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城，还是胡同生活的时代。运煤的骆驼队在城里穿街走巷，铃铛清脆悠远；“唱话匣子的”背着留声机，等着愿意听京戏、听笑话的人请他上门。那时候的孩子到游艺园里看露天电影，听戏、看杂耍；男孩子在胡同里踢球，女孩子在院子里玩“踢制钱”……这一切，都是作家林海音在《城南旧事》里描绘的景象，是她离开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北京到台湾之后，追忆童年生活的背景。而她从六岁到十三岁的童年往事：结交的朋友，经历的故事，观察的生活，则在这样的环境中徐徐展开……

作品由五个相互没有因果关系的小故事构成，它们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可以看作是一个懵懂的孩子刚刚开始“睁眼看世界”的全记录。小女孩英子跟随着爸爸妈妈从日本漂洋过海来到北京，住在城南的一条胡同里。这里的一切都让英子感到新奇：会馆门前的“疯”女人，常被打骂的小伙伴妞儿，隐藏在荒草丛中的小偷儿，敢于冲破旧家庭的藩篱追求新生活的兰姨娘，丢下自己的孩子来做奶妈的宋妈，他们都曾和英子朝夕相伴，但最后却又一一离去。直到最后，严厉又慈爱的父亲长眠，“我”肩膀被放上长女的家庭责任，童年就远去了。作品用清新明丽的语言风格，稚嫩真诚的表达方式，描写英子面对大人世界里“疯子”与“正常人”、“好人”和“坏人”等等一系列人生难题时候的困惑，写英子的眼睛观察到的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整部作品在天真盎然中道尽了人世的复杂多变，也道尽了英子面对人世凄苦的所有困惑和思索。

五个故事中，《惠安馆》所占篇幅最重，也最为动人。小英子初尝友谊的甜蜜和初经世事的苦涩在这个故事中纵横交错。与“疯”女人秀贞和小伙伴妞儿的交往给英子带来了摆脱大人掌控的生活快乐，然而，两个人遭遇的不幸又每每让她感到忧愁和困惑。英子用自己的方式帮助这对苦命的母女相认了，但等待她们的结局却不是团圆，而是死亡。短短的一个故事，从单纯明媚、快乐阳光到愁肠百结、以悲剧收场，汇集了多少人生况味和人间悲喜呀！

其实，不仅是《惠安馆》，其他故事也都保持了这样的悲喜交加的情感基调。换句话说，作家总是在快乐单纯的笔调中，在温煦从容的回忆中，写人生的艰难曲折，写命运的多灾多难。在《我们看海去》中，英子和大朋友保持着神秘的友谊，还约定了一同去看海，但最后却无意之中充当了“出卖”他的人。“朋友是小偷”，这无论是对于七岁的英子而言，还是对于所有的人，恐怕都是一个难辨是非情感的难题。而那首《我们看海去》，又带上了多少童年的浪漫幻想和困惑忧伤呢！可爱又危险的兰姨娘的故事，可亲又有些唠叨的宋妈的故事，亦是如此。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故事都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单纯，而是充满了五味杂陈的生活滋味。单纯和复杂，就这样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特殊的城南景观。

《城南旧事》像一幅童年的风景画，很多童年生活细节，都被作者描绘得栩栩如生，意趣盎然。可以直立放着的棉裤筒，毛茸茸的小油鸡，树上的虫子，草丛里的皮球，不明就里就跟大人胡乱学的歌谣，还有对付大人的鬼点子、虚荣心，对待伙伴的真诚直率等等。“我们真快乐，胡说胡唱胡玩，西厢房是我们的快乐窝，我连做梦都想着它。”尤其是对童年的性格特征和情感特征的逼真描绘，在作品中更是不胜枚举。比如，英子得知妞儿的父母不是亲爹亲妈，她就赶紧回家问自己是不是妈妈亲生的，妈妈怎么生的自己。比如，看到兰姨娘可能会夺走爸爸，英子就赶紧改变对德先叔的态度，撮合兰姨娘和德先叔在一起。比如，看到妈妈总是生孩子，她就暗地里给妹妹起外号等等。尽管时代不同了，具体的生活环境变了，但属于童年的共同情感状态没有变。作者用风趣的语言、似曾相识的场景和深沉的回忆，把属于童年的快乐单纯、明媚阳光都带到读者的面前，让人心生温暖。

《城南旧事》像一幅京味风俗画。火炕、鸡毛掸子、桂花油、毛驴、洋车、煤油灯、闹鬼的房子、做小买卖的吆喝声、以物换物的购买方式、公用的水井、南腔北调的语言、虎坊桥的灯会、城南游艺场的喧闹，甚至宋妈的重男轻女……在主线故事之外，作品堪称“平民生活的写真”。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中，活跃着宋妈这样的既善良又有些多事的人，她们见面就问“吃了么您？”，她们追逐热闹、传播小道消息、关心别人的生活。于是，即使是深宅大院的生活，也会变成“鸡犬相闻”的一部分。胡同生活，或者胡同文化，就这样形成和延续，就这样在英子的笔下复活，重新散发着风趣幽默的世俗烟火气息，充满了北京民俗特性与文化风貌。人物对话与叙述语言，也都是地道的北京话，充满了浓厚的京味儿，难怪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称“林海音先生是台湾‘京味儿’作品的代表人物”。

《城南旧事》像一幅时代的缩微风云图。作品写的虽然是市井百姓的悲喜剧，但是却无处不折射着时代风云。关注的虽然是带有自传性质的小故事，却无处不以小见大，关注着更为广阔的人群世态。住在惠安馆的北大学生，走出家庭寻找自由的兰姨娘，新青年德先叔，来家里看病的日本医生，小偷的弟弟要留洋的梦想，“我”和妹妹等着看“出红差”……还有，大学生和秀贞破除礼教之后的爱情悲剧，兰姨娘和德先叔受《傀儡家庭》影响之后的爱情喜剧等等。“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在小说中具体为普通人的爱情故事；革命斗争中被镇压的学生，在小说中具体为“出红差”。作者曾说：“我和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同时来到这世上。新文化运动发生时，我才是个母亲怀抱中的女婴，是跟着这运动长大的，所以那个改变人文的年代，我像一块海绵似的，吸收着时代的新和旧双面景象，饱满得我非要借写小说把它流露出来不可。”因而，作品在关注生活细部的同时，始终没有离开具体的时代环境。正因为有大时代的衬托，小人物的故事才有了更大的合理性，小人物的命运才变得那么难以把握。“大时代的小故事”是《城南旧事》的整体特征。

《城南旧事》像一首淡雅而含蓄的诗，它有清脆的语感，有细致的描摹，有生动的比喻，有精巧的结构，还有贴合人物身份的各种语言。比如，“妈妈说的，新帘子胡同像一把汤匙，我们家就住在靠近汤匙的底上，正是舀汤喝时碰到嘴唇的地方”，多么形象生动！比如，换绿盆儿的买卖人跟妈妈讨价还价：“听听！您听听！什么声儿！哪找这绿盆儿去，赛江西瓷！您再添吧！”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林海音很擅长用语言塑造人物，对着英子讲故事的秀贞，整天忙忙碌碌的宋妈，都是说着富有各自特征的语言出场，塑造了各自不同的性格。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小说中的小英子是一个线索人物，由她串联起了不同人的不同故事，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她形象的丰富性和立体化。她善良、仗义、倔强、聪明、胆子大，同时她又敏感、早熟、忧伤。尤其是《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中，她既意识到了作为长女的责任，又忍不住感叹这种责任来得过早、过于沉重。她以真挚的情怀抚慰别人的心灵、关爱别人的命运，尤其是女性的命运，这甚至成为她此后写作延续下来的着力点。她身上既闪现着作者的影子，又加入了一定的艺术加工。在让人记住各个故事的主人公的同时，也深深记住了这个讲述全部故事的小姑娘。

童年的意趣、胡同生活的活色生香以及时代的大风云，在如诗如画的笔墨中共同构成了《城南旧事》的文学图景。它们所展示的，不仅仅是作者对于童年生活和老北京生活的回忆，更是她对于城南旧事所代表的故乡文化的乡愁，一种因海峡两岸的距离而产生的乡愁。这种乡愁，像小说里反复提到的骊歌般深沉浑厚，悠远绵长——“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台湾人林海音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生活在北京，之后她举家回到台湾。虽然此后她长住台湾，但她这个人、她的作品却始终“有浓厚的北平味儿”，“甚至比北平人还北平”。她深情地称北京为“第二故乡”，她熟悉北京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四季变换；她难忘京华古都的驼铃残阳、闹市僻巷、城垛颓垣，她思念故友亲朋、思念北京的一草一木。她说：“我漫写北平，是因为多么想念她，写一写我对那地方的情感，情感发泄在格子稿纸上，苦思的心情就会好些。”除了《城南旧事》，她还写了很多散文表达这种思乡情怀。“延伸阅读”部分中收入的部分文章即是其中的代表。

正是有了这样的满腔思恋，她的笔调才变得淳厚纯净，淡泊温馨；而正是因为隔了逝去的时光和遥远的距离，她的笔下才拥有了一种豁达和从容。写悲剧的时候不大悲大恸，写喜剧的时候不得意忘形，时时处处都充满了温馨的惆怅，惆怅的温馨。整部作品中，她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刻意，而是让一个孩子眼中的北京、一个孩子眼中的成人世界从从容容地呈现出来，像生活本身一样，不疾不徐，提笔成文，涉笔成趣。“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城南旧事》体现了这样的质朴美。

《城南旧事》曾入选《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20世纪80年代还被搬上银幕，并获得了多项国际、国内大奖，感动了几代人。怀旧的基调，多层次的情绪色彩，自然的、不着痕迹的叙述手段，不仅使其变成了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就连它的书名，也变成了回忆童年生活、追忆往日时光的代名词。林海音这个名字，也因为这部经典作品，因为她为海峡两岸文学交流所做的贡献，因为她深沉的爱国思乡情怀，被文学史永远铭记。

“延伸阅读”部分另收入林海音回忆写《城南旧事》的小文《童心愚》和著名作家、台湾大学外文系齐邦媛教授评论文章《超越悲欢的童年》，供读者们参考。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