果跨地区、跨机构互认。推动公共服务从按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转变。允许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特大镇按同等城市标准配置教育医疗资源，鼓励有条件的小城镇布局三级医院，降低与大中城市公共服务落差。增加健康、养老、家政等服务多元化供给，鼓励都市圈城市联建共建养老机构，加快城市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推动博物馆、剧院、体育场馆等共建共享。
加快社会保障接轨衔接。建设涵盖各类社会保障信息的统一平台，加强都市圈异地居住退休人员养老保险信息交换，推广通过公安信息比对进行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模式，加快实现养老补贴跟着老人走。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联网定点医疗机构数量。鼓励有条件的中心城市与毗邻城市开展基本医疗保险异地门诊即时结算合作。加快推动都市圈医保目录和报销政策统筹衔接。推动工伤认定政策统一、结果互认。推动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常住人口全覆盖，提高住房公积金统筹层次，建立住房公积金异地信息交换和核查机制，推行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和异地贷款。
推动政务服务联通互认。全面取消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事项。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涉密等外，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平台办理，全面实现同城化“一网通办”。进一步便利跨省市户口迁移网上审批，居民身份证、普通护照、机动车驾驶证异地申领，异地驾考和机动车异地年检、违章联网办理。建立健全民生档案异地查询联动机制。
健全跨行政区社会治理体系。完善突发公共事件联防联控、灾害事件预防处理和紧急救援等联动机制。加强交界地区城市管理联动，强化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建立健全治安维稳、行政执法等协作机制，建立健全安全隐患排查和社区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机制。建立重大工程项目选址协商机制，充分征求毗邻城市意见。积极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推动都市圈治理精细化。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题为“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文章，为我国下一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在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中，现有区域政策哪些要坚持、哪些应调整。要面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作些战略性考虑。
关于正确认识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新形势，习近平指出，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统筹区域发展从来都是一个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生产力布局经历过几次重大调整。“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有70%以上布局在北方，其中东北占了54项。后来，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展“三线”建设。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实施了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一系列重大举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在继续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同时，相继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下一步，我们还要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问题。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形势是好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一是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初步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2018年，北方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为38.5%，比2012年下降4.3个百分点。各板块内部也出现明显分化，有的省份内部也有分化现象。二是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发展优势不断增强，杭州、南京、武汉、郑州、成都、西安等大城市发展势头较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三是部分区域发展面临较大困难。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2012年至2018年，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从8.7%下降到6.2%，常住人口减少137万，多数是年轻人和科技人才。一些城市特别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传统工矿区城市发展活力不足。
习近平认为，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
关于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的思路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要形成几个能够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区，以及一些重要城市群。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
习近平提出四点：第一，尊重客观规律。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这是经济规律。第二，发挥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要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发挥价值创造作用。第三，完善空间治理。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划分政策单元，对重点开发地区、生态脆弱地区、能源资源地区等制定差异化政策，分类精准施策，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第四，保障民生底线。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
习近平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举措有：第一，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要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第二，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度，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互助共济。第三，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在国土空间规划、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基本完成的前提下，城乡建设用地供应指标使用应更多由省级政府统筹负责。要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第四，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对于能耗强度达标而发展较快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要有适当弹性。第五，全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要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形成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良性局面。第六，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要完善财政体制，合理确定中央支出占整个支出的比重。
2019年中央十分重视区域经济的发展，出台了若干重要的区域经济政策文件，主要包括：
（1）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的通知
（2）国家发展改革委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张家口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规划（2019—2035年）》的通知
（3）国务院关于同意在石家庄等24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
（4）中共中央 国务院《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5）国务院关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的批复
（6）国务院关于印发6个新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7）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8）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批复
（9）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
（10）国务院《关于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
（1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1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
（1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
（14）中共中央 国务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15）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16）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
（17）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的批复
（18）国务院关于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的批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