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的生平十分简单，也可以说十分不简单。他生于一八一七年七月十二日，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风光美丽的康科德城。这使他颇为自豪，该城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地点。他说过：永远使他惊喜的是他“生于全世界最可敬的地点”之一，而且“时间也刚好合适”，刚好是美国知识界极为活跃的年代。当时的康科德城燃烧着美国精神生活的辉耀火炬。在梭罗的青年时期，著名的作家、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已经在康科德发表演说，撰文，出书，鼓吹卓越的人，给予梭罗的影响很深。

他的家庭境况比较困难，但他还是进入了哈佛大学。一八三七年毕业，跟他的哥哥约翰一起在家乡的一家私立学校里教了两年书。对他，学生们都表示爱戴，他经常带着他们在户外授课，野餐，让学生们受到以大自然为讲堂、以万物为课本的生活教育。他被一位朋友称作“诗人与博物学者”，并非过誉。他的生活和知识是丰富而渊博的。

一八三九年，他们兄弟俩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航行了一个星期，后来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河上一星期航行的记录。他对大自然的细致观察，他一路上的探索沉思以及他的学识和文笔使他写出一篇有名的旅行记，精雕细刻，他写了十年才拿出来。

那时，他像爱默生那样，在康科德学术讲座上，做过多次演说，但并不受欢迎。一八四二年，约翰不幸病逝，从此亨利离开了学校。没有固定的职业，一八四三年他住到了爱默生家里，一边照顾这位晚年的大作家，一边在他的身旁研究他的思想。那时他也给爱默生主编的《日晷》季刊写过稿子。稍后，他到了纽约，到爱默生兄弟的家里居住，希望在那里建立起他的文学生涯来。但他那种独特的风格并不能被人喜爱，靠写作维持生活也不容易，不久又回到家乡。有一段时间他在家里帮助父亲制造铅笔，但很快又放弃了这项营利的事业。

一八四五年里，他走出了勇敢的一步。三月底他借来一把斧头，跑到城外，在瓦尔登湖边的森林中，开始伐木。七月四日，恰好那一天是独立日，他住进了自己盖起来的湖边的木屋。在木屋中，他观察着，倾听着，沉思着，梦想着，独立生活了两年又多一点，记录了他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他在自然界里得来的阅历和经验。可是不能把他的独居湖畔看作是隐士生涯。他的目的是探索人生，批判人生。他并不是逃避人生而是走向人生，并且也曾以他自己的方式投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在认为已达到了他的目的时，他就走出森林，回到了城里。

就是在瓦尔登湖滨独居时，有一个晚上他到一个鞋匠家去补鞋，忽然遭到逮捕，并被拘禁在康科德的监狱中。原因是他拒绝支付人头税。他已经拒付了六年之久。他在狱中住了一夜，毫不在意。第二天因为有人给他付清了人头税，就被释放了。释放出来后，他还是到鞋匠家里，补好了他的鞋，然后穿上它，和一群朋友跑到两英里外的一座高山上，漫游在那儿的看不到什么州政府的越橘丛中——这便是他的有名的入狱事件。在一八四九年出版的《美学》杂志第一期上，他发表了一篇有名的论文《公民不服从》。在其中，他认为好政府自然有利于人民，更不会去干扰人民，但所有的政府还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更不用说保存了奴隶制度的美国政府了，因此他拒绝支持它。他拒绝交付人头税，以此表示抗议，表示他不愿意服从这样一个政府。他认为如果政府强迫人民去做违背良心的事，人民就应当有消极反抗的抵制它的权利。《公民不服从》这篇论文对后来以绝食方式对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印度圣雄甘地的“不合作运动”“非暴力主义”有很大作用；对托尔斯泰“勿以暴抗暴”的思想也有启发；对罗曼·罗兰也曾有一定的影响。

梭罗一生都是反对美国的蓄奴制度的，不止一次帮助黑奴逃亡。继一八四五年的抗议之后，在一八五一年和爱默生一起积极支持了约翰·布朗的反对蓄奴运动，一直到一八五九年十月三十日布朗被判绞刑，梭罗在康科德市会堂发表演说《为约翰·布朗请愿》。布朗死后，当地拒绝给布朗开追悼会，梭罗亲自跑到市会堂去敲响大钟，召集群众举行会议。梭罗关于约翰·布朗的一系列文章都是强烈的政治论文。这期间，梭罗得了肺结核病，健康明显地变坏。虽然去明尼苏达州作了一次医疗性质的旅行，但病情并无好转。他自己知道已不久人世了。最后的两年里，他平静地整理他的三十九卷日志手稿，从中选出一些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他平静安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他死于一八六二年五月六日，其时还未满四十五岁。

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一八四九年自费印刷出版了《康科德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印了一千册，只售出二百十五册。送掉七十册，存书都堆在家里，因此负债，好不容易才还清。一八五四年出版了《瓦尔登湖》，也没有引起多少注意，相反地，受到詹姆斯·洛厄尔以及罗伯特·路易·斯蒂文生的讥刺和批评。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这部书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它已成为美国文学中一本独特的书，一部世界名著。他一生写了三十九卷手稿，都是他的日志，或者说就是日记，其中记录着他的观察和思想，理想和信念。它们是他的生命的精髓，给他的文章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他在世时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死后收集成书的有《旅行散记》（出版于一八六三年）、《缅因森林》（出版于一八六四年）和《科德角》（出版于一八六五年）等。

《瓦尔登湖》是一本寂寞的书，恬静的书，智慧的书。其分析生活，批判习俗，有独到处，但颇有一些难懂的地方，作者自己也说过“请原谅我说话晦涩”，例如那失去了的猎犬，栗色马和斑鸠的寓言。有位爱德华先生特地跑到克拉克岛上去问他什么意思。他反问：“你没有失去吗？”但这本书内也有许多篇页是形象描绘，优美细致，像湖水的纯洁透明，山林的茂密翠绿；也有一些篇页说理透彻，十分精辟，能启发人。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书，似乎至今还未失去它的意义。其实，至今还能留下来的过去的名著，它们在历史长河中，总是在向前运动的。他们的作者是人类的接力跑中的一个个选手。这就是它们和他们的价值所在。本书十分精深，不是一般的读物。在白昼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时读它还读不进去，似乎我异常喜爱的这本书忽然又不那么可爱可喜了，似乎觉得它什么好处也没有，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可是黄昏以后，心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去，再读此书，则忽然又颇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处、辨不出味道的章节，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肺腑，动我衷肠。到了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这《瓦尔登湖》毫不晦涩，清澄见底，吟诵之下，不禁为之神往了。

人们常说，作家应当找一个僻静幽雅的去处去进行创作；信然，然而未必尽然。我反而认为，读书确乎需要一个幽静良好的环境，尤其读好书，需要的是能够高度集中的精神条件。读者最需要有一个朴素淡泊的心地。读《瓦尔登湖》如果又能引起读者跑到一个山明水秀的、不受污染的地方去的兴趣，就在那样的地方读它更是相宜了。

梭罗的书近年在西方世界更获得重视。严重的污染使得人们重新向往瓦尔登湖和山林的澄静的清新空气。梭罗的书自有一些可取之处。他能从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这些生活之必需出发，以经济作为本书的开篇，崇尚实践，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徐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