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年

唐代的长安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京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全城除去城北的皇宫和东西两市，共有一百一十个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坊，坊与坊之间交叉着笔直的街道。它自从582年（隋文帝开皇二年）建立后，随时都在发展着，到了天宝时期可以说是达到极点。里边散布着统治者的宫殿府邸、各种宗教的庙宇、商店和旅舍，以及公开的和私人的园林。唐代著名的诗人很少没有到过长安的，他们都爱用他们的诗句写出长安地势的雄浑、城坊的整饬、统治阶级豪华的生活和日日夜夜在那里演出的兴衰隆替的活剧。杜甫在他三十五岁时（746）也到了长安，但他的眼光并没有局限在这些耀人眼目的事物上；他一年年地住下去，在这些事物以外，还看到统治集团的腐化和人民的痛苦。他在一首赠给张垍的诗里说他多年漫游所得的结果是“适越空颠踬，游梁竟惨凄”；他在洛阳经历了许多人间的机巧；如今他到了长安，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一个官职。他和佛教的因缘不深，王屋山、东蒙山的求仙访道是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无论是家庭的儒术传统或是个人的要求都促使他必须在政府里谋得一个工作的地位。他的父亲由兖州司马改任距长安不远的奉天（陕西乾县）县令，也许是使他西去关中的附带原因。不料在长安一住十年，他得到的并不是显要的官职，而是对于现实的认识，由此他给唐代的诗歌开辟了一片新的国土。

这时的政治正显露出日趋腐化的征象。李隆基做了三十多年的皇帝，眼看着海内升平，社会富庶，觉得国内再也没有什么事值得忧虑，太平思想麻痹了他早年励精图治的精神。这个年过六十的皇帝，十几年来迷信道教，不是亲自听见神仙在空中说话，就是有人报告他在紫云里看见玄元皇帝（即老君），或是某处有符瑞出现，使他相信他将要在一个永久升平的世界里永生不死。同时他又把自己关闭在宫禁中，寻求官感的享乐，终日沉溺声色，过着骄奢无度的生活。他把一切政权都交付给中书令李林甫。李林甫是一个“口有蜜腹有剑”的阴谋家。他谄媚玄宗左右，迎合玄宗的心意，以巩固他已经获得的宠信；他杜绝讽谏，掩蔽聪明，以完成他的奸诈；他忌妒贤才，压抑比他有能力的人，以保持他的地位；并且一再制造大狱，诬陷与他不合作的重要官员，以扩张他的势力。因此开元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比较正直的、耿介的、有才能的，或是放诞的、狷洁的人士，几乎没有一个人不遭受他的暗算与陷害。杜甫所推崇的张九龄、严挺之都被他排挤，离开京师，不久便先后死去；惊赏李白的天才、相与金龟换酒的贺知章也上疏请度为道士，归还乡里；随后李邕在北海太守的任上被李林甫的特务杀害，左丞相李适之贬为宜春太守，不久也被迫自杀；与李适之友好、后来与杜甫关系非常密切的房琯也贬为宜春太守。这时的长安被阴谋和恐怖的空气笼罩着，几年前饮中八仙的那种浪漫的气氛几乎扫荡无余了。李林甫以外，政府里的人物不是像王、杨国忠那样的贪污，就是像陈希烈那样的庸懦。——杜甫初到长安，漫游时代的豪放情绪还没有消逝，他在咸阳的旅舍里度天宝五载的除夕时，还能和旅舍里的客人们在明亮的烛光下高呼赌博。但等到他和长安的现实接触渐多，豪放的情绪也就逐渐收敛，这中间他对于过去自由的生活感到无限的依恋。一种矛盾的心情充分地反映在他长安前期的诗里：一方面羡慕自由的“江海人士”，一方面又想在长安谋得一个官职，致使他常常有这样的对句：上句说要脱离使人拘束的帝京，下句紧接着说不能不留在这里。尤其是从外面回到寂寞的书斋，无论在风霜逼人的冬日，或是望着渭北的春天，他终日只思念着李白；孔巢父从长安回江东时，别筵上他也一再托付他，向李白问讯。他这样怀念李白，就是羡慕李白还继续着那种豪放的生活，而他自己却不得不跟这种生活告别。

唐玄宗终日在深宫里纵情声色，对于外边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模糊，从一个精明有为的帝王变成一个糊涂天子。他有时偶然想到人民，豁免百姓的租税，但那些贪污的权臣的横征暴敛比他所豁免的要超过许多倍。747年，他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李林甫最疾恨文人和艺术家，因为这些人来自民间，不识“礼度”，他恐怕他们任意批评朝政，对他不利，于是摆布阴谋，让这次应征的举人在考试时没有一人及第。揭晓后，他反而上表祝贺，说这足以证明如今的民间没有剩余的贤能。玄宗也只好这样受他蒙混。杜甫和诗人元结（723—772）都曾经参加过这个欺骗的考试。杜甫本来把这次考试看成他唯一的出路，并且以为一定能够成功，不料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他在诗里一再提到这件伤心事，等到752年李林甫死后，他更放胆说出他几年来胸中的悲愤：

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指李林甫专权）；

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这是杜甫在李林甫的阴谋政治里遇到的打击，同时他私人的经济情形也起了大变化。他父亲可能在奉天县令的任上不久便死去了；他在长安一带流浪，一天比一天穷困，为了维持生活，他不能不低声下气，充作几个贵族府邸中的“宾客”。当时有一小部分贵族承袭着前代的遗风，除去在他们的府邸园林中享受闲散的生活外，还延揽几个文人、乐工、书家、画师作为生活的点缀。他们在政治上不会起什么作用，可是据有充足的财富，随时给宾客们一些小恩小惠。宾客追随着他们，陪他们诗酒宴游，维持自己可怜的生计；有时酒酣耳热，主客间也仿佛暂时泯除了等级的界限，彼此成为“朋友”。杜甫就作过这样的宾客。他除此以外，还找到一个副业，他在山野里采撷或在阶前种植一些药物，随时呈献给他们，换取一些“药价”，表示从他们手里领到的钱财不是白白得来的。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这些“友朋”中最重要的是汝阳王李琎和驸马郑潜曜。他写诗赠给他们，推崇他们，说他们对待他是——

招要恩屡至，崇重力难胜。（《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

但实际的情况却在另一首诗里说得清楚：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他写出这样辛酸的诗句赠给韦济。韦济也不是怎样高明的人物，他在734年把乌烟瘴气的方士张果举荐给玄宗，逢迎皇帝求长生、迷信道教的心意。748年由河南尹迁尚书左丞。在河南时他曾经到首阳山下尸乡亭去访问杜甫，可是杜甫已经到长安去了。他到长安后，常常在同僚的座上，赞颂杜甫的诗句，这可以说是当时在长安惟一因为诗而器重杜甫的人。因此杜甫也就把他心里的悲愤毫无保留地向他倾诉，写成《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首诗一开端就说出他在这腐化的社会中感到的真实，“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随后他述说他早日的抱负和今天的沦落。这是杜甫最早的一首自白诗，也说明他的穷困从此开始。诗里还叙述了他内心的冲突：他想东去大海，恢复他往日自由浪漫的生活，可是又舍不得离开终南山下的长安。事实上，他在749年的冬天也回过故乡一次。他在洛阳城北参谒那时已经改名太微宫的玄元皇帝庙，欣赏吴道玄在宫中壁上画的《五圣图》，并且写出一首诗，对于玄宗过分地推崇道教表示不满。他在洛阳没有住多久，又回到长安。

玄宗在751年（天宝十载）正月八日到十日的三天内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地。杜甫正感到无路可走，于是趁这机会写成三篇《大礼赋》，把《进三大礼赋表》投入延恩匦。想不到这三篇赋竟发生了效果，玄宗读后，十分赞赏，让他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成为他长安十年内最炫耀的一个时期。他在一天内声名大噪，考试时集贤院的学士们围绕着观看他。可是这个幸运一闪便过去了。考试后他等候分发，却永无下文，这也是李林甫在从中作祟。他只好长期地等待，等到第二年的春天他又回到洛阳小住时，他绝望地向集贤院的两个学士说，仕进的前途没有多大希望了，只有继承祖父的名声努力作诗吧。

但他并不完全断念。754年又接连进了两篇赋：《封西岳赋》和《雕赋》，他在这两篇赋的进表里仍旧是渴望仕进，把他穷苦的生活写得十分凄凉。同时他也不加选择，投诗给那些他并不十分尊重的权要，请求他们援引。他写诗给翰林张垍、京兆尹鲜于仲通、来长安朝谒的哥舒翰、左丞相韦见素。这些诗都是用排律写成的，具有一定的格式：首先颂扬他们的功业，随后陈述自己的窘况，最后说出投诗的本意，说得又可怜、又迫切，排律里堆砌的典故也掩盖不住他凄苦的心情。从这里我们看到，杜甫一方面被贫穷压迫，一方面被事业心驱使，为了求得一个官职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他四十岁后，不但穷，身体也渐渐衰弱了。751年秋天，长安下了许多天雨，到处墙屋倒塌，杜甫在旅舍里整整病了一秋，门外积水中生了小鱼，床前的地上也长遍青苔。他的肺本来就不健全，这次又染上沉重的疟疾。他病后到友人王倚家中，向王倚述说他的病况：

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

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病后过王倚饮赠歌》）

同年冬天，他寄诗给咸阳、华原两县县府里的友人说他饥寒的情况：

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

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咸华两县诸子》）

王倚和咸、华两县的友人，既不是权贵，也不是文豪，却是些朴实无名的人。当杜甫运用典故写出一篇篇的五言排律呈给权贵请求援引时，他也向这些朴实而平凡的人用自然活泼的语言述说他的病和他的饥寒。这时杜甫已经起始吸取民间的方言口语，把它们融化在他的诗句中，使他的诗变得更为新鲜而有力。

在权贵和无名的友人之外，这里我们要提到三个人，这三个人在杜甫的长安后期丰富了他的生活，慰解了他的愁苦，并且都是他终生的朋友。他们是高适、岑参、郑虔。

高适在宋州和杜甫、李白别后，浪游数载，最后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里作书记，752年的下半年随哥舒翰入朝，到了长安。岑参（715—770），这个与高适齐名的诗人，从749年起在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的幕府任书记，在751年秋天随高仙芝来长安，754年初又随着封常清去北庭（新疆吉木萨尔）。郑虔则从750年起在长安任广文馆博士。在这时期内，三人中与杜甫来往最久、交谊最厚的是郑虔；至于杜甫与高岑的聚合则集中在752年秋他们三人偕同储光羲、薛据共登慈恩寺塔的那一天。

慈恩寺在长安东南区的进昌坊，东南经过一些庙宇便是曲江，人们若是登上寺内七层的高塔，俯瞰这渭水与终南山中间的名城，从它山川的背景上便会更清楚地看出它雄浑而沉郁的气象，这正如岑参在登塔时所写的——

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

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这天共同登塔的人，每个人都写了一首诗（只有薛据的诗失传了），这些诗大半都表达出一种共同的感觉，人们登上高处，就好像升入虚空，与人世隔离了。杜甫的诗却不然，他并没有出世之感，他说：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他在秋日的黄昏望见秦山破碎，泾渭难分，从无语的山川里看出来时代的危机；随后他像屈原似的用借喻法写出对于唐太宗的怀念与对玄宗的惋惜：

回首叫虞舜（指唐太宗），苍梧（指太宗墓）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指玄宗与贵妃在温泉的游宴）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这正是号称治世而乱世的种子已经到处萌芽的时代。李林甫专政，奸臣弄权，把开元时代姚崇、宋璟培养的一些纯良政风破坏无余。边将们好大喜功，挑动战争，在开元末年和天宝初年还能在边疆的战场上获得一些胜利；可是后来就不同了，在751年的一年内，鲜于仲通争南诏，高仙芝击大食（阿拉伯），安禄山讨契丹，结果无一不败。为了补充兵额，人民担负着极大的征役的痛苦，有时杨国忠甚至遣派御史分道抓人，套上枷锁送入军中。玄宗把政事交给贪污的宰相，把边防交给穷兵黩武的将官，人民受着纳租税与服役的残酷剥削，同时生产力也就衰落下去了。

长安北渭水上的咸阳桥连接着通往西域的大道，统治者用暴力征发来的兵士开往边疆都要从这里经过。杜甫曾经亲自看到过士兵们出发时的情景，他们的父母妻子拦道牵衣，哭声震天。他问一个兵士到哪里去，那兵士说，他十五岁时就到过北方防守黄河要塞，好容易盼着回来了，如今满头白发，又要开往边疆营田，准备和吐蕃作战，抛下家里的田地反倒没人耕种，可是县官又来催租，真不知租税从哪里凑得起来。杜甫看着这凄惨的景象，听着这悲凉的谈话，再也遏制不住他心头的痛苦了，他写出他第一首替人民说话的诗：《兵车行》。在这首诗里他提到生产力的减少：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提到统治者驱使人民，有如鸡犬，同时对于租税一点也不放松，最后想象出西方战场上的情况是：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这时杜甫正在四十岁左右，他四十岁以前的诗存留下来的并不多，一共不过五十来首，其中固然有不少富有创造性的诗句，但歌咏的对象不外乎个人的遭遇和自然界的美丽与雄壮。随着《兵车行》的出现，他的诗的国土扩大了，里边出现了唐代被剥削、被奴役的人民。——《兵车行》以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他一再地对于侵略性的战争提出疑问。他说，“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又说，“杀人亦有限，立（一作列）国自有疆”。

在这政风腐败、边疆失利、民生渐趋凋敝的时代，玄宗奢侈的生活却有加无已。春天带着贵妃和杨氏姊妹从南内兴庆宫穿过夹城游曲江芙蓉苑，冬季到骊山华清宫里去避寒；贵妃院和杨氏五宅日常享用的丰富，出游时仪仗的隆盛，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进食”时一盘的费用有时能等于中等人家十家的产业。至于斗鸡、舞马、抛球……那些外人难明真相的宫中乐事，给民间添了许多传说，给诗歌传奇添了许多材料，但是这中间不知隐埋着多少人民的血泪。杨氏姊妹荒淫无耻的生活，使杜甫难以忍受了，他毫无顾忌地写出《丽人行》，描画她们丑恶的行为。

这是杜甫在长安真实的收获：他的步履从贫乏的坊巷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名阁、互竞豪华的曲江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他由于仕进要求的失败认识了这个政治集团的腐败，由于自身的饥寒接触到人民的痛苦。

在个人的贫穷与时代的痛苦一天比一天加深的时期，却有一个朋友能使他暂时笑破颜开，有时甚至恢复早年的豪兴，这个朋友是我们前边提到的郑虔。郑虔懂得天文地理、国防要塞，还精通药理，著有《天宝军防录》、《荟萃》、《胡本草》等书；能够写字、绘画、做诗，曾题诗在自己的画上，献给玄宗，玄宗在上边题了“郑虔三绝”四个字。他并且理解音律，潇洒诙谐。天宝初年为协律郎，有人告发他私撰国史，被贬谪。750年回到长安，玄宗给他一个闲散的、无所事事的职位，广文馆博士，后又改充著作郎。可是他的著述和作品并没有一件流传下来，只是《全唐诗》里存有他一首并不高明的五言诗《闺情》。他多才多艺，却缺乏崇高的品质，安史乱中，被敌人捉到洛阳，虽然没有显著地投敌，可是也和敌人发生些不清不白的关系。但他在杜甫的朋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安史乱后，郑虔被贬为台州司户，杜甫怀念他的诗都十分动人，可以与怀念李白的诗并读。他和李白对于杜甫的生活与性格都发生过一些影响，如果说李白曾经使杜甫的胸襟豪放，那么郑虔则以他的聪颖启发了杜甫的幽默感。杜甫贫困到不能忍受时，他有时发出悲愤反抗的声音，有时也消极地用一两句幽默来减轻痛苦的重担。这是一种逃避的心情，这种心情杜甫在郑虔的面前最容易流露，在多么困苦的境遇里，只要见到郑虔，他便能在诙谐的言谈中暂时得到安慰。753年八月，长安霖雨成灾，米价腾贵，政府从太仓里拨出十万石米减价粜给市民，每人每天领米五升，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春天。杜甫也属于天天从太仓里领米的人。可是他得到一点钱就去找郑虔，二人买酒痛饮，饮到痛快淋漓时，杜甫仍不免有这样深沉的、悚然的感觉——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醉时歌》）

这说明那久已收敛的豪情虽然能够得到一度的发作，但眼前的饥饿究竟是铁一般的现实，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

这年，从前和杜甫在山东一起游猎的苏源明也到了长安，任国子监司业。他和杜甫、郑虔常常在一起饮酒论文，成为亲密的朋友；后来苏郑在764年（代宗广德二年）先后死去，杜甫在成都听到这个消息，作诗哀悼他们，一开端就这样说：

故旧谁怜我？平生郑与苏。（《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

751年（天宝十载）以前，杜甫在长安和长安附近流浪，并没有一定的寓所，居住的多半是客舍。751年以后，他的诗里才渐渐提到曲江，提到杜陵，他的游踪也多半限制在城南一带。长安以北直到渭水南岸是禁苑，供皇帝游猎；城南是山林胜地，许多贵族显宦在那里建筑他们的别墅园亭，从城东南角的曲江越过城外的少陵原、神禾原，一直扩张到终南山。那一带的名胜，如樊川北岸的杜曲、韦曲、安乐公主在韦曲北开凿的定昆池、韦曲西的何将军山林，以及皇子陂、第五桥、丈八沟、下杜城……这些地名都在杜甫长安后期的诗中出现了。由“寸步曲江头”和“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那样的诗句我们可以揣想，杜甫在751年后已经在曲江南、少陵北、下杜城东、杜陵西一带地方有了定居，并且此后也起始自称为“少陵野老”、“杜陵野客”或“杜陵布衣”。至于他的妻子从洛阳迁到长安，大半在他有了定居以后，754年的春天。

他的长子宗文可能生于750年，次子宗武生于753年的秋天，至于后来在奉先饿死的幼儿这时还没有降生。一家数口来到长安，他的负担更重了，加以几年来水旱相继，关中大饥，他在杜曲附近虽然有些微薄的“桑麻田”，也无济于事。这年秋天雨不住地下，四海八荒被一片无边无际的雨云蒙盖着，延续了六十多天。物价暴涨，人们也顾不得将要来到的冬寒，为了解除目前的饥饿，都把被褥抱出来换米。杜甫在这无望的景况中，举目泥泞，不能出门，索性把家门反锁起来，一任孩子们不知忧虑地在雨中游戏。院中的花草都在雨中烂死了，只有他在阶下培种的决明子格外茂盛，绿叶满枝好像是翠羽盖，开花无数正如他身边所缺乏的黄金钱。

在这样的情形下，他的家属在长安没有住满一年便住不下去了，秋雨后，他不得不把妻子送往奉先（陕西蒲城）寄居，奉先令姓杨，或许是他妻家的同族。他本人仍然回到长安。同时他的舅父崔顼任白水尉，白水是奉先的邻县，从此他就常常往来于长安、奉先、白水之间。

到了755年的十月，除去中间回了几趟洛阳，他在长安已经整整九年，也许是他上左丞相韦见素的诗发生了作用，被任河西县尉。当时的县尉，可以说是使一个有良心的诗人最难忍受的职位。高适任封丘尉时，有几句诗写县尉的生活非常沉痛：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高适《封丘作》）

杜甫在长安与高适重逢，也曾经为他欣幸，因为他脱身县尉，再也用不着鞭打人民了。如今他绝不愿蹈高适的覆辙，去过逢迎官长、鞭打人民的生活，他虽然贫困，虽然四十四岁了还没有一个官职，他却不加考虑便拒绝了这个任命。他辞却河西尉，改就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任务是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锁钥，职位是正八品下。

他决定接受这个职务后，又到奉先去探视一次妻子。这正是唐朝成立以来统治集团的奢侈生活与人民所受的剥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点的时刻，随着频年的水旱成灾，人民的生活比起开元时代好像翻了一个大筋斗，贫富的悬殊一天比一天尖锐。杜甫在十一月里一天的夜半从长安出发，当时百草凋零，寒风凛冽，手指冻僵，连衣带断了都不能结上。他如今有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官职，可以说是长安九年内不断地献赋呈诗所得到的结果，他一路上便把这些年的生活总括起来检讨了一遍。他想起他在长安内心里常常发生的冲突，他本来可以像李白那样，遨游江海，潇洒送日月，但他关心人民，希望有一个爱护人民的政府，他把这希望完全寄托在皇帝身上，所以他舍不得离开长安，他觉得自己好像倾向太阳的葵藿，本性不能改变。如今头发白了，身体衰弱了，当年以稷契自命，如今获得的职务只不过是在率府里看管兵器。至于他所倾向的“太阳”呢？——他走过骊山下，天已破晓，他知道，玄宗正在山上的华清宫里避寒，在歌舞声中尽情欢乐，把从民间搜刮来的财物，任意赐予，他追究这些财物的来源是——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赴奉先咏怀》）

而杨贵妃与杨氏姊妹饮馔的丰美，使他不禁想起长安街头的饿殍，心头涌出来这千古的名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赴奉先咏怀》）

门内门外，而咫尺之间竟有这么大的不同，想到这里，他或许会感到这个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但他当时并不知道，安禄山已经起兵范阳，而唐代的社会从此便结束了它的盛世，迈入了坎坷多难的时期。他转北渡过渭水，到了奉先，一进家门便听见一片号咷的声音，原来他未满周岁的幼儿刚刚饿死。邻居都觉得可怜，做父亲的哪能不悲哀呢？但是杜甫的悲哀并不停滞在这上边，他想，他自己还享有特权，既不纳租税，也不服兵役，如今世界上不知有多少穷苦无归与长年远戍的人，他们身受的痛苦不知比自己的要多多少倍！想到这里，他的忧愁已经漫过终南山，弥满天下了。

他把从长安出发到奉先这段路程的经历和感想写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是一篇杜甫划时代的杰作，里边反映出安史乱前社会的实况，反映出杜甫内心的矛盾与他伟大的人格；这也是杜甫长安十年生活的总结，从这里我们知道，杜甫无论在思想的进步上或艺术的纯熟上都超越了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

他再回长安，在率府里工作没有多久，安禄山就打到洛阳，在756年正月自称大燕皇帝，杜甫在长安沦陷前的一个月离开了长安。