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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都假设监管者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代表，这意味着，在纳税人和监管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代理问题，因此，也就不存在监管行为对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偏离现象。但显而易见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纳税人和监管者之间通常存在广泛的代理问题
，监管者也往往具有自身的效用函数，比如，他们不仅会考虑其监管效果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净增加，还会考虑诸如声誉、政治影响力和在位期限等与自我特定效用相关的其他因素。监管者的这种自利行为可能使监管者的目标函数发生变异，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不再是监管者的唯一目标。
为将监管者的自利行为模型化并考察其结果，我们需要建立反映监管者自利行为的效用函数。根据Boot和Thakor（1993），金融监管者拥有保护并提升其声誉的激励，而金融监管者的效用函数是声誉构建与促进社会福利的某个加权平均。在我们的基本模型中，可以认为，社会对监管者的声誉评价部分依赖于金融机构的审查频率 ϕ ，而金融机构对监管者的声誉评价则部分依赖于费率 π 。具体而言，如果监管者对金融机构的审查频率提高，意味着监管者更加关注金融机构风险，这将有利于金融机构稳定和存款的安全性，因此，社会整体对监管者的声誉评价会提高。而对于被监管的金融机构而言，费率 π 越低意味着支付的成本越小，因而对监管者的声誉评价会随着费率降低而增加。对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监管者而言，更高的声誉评价增加了监管者的效用。值得注意的是，审查频率的提高也会增加监管者的行动成本，因此，我们假设存在一个临界值 a ，当审查频率小于 a 时，声誉评价提高带来的效用增加大于行动成本增加带来的效用减少；当审查频率大于 a 时，声誉评价提高带来的效用增加小于行动成本增加带来的效用减少。也就是说当 ϕ ≤ a 时，效用函数随 a 单调递增；当 ϕ > a 时，效用函数随 a 单调递减。
根据上述分析，在代理问题不能被忽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自利监管者的目标效用函数设定为： U （ ϕ ， π ）= γ 1 f 1 （ ϕ ）+ γ 2 f 2 （ π ）+ γ 3 [ P 1 -（1- P 1 ）- ϕC a ]。在该函数中，监管者的效用包括三个部分：审查频率 ϕ 的影响、费率 π 的影响以及社会福利净增加的影响。监管者的目标效用函数是这三个部分的加权平均， γ i （ i =1，2，3）为相应的权重。根据已有假设：
（1）
f
1
（
ϕ
）具有这样的性质：当
ϕ
≤
a
时，
；当
ϕ
>
a
时，
；
（2）
f
2
（
π
）在
π
的可行定义域上单调递减，即
（3） P 1 -（1- P 1 ）- ϕC a 代表了社会福利的净增加，显然，它是 ϕ 的减函数。
沿用基本模型的其他假设，可得监管者自利情况下的最优化问题为：
max U （ ϕ ， π ）= γ 1 f 1 （ ϕ ）+ γ 2 f 2 （ π ）+ γ 3 [ P 1 -（1- P 1 ）- ϕC a ]
st.
P 1 （1- π ）≥（1- ϕ ） P 0 （ θ - π ）+ ϕP 0 （ θ - E ）
P 1 π ≥ ϕC a +（1- P 1 ） （3-6）
令
ϕ
*
=min{
ϕ
/
P
1
（1-
π
）≥（1-
ϕ
）
P
0
（
θ
-
π
）+
ϕP
0
（
θ
-
E
），
P
1
π
≥
ϕC
a
+（1-
P
1
）}，且
=max{
ϕ
/
P
1
（1-
π
）≥（1-
ϕ
）
P
0
（
θ
-
π
）+
ϕP
0
（
θ
-
E
），
P
1
π
≥
ϕC
a
+（1-
P
1
）}。也就是说，此处
ϕ
的定义域为
。我们知道，
ϕ
*
就是基本模型（即目标函数为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的最优解。假设目标函数的最优解存在，于是得到目标函数关于
ϕ
的一阶条件为：
我们将使
成立的
ϕ
记为
，于是得到上述最优问题的解为：
为考察参数变化对最优解的影响，不失一般性地，我们可以将
f
1
（
ϕ
）的函数形式具体化。根据前文模型的设定，符合相关假设条件的一个
f
1
（
ϕ
）可以是：
f
1
（
ϕ
）=-
ϕ
2
+2
aϕ
+
c
。容易验证，当
ϕ
≤
a
时，
≥ 0；当
ϕ
>
a
时，
< 0。对目标函数求导，可得：
相应的一阶条件为：
此时，最优化问题的解为：
上述结果可以结合图3-5直观地加以说明：
图3-5 监管者自利与社会福利损失
从图3-5可以看出，在监管者自利的情况下，当目标函数的解为
ϕ
*时，最优的监管策略为
F
（
π
*，
ϕ
*），等同于基本模型的解，此时监管者的策略选择并没有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但是，只要目标函数的解位于
ϕ
*
和
之间，监管者的自利行为就会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在图3-5中，当审查频率
ϕ
从
ϕ
*逐渐移动到
时，可行的监管政策组合位于
F
至
F'
这一线段上，但由于监管者的目标效用函数随费率
π
降低而增加
，这意味着效用最大化将促使最优的监管策略从
F'
沿着
F'F
*
向
F
*
移动并最终收敛于
F
（
π
*
，
ϕ
*
）。在
ϕ
从
ϕ
*
逐渐移动到
的过程伴随着由于审查频率加大而引致的社会福利损失，从图3-5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结果：当监管者自利行为
F
*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选择
F
时，造成了相当于
的社会福利净损失。
当
时，为了分析模型参数对最优解的影响，可以对最优解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由于最优解
，显而易见，
与
a
和
γ
1
同向变动，与
C
a
和
γ
3
反向变动。这意味着：（1）如果提高审查频率，监管者将面临声誉评价提高和行动成本增加的交替关系，这一交替关系的临界值越大（即
a
越大），最优的审查频率越高，费率也越高；（2）如果监管者越看重其声誉的提高（表现为赋予
γ
1
的值越大），越会加大审查的频率，相应的费率也会升高；（3）如果审查的成本越大（表现为
C
a
的值越大），相应的最优审查频率和费率都会提高；（4）如果监管者更看重社会福利的增加（表现为赋予
γ
3
的值越大），就会降低审查的频率，相应的费率也会降低。
推论6： 当监管者存在自利倾向时，监管行为可能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偏离的程度受到交替关系临界值、声誉权重、审查成本和社会福利权重等相关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