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叔是我们家的朋友。如今朋友的定义很宽泛，成了一个游移不定状态的代名词，朋友便也可分为受欢迎或不受欢迎的人。齐叔在我们家受欢迎，家人说他嘴严，少是非。齐叔是位画家，画油画，画风和题材散漫不定。在国内外举办过不少个展，作品却很少参加国内大展，因为大展评委们对于一个六十多岁在画风上仍然声东击西的他，一直很陌生。但齐叔不在意，作品送展时，他只须向送展单位嘱咐一句“别把画给我弄丢了”，了事。

我以齐叔为线索曾写过一篇叫《近的太阳》的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齐叔得知后，便找我说，都说你写了我，给我也看看不行吗？我把早已准备好的杂志交给他，说，只是借了您个画家的身份，有时候不用真姓名写，你就像连自己都不相信一样。您肯定不会在意的。我替齐叔翻开杂志，指给他页码。他一口气读完说，我当怎么回事呢，这不属于名誉侵权案，不就是我给讲的那个故事吗？

齐叔会讲故事，这也是我欢迎他的原因之一吧，和他相处，我有便宜。

从前我们和齐叔都住B城，后来我家迁入省城，齐叔仍在B城，和齐叔见面就少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应邀去挪威参加一个国际女性文学研讨活动。从莫斯科乘火车赴哥本哈根，计划在哥本哈根换飞机再去奥斯陆。傍晚，我独自穿过哥本哈根商业街，朝有“美人鱼”的海滨走，不想在国家歌剧院门前巧遇齐叔。他也是独自一人，正背着手在易卜生的雕像前徘徊。他穿一件风衣，很新，笔直的褶缝儿挺着，多了些中国人在国外的气质。这气质常招来外国人这样那样的眼光。在北欧那些穿着随意的国家，这穿扮就更显得惹眼。当时我真想为这个中国艺术家另外设计一下穿着。其实，齐叔并非没见过世面，早年他在列宁格勒学油画时，我还没生下来。他这次来丹麦，还见了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和齐叔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相遇，我十分惊喜。原来齐叔正在这个国家举办他的个人画展。但画展不在哥本哈根，在日德兰岛的另一个城市。我知道丹麦由三个岛组成：西兰岛、非英岛和日德兰岛。他是专程来哥本哈根参观博物馆的。齐叔问了我来北欧的目的，我告诉他我的目的地是挪威的奥斯陆。齐叔笑着说：“奥斯陆，那也是我的目的地，那里有维格兰和蒙克。”维格兰是挪威的雕塑家。奥斯陆的维格兰公园集中了他一生的大半作品。油画家蒙克作为北欧表现主义先驱，比维格兰的影响更大。那么，我和齐叔将是同路人了。响应齐叔的提议，我们约定三天后在日德兰岛的腓德烈港乘船，穿过连接北欧三国的斯卡格拉克海峡去奥斯陆——我放弃了乘飞机的打算。

三天后，我们如约在腓德烈港见了面。齐叔还是穿着他的风衣，但风衣在他身上显得随和了些，就像他已经融入了北欧的氛围。

我们将要乘坐的轮船叫冰川号，船体很大，涂着黑色，像矗立在腓德烈港的一座黑色城市。我们踏上高高的舷梯，穿过一条条迷宫般的通道，迈上无数个台阶，终于找到了属于我们的舱间。几年后我看电影《泰坦尼克号》，总觉得那就是我们乘坐的冰川号，它实在是不逊色于泰坦尼克号的。

那天乘客不多，我的房间有四个铺位，乘客只我一人。齐叔在我隔壁，也是一人守着四个空铺。不能用豪华和现代来形容这房间，但舱内典雅、殷实，铺陈洁白干爽，一个小巧玲珑的盥洗间，使人想到意大利的老派饭店。我稍事整理，和齐叔来到甲板。船正沿着丹麦的格雷嫩角缓缓驶向大海。岸上正显现出灯火。十月末的季节，中国北方已是初冬，然而在北纬六十度的海湾，海风却温暖宜人。记得一位北欧友人同我说起，有了挪威湾的暖流，也才有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发展。当大海变得漆黑，岸上灯火齐放时，冰川号才驶离格雷嫩角。原来傍晚看格雷嫩角的灯火，是这个旅行路线的一大景观。看完无尽的灯火，我和齐叔来到他的房间。齐叔坐上他的铺位，点着一支烟，问我冰川号什么时候到达目的地。我说大约明天上午九点钟吧。我们不约而同看看表，现在是八点。齐叔说，当你真的走到地球另一面时，才能意识到地球真是圆的，不然你总以为这属于异端邪说。这时，我问齐叔对丹麦的印象，齐叔毫不掩饰地说，好，丹麦好。可人类的共性还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我那位馆长的女儿，非要扔下丹麦的一份好工作去巴黎打工，她说巴黎神秘。我看丹麦就很神秘。我请齐叔谈谈丹麦的艺术，他说都是些浮光掠影，他说“我这是浮光掠影丹麦国”，实在没什么可讲的。我说，可咱们还要坐十二个小时的船呀，讲点什么吧，齐叔。齐叔抽了一阵烟，想想，突如其来地问我：“你今年多大？”

我说，您知道的。

齐叔说，糊里糊涂，就记着你跟你爸妈去过干校。有一次你丢了，让人好找。你在一个麦秸垛里睡着了，找回来头上还粘着麦秸。

我说，那年我六岁。

齐叔“嗯”了一声，翘起右手，用拇指数着食指和中指翻来覆去一阵，似在计算我的准确年龄。接着他问，那时候你净想什么？

我说，说不清，只觉得天很高，自己就像个小虫子。

你自由吗？齐叔又问，显然是指那时候。

我说，我觉得没什么不自由的。不是有麦秸垛吗？麦秸垛，钻进去很温暖。

哎，这就真实了。齐叔说。现在你是个作家了，我觉得写“文化大革命”就应该这么写，这里有文学。再则，“文化大革命”这五个字根本就不能落在纸上。还有“十年浩劫”“十年动乱”都不能落在纸上。这都不是文学。

我说，您这个见解很像捷克那个作家M．K.，他说他从来不把捷克斯洛伐克这几个字落在纸上，他用“波希米亚”这个老词儿。捷克人反对他，他说捷克斯洛伐克缺乏历史感。你只应该写波希米亚那块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写人的行为。捷克斯洛伐克是苏俄十月革命后的产物。

嗯，很耐人寻味。齐叔说。

那么，那时候您自由吗？我反问齐叔，想起他当时的样子：穿件油渍渍的棉袄，棉帽子的耳朵向下耷拉着。到食堂打饭，身后还有人跟着。

齐叔说，没什么不自由的，我会装病，我会造假化验单、假诊断书。他们让我回城检查病，我每月寄一张就完了。

我说，听说那时候您净偷着上太行山画画。

齐叔说，是啊，画画，闻山里的味儿，沁人肺腑的气味儿。看麦苗返青，看柳絮纷飞，看牲口无顾忌地拉屎撒尿。早春冻僵的垄沟解冻了，潮湿着，自己决心给大地以生命。你的生命也被融入了这解冻的大地——一张化验单里有这么大的便宜，这不就是自由？

可是，后来您又被揪回去了。我说。

也许因为我提到了太行山，齐叔没有接着说他再次被揪回去之后，又是如何再争得新的自由的。他突然扭转话题说，哎，我给你讲个太行山的故事吧，太行山的小格拉西莫夫。不过你得躺着听，躺着听故事能身临其境。来，脱鞋，躺下。

我赞成齐叔的见解。人的经验都大同小异——躺着听故事，似乎真能身临其境。小时候躺着听大人讲狼，狼格外可怕；躺着听黑夜，黑夜格外黑。我脱了鞋，躺在齐叔对面。齐叔盘腿坐在他的铺上。

是个三月底四月初吧，嗯，三月底四月初，我正坐在垄沟边上画画。这是太行山西县，西县瓦坨大队。那时叫大队，不叫村。我脚下就是泛了青的麦苗，眼前有几棵开花的杨树。杨树开花，一串串的。颜色像玫瑰红，又像玫瑰紫。树下有几个女社员正给麦苗松土保墒，不干活，推搡着打闹。我脱下棉袄，垫着，垄沟湿呀。对，我还带着一个学生叫小三。那时候追着你学画的学生格外多。你出门画画前呼后拥，不管你方便不方便。这回我就带了小三一个人。小三在市文工团当美工，画样板戏画腻了。我坐着我的棉袄，起好稿，一边铺颜色，一边研究杨树花的颜色到底是玫瑰紫还是玫瑰红。画笔在调色板上和弄过来和弄过去，紫里加点红，红里又加点紫。画画，刮刮；刮刮，画画。两三个小时过去了，画面上的树还是一片空白。这时有两只脚出现在我眼前。是个男人的脚，穿双家做的布鞋。鞋帮上纳着密密实实的粗线，像沾上的芝麻粒儿。没穿袜子的脚在鞋里逛荡着，脚面很皴。我顾不上看人，继续作画，画画刮刮，刮刮画画。过了半小时，又过了半小时。我扭头看看，这双脚还在。脚的主人突然开口了，说：“回家去吧，晌午啦，馏山药去。”

听口音这是当地人，他们说话简洁，舌头有点大，有点发直。比如他们把“去”说成“却”——家却吧。

当地人给我讲过许多关于他们自己的大舌头笑话，笑话里有挖苦也有自惭。比如：买了个小居（猪）不其席（吃食）；比如：有个人进城买药，花了五摸怯（毛钱），买了个大药窝（丸）。这药丸是老式中药丸，皮是蜡做的。买药人一出药铺就掰开药丸把蜡皮吃了把药丸扔了，还愤愤地说：白花了五摸怯，敢情包着这么大个合（核儿）。

我放下画笔站起来，站在我眼前的是个年轻人：瓜子脸油红，早该修理的头发很蓬乱；一件假军绿棉袄，扣子都掉光了，用根绳子系在腰间；肩上背只空筐。小三也走过来，知道是该回去吃饭的时候了，就弯下腰帮我收拾画具。没想到这背筐的年轻人制止小三说：“别忙收戏（拾），可以爷（研）究爷（研）究。”

小三觉得很奇怪，打量着年轻人说：“研究研究，你懂画？”

年轻人说：“说不上懂，俺们接具（触）过。”

接触过，我和小三都为这个“接触”惊异起来。

“你是哪个大队的？”我问年轻人。

“土坨的。”年轻人说，“我知道你们住瓦坨，瓦坨老闷儿家。土坨和瓦坨就隔着一条河沟子。”

小三说：“你刚才说你学过画？”

年轻人说：“我说我只是接具（触）过。”

小三说：“油画？”

年轻人说：“油画。”

小三说：“在土坨？”

年轻人说：“在土坨。”

我说：“想不到在这儿遇见个同行。”

年轻人说：“哪敢，我得称呼您老师。”

他把“只是”“哪敢”“您”加在他的方言里，听起来很是“硌生”，但从此又可发现他确实是接触过外界文明的。

小三对年轻人有点穷追不舍了，说，你说要研究研究我老师的画，我老师的画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年轻人向后退退，眯起眼看看我的画，又看看眼前的对象，沉吟片刻说：“老师的画是个观察问题，观察方法缺少整体意识。太注意树这个局部了，忘记了周围。我说的是颜色，啊，颜色。你看看后面的山，脚下的地，妇女们的大红袄，再回过头来看树。看见了吧，构成树的颜色不是紫也不是红，是蓝，钴蓝，湖蓝和普鲁士蓝。紫和红是表面现象，仅是一点小小的点缀而已，是些细枝末节。”

我更惊讶了。这可不是个一般观众的见解。何况这年轻人在讲这番画论时，不知怎么就换了一套普通话。我在外面写生，观众常品头论足，像啦，不像啦。昨天我也在画树，一个孩子在我身后说，你画的树一点也不像。我问怎么不像。他说，你数数那树叶有多少，你才画了几个。眼前这个年轻人可不是数树叶的问题。小三涨红着脸，心里七上八下，像为我受了委屈。

我对年轻人说：“你的道理可不是一般的道理，你知道吗？”

“当然。”年轻人说，“你当这是我的发现，是我好不样儿的生就出来的？”

小三说：“这是谁的观点，也请告诉告诉俺们。”

年轻人说：“这呦，这观点出自小格拉西莫夫，苏联的。先家去吧，晌午啦，馏山药去。”

小三追问着还想听：“俺们还想听呢。”

年轻人却一定要领我们到他家去馏山药，说，谈艺术，有的是时间，他也有一批作品要给我们看。说着，就去帮我提画箱。大中午到年轻人家去馏山药，这本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春天的山药好吃。可我们在瓦坨有派饭，我还是谢绝了年轻人的盛情。年轻人显得很遗憾，说，要不这样吧，我去就你们吧，赶明儿清早我就过瓦坨，老闷儿家的炕大。可是有些日子不画画了，手实在痒痒。

我们一起往回走，路上没有再谈小格拉西莫夫。我想这是一个大而严肃的问题，年轻人说有的是时间。

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吧？齐叔问我。

我说，我不太注意苏联的画家，虽然我在莫斯科也看他们的博物馆。

你不喜欢？为什么说“他们的”？

我觉得苏俄画家用油画的形式表现俄罗斯这个民族，确实作出了努力。像苏里柯夫、列维坦……可是世界一些美术史家为什么总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排出近百年三十位画家，我不知道能不能排到列宾。

“嗯，难说。”齐叔也说，“不过苏俄画家对于中国可不一样。”

“这里有个感情问题，有历史原因，不代表艺术自身的标准。”我说。

齐叔说：“当时他们可都是我们的偶像，比如格拉西莫夫。格拉西莫夫有两位，一位是A.格拉西莫夫，也就是阿历克塞·格拉西莫夫，画列宁在讲坛上，我十几岁在解放区就看这张画的印刷品。那时不懂油画，以为是照片。后来他又画了不少苏联英雄肖像，晚年还画过《集体农庄浴室》，一群女庄员在一间公共浴室往身上撩水，腰很粗，屁股很大。这位格拉西莫夫，我们称他老格拉西莫夫。土坨那个青年说的小格拉西莫夫是C.格拉西莫夫，就是谢尔盖·格拉西莫夫。他主要画风景，画西伯利亚、白桦树、奥卡河……画得潇洒，颜色也讲究。”

可是，太行深山的土坨这个青年怎么会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呢？我觉得奇怪。

齐叔说，咱们先去喝点什么吧，我请你。也让我想想这故事怎么往下讲，是顺叙，还是倒插笔。

我们出了船舱，来到位于船体中部的酒吧。冰川号的乘客本来就不多，现在已是夜深人静，酒吧的客人更是寥寥无几：一对讲西班牙语的老夫妇，守着两只空杯子，在认真议论他们的旅行路线；几个穿着随意的当地青年男女，对乘船显然已没有任何兴趣和好奇，他们正相互依偎着打盹儿；还有一个苏联青年，是我从莫斯科乘火车来哥本哈根的同路人，我们在一个包厢里度过了十几个小时。他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人很和气，块头很大，能吃能睡，二十几岁已是大腹便便。他一路吃着随身带的和餐车里买的各种食品：炸鸡、熏鱼、猪肉冻……喝伏特加或者格瓦斯。他只会讲俄语，我又只懂几个俄语单词，所以，我们几乎一路无话。我只知道他是去挪威的卑尔根找他失散多年的父亲，他父亲好像在那里开着一家小商店。现在，他眼前又摊满了不少吃喝，杯盘相互挤压着。看见我，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脸有些红。我和齐叔坐下，我要了爱尔兰咖啡，齐叔要了马提尼。我看着那个苏联青年的宽厚背影，心想，没准儿他也姓格拉西莫夫吧。由此又想到俄罗斯的艺术家，到底为俄罗斯贡献了什么。那天我和一个苏联友人在莫斯科看特列加柯夫博物馆，中午在街上找吃喝，走了几公里路，末了在苏联电影家协会俱乐部，每人只买到一个肉丸子和一勺土豆泥。就这，还因为这友人是电影家协会会员，有证件。那天正是苏联“8·19”事件的第五天，叶利钦的坦克正包围着“白宫”。莫斯科的商店本来商品就少，市民排半天队也许只能买到两个茄子。难怪酒吧里这位“小格拉西莫夫”对吃喝如此贪婪，看来他是决心要吃喝到目的地的。可我又实在佩服那些排队买票争看列宾、苏里柯夫，还有老、小格拉西莫夫的苏联人，他们排队有耐性，看画又仔细。

齐叔品着马提尼，继续讲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

从那天起，小三就把土坨那位年轻人叫做小格拉西莫夫了，有时候我也叫。那天我们没有去吃小格拉西莫夫的馏山药，决心回瓦坨吃派饭。分手时小格拉西莫夫又说，明天他就过来。小三说，别忘了带上你的作品，让俺们也见识见识。小格拉西莫夫说，还用你提醒？好容易遇见个老师，这深山老峪的。

晚上，我和小三并排躺在老闷儿家的炕头上，小三翻来覆去地只说，嗯，小格拉西莫夫，神啦。我说，我也觉得很神。

第二天天刚亮，外屋就有了响动。我们都以为是房东在倒腾什么东西，便故意躺着不起。当外屋终于安静下来，我下炕来到外屋。原来，小格拉西莫夫正坐在一个蒲墩儿上。他缩在那里，猛抽着自制的卷烟。他看见我，忙站起来说，老师，你看，画箱我也背过来了，还有……他指指身后的墙。在我身后，那被灶烟熏黑的墙上拦了两条麻绳，绳子上别着他的一批作品：书本大的，巴掌大的，簸箕大的。“专为老师布置了一个展览。”小格拉西莫夫说。

小三也过来了，看看画，看看我；看看我，又看看画。

“当时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面对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我问齐叔。

齐叔说，说实在的，那是一大奇观。只觉得他们离自己很近，又觉得它们离自己很远。你想，在一个中国农村，一个深山老峪的农村，闻柴草味儿，闻猪粪、羊粪味儿才是合情合理的。你突然闻见了油画味儿，你知道，一排油画挂出来味儿是很浓的。松节油、亚麻仁油沁人肺腑呀。你常看画，知道那味儿。你说“文革”——我又用了“文革”这两个字。“文革”十年让一个画家失掉的不就是这股味儿？今后你就写，写一个画家是怎样失掉这股味儿，然后又找回这股味儿的，比写他钻“牛棚”、低头弯腰挨斗更具文学价值。

那墙上的画呢？小……格拉西莫夫的。我提醒齐叔。

齐叔说，小三在就好了。当时小三站在我身边搓着手，嘴里丝哈着只一个劲儿地说：可以呀，小格拉西莫夫你可以呀！

真可以吗？我问。

齐叔说，你是个聪明人，完全可以想像当时出现在眼前的一切，也可以替我做出评价。可，艺术这玩意儿，奥妙就奥妙在，有时好坏都使你没法下嘴。就像你吃有些东西一样，没法下嘴。这次我在哥本哈根看了不少博物馆，也看了不少画廊。在一家画廊我看见一幅叫《鸡的愤怒》的油画，倒是色彩斑驳。但我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请教画廊老板，老板说这张画是鸡画出来的。艺术家把颜料滚在鸡身上，让鸡在画布上拍动翅膀作画，还有鸡的爪子、鸡的嘴。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想起了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

您站在小格拉西莫夫的画前也遇到了“鸡的愤怒”么？我问。

齐叔说，不能这么说，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形象，有人手塑造的痕迹，不是鸡刨出来的。哪儿是山，哪儿是树，房子，石头……都能看出来。颜色堆积得很厚，有的作品，厚得鞋底子一般。可见他追求之虔诚、执着。对这样一个农村孩子，我实在不愿轻易给他泼冷水，油画又不是他们的祖传。他父亲、祖父都是种地、赶毡、卖柿子的。

他的画要是挂在哥本哈根，没准儿真能轰动。我说。

齐叔说，有时氛围很重要。作品与氛围的关系，永远是艺术家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可当时，小格拉西莫夫的画不是挂在哥本哈根画廊，而是可怜巴巴地掴在老闷儿家的土墙上，旁边衬着杈、耙、扫帚和干萝卜片儿。

可以想像，这氛围对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是不利的。我说。

齐叔说，当时小格拉西莫夫非让我立刻评价他的画不可，我说咱们还是先洗脸，吃饭，上山。画么，还是你先谈，谈谈你作画的体会。小格拉西莫夫说，也行。他说得很爽快，也很自信。但这时我们却研究起他的画箱了。小格拉西莫夫忙把画箱的三条腿拉开，打开箱盖，抠出调色板。画箱里，颜料、画笔、刮刀排列有序，该有的都有。看得出，这是一只典型的苏式画箱，是我早就梦寐以求的。在列宁格勒学画时，眼馋得不得了，买不起。现在我那个只能“摊”在地上的画箱显然就相形见绌了。小三又说：“可以呀，小格拉西莫夫你可以呀，自己做的？”小格拉西莫夫说：“完篡（全）是自个儿鼓捣的。”

我们吃完派饭，三人结伴上山。小格拉西莫夫背着他的苏式画箱在前头引路，画箱的金属饰件被早晨的太阳照得一闪一闪。有了小格拉西莫夫的引路，我们就少走许多冤枉路。在路上，小格拉西莫夫又让我谈他的画。我说，你还没有谈体会呀。这时小三插话说：“小格拉西莫夫，你为什么不先把形象画具体？连个比例也不讲，鸡和狗都一样大。还有你画的那门，狗能进去吗？”

小三的议论使小格拉西莫夫突然停住脚，他和小三站了个脸对脸说：“小三兄弟，就艺术的整体而言，你的话是有道理的；就艺术的阶段性而言，你的话是错的。”

“俺错在哪儿？”小三问。

小格拉西莫夫说：“错就错在你忽视了艺术的阶段性，也就是作画的目的性。你画一张画，就为了让狗能进门儿？这再简单不过。可你忘了，现在我们画箱里装的是什么，是颜色呀。也就是说，现阶段你要摆弄颜色。有一次小格拉西莫夫指导学生画写生——我说的是苏联的那位，不是我。他们眼前除了白桦和塔松，还有一座建筑，这建筑有十二个台阶，啊，听准了，台阶是十二个。有个学生多画了一个，也就是说把台阶画成了十三个。小格拉西莫夫给他打了五分。相反，有个学生不多不少画了十二个台阶，小格拉西莫夫反倒给他打了三分。”

“这是为什么？”小三问。

“为什么？艺术的阶段性。”小格拉西莫夫说，“目前，小格拉西莫夫给学生讲的是色彩，就不必去计较一个台阶的得失。此时此刻老师打分的根据是学生对色彩的观察能力。颜色这玩意儿，神秘呀，它打动人又难为人。你要摆弄它，必得先了解其规律。齐老懂，为什么一上午画不完两棵树，是比例问题吗？显然不是。比例在齐老手下还不是如同探囊取物？他是为颜色问题而苦恼。齐老，您说对吗？我的话有不当之处，也请齐老指正。我，一个深山老峪的人。”

我对齐叔说，我很想知道，小格拉西莫夫说这番道理时，是不是又用了普通话？

齐叔望着杯中的马提尼说，是用普通话呀。

我们站起来往回走，路过“小格拉西莫夫”的座位时，他面前又换了吃喝。他看见我欠欠身，笑着，很讪。

我们回到房间，展开卧具，躺下。夜深了，才感到斯卡格拉克海峡的凉意。我把毯子拉到下巴，把自己团起来，听齐叔接着讲小格拉西莫夫。

从理论上讲，小格拉西莫夫的话无可挑剔，这是苏俄画家从谢洛夫开始对绘画色彩理论研究的核心之核心。他们主张绘画应该放弃固有色，大胆认识条件色。怎么认识？就是土坨那个小格拉西莫夫讲的，从改变习惯的观察方法入手。比如你眼前有个熟透了的苹果，我问你苹果是什么颜色，你准说是红的。可是如果我在苹果后面挂一块红布呢？你再看那苹果就不红了。认为天一定是蓝的，土一定是黄的，都是“固有色”在作怪。当时我们对这个理论迷得不得了。当然，这不是绘画色彩学的惟一理论。有专门用固有色画画的画家：马蒂斯、布洛克，还有拉丁美洲的万徒勒里，还有专画黑白画的画家，你能说他们不伟大？可当时苏派画家的色彩理论，确实让我们神魂颠倒过。土坨的这个青年认准了小格拉西莫夫，其实，C.格拉西莫夫并不是这个理论的代表人物。不过，有了小格拉西莫夫的提醒，那天我画得很顺手。作画，有时得有人给你提个醒儿。

那天小格拉西莫夫画得如何？我问。

嗬，猛藐我们。胆子大，画笔在纸上好一阵厾打。齐叔说。

齐叔用了个“厾打”来形容小格拉西莫夫作画。我有几分明白了，就又问齐叔，小格拉西莫夫的自我感觉如何？

好，好得不得了。齐叔说，他画着画着腾地站起来说：“齐老，我给您翻个跟头吧！”翻了几个跟头又唱起当地的老调梆子。唱青衣，唱花脸，唱《潘杨讼》，唱《秦雪梅吊孝》。艺术这东西有时候是能把人弄得五迷三道，忘乎所以。

我说，我还是想先知道谁非要把小格拉西莫夫传给小格拉西莫夫不可。

齐叔说，应该是王××，我师姐。两年前王先生来西县画画，住土坨，小格拉西莫夫不知怎么就迷上了油画，也不出工了，柿子也不卖了，一天天摽着王××，还净给王××找鸡蛋吃。王××爱吃鸡蛋，一天吃十二个。那时候鸡蛋不好买，养鸡也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小格拉西莫夫就给她串着村子找。我想，谁传给他的这不是关键，再说也不是王××一定要把油画播种到土坨。关键是小格拉西莫夫不知怎么就迷上了它，还管王××叫干娘。走火入魔，你懂吧。面对那些高深理论，你不能说他完全是死记硬背，那的确是油画让他的灵魂不安分了。有了油画，他就成了一个生活中的胜利者。每次画画回来，他把新作别在麻绳上，唱着“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老调梆子又改苏联歌曲了。我们在他眼里反倒总像个失败者。

小三不甘失败，晚上在被窝里向小格拉西莫夫挑战：“哎，小格拉西莫夫，请再给俺们讲讲水怎么画，怎么画水？”

小格拉西莫夫把烟抽得很旺，露出光着脊梁的肩膀子说：“你问的是画水？水嘛，水就是一面镜子。”

“那山呢？”小三又问。

“山，一个沉默着的人。”小格拉西莫夫又胜利了。

不过有时候他也会很沮丧。不是为了他的画，是为了别的事。我们在土坨的房东叫老木，老闷儿是他的儿子。老闷儿的新媳妇很漂亮，我和小三想为她画张像。晚上跟小格拉西莫夫商量，让小格拉西莫夫去请。小格拉西莫夫不屑地说：“她长得不行，太敦实，脖子短，肉眼泡。这样吧，明天我把我嫂子领来吧，娜塔丽娅一般，你们一看便知。”你知道，娜塔丽娅是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里葛利高里的妻子。第二天，小格拉西莫夫真去领他嫂子去了。我和小三一天没出去，支开画具，等着，却没等来。

原来，小格拉西莫夫的嫂子死活不来，说是要“粉麦子”，就是磨麦子之前先用搌布把麦子擦湿，当地人叫粉麦子。没领来娜塔丽娅，对我们倒没什么，小格拉西莫夫却吃不住劲儿了，就像在我们跟前丢了人现了眼。他进门一头扎在门后，抱住膝盖蹲下，很是显出狼狈和羞惭。嘴里叨叨着：“哼，非要今儿个粉麦子，今儿个粉哪门子麦子……”

一连几天小格拉西莫夫都很沉闷，晚上躺在炕上不再提“水是一面镜子，山是沉默的人”，只是冷不丁来一句：“齐老，等着的，等秋后山药下来，我背筐山药竟（进）城看您去。俺们的山药是‘大红袍’，小薄拼（皮）儿。”我安慰他说，娜塔丽娅的事不算什么，我们经常碰钉子。你看得上人家，人家不一定看得上我们。再说我们也有个画像画不像的问题。画不像人家，又耽误了社员挣工分，就觉得很对不起人家。

有一天，我们真到小格拉西莫夫家吃馏山药去了，还见了“娜塔丽娅”。娜塔丽娅收工回来，知道屋里是我们，故意不进屋，在院里闪来闪去。有一种农村的年轻女人遇见生人就是这样：又怕你看她，又愿意你看她。娜塔丽娅大概属于这类人。也是为那天画像的事“圆场儿”，她背朝着我们冲另一间屋子喊：“娘，今儿后晌还粉麦子不？”小格拉西莫夫就自言自语着骂：“个×的，这家里要是粉得起麦子，还能让俺老师吃山药。”我和小三暗笑着观察娜塔丽娅，和电影里那位还真有点像。是比老闷儿的媳妇苗条，胸是胸，腰是腰，圆脑门儿，高鼻梁，像有西亚人血统似的。我们吃完山药出门时，她还故意站在门口让我们看，看来她知道她在土坨是出众的。小格拉西莫夫从嫂子身边走过，又骂着：“个×的。”

几天之后，小格拉西莫夫才缓过来。但对小三的画他却始终不屑一顾。小三请他看画，他头也不抬地说：“艺术嘛，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儿。”小三说：“这也是小格拉西莫夫说的？”小格拉西莫夫说：“这是电影《地道战》里说的。画吧啊，你不是还没有出师吗？”小三说：“你出师了吗？”小格拉西莫夫唱起来：“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冰川号继续航行在斯卡格拉克海峡。本来很安静的走廊突然传来一阵纷乱的脚步声，一些人议论着什么正往一个方向走。我看看表，冰川号还不到靠岸的时间，我和齐叔不约而同坐起来，披衣走出房间。原来人们正往酒吧走，好像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跟了上去。果然，酒吧里已聚集起不少人，他们正传递着一个消息：据路透社刚才的广播说，在莫斯科，叶利钦的坦克终于占领了“白宫”。这意味着苏联即将解体。聚集在这里的大多是苏联人和东欧人，有人兴奋着举起酒杯，碰着。有人很沉闷。我那位同路人“小格拉西莫夫”还坐在他的位子上，只对我耸了耸肩，摊了摊手。我想这是一个无所谓的姿态。

我和齐叔没有参与酒吧里的议论，回到房间。齐叔突然沉默了，一连抽了几支烟。我说，您怎么了？齐叔说，那不就是老、小格拉西莫夫的国家吗？当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唱着“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时候，我也感到过呼吸的阵阵自由，你就不一定。

说不定叶利钦能给俄国人一些呼吸的自由。我说。

齐叔说，这是一部正在写着的历史，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每天都在不知不觉地写着自己的历史。

我说，我还是想着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他的历史是怎么写下去的。

齐叔说，我们在土坨相处了差不多一个月，都画了不少画。告别前，我们在老闷儿家布置了一个三人联展。临走，小格拉西莫夫家真粉了麦子，白面饼烙了半尺厚一摞，还煎了腊肉——过年时腌下的。枣酒、山药酒弄了好几瓶子。娜塔丽娅跑进跑出，把饼卷肉亲自送到我手里，像要弥补那天的过失。

那么，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长进吗？我问齐叔。

怎么说呢，齐叔说，经我一再建议，狗倒是能进门了。我说，小格拉西莫夫，让狗进门还是不可忽视的，小三的话你得重视一下。

就算是狗能进门了，油画之于他，他之于油画，意义到底又在哪里呢？我问。

这是我留给你的问题，你是作家。齐叔说。我们吃了白面饼卷腊肉，喝足了枣酒，就和小格拉西莫夫告别。他推个小车把我送上长途汽车，最后还是说：“齐老，等着的，等秋后我背筐山药去看您。”

秋后，小格拉西莫夫去了吗？还有他的山药——大红袍，小薄皮儿？我问。

齐叔说，没有。没等秋后我又出了事，干校查出了我的病假条，我又被揪了回去。我再次见到小格拉西莫夫，那是三年以后的事。

三年后，我专程去土坨找小格拉西莫夫，没想到在西县县城碰见了他。他没有画画，他在卖葱，正和一个买葱的老太太争执。老太太买了一把葱，交了钱，拿了葱，又去揪小格拉西莫夫的葱叶。小格拉西莫夫说：“干什么你，这买葱的不容易，这卖葱的也不容易。”老太太还揪，小格拉西莫夫便举起秤杆去梆老太太的头。可想而知，眼前的情景对于我们是个不方便的时刻。世界上的人都有个不方便的时候。我错过了小格拉西莫夫。

可我总是惦着这个青年，这个肩背粪筐的青年的艺术生涯。我四处打听——你知道，这几年我不断担任各类画展评委，每次都注意有没有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一次真碰见一位西县来省里送画的同志，我问他小格拉西莫夫的情况，他说不知道这个人。我说，土坨的，画油画。他说，你说的是二旦吧（小格拉西莫夫叫二旦，姓秦）。对对，秦二旦。我说。他告诉我，前几年二旦在县城开了个画廊。农民们觉得很新鲜，进去看看说，怎么画的都是些迷魂阵呀。小格拉西莫夫的画廊没有支撑下去。那你们对他的画怎么评价呢？我对西县那位同志说。西县的同志笑了，说，在大都市兴许可以，可在我们深山老峪，人们的素质上不去。

我还是想见见小格拉西莫夫，索性专程去了趟土坨。娜塔丽娅迎的我。五十来岁的人了，骑辆本田摩托，带着一手金戒指。她立刻就认出了我，大大方方地说，快来画吧，画个骑摩托的。我说，我是来看二旦的。她说，我知道你是来找你徒弟的。他呀，正在后山烧窑呢。我说，烧砖？她说不是。我说，烧瓦？她说不是。我说，烧花盆？她说不是，他烧的是艺术品，专烧小课（裸）体儿。“这回可行啦，生是让小课体儿救了他，销路可好哩。”她说。

我马不停蹄地爬上后山，看见一个乱石小院，院里有个小土窑正在冒烟。我直奔小土窑而去。

“有人吗？”我推开栅栏门说。

从一间乱石小屋里走出一个年轻人，瓜子脸油红，蓬乱的头发竖着，穿件假警服，腰里系根绳子。他站在门口，打量着我说：“找谁呀？”

我说：“找你呀。”

年轻人又把我打量一阵说：“认不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唱起来。

年轻人更显懵懵懂懂。

我说：“秦二旦你怎么了？”

年轻人说：“二旦是我爹。”

我这才明白过来，屈指算算，我和小格拉西莫夫相识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你爹呢？”我问年轻人。

“送火（货）却（去）啦。”

“到哪儿送货去啦？”

“太原。快进屋吧。”

我跟年轻人进了屋。当屋支块铺板，上面有红泥、青泥和石膏。四周地下摆放的都是“货”：泥质的，石膏的，烧过的和未烧过的；全裸的和半裸的“小课体儿”；扇着翅膀的小天使；歪头读书的小爱弥儿。

我打量着眼前的货问年轻人：“都是你和你爹做的？”

年轻人说：“我翻模子，我爹挂彩。生是让我撺掇的他，先前他还不愿干。”

我这才注意到，原来石膏人都点着红嘴唇，有的奶头上也挂着“彩”。

我问年轻人他爹哪天回来，他说得五六天；又说：“我给你做饭吧，准是约（远）道来的朋友，有其席（吃食）。”

我早就发现在一个墙角码着好几个粮食口袋，口袋上都印着字：“雪花牌特一粉”“免淘小站米”……米面口袋们大都敞着口。山药也有，和东倒西歪的“小课体儿”搅和在一起。

“那，你妈呢——你娘？”我问。

年轻人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自有不方便之处吧。这时，我发现这房子还有间里屋。我往里看看，有条小炕，炕上并排卷着两个小铺盖卷儿。

我没有等小格拉西莫夫回来，也没有吃他家的“特一粉”和“免淘小站米”，年轻人也没有执意留我。

冰川号的走廊里又传来纷乱的脚步声，这次预示着我们已入挪威湾，船就要靠岸了。

“起床吧，小姐。”齐叔对我说。他已站在房间中央又踢腿又弯腰。

你看到小格拉西莫夫的油画了吗？在那个乱石小屋。我问齐叔。

齐叔说，让他儿子给烧了。据他儿子形容，烧的时候烟冒得很大，很呛人。连画箱都被他儿子烧了。他儿子手舞足蹈地形容：“嘎巴嘎巴……”

挪威湾被初冬的太阳照得金光灿灿。我和齐叔随着人流走下冰川号的舷梯，走出港口。我又见到了与我同行的那位“小格拉西莫夫”。又一次与我见面，他格外热情，放下手提行李就过来同我握手。我和他握着手，用我掌握的那几个俄文单词对他说：“格拉西莫夫同志，祝你好运。”

他说：“我不姓格拉西莫夫。”

我说：“对不起，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吗？”

他说：“我姓科林，谢尔盖·科林。也祝你好运。”

我和科林分了手。齐叔说，你的俄文发音有毛病，有些单词字头的元音应该“软化”，比如咱们说了一路格拉西莫夫，实际，“格”在此应该读“盖”，小格拉西莫夫就应该读小盖拉西莫夫。

1999年3月30日 zOOddnvdsKA2wHBkko99SizBvuYx+eA7NCMIJ0siCWt1IuJ7Cs1BenzeJVrD9N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