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金融机构的专业化行为主要表现为通过项目的选择和甄别来控制风险，以确保资金的高效使用。金融机构利用其特有的专业技能达到过滤风险的目的，因此，金融机构的服务提高了资金利用的平均效率，其结果是增加了企业终端的实际产出。但与此同时，金融机构作为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也有自身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金融机构的行为有可能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由于存款保险和不对称信息诱发了道德风险，一旦金融机构自身的经济利益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选择预期净现值最大的项目）相背离，金融机构就有可能通过选择高风险的项目博取高收益，这意味着金融机构作为风险专业化管理者的角色发生了变异。如果高风险的项目预期净现值为负，那么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发生这种行为扭曲必然会导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在金融机构资金投放的过程中必须有一种机制确保金融机构与社会福利最大的目标一致（这意味着选择预期净现值最大的项目，放弃预期净现值为负的高风险的项目）。存款保险的存在一方面降低了挤兑诱发系统风险的可能性（Diamond and Dybvig，1983），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对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因为存款保险降低了存款人对金融机构行为进行监督的激励。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者必须履行社会公共福利代言人的职责，对金融机构实行审慎监管，确保金融机构选择有效率的项目。
在基本模型中，为便于分析，我们将无风险收益标准化为零，并假设金融机构可选择的项目有A和B，其中，项目A的预期净现值为正，项目成功的概率为 P 1 ，收益为1；项目失败的概率为1- P 1 ，收益为-1。项目B的预期净现值为负，项目成功的概率为 P 0 ，收益为 θ ；项目失败的概率为1- P 1 ，收益为- θ 。假设 P 0 <1/2≤ P 1 ， P 0 θ > P 1 且 θ > 1，这意味着项目B的风险大于项目A。由于项目A的预期净现值为正，项目B的预期净现值为负，根据这一假设得到下面两个结果： P 1 ×1+（1- P 1 ）×（-1）=2 P 1 -1> 0， P 0 × θ +（1- P 0 ）×（- θ ）=2 P 0 θ - θ <0。在完全保险的情况下，当 P 0 θ > P 1 时，如果不存在监管者干预其决策，金融机构会选择高风险的项目B以博取高收益。金融监管者的主要目标是促使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选择预期净现值为正的项目A，如果存在单一代表性的金融机构（即假设所有金融机构面临的选择一样），那么能够获取正收益的金融机构的比例将是 P 1 。
在Weinberg（2002）的模型中，金融监管者使用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审查的频率和收取的费率，若监管者发现金融机构选择了高风险（预期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会直接关闭金融机构。然而，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中，由于种种原因，监管者即使发现金融机构选择了高风险的项目，也很少直接关闭金融机构，而是给予一定的处罚。
因此，为更好地反映现实中的实际情况，这里我们对Weinberg（2002）模型进行扩展，假设金融监管者使用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审查的频率为
ϕ
、重大违规行为（即发现投资于高风险的项目B）的罚金为
E
和收取的费率为
π
。假设监管者有能力判断金融机构选择的项目类型，但该项判断需要花费成本
C
a
。同时，假设
C
a
满足条件
C
a
< 2
P
1
-1，这意味着项目A的预期收益要大于审查成本。
当监管者同时也是存款保险人时，我们还假设监管者的审查成本支出和项目失败时的存款保险支付需要通过收取的费率
π
（即预算约束）来满足。
综合上述模型设定，金融监管者的行为可以描述为：花费成本 C a 审查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行为，审查的频率为 ϕ ，如果金融机构选择了项目A，则仅收取费率 π ；如果发现金融机构选择了项目B，则罚金为 E （ π < E <1）。有效的金融监管就是要通过合适地选择这三个变量，确保金融机构选择净现值为正的项目A，于是监管者的最优化决策行为可以概括为：
max{ P 1 -（1- P 1 ）- ϕC a }
P 1 π ≥ ϕC a +（1- P 1 ）
目标函数是预期总收益减去审查成本支出，它代表了社会福利的净增加。 [1] 第一个约束式是激励相容约束，它说明的是，金融机构选择项目A的预期收益要高于选择项目B的预期收益，因此，金融机构的行为将与监管目标一致（即金融机构将主动选择净现值为正的项目）。由于我们假设监管的目标是要使所有的金融机构选择项目A，在这种情况下，监管者能够收取的预期费用总额为 P 1 π ，监管者的审查成本支出为 ϕC a ，如果项目失败，监管者需要支付存款保险额1- P 1 。因此，第二个约束式是预算约束，它表明，监管者的成本支出和存款保险支出需要通过收取的费率 π 来覆盖。
显而易见，由于 C a 是外生不可控的，因此对于监管者而言，目标函数最大化的问题就是要在两个约束条件下寻找最小的 ϕ 。对于激励相容约束，在（ ϕ ， π ）坐标平面上，其代表的边界具有单调递增和下凸的性质，因而，激励相容约束的集合是一个凸集。
证明：
我们对
求
π
的一阶和二阶导数得到：
由于
P
1
>
P
0
，
P
0
θ
>
P
1
，
E
>
π
，因此得到：
。这说明，函数
ϕ
（
π
）是单调递增的且具有向下的凸性。
证毕。
对于预算约束
P
1
π
≥
ϕC
a
+（1-
P
1
），显然有
。根据上面的结果可知，对于激励相容约束而言，当
π
=1时，
ϕ
π=
1
=
；当
π
=0时，
。对于预算约束而言，当
π
=1时，
（该值大于1）；当
ϕ
=0时，
（该值位于0和1之间）。这意味着，在（
ϕ
，
π
）坐标平面上，激励相容约束线（记为IC）和预算约束线（记为BC）的交点坐标位于0和1之间。这一结果可由图3-1予以描述。
图3-1 金融监管行为的最优化：基本模型
从图3-1可以看出，阴影部分为约束可行集，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组合位于点 F （ π * ， ϕ * ）。由于在该点， ϕ 和 π 同时达到最小，因而目标函数社会福利达到最大。
对上面的结果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是容易的：（1）如果项目风险进一步增加，即参数 θ 增加，此时为了保持激励相容，审查频率 ϕ 必须提高，而伴随审查频率提高的成本需要更大的费率来维持，这意味着 π 也会增加，因此，如果参数 θ 增加，将导致曲线IC向上移动，结果最优解（ π * ， ϕ * ）中的 π * 与 ϕ * 会同时增加；（2）如果参数 C a 增加，显然预算约束线BC将会向右移动，这意味着最优解（ π * ， ϕ * ）中的 π * 与 ϕ * 会同时增加，这主要是因为 C a 增加意味着审查的单位成本增加，增加的成本需要更大的费率 π 来维持，此时为满足激励相容约束，审查频率 ϕ 也会相应增加； （3）如果违规罚款 E 增加，金融机构采取高风险项目的成本升高，这会抑制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激励，这时曲线IC将向下移动，最优解（ π *， ϕ * ）中的 π * 与 ϕ * 会同时减少。
推论1： 项目风险增加将激励金融机构承担更多风险，为确保激励相容，审查频率和费率需要同时增加；审查成本增加需要更大的费率来覆盖，此时激励相容导致审查频率也会同时增加；违规罚款增加可以减少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激励，在激励相容和预算约束两个条件下，审查频率和费率会同时减少。在前两种情况下，社会福利因净成本增加而减少；在第三种情况下，社会福利会有所增加。
[1] 由于监管者收取的费率 π 和罚金 E 属于从金融机构到监管者的转移支付，因此并不包含在目标函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