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家层级与产业布局

从空间范围来看，国家层级对应国家的行政区范围。国家层级的产业布局是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环境等大局出发，统筹考虑自然条件、技术水平、发展阶段和国家战略，谋划产业布局的总体框架。该总体框架决定了整个国家产业布局的空间形态、产业的技术层次、总体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的统筹关系。

一、自然条件与产业布局

自然条件通过纬度地带性与非纬度地带性，影响人口的分布、企业的运输成本和生产效率，从而在宏观空间尺度上划定了产业分布的基本格局。从全球看，世界上大部分产业集中分布在北半球中低纬度沿海平原地带；从中国看，胡焕庸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供养了4%的人口（陈明星等，2016）。这种格局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

在经济发展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产业活动的过度开发与不合理布局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为此，产业布局必须坚持底线思维，设置生存线、生态线和保障线作为国土开发的前提与基础。2011年以来，我国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划定四类主体功能区，构筑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樊杰，2007，2015）。

二、技术水平与产业布局

从原子经济到信息网络时代，人类经历了蒸汽技术、电力技术、信息技术三次科技革命，技术进步改变了交通、通信等条件，压缩了时空距离，扩大了商品交易和人们交流的范围，成为长时间尺度上影响产业布局的决定性力量。一个国家所处的技术层次，决定了该国产业布局的空间形态。（1）运河时代。水路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人口和产业在运河沿线的布局形成了产业与城镇布局的运河轴线。（2）铁路和高铁时代。快速的交通扩大了经济要素聚散的空间范围。与此同时，铁路与高铁网络建设的非均衡性，导致各个区域的“相对区位”发生改变，对时间、信息、技术、面对面交流等要求较高的产业进一步向核心区域和网点城市聚集，而对物质成本要求更高、对时间成本要求较低的产业则向边缘城市和外围区域布局，从而产生不同产业在不同网络节点布局的宏观格局（姜博等，2016）。（3）互联网与数字化时代。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大量使用，出现了一种新的空间形式——流动空间。一方面，流动空间能对全球资源进行快速动态的优化配置，跨国公司成为控制地方产业布局的重要力量（陈修颖，2009），产业在全球尺度上按照在产业链条中承担的功能进行布局（Duranton ＆ Puga，2005）；另一方面，产业布局也是地方化的。对隐性知识的需求、对特定文化的依赖，推动了创新中心、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心和高层管理中心向中心城市聚集（迪肯，2007）。

三、发展阶段与产业布局

从全球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决定了该国发展和承接的产业技术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产业陆续从美国转移到日本，从日本转移到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从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中国，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产业布局变化背后的逻辑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体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为了实现企业的自生能力，经济体需要发展与本身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的产业。也就是说，产业发展要与国家发展阶段相匹配。

从一个国家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战略目标不同，因此产业布局的重点和方向也不同。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产业布局以效率为先，将国家有限的财力、物力优先安排在对解决全局发展的关键资源、关键产业和关键因素见效最快、效益最高的区域；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产业布局以公平为先。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下，发达区域的产业向落后区域布局（陈栋生，2013；胡安俊、孙久文，2014）。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转变“平衡发展论”、促进沿海开发，1999年以来国家大力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依据。

从空间结构看，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空间结构，呈现从增长极、“点—轴”模式到网络布局的演变过程（魏后凯，2016）。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激烈竞争，产业布局的空间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世界级城市群（都市圈）成为发挥规模优势、提高区域魅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的空间组织形式，逐渐形成“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特色小镇”统筹发展的空间格局（刘云中、刘嘉杰，2020）。

四、国家战略与产业布局

不同时期，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全局面临的突出问题，制定针对性的国家战略，这些战略直接影响产业布局的宏观架构。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看，（1）为了拓展疆域并改善西部落后的状况，美国实施了西进运动（1848—1900年）（何顺果，1984）。20世纪30年代以来，面对不断扩大的区域差距，美国政府先后制定了多部区域开发法，引导产业向落后区域布局。（2）针对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1937年英国成立了巴罗委员会，引导产业从过密地区向落后区域发展（霍尔、图德—琼斯，2014）。（3）围绕区域差距扩大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依次实施了据点开发和轴线开发战略，重塑产业布局。21世纪以来，面对全球化时代和东亚经济的崛起、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等问题，提出打造世界领先的国际经济战略型城市，吸引产业向世界级都市圈布局（胡安俊、肖龙，2017）。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发展战略对于产业布局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基于沿海内地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现实，按照“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利于备战”的原则，通过“156项”项目、三线建设等，大大改善了内地工业落后的局面（陆大道，2003）。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恢复经济，按照“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实施沿海开发战略，极大地带动了整个经济的起飞。在此影响下，区域差距不断拉大。为此，国家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战略，通过引导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这一方面将拓展中国产业发展和布局的国际空间，另一方面也将改善和提高中国边陲地区的区位条件和市场开放度，改善中国边疆产业相对薄弱的局面（卢峰等，2015）。 1bwKSIy3Q638cZNZNmRMUjHutO/AJUBtLlpn7fKhPlHjsXrhxi0Z9MKOa5uuv3Y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