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从空间范围来看，区域层级是区域规划相对应的范围，包括省域、市域和县域三种行政区单元及其不同的组合。该层级的产业布局以区域的发展定位为指导，依次探讨了第一自然、第二自然、第三自然、区域竞争四类要素与要素指向、市场指向、枢纽—网络、政策指向四类布局模式之间的理论关系，形成区域层级的产业布局范式。区域层级的产业布局，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与聚集经济，更加重视人力资本与信息网络的作用，积极建设枢纽—网络空间，提高产业布局效益；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区域政策优势，协调区际关系，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区域的发展定位是区域未来发展的总方向，不仅决定产业发展的主要类型与经济效益，而且也是缓解产业趋同和产能过剩、化解区域冲突的重要途径。因此，发展定位分析是区域产业布局之前首先要进行的工作。
确定区域的发展定位，首先要分析区域外部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全球化时代，量子通信、石墨烯、癌症基因与导向药物、转基因技术、新能源、物联网与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等，都为区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将快速升级，这将为区域发展带来创造性破坏的挑战。确定区域的发展定位，还要分析区域内部的优势与劣势。每个区域都有自身独特的区位条件、资源基础、经济基础、产业结构、人才科技与历史文化等条件，通过横向与纵向的区域比较，研判自身的劣势，明确自身的优势。在综合分析机遇和挑战、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积极发挥“优势—机遇”，努力避开“劣势—挑战”，确定区域的发展定位，为区域产业选择与产业布局指明方向。
确定区域发展定位，一方面为企业提供方向性信息，便于企业发展与布局；另一方面为政府招商引资与选资提供参考。政府在招商引资或选资中，综合考虑反映产业关联度的“罗斯托基准”和“赫希曼基准”、需求收入弹性和生产率上升率构成的“筱原基准”、区域要素供给组成的“持续发展基准”、区域社会文化组成的“地方化基准”等准则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与方向，选择支柱产业、主导产业与潜在产业（关爱萍、王瑜，2002；吕明元，2005），并在区域资源、产业基础、交通设施等基础上，明确产业布局的主要区位。
第一自然是区域的先天条件与自然禀赋。基于区域的第一自然，各个产业根据自身的特征，形成原料指向、能源指向等多种产业布局模式，从而在区域空间上表现为不同区域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的格局。
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布局，企业生产成本较低，自生能力和竞争力强，创造的社会剩余多，积累量大，经济增长快，并且能在资源禀赋动态化过程中实现产业结构变迁（林毅夫等，1999）。只要市场条件允许，按照比较优势安排产业布局能够充分考虑各区域的增长潜力，促使各区域的增长率收敛。当然，比较优势理论也存在诸多争议（杨小凯、张永生，2001），尤其对于资源型区域，比较优势导向下的资源开发模式从要素转移和制度弱化两大方面，形成不利于长期增长的机制，容易带来“资源诅咒”（徐康宁、王剑，2006）。为此，有效发挥比较优势、规避“资源诅咒”的关键在于：一要选择合适技术的产业，过于超前的技术，使得企业无法实现自生能力，不利于资本积累与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林毅夫，2002）；二要深入挖掘区域特有的优势，延长产业链条，形成特色品牌经济；三要加强科研投入与职工培训，提升学习能力与技术水平，为比较优势动态化提供战略支撑；四要加强资源保护与制度管理，核算资源开发总成本，形成内逼机制，并引导资源区域开展多样化产业的布局，降低区域发展的波动性。
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单位产值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不断降低，市场规模、产业关联、交通区位等在产业布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自然（市场变化引发要素聚集及区位变化）成为影响产业布局的关键因素。
从第二自然的视角对产业布局进行的最系统的研究当属新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三次革命、形成了三代模型，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见表2—1）。
表2—1 新经济地理模型体系
资料来源：胡安俊，孙久文.空间层级与产业布局[J].财贸经济，2018（10）.
第一代模型以Krugman（1991）的核心外围模型为代表，在Dixit-Stiglitz框架下，研究两区域、两部门、均质空间中，产业由均匀分布到核心边缘分布的机理与过程。本地市场效应与价格指数效应之间形成的循环因果关系放大了聚集力，市场拥挤效应随着贸易自由度的下降而下降，减少了分散力。当贸易自由度增大到一定程度，在偶然要素或预期因素等外部冲击下，聚集力超过分散力，从而促使产业由均匀分布突变为核心边缘分布。
第二代模型从多区域、多部门、异质性三个方面对新经济地理模型进行了大量拓展，得到了与核心边缘模型类似的结论。其中，企业异质从国际贸易领域引入新经济地理领域后，极大地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形成了新经济地理学派。企业异质一方面通过空间排序效应，形成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在不同规模区域分散布局的力量（Ottaviano，2011）；另一方面，通过企业选择效应，提高了出口企业的比重。国际市场在降低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的同时，也降低了拥挤效应。当后者降幅大于前者时，企业异质成为促进产业聚集的力量。与此同时，企业选择效应也提高了企业平均生产率，促进了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产业聚集（孙楚仁、陈瑾，2017；Von Ehrlich ＆ Seidel，2013）。此外，企业异质框架下，产业布局还与交易成本的大小有关。当交易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即使低生产率的企业也会选择进入大市场，形成聚集布局形态（Okubo et al.，2010）。
第三代模型针对新经济地理模型没有考虑企业之间存在竞争效应的缺陷，将不变替代弹性（CES）效用函数改为可变替代弹性（VES）函数，从而研究企业之间的竞争效应（Behrens ＆ Murata，2005；Zhelobodko et al.，2012）。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结论，产业布局及优化调整中要利用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及其循环因果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引导相关产业向相关区位聚集，实现聚集收益。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和调整产业空间时，也要注意把握技巧。一是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要重视历史因素和偶然因素的作用，提高把握机会的能力；二是地方政府要认识到产业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在产业空间调整过程中，合理把握调控的力度，积极发挥预期的作用，从而有效实现空间优化。
进入21世纪后，人力资本成为决定产业布局的重要因素。首先，人力资本不仅是生产过程必不可少的投入要素，而且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不仅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自身的生产效率，而且通过提高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最大值、推迟边际收益下降的临界点、减缓物资资本边际收益的下降速度等作用，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其次，人力资本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是技术扩散的必要条件，是技术应用的基础，是构成技术进步的引擎（李建民，1999）。因此，人力资本成为企业角逐的核心因素。
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普及，流动空间的触角几乎遍及所有区域；随着高铁线路网的逐步建成，将形成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等构成的综合交通网络。在此推动下，企业不再围绕一个中心城市开展贸易，而是借助信息和交通网络开拓广域市场空间。在网络空间中，决定产业布局的不是第二自然强调的本地市场规模，而是枢纽和网络所达到的广域空间。
人力资本与信息网络在产业布局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使得区域的人力资本与信息设施（含教育研发机构）构成了区域的第三自然（刘清春、王铮，2009；王铮等，2014）。在第三自然中，产业布局的空间组织形式从中心腹地的封闭的“塔尖式”模式演变为“枢纽—网络”的开放模式。产业的辐射范围不再是自身周边或腹地的城乡节点，而是覆盖全区域的所有其他枢纽和节点，同时也接收其他枢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承载枢纽的城市具有地区领导力，这种领导力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和知识溢出来实现的。新时代，结合人力资本和信息网络在产业布局中的作用，积极建设枢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通过积极建设“知识枢纽”，为高等级服务业的布局提供条件。
在任何经济中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直接决定了企业面对的激励结构，进而影响产业空间布局。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在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压力下，中国地方政府在土地、投资、税收、人才、环保等方面实施大量优惠政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形成区域之间相互竞价的锦标赛模式（周业安、宋紫峰，2009）。区域竞争以及与之相关的优惠政策，固然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也是导致“产业潮涌”、重复布局和产业结构趋同等问题的重要原因（林毅夫等，2010）。
区域竞争也意味着产业的发展与布局呈现政治周期的特征。为了尽快取得政治成绩，新一任领导任职之后会在短时间内选择、设计和打造区别于前任领导和邻域地区的新产业，从而获得继续晋升的资本。考虑到政府官员的任期情况，政府选择的典型产业必须在短期内见到效果，而且政府官员的晋升愿望越强烈，要求产业显现效果的时间就越短（冯猛，2014）。这是导致产业布局混乱，并出现政治周期的重要原因。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借鉴国外发展的经验，建立跨区域的协调机构，并赋予一定的财权，协调区际关系、优化产业布局，协同打造区域产业品牌，提高协同区域的整体对外竞争力；另一方面更需要动态匹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改变考核问责方式，从而从体制上解决区域恶性竞争、产业布局混乱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