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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关于金融监管必要性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的不完全性，二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根据一般经济学理论，市场的不完全性将诱发市场失败，导致资源配置无效或者低效。金融市场作为一个特殊的市场，其不完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效应，二是金融体系的准公共产品特性，三是金融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1）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效应。
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效应主要是指金融行为和活动对市场中其他人所产生的额外负面成本，从而导致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现象。尽管负外部性效应并非金融业的独有特征，但金融业（典型的如银行业）经营的特殊性使其负外部性特征尤为明显：作为高杠杆负债经营的企业，金融机构原则上只对自己的资本投入承担有限的责任，却经营和支配着相当于其资本量数倍的金融资产，这意味着金融机构的股东可以获得远高于其资产的利益，却承受着相对较小的风险。显而易见，高负债的经营模式加大了所有者冒险的激励，导致金融部门容易出现过度的风险倾向。
除高杠杆经营所导致的负外部性外，金融部门较强的传染性也会导致明显的负外部性效应：金融体系内的各个金融机构之间通过信用链条互相依存，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使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很容易蔓延扩散至其他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关键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可能导致整个信用链条出现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从而诱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发生伴随着信贷减少、流动性枯竭以及财富缩水等现象，负外部性传导至实体经济部门，进而导致经济衰退甚至经济危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金融效率的提高建立在市场竞争机制之上，而市场竞争下的优胜劣汰效应一方面会加大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风险，强化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另一方面还可能导致垄断及与之伴随的效率损失。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金融机构“自由竞争悖论”。
（2）金融体系的准公共产品特性。
在经济学中，公共产品有两个基本特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前者指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向额外消费者提供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某个消费者对该产品的消费不影响别人同时消费该产品；后者指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被某个消费者专有，试图限制其他人消费这种物品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过高的。严格来讲，公共产品在消费上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在现实中，大多数公共产品介于私人产品和纯公共产品之间，因而兼具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双重属性，我们一般将这类产品称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产品”。
根据上述界定，金融部门的内在特征使其具有了准公共产品属性，而这些属性正是我们认为现代金融体系所必须具备的特征：稳定、公平和有效。满足上述特征的金融体系可近似地被视为公共产品，同时这一特性也决定了金融交易中的“搭便车”行为无法避免，相应地，其供给也就无法在纯市场行为下达到最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引入政府监管进行适当调节纠正市场机制的不足，就成了现代金融体系正常运转之必需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体系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及其导致的市场失灵内生出对金融监管的需求。
（3）金融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金融交易过程中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既是金融体系的内生性特征，又是金融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金融领域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是广泛存在的，比如：在典型的银行-企业关系中，较之外部监督的银行而言，企业显然对自身的生产、发展和风险状况更为了解；在金融市场中，发行证券（股票或债券）融资的企业会比投资者更加了解项目资金的风险和潜在盈利能力；在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存款人通常很难辨别健康的银行和潜在的问题银行，同时，贷款风险往往来自那些最有贷款积极性的贷款人。当然，金融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远不止上述三个方面，而是广泛地存在于金融交易的各个环节中。
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信息不对称将会导致事前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和事后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所谓逆向选择是指，那些最可能引发信贷风险和导致金融机构亏损的借款人，在很多情况下恰恰是那些主动和积极寻求贷款的人。所谓道德风险是指，在金融合约的执行过程中，掌握私有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自身的信息优势获得额外利益，并由此损害了合同对方的利益。毫无疑问，在以信用为基础的金融市场中，无论是逆向选择还是道德风险，都会降低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影响资本有效配置，造成金融风险积累。在这种情况下，为降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损害，有必要引入金融监管，通过建立必要的外部监督和约束机制，促使市场主体更加谨慎地行事，同时通过提供更为全面、及时、准确的信息，帮助价格信号等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运作，从而减轻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带来的问题。
关于收益（效用）函数凸性特征的讨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经济金融相关文献中。有凸函数特征的期望效用值随着风险的增加而上升，因此，当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强时，当事人的期望效用值反而上升。显而易见，收益（效用）的凸性特征激励了负债的所有者（经营者）采取对社会价值有负面影响的高风险方案，从而实现价值从债权人到股东的转移。
斯蒂格利茨和韦斯（Stiglitz and Weiss，1981）通过模型表明，当借款人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时，即使不存在政府干预，信贷配给仍然可能成为信贷市场达到均衡的一种状态。这一模型假设借款人清楚项目的风险状态，但存在隐瞒对贷款不利信息的倾向；而金融机构（银行）虽然掌握借款人群体分布的统计特征，却难以准确识别和判断这种风险。这意味着，金融机构（银行）和借款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问题。
在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情况下，银行贷款的预期收益为 E （ ρ ），该收益与贷款收益（借款人支付的利息 R ）和借款人的风险水平（ σ ）有关， E （ ρ ）= ρ （ R ， σ ）。同时，借款的收益为：Π（ y ）=max（- c ， y - R ），其中， c 代表抵押物价值， y 表示项目的现金流。假设在风险水平 σ * 下，企业的最低收益为Π，即 E [Π（ y ）| σ * ]=Π；而在风险 σ max 下，企业预期收益达到最大值Π max ，即 E [Π（ y ）| σ max ]=Π max 。那么，贷款的需求量将由处于区间[ σ * ， σ max ]的借款人数量和贷款额决定。
如果银行对借款人充分了解，就可以针对不同风险水平差别定价，但在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情况下，银行只能依靠概率对借款人的整体风险状况 σ 做出推断。当银行试图提高利率水平时，就会导致如下经典的逆向选择问题：在风险水平 σ 下，提高利率一方面会使银行的收益增加，另一方面也会导致风险 σ *增加，这是因为 σ *不增加将导致 E [Π（ y ）| σ *]减少，从而将风险为 σ *的借款人挤出信贷市场。在上述过程中，贷款人的总体风险会出现上升，从而导致银行的预期收益下降。为克服上述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所导致的两难状况，银行通常会确定一个最优的 R *值，使其预期收益最大化，如图2-2所示。
在图2-2（a）中，非单调的银行预期收益曲线
E
（
ρ
）反映了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问题：当利率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预期收益反而下降。同样的道理，图2-2（b）中银行的信贷供给曲线
S
也是非单调的。如果需求曲线
D
1
与
S
交于
R
1
的水平，则市场会产生竞争性均衡，不存在信贷配给；但当需求曲线移动到
D
2
时，由于需求和供给曲线二者无交点，利率水平将由银行利润最大化的利率
R
*决定，这意味着此时信贷市场转向配给均衡，银行是价格的制定者。图2-2（c）显示了信贷配给均衡状态下的银行风险值，其中
和
σ
max
为银行相对于企业的风险水平，由于银行无法识别具体的风险状态，且银行风险随利率上升而增加，因此，信贷配给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图2-2 信贷配给的S-W模型
将上述情况稍微延伸，便可以描述银行对借款人实行区别对待的情况。在图2-2（b）中，假设
D
1
代表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信贷需求曲线，而
D
2
则对应表示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信贷需求曲线。此时，为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银行将对前者进行竞争性的信贷利率定价，而对后者则采取信贷配给利率
R
*。因此，由于受信息（完全）不对称的影响，为实现预期收益最大化，银行将采取差异化的定价策略（价格歧视
R
*
和
R
1
），并由此而承担了两种不同的风险
和
σ
1
。
S-W模型说明了在一个具有凸性特征的市场中，信息不对称会导致监管漏洞以及给存款人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凸性特征所导致的信贷配给和资产替代（用高风险项目替换低风险项目）问题表明了银行有从事过度风险活动从而损伤股东利益的可能性。S-W模型对于金融监管的直接意义在于：为克服银行经营凸性特征所带来的风险转移和资产替代问题，监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必须是严格和审慎的；在缺乏监管的环境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将导致存款风险随着存款利率水平的上升而增加。
D-D模型由Diamond和Dybvig（1983）提出，在该模型中，金融中介（银行）一方面集合存款人的资金进行贷款投资，另一方面通过为存款人提供流动性保险而促进消费平滑。在D-D模型中，由于贷款管理在本质上是将流动性较高的短期小额存款转换为流动性较低的长期大额贷款，因而也导致了存贷款之间期限不匹配的风险。这种期限错配风险有可能导致针对存款者的流动性保险承诺（即存款提现需求）难以无成本地实现。特别是，一旦信息不对称引发了大规模、非理性的集中挤兑，银行的流动性困境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D-D模型推导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信贷市场均衡状态：一是存款人出现集体恐慌所引发的“挤兑均衡”，也称“坏的均衡”；二是在无挤兑情况下的均衡，也称“好的均衡”，在这种均衡状态下，银行存款有效地发挥了“最优社会保险”的功能。
为说明银行的流动性保险为什么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福利，这里引入一个简单的二阶段无差异曲线模型。如图2-3所示，预算线
L
表示人们在阶段1能消费2个单位，但在阶段2则能消费2
R
个单位（或预算线
L
上
C
1
和
C
2
的任意组合）。根据D-D模型的假设，无差异曲线的上半部分通过点
A
与预算线
L
相交，
A
（1，
R
）成为唯一的消费点。这也意味着，如果通过一定的移动，能使预算线
L
和无差异曲线在点
B
相切，就能有效提升社会福利水平（1<
<
R
）。
图2-3 D-D模型中流动性保险对分配福利的改善
从金融监管角度看，D-D模型的政策启示非常清楚：由于集体恐慌和风险传染所导致的银行挤兑是缺乏效率的，因而非常有必要通过纳入外部监管来避免无效（或低效）均衡。理论上，由于引发“挤兑”的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导致集体性的恐慌和非理性挤兑，因而应通过合适的制度安排来尽量避免这种低效均衡。有鉴于此，Diamond和Dybvig（1983）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提升公众信心和消除无效挤兑的方案，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以及涉及其他各种有效的金融监管措施的方案等。具体来看，Diamond和Dybvig（1983）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种防范无效率挤兑的方法：一是暂停货币兑换，即银行应该在出现恐慌性挤兑时立即宣布停业整顿，以更有秩序地完成资产变现；二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增强危机应对能力；三是发挥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通过提供及时、有效的流动性支持，缓解短期流动性不足所引发的冲击。总体来看，由于清算未到期的银行资产成本高昂，并有可能诱发市场恐慌和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些都有力地支持了应该帮助银行尽量避免流动性冲击威胁的观点（Kahn and Santos，2001）。
金融脆弱性有狭义和广义概念之分：狭义的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的更易失败的本性，我们有时也称之为“金融内在脆弱性”；广义的金融脆弱性是指一种趋于高风险的金融状态，泛指一切融资领域中的风险积聚，包括银行信贷融资和金融市场融资。
关于金融脆弱性的理论文献已经汗牛充栋，其中，明斯基（Minsky）的金融脆弱性理论比较具有代表性。明斯基通过分析“繁荣—衰退”周期的长期波动，发现银行业具有天然的内生脆弱性，这主要由银行高负债经营的先天性质决定，其结果是，商业银行和其他市场相关金融机构必然面对周期性的危机和破产浪潮。在明斯基的分析中，经济在繁荣期的延伸阶段就已经种下了危机的种子。为此，明斯基将融资者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抵补性企业（hedge-financed firm），该类企业属于安全的借款人，它们主要基于未来的现金流进行套期保值性的融资；二是投机性企业（speculative-financed firm），该类企业在借款初期的收入虽不足以覆盖到期本金，但能正常支付利息，此后能逐渐实现“收支”平衡；三是“庞氏企业”（Ponzi firm），该类企业的风险最高，它们将贷款投向期限很长的项目，短期内无力支付贷款本息，只能通过滚动融资（借新还旧）和增加借款金额的方式来支付。
在上述企业分类基础上，明斯基以“商业周期诱使企业进行高负债经营”为框架对金融危机进行了解释：在一个新周期开始时，绝大多数企业都属于抵补性企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市场显现出一派利好的气氛，企业预期收益上升，纷纷扩大借款，投机性企业和庞氏企业迅速增多，其后果是高风险的后两类借款人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安全的第一类借款人所占比重却越来越小，金融脆弱性也愈来愈严重。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经济周期逐渐见顶，任何打断信贷资金流入生产部门的事件都将引起一系列的违约和破产，而这又将进一步反向传递给金融体系——金融机构的迅速破产导致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迅速破灭，金融危机随之爆发。在明斯基的分析中，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特征可由两个主要原因解释：一是代际遗忘，二是竞争压力。前者指眼前的金融繁荣使得借款人对短期收益的渴望战胜了对过往危机的痛苦记忆，同时银行的道德风险将代际遗忘的时间大大缩短，而后者则主要指银行在市场竞争下为争夺有限的客户资源而放松了放贷标准。就明斯基理论的政策含义而言，其直接要求是要通过金融监管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督。
除明斯基的理论外，后续关于金融脆弱性的理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从早期的Veblan（1904）、Fisher（1933）到后来的Kindleberger（1978）、Jorion和Khoury（1996），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1994），Stiglitz（1998），Krugman（1998），Mc Kinnon和Pill（1998）等，其内容涉及信用、货币、经济周期、流动性等诸多方面。比如，Veblan （1904）在《商业周期理论》中对金融不稳定的解释为：市场对企业的估值逐渐脱离企业的盈利能力导致了证券买卖的周期性崩溃，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本身存在周期性动荡因素。Fisher（1933）发展了“债务-收缩”理论，该理论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基础的恶化，特别是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在后续的一些研究中，Kindleberger （1978）强调了市场的集体非理性和过度投机所引起的资产价格波动和金融危机。Stiglitz（1998）认为，金融业经营的特殊性使得其内在蕴含的危机因素远远高于一般的工商企业。在Krugman（1998）的研究中，道德风险、过度投资以及政府对金融机构的隐形担保和裙带主义也是导致金融脆弱性的重要原因。Mc Kinnon和Pill（1998）强调了过度借贷的影响，特别是非银行部门的盲目乐观预期会导致信贷扩张和经济过热，从而导致金融不稳定。此外，在非理性的金融市场环境中，金融活动和行为的非线性特征不仅会导致危机的传导和扩散速度加快，而且演化方向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一旦监管缺位，金融市场很容易发生崩溃，因此，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具有客观必要性，这有助于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和公平性（Shiller，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