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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视角看，在学术界就公司化进行探索并提出国企股份制改革之前，股份制的萌芽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就出现了——当时，某些社队企业为扩大生产能力，采取了集资入股、合股经营和股金分红的办法，兴办了一批合股经营的股份制乡镇企业。由于政府放宽政策，这种带有股份制特点的新型企业形式很快向城市发展。例如：1983年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在深圳首次公开招股；1984年7月北京天桥商场改制为天桥股份有限公司，并发行3年期股票；1984年11月，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创办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社会部分公开发行不偿还本金的股票。1987年开始，股份制试点范围的扩大更使得各地涌现出了一批较为规范的公开招股的股份制企业。鉴于流动性是股票、债券等证券的内在属性之一，因此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随着股票发行规模的日益增大，股票的流转需求就如同一股暗流在不断涌动，而证券交易场所正是为了满足这种社会需求的自然产物。
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的增多，这一时期的股票发行有所增加——截至1987年底，全国累计发行股票10亿元。在股票数量增加的同时，受制于当时的中国金融管理体制，股票、债券的交易同股份制试点类似，一开始均是自发的，带有明显的“地下”色彩。这种状况直到1986年8月沈阳信托投资公司获准开办企业债券等柜台买卖转让业务，进而充当国有企业职工交易债券和股票的平台之后才有所变化。同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设立证券营业部，开始办理“飞乐音响”“延中实业”等股票的买卖业务。此外，丹东、宁波、广州、重庆等地当时也试开发了证券交易市场。这些地区性市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股票二级市场的雏形初现。
当时包括股票在内的有价证券交易主要以信托投资公司作为中介来完成。总的来说，这一阶段证券交易市场的特点可以归结为规模小、品种少和范围窄，均为柜台挂牌交易。
1988年4月，经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批准，沈阳、上海等7个城市开展个人持有国债的转让业务；同年6月，这种转让市场延伸到61个城市，1989年进一步增至90多个城市；到1990—1991年，在全国大中城市基本实现了普遍开放。与此同时，证券中介机构也较之前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在1987年9月中国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成立之后，为适应国债转让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中国人民银行于1988年下拨资金，在各省组建了33家证券公司的同时，财政系统也成立了一批证券公司，初步形成了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并行开展证券买卖业务的格局。
伴随着证券交易中心在地域上的拓宽和数量上的增加，再加上与股份制试点推进相伴生的股票发行数量的增加，股票交易规模也明显放大，如1988年和1989年的股票交易额分别为922万元和2315万元。
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阶段的中国资本市场一级市场得到有限度拓展的同时，二级市场逐渐起步，交易活跃度不断上升。这一期间的证券交易品种渐趋多元化（但仍以国债为主导），中介机构也得到迅速发展。
证券柜台交易的出现及火爆为集中性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创造了条件。从历史的视角看，创建证券交易所的设想最早出现在深圳——1988年11月，深圳市政府组建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领导小组，研究成立证券交易市场的可行性（彭森和陈立，2008），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则始于1989年12月（龚浩成，2019）。
深圳和上海之所以会在20世纪80年代末冒着较大的政治风险筹建证券交易所，主要是因为对于这两地政府而言，推进浦东和深圳两个经济特区的经济建设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因而在无法获得体制内（由指令性计划确定的银行信贷）资金支持且地方财政资金日益紧张的大背景下，尝试通过全新的金融模式来解决资金困境。
在当时的深圳市和上海市政府看来，既然中央明确建立经济特区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进而被视为学习资本主义以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性的实验室，且中央政府还赋予了特区较大的自主权，那么就不应该受传统社会主义条条框框的限制，类似股票、债券这样原本被认为具有资本主义典型特征的事物进而证券交易所就存在试验的空间。也正是基于经济特区这样一个独特制度安排的考虑，1990年3月，国家允许上海、深圳两地试点公开发行股票，随后两地分别颁布了有关股票发行和交易的管理办法。颇有意思的是，深圳市政府在多次向中央提交的许可设立证券交易所申请均以失败告终的背景下，考虑到1989年依托深圳经济特区公司等柜台交易市场非常活跃（1990年春有超过300家可进行股票交易的办事处），选择于11月25日下达《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赶在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之前（12月1日）启动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试营业。事实上，深圳证券交易所直到1991年4月才正式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7月3日正式开业。
当然，除了建设资金筹集的考虑外，柜台交易的弊端也是促使证券交易所成立的现实原因。当时，1987年确定的股票柜台交易制度设计上存在明显问题：一方面，柜台交易设定涨停板导致柜台交易价格与私下交易价格存在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柜台交易的股票也存在价格差异，进而导致了股票私下交易不仅无法被彻底消除，反而愈演愈烈，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无论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还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在1990年开业的时候均带有极为明显的地域性和试验性，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少，规模也很小——当年两市挂牌交易的10家公司中，上海8家（1家为非本地的浙江公司），市值总规模不足10亿元，开市第一天交易额仅49.4万元；深圳本地2家。除股票外，当时沪深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品种还包括国债和企业债。1991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数量保持稳定的同时，深圳“老五股”（深发展、深金田、深万科、深安达、深原野）中的其他3家和“深宝安”上市之后，A股公司数量达到14家，年末股票总市值达到109.19亿元。1992年，随着两个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大幅增加（年末为53家，较1990年增加39家），场内股票筹资额达到94.09亿元（其中A股50亿元，B股40.09亿元），全年股票成交额达683.03亿元，年末股票总市值达到1048.15亿元。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视察时针对证券市场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在邓小平谈话精神的鼓舞下，中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浪潮，股份制也在中共十四大之后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设立，取代之前先后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证券办公室和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制度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专门监管机构。自此，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建立全国统一监管框架，股票公开发行试点由上海、深圳扩大到全国，国有企业的改制上市稳步推进。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沪深交易所的发展极为迅猛——当年，两市在上市公司总数增加到183家（较1992年增加了约2.45倍）的同时，股票总市值达到3531亿元，环比增长236.9%，年度成交额达到3667亿元（环比增长436.9%）。
总体来看，从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1993年底的异地上市公司比例（沪市占比40%，深市占比60%）、会员区域分布（沪市拥有会员481家，90%来自外地；深市拥有会员420多家，94%来自外地）、投资者来源（沪市460万投资者中70%以上是异地投资者，深市400万投资者中60%为异地投资者）看，它们已从地方性的交易所成为全国性的市场。此外，由于各地证券市场相互交叉渗透，以及证券市场信息传播条件的改善，两家证券交易所的股市行情初步呈现某种联动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